摘要：中东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内含伊斯兰教的诸多元素。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思潮表现为从伊斯兰现代主义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演变，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实践可谓伊斯兰社会运动的典范，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伊斯兰革命则是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坐标。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涉及内容甚广，不仅包括信仰的阐释，而且涵盖现实行为的规范，渗透到穆斯林生活的各个层面。伊斯兰教自以来，俨然是中东文明的标志和象征，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诸多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成为诸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元素。本文拟着眼宗教改革思潮、社会运动、政党政治和政治革命四个方面，考察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元素，分析伊斯兰文明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内战联系。
一、伊斯兰宗教改革思潮——从伊斯兰现代主义到现代伊斯兰主义
通常认为，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而由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督教世界随之经历现代化的长足进步，至于伊斯兰教则未曾经历过宗教改革，系传统范畴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是制约伊斯兰世界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负面因素。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众所周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诸多宗教尽管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却非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尤其是在不同的时代伴随着性质各异的思想变革过程。基督教诞生于古代地中海世界，早期基督教包含下层民众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政治倾向，在中世纪的欧洲长期构成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15世纪以后逐渐演变为适应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根源于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特定历史环境，无疑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改造阿拉伯社会的重要武器。伊斯兰教的产生，集中体现阿拉伯人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深刻变革，堪称宗教形式的社会革命。“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作为统治者主导的官方学说趋于保守和僵化，逐渐演变为具有浓厚传统色彩和捍卫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论。然而，伊斯兰教绝非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亦非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自19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步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现代化进程中客观物质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伊斯兰教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随着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伊斯兰教经历了深刻变革的历史过程，进而形成现代宗教思潮与传统教界理论的明显对立。
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改革思潮，主要表现为倡导科学和民主两大主题。在19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宗教改革思潮的标志在于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兴起。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是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贾马伦丁·阿富汗尼（1839－1897）祖居阿富汗，早年创办“喀布尔报”，宣传爱国、平等和自由的政治思想。1871年，贾马伦丁·阿富汗尼移居开罗，在爱资哈尔广招弟子，著书立说，倡导遵循理性和科学的原则改造传统伊斯兰教。贾马伦丁·阿富汗尼认为，政治体制、社会理想和智力的表现形式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古兰经》亦应允许根据现代科学和理性的发展作出新的诠释，进而适应穆斯林生活环境的变化，因此重新启动创制之门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于振兴伊斯兰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贾马伦丁·阿富汗尼认为，西方的崛起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伊斯兰世界的停滞状态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穆斯林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捍卫伊斯兰世界，发展伊斯兰文明。与此同时，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在政治方面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和穆斯林的广泛政治联合，主张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领导下共同抵御西方的侵略，振兴伊斯兰世界[2]。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出生于埃及，早年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1881年参与奥拉比领导的反英起义，1882年流亡国外，1888年返回埃及[3]。穆罕默德·阿卜杜深受贾马伦丁·阿富汗尼的影响，致力于改革传统伊斯兰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试图协调伊斯兰教的信仰与变动的社会现实，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诠释经典和教法，强调伊斯兰教的信仰与现代科学的一致性，强调伊斯兰文明与现代社会的同步性，进而倡导教俗分离的信仰原则。穆罕默德·阿卜杜认为，伊斯兰教的传统诠释已与经训的原则不符，有必要回归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进而遵循理性的原则重新启动创制之门。穆罕默德·阿卜杜致力于改造埃及传统的司法模式和教育模式，引进西方现代的法律思想，修订爱资哈尔的课程体系，增加世俗的教育内容，由此导致与传统欧莱玛之间的对立和冲突[4]。
进入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改革思潮逐渐从文化层面延伸到政治领域，现代伊斯兰主义悄然崛起，成为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崭新意识形态。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先驱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继承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的宗教改革思想，反对盲从守旧和固步自封，强调理性和创制的信仰原则，进而援引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的历史实践，强调信仰的公众化与宗教的政治化，主张遵循经训阐述的原旨教义改造现存的政治秩序，推翻世俗君主政体，建立教俗合一的国家秩序，实现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哈桑·班纳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完整思想体系，是指导人生各个领域的终极道路；伊斯兰教有两个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即《古兰经》和“圣训”；伊斯兰教是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为信仰者的个体和群体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制定万能的制度，制约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伊斯兰教是永恒的真理，适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在此基础之上，哈桑·班纳强调信仰的公众化与宗教的政治化，即伊斯兰教并非个人的信仰，亦非局限于内心世界，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框架，是规范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最高准则，因此需要在各个方面加以实践，进而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5]。另一方面，哈桑·班纳继承贾马伦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的伊斯兰现代主义理论，反对盲从和守旧，强调创制的信仰原则，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6]。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哈桑·班纳的思想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伊斯兰现代主义着眼于智力的觉醒，而哈桑·班纳则着眼于政治的实践。哈桑·班纳援引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原则，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实现民众积极的政治参与。在哈桑·班纳看来，早期伊斯兰时代无疑是伊斯兰世界的理想时代。然而，哈桑·班纳倡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并非追求早期伊斯兰时代社会模式的重新构建，而是强调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理念与现代社会秩序的完美结合[7]。
阿里·沙里亚蒂是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先驱和伊朗现代宗教政治的杰出理论家，被誉为伊朗和什叶派伊斯兰教的马丁·路德[8]。阿里·沙里亚蒂出身于呼罗珊的乡村教师家庭，早年留学法国，1965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马什哈德大学和德黑兰侯赛因·伊尔沙德经学院任教，1977年被伊朗政府驱逐出境，流亡英国，同年遭到暗杀。阿里·沙里亚蒂援引《古兰经》的相关启示，阐释人文主义的信仰理念，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阿里·沙里亚蒂认为，人生而平等，男人与女人同样享有平等的权利[9]，“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正义的胜利、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和邪恶的最终灭亡”[10]。与此同时，阿里·沙里亚蒂认为，早期的伊斯兰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古兰经》则是规范穆斯林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的蓝本；自16世纪起，什叶派蜕变为历代王朝统治人民的官方学说和君主制度的舆论工具，是保守势力的象征和君主制度的卫士，而现存的伊斯兰教恪守传统的社会秩序，是业已僵化的神学理论；应当摒弃教界传统理论，回归经训的道路，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实现安拉与人民的原则，建立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秩序[11]。阿里·沙里亚蒂主张通过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方式改造伊朗的社会秩序；“民主制是最进步的和最符合伊斯兰教的政治制度”[12]。阿里·沙里亚蒂明确区分两种类型的伊斯兰教，即阿里家族的伊斯兰教与萨法维王朝以及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教，前者作为民众的伊斯兰教，代表进步和革命的运动，后者作为统治者的伊斯兰教，背离经训的教诲[13]。“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是被压迫民众的宗教，后者则是哈里发和宫廷的宗教……真正的伊斯兰教并不仅仅是穷人的宗教，而是追求公正、平等和根除贫困的宗教”，“我们需要的是自由和进步的伊斯兰教……我们需要的是战斗者的伊斯兰教……我们需要的是阿里家族的伊斯兰教，而不是萨法维王朝的伊斯兰教”[14]。阿里·沙里亚蒂极力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反抗邪恶的统治既是伊玛目的事业，更是所有穆斯林的神圣职责。在阿里·沙里亚蒂看来，伊斯兰教的精髓在于生命的奉献。阿里·沙里亚蒂的名言“殉难是历史的核心”和“时时都是阿舒拉，处处皆为卡尔巴拉，”[15]，在后来的伊斯兰革命期间成为广泛流传的政治口号[16]。然而，阿里·沙里亚蒂所倡导的是伊斯兰教的革命而不是教界的革命，否认什叶派欧莱玛抑或教法学家具有神圣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阿里·沙里亚蒂激烈抨击教界保守势力，谴责教界保守势力已经沦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已经与统治者和富人沆瀣一气。阿里·沙里亚蒂认为：“在先知的时代，穆斯林具有独立的见解，相互之间商讨不同的看法。相比之下，现在的许多冒牌宗教学者极力使信众成为驯服的羊群，使信众失去抗争的意识而成为统治者的顺民”[17]，“宗教学者并非法定的权威……伊斯兰教中没有教士，教士是从基督教借用的词汇”[18]。在阿里·沙里亚蒂看来，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意味着现存秩序的否定，而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不能在教界的领导下付诸实践，只有进步的知识分子才能领导民众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19]。
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潮不同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传统教界作为伊斯兰世界传统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无意倡导民主政治。传统教界的政治理论集中体现传统社会的客观物质环境，强调传统秩序的合法地位，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舆论工具。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崇尚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社会秩序，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和僵化的神学理论，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现代伊斯兰主义貌似复古，实为借助于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强调公众参与和公民权利，抨击世俗色彩的极权政治，其基本思想已与传统伊斯兰教相去甚远，无疑属于现代宗教政治理论的范畴，颇具革命的倾向，蕴含着民众政治动员的巨大潜力。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滥觞，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神圣外衣在伊斯兰世界渐露端倪。
注释
[1] 作者简介：哈全安，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特聘教授，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2] Esposito,J.L.,Islam and Politics,New York 1984,p.47.
[3] Lapidus,M.A.,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Cambridge 1988,p.621.
[4] Esposito,J.L.,Islam and Politics,pp.48-49.
[5] Botman,S.,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New York 1991,p.121.
[6] Wendell,C.,Five Tracts of Hasan Al-Banna(1906-1949),Berkeley 1978,p.4.
[7] Davidson,L.,Islamic Fundamentalism,London 1998,pp.21-22.
[8] Downes,M.,Iran’s Unresolved Revolution,Aldershot 2002,p.94.
[9] Khater,A.F.,Sourc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Boston 2004,pp.332-336.
[10] Shariati,A.,Awaiting the Religion of Protest,Tehran 1991,p.47.
[11] Downes,M.,Iran’s Unresolved Revolution,p.95.
[12] Jahanbakhsh,F.,Islam, Democracy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in Iran 1953-2000,Leiden 2001,p.119.
[13] Keddie,N.R.,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New York 1981,p.217.
[14] 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rinceton 1982,p.470.
[15] 阿舒拉指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难日，卡尔巴拉系侯赛因的殉难地。
[16] 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Boulder 1993,p.370.
[17] Shariati,A.,Awaiting the Religion of Protest,p.34.
[18] Benard,C.,The Government of God:Iran’s Islamic Republic,New York 1984,p.31.
[19] Shariati,A.,Awaiting the Religion of Protest,p.29.
（未完待续）
来源：我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