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婴儿有道德感吗？我们是如何成为有道德之人的？理性思考对道德决策来说无足轻重吗？
在《善恶之源》一书中，耶鲁大学最受欢迎的心理学教授、《科学》杂志评出的Twitter上最有影响力的50位明星科学家之一的保罗·布卢姆，把心理学、行为经济学、进化生物学和哲学融为一炉，力图探索我们究竟如何超越先天道德的局限。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黑猩猩、心理变态者和常春藤教授们的道德，探索了我们对性、政治、宗教和种族问题的令人困扰的道德感觉。
澎湃新闻（thepaper.cn）经授权摘编《善恶之源》中《如何成为一个好人》章节。问题来了：阅读能让人成为一个好人吗？
道德圈：我们的同情“变得更加温柔，延伸至所有种族，延伸至低能儿、残疾者和其他对社会无用的成员，并最终延伸至低等动物”
人类道德态度的变化可以通过所谓“道德圈”（the moral circle）来加以衡量。“道德圈”的比喻最早是由19 世纪的历史学家威廉• 莱基（William Lecky）提出来的，但它之所以取得如今的知名度，还得归功于彼得• 辛格和他在1981 年出版的著作《不断扩张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道德圈”里包含的都是我们关心之人，他们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莱基认为，道德圈一开始很小，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道德圈不断扩张：“人类最初降临于世的时候，他们的仁慈善心和自私本性比较起来，力量简直微不足道；而道德的作用就是逆转这一局面……仁慈善心曾经只限于家人，后来圈子逐渐扩张，首先扩张到一个阶级，然后扩张到一个国家，再后来扩张到国家联盟，之后扩张到全人类。最后，就连我们对动物的感觉也受其影响。”
达尔文也赞同莱基的看法，他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进一步观察到，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同情“变得更加温柔，范围也愈加宽泛，延伸至所有种族，延伸至低能儿、残疾者和其他对社会无用的成员，并最终延伸至低等动物”。
达尔文在文中特别提到“其他对社会无用的成员”，这让我们想到不少东西。第一点就是，1871 年迄今，我们对特定群体的称呼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没人会随随便便地把精神和身体残障人士形容为“无用”了。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推动我们道德圈扩张的引擎绝不可能是纯粹的自利之心。道德圈扩张并不一定能给予我们什么物质回报，更加关心“低能儿”和“残疾者”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利益。
但有一种力量确实可以扩张道德圈，那就是个人接触——如果一群地位平等的人心怀同一个目标，并共同为之努力，那么他们之间的个人接触往往就能消除偏见。军队和运动队就是两个最常被人列举的例子。
而在20 世纪50 年代也有不少研究证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个人接触也拥有强大的力量，比如居住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公共房屋里的白人家庭主妇，或者分配到黑人搭档的白人警官。所以说，父母试图通过把孩子送入种族多元化学校来熄灭孩子心中的种族主义苗头，其实也不无道理——因为在适当的接触条件下，孩子会扩张自己的道德圈，把其他种族的成员也包括进来。
听故事扩张道德圈
道德圈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听故事”。哲学家玛萨• 诺斯鲍姆曾解释过听故事的重要性：故事如何帮助儿童对他人产生共情，并最终认同他人——虽然他们的观念和身份可能和儿童自己大相径庭。她说道：“我们身边随处可见‘人形事物’，但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童年时代听过的故事教导我们，应当掀开面具去了解生命的本质，了解隐蔽在外形之下的内心世界。久而久之，听故事就会让我们养成习惯，猜测他们的外形其实和我们差不多，无非都是感情、愿望和心智的容器，而这些内在东西在某些方面也和我们差不多；听故事还会让我们养成另一种习惯，认识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会对内心世界加以不同的斧凿。”不过要想理解他人想法，听故事也并非必不可少。如前所述，就连一岁儿童也知道自己周围的“人形事物”拥有和自己截然不同的情感、愿望和心智。但是诺斯鲍姆谈论的是“习惯”，而不是“能力”。所以我们确实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她的观点，也许听故事真能让我们更习惯于理解他人的想法。另外，我们身边还有许多一般不会顾及的“人形事物”。
比如我过去几乎从未想过，单独监禁的囚犯将会承受怎样的痛苦，但在我读了一篇震撼人心的新闻报道之后，我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故事不单可以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来激发同情，还可以引导我们质疑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行为习惯。正如心理学家史蒂芬• 平克所说：“通过外国人、探险家或历史学家的描述来观察他们眼中所见的世界，可以把你心中毋庸置疑的规范（‘就应该这样做’）变成局外人的冷眼旁观（‘我们部落现在碰巧这样做’）。”希罗多德之所以要讲述那个关于希腊人和印度人的故事，也是想表达同样的观点。旅行能开阔视野，而阅读文学作品亦是一种旅行。
“文学世界就是一个道德混乱的世界”
不过也有人提出反对，认为这个解释忽略了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复杂性。文学评论家海伦• 文德勒（Helen Vendler）写道：“艺术作品拥有复杂的心理和道德动机。对于任何深明其妙的人来说，把虚构小说当作道德兴奋剂或者道德催吐剂，都是不能容忍的。”法学家理查德• 波斯纳（Richard Posner）也指出，很多伟大的文学故事表达的价值观都极为可怕，比如《伊利亚特》中描写的强奸、掠夺、谋杀、人畜献祭、纳妾制和奴隶制，以及莎士比亚和狄更斯作品中描写的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凡此种种，难以计数。波斯纳因此总结说：“文学世界就是一个道德混乱的世界。”
他还注意到，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经常读书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加善良。比如纳粹党人中很多都以有文化修养闻名。据说约瑟夫• 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就很喜欢古希腊悲剧。不过有些心理学家可能会提出反对，因为最新研究发现，经常阅读虚构小说的人，在社交技能方面要比偏爱阅读非虚构作品的人稍微强一点。
但就算这种关联性确实存在，也并不意味着经常阅读小说的人就比其他人更善良。而且我们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种关联性；也许并不是阅读小说让人变得更善于交际，而是善交际的人更喜欢阅读小说。
女性阅读的小说比男性多，也许是因为女性从某些方面来说比男性更善于交际。我们实验室以前的一位研究生珍妮弗• 巴恩斯（Jennifer Barnes）曾经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她发现，因为患有轻度自闭症而缺乏社交能力的成年人对小说的兴趣比正常人要小。尽管我们已经证明，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和共情能力确实会影响他对小说的兴趣，但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这种影响是否也能反过来进行。
不过，在正确的时间阅读正确的小说确实能对人产生影响。有不少重要的历史证据指出，文学、电影和电视剧之类的东西确实曾经影响过人类历史的走向，这也许能帮助诺斯鲍姆反驳波斯纳的观点——也许纳粹分子确实读了不少书，但是他们没有读“正确”的书。哈丽雅特• 比彻• 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1852 年出版了《汤姆叔叔的小屋》。
这是19 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曾帮助白人从黑人奴隶的角度来反思奴隶制，在改变美国人对奴隶制的态度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则促使19 世纪的英国人努力去改变贫民区儿童遭受的厄运；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让人见识到古拉格劳改营的恐怖；《辛德勒的名单》和《卢旺达饭店》之类的电影则扩展了我们的认知，让我们了解到他人的苦难（可能是生活在过去的人，或者是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碰见他们。
让我再来举个更近一点的例子吧。请想想最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对少数族裔和性小众的态度发生了多么激烈的转变，而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电视——我们经常会把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里的角色当作我们的朋友。成百上千万美国人都会定期收看《考斯比一家》（The Cosby Show）和《威尔和格蕾丝》（Will and Grace）之类的电视节目，他们也就常常会接触到节目里那些快乐风趣、毫无威胁感的黑人和同性恋者。电视节目也可拥有不容小觑的力量；过去30 年来，美国人道德变化背后的最大推动力也许就是情景喜剧了。
真相是：有些故事可以扩大我们的道德圈，因为它们会让听众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也有些故事会缩小我们的道德圈，因为它们会把“内群体”之外的人描述成邪恶或令人厌恶之辈。
当然我也得承认，这只是我的直觉而已；但我可以从其他国家找到佐证——电视机的出现会对当地的道德信仰产生显著的影响。罗伯特• 詹森（Robert Jensen）和埃米莉• 奥斯特（Emily Oster）发现，在印度农村地区居民开始安装有线电视之后，去学校读书的当地女性更多了，婚姻暴力变得更难以被人接受，就连生孩子重男轻女的观念也得到减轻。詹森和奥斯特认为，上述变化都可以归功于肥皂剧——人们在安装电视后常看肥皂剧，而肥皂剧往往表达的是更具世界性的普遍价值观。科学家在巴西和坦桑尼亚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不过，没有任何一条自然法则指出，故事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在道德上就一定是良善的。有些故事可以扩大我们的道德圈，因为它们会让听众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也有些故事会缩小我们的道德圈，因为它们会把“内群体”之外的人描述成邪恶或令人厌恶之辈。我们既有《汤姆叔叔的小屋》和《辛德勒的名单》，也有《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和《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任何关于道德变化的理论都必须解释，为什么扩大道德圈的故事要比缩小道德圈的故事更畅销？而且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创造出表达善意的故事呢？
书名：善恶之源（Just Babies: The Origins of Good and Evil）
作者：[美] 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 著 青涂 译
定价：49.90元
页数：215
出版时间：2015年3月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