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是托尔斯泰最了不起的作品,他让我们看到革命是对自己的革命,他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体制或阶级,而是颠覆内在的道德不安感。

1990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开的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很多人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大批的学生驻满中正纪念堂和台北车站,表达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所谓学运,在我的学生时代,即台湾的戒严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念头从未在脑海出现。延续保守传统的想法,总觉得学生罢课游行搞运动如同洪水猛兽,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学才改观。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称为“五月革命”,当时学生领导法国工人包围政府,把巴黎大学作为运动本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在巴黎读书时,不管任何一个科系,特别是人文科系,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教授在上课时都会不断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八年以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法国,六八年之后则是一个革新的、前卫的、可以容纳各种看法的法国。

《史记》里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是关于荆轲。荆轲为了燕太子丹对他的知己之情,决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当刺客是一去不回的,所以在临行之时–司马迁真的非常善于书写孤独者的告别时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来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这里依据大陆作家张承志的考证,“筑”是一种失传的乐器,据说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样的东西。高渐离把铅灌注在筑里,拿筑去行刺秦始皇。

在告别时刻,高渐离击筑发出高亢的声音,然后大家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生前的告别,人还活着却是死亡的形式。

不论是项羽、屈原或是荆轲的告别画面,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者孤独的出走,而他们全成为了美学的偶像。相对地,刘邦、楚怀王、秦始皇全都输了。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以《史记》对抗权力,取得权力的人,就失去美学的位置。这部书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响力,未必是在历史上,更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在的坚持。

巴黎学运的冲击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经是五月浪潮发生后四年,学运仍末结束。偶尔在上课时,会突然听到楼上“砰!”的一声,老师立刻要所有学生疏散,然后就会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医院。

学运和暴力结合,使我们这些从台湾去的学生感到恐惧,好像是政治暴动一样。

记忆深刻的是,有些年轻老师或是高年级的学长,会在学生发动罢课时,带领同学坐在公园或是校园里,一起探讨罢课的原因,讨论当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承认,这些讨论改变了我对学运的看法。

在战后的戒严时期,台湾没有机会了解所谓的社会运动,在戒严法里即明文规定不能罢课或罢工。所以在法国对学运的所见所闻,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撞击,而这个撞击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民主来自于每一个个人对于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个人意见,那他应不应该有权利或资格表达他的意见?由于台湾学生来自一个较封闭的社会,到了法国,对学运会出现两极化的反应:一种是非常恐惧学运,完全不敢参加、不敢触碰。我记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湾后担任政府的高层工作,有时候我们私下谈起时,会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几年,得到博士学位,只认得一条地铁的路线,就是从家里到学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当时台湾学生留学的一种心情:我把我的专业读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属于另外一种。因为自己学的是人文,对于文化的本质有很大的兴趣,因此对于学运,在某一种对政治运动的恐惧、置身事外的感觉之余,会有一种好奇。

从小父母就常对我说:“什么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经被父母如此告诫过。因为台湾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年代,使个人对政治会联想到一个不寒而栗的结局,当时我心想:“我喜欢画画,我喜欢文学,和政治无关,大可放心。”然而,我还是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巨大的心灵震撼

我经常提起高中时的英文老师影响我很大,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陈映真先生。他带我们读小说、读现代文学,以及读台湾一本很重要的杂志《文学季刊》,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去看戏;我记得高一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他带着带着,到后来已经可以读英文版的《异乡人》。

大概在我大一时,陈映真老师被逮捕,那个年代一个人被抓不会有报纸报导,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这么失踪了,接着出现各种传说,使大家觉得很恐惧。在老师被逮捕前的一个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和他聊天,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诗社,对诗有一种很浪漫的看法,觉得文学就是文学,是一种很唯美、很梦幻的追求。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师,却显得焦虑、不耐烦,他对我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文学不应该那么自私,文学应该关心更多人的生活,走向社会的边缘,去抨击不正义、不公理的事情。”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有点反感,心想老师怎么这么武断,这么决绝。对于一个充满文艺美学梦幻的年轻人而言,陈映真老师的理论让我觉得很受伤。

一个星期后,他被逮捕了,我听到一些传言,说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又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论著,说他的组织里的人接连被逮捕了‥‥我想起了在明星咖啡屋时他的这一段话。

再见到陈映真老师时,已经是七年之后,他从绿岛出来,我从法国回来,彼此都经历了一些事。我自己从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碰政治”,到在巴黎时,听到每一个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间都在谈政治,感受到六八年后法国人对政治的热烈激昂,随时可能会有一个同学站起来高声朗诵出聂鲁达的诗。我突然发现,革命是一种激情,比亲情、爱情、比人世间任何情感都慷慨激昂。

对我来说,革命在巴黎的街道上变成了诗句,聂鲁达的诗不只是诗,而是回荡在街头上的歌声。

在前几年上映的《邮差》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连邮差都受到聂鲁达诗的影响,因为它不只是诗句,是革命的语言,会带给你一种巨大的心灵上的撞击和震撼,让你觉得可以放弃一切温馨的、甜美的、幸福的生活,出走到一个会使自己分崩离析的世界。

革命是一种青春仪式

在法国读书时,我发现革命有一种很吸引人、但说不出来的东西,和我从小所理解的恐惧不一样,使我也开始跟着要好的法国朋友,绑上头巾,跟着游行的队伍前进。整个五月大概都是在罢课的状态,而去过巴黎的人就会知道,五月的巴黎天气好得让你不想上课。

后来我发现每次革命、每次学运都选在五月,不然就是在秋高气爽的十月,很少有学运选在凄冷的季节,大概即使要革命也要选一个好天气吧!更有趣的是,有时候同学还会问我:“我今天要去示威,你觉得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好?”原来学生运动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可怕,反而有一种嘉年华会似的东西,包括朗诵聂鲁达的诗,包括选一件示威游行的衣服,革命是可以重新注解的,或许,革命是因为你的青春,并且转化为一种青春的仪式。

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跟诗有关,跟美学有关,而它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因为唯有孤独感会让人相信乌托邦(Utopia)。“乌托邦”这个词是音译的外来语,但在汉字里也有意思,代表“子虚乌有寄托出来的邦国”,它是一个实际上不存在,可是你心里相信它存在的国度,且你相信在这个国度里,人没有阶级,人可以放弃一切自己私有的欲望去完成更大的爱。唯独年轻人会相信乌托邦,而寻找乌托邦的激情是惊人的。

当我与多年未见的陈映真老师碰面时,他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与他辩论诗的意义,争得面红耳赤,告诉他:“写诗是一种绝对的个人的唯美,我没有办法接受你所说的,文学应该有更大的关怀。”他不知道七年之中我在法国经历的一切,我也很少对人说起,只有在自己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中透露了一点点。

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

安那其(Anarchism)是我在法国参加的一个政治组织,又译为无政府主义。这个流派起源甚早,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就开始了,创始人是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PeterKropotkin),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俄国贵族;许多革命运动的发起人都是贵族,其过程也相似:先是对生活感到不满,继而在沉沦糜烂的贵族生活中感到存在的孤独,最后选择出走,例如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是一位伯爵,拥有很大很大的农庄,但是在他的作品《复活》中,他重新回顾成长过程中身为贵族的沉沦,以及拥有土地和农奴带给他的不安与焦虑,他决定出走。我认为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不是《复活》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在他垂垂老矣时,写的一封给俄国沙皇的信。信中,他没有称沙皇为皇帝,而是称他为“亲爱的兄弟”,他写到:“我决定放弃我的爵位,我决定放弃我的土地,我决定让土地上所有的农奴恢复自由人的身分。”那天晚上把信寄出去之后,他收了几件衣服,拎着简单的包袱,出走了。最后他死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火车站,旁人只知道一个老人倒在月台上,不知道他就是大文豪托尔斯泰。

我觉得这是托尔斯泰最了不起的作品,他让我们看到革命是对自己的革命,他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体制或阶级,而是颠覆内在的道德不安感。

回过头来看,什么是安那其主义?怎么可能有无政府的状态呢?在台湾,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克鲁泡特金的着作,翻译者是巴金。这位中国老作家笔名的由来,就是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人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他在留学法国时最崇拜的偶像就是安那其的这两位创始人,所以他取了这个名字。巴金一生翻译了许多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包括《面包与自由》、《一个反叛者的话》等。

克鲁泡特金因为宣传革命被俄国政府驱逐,逃亡到瑞士,不能回归祖国,可是他一直用各种语言阐述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时,我必须承认,所受到的震撼大过于任何读过的文学作品。他竟然把文学当作现世之中一种可以自我砥砺的忏悔录形式在书写,一直到现在,我偶尔翻出他的作品仍然感动不已。

他在《面包与自由》中写到,他相信总有一天,面包不会再垄断在少数人手中。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不难吧!”但对当时俄罗斯的穷人、农奴而言,面包的分享是一种奢望。然而,更大的奢望是克鲁泡特金的第二个主张“自由的分享”,他希望美、诗歌、音乐也能让所有的俄罗斯人共享。如果你看过高尔基写他的母亲做着粗重的工作,还要忍受丈夫穿着皮靴拳打脚踢,就会知道俄罗斯的社会阶级分明,穷人与妇人地位之低下,宛如动物,连民生需求都无法获得满足,哪有可能分享诗歌、音乐之美?简直是梦想。

没错,就是梦想。革命者自己营造出来的乌托邦国度,多半是现世里无法完成的梦想,总是会受到世俗之人所嘲笑,因此他是孤独的。

克鲁泡特金晚年流亡瑞士时,完成自传体着作《一个反叛者的话》,他称自己是“反叛者”,他反叛阶级、反叛国家、反叛宗教、反叛家庭、反叛伦理,他反叛一切人世间的既定规则,企图回复单一个体本身做一切的反叛。每次看完《一个反叛者的话》–克鲁泡特金最后一本着作,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非常清楚的革命者的孤独感。

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想,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我将革命者定义成为“某一种程度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吧。

《史记》里有两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刘邦和项羽,你读这两个人的故事会发现,刘邦的部分真是没什么好读的,甚至有点无聊。但刘邦真的是这么乏善可陈吗?不然,是作者司马迁对他没什么兴趣,因为他成功了。作为一个历史的书写者,司马迁对于现世里的成功者其实是不怀好感的,这里面不完全是客观的对错问题,而是主观的诗人的抉择,他选择了项羽作为美学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看《霸王别姬》,不管是电影或戏剧,都会为霸王在乌江自刎、与虞姬告别而感动,它根本就是一首诗。我们不能确定历史上的楚霸王是不是真的如此浪漫?可是,司马迁成功地营造了一个革命者美丽的结局和孤独感,使得数千年来的人们都会怀念这个角色。

这是不是就是文学的职责?文学是不是去书写一个孤独者内心的荒凉,而使成功者或夺得政权的那个人感到害怕?因为他有所得也有所失,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们从这个角度解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破格把项羽放在记载帝王故事的《本纪》中并且在最后“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将项羽与古代伟大的君主舜相比。最精采的还是司马迁写项羽的生命告别形式,诚所谓“力拔山兮气盖世”,把项羽的性情都写出来了,完全是一个美学的描述。

我想,刘邦在九泉之下读到《史记》,恐怕也会遗憾,他赢得了江山,却输掉了历史。后人怎么读《史记》也不会喜欢刘邦,却会对项羽充满革命孤独感的角色印象深刻。

从严格的史学角度,我会对项羽的直实性格产生怀疑,但项羽的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马迁内心对孤独者的致敬。所以,你可以看到《史记》中所有动人的场景,都跟孤独有关。

例如屈原,当他一切理想幻灭,决定要投汨罗江自尽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回复到一个诗人的角色,回到诗人的孤独,然后渔父过来与他对话。我不禁怀疑谁看到憔悴的屈原,又是谁看到他和渔父说话?是渔父说出来的吗?然而,我们读《史记》时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因为美超越了真假。我们愿意相信屈原就是“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个孤独革命者的形象。

《史记》里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是关于荆轲。荆轲为了燕太子丹对他的知己之情,决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当刺客是一去不回的,所以在临行之时–司马迁真的非常善于书写孤独者的告别时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来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这里依据大陆作家张承志的考证,“筑”是一种失传的乐器,据说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样的东西。高渐离把铅灌注在筑里,拿筑去行刺秦始皇。

在告别时刻,高渐离击筑发出高亢的声音,然后大家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生前的告别,人还活着却是死亡的形式。

不论是项羽、屈原或是荆轲的告别画面,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者孤独的出走,而他们全成为了美学的偶像。相对地,刘邦、楚怀王、秦始皇全都输了。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以《史记》对抗权力,取得权力的人,就失去美学的位置。这部书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响力,未必是在历史上,更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在的坚持。

(本文来源:蒋勋/著《孤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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