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贪腐集团常常假借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名义来躲开社会正义的追究，将社会一切维护正当权利的行为都上升到危害国家统治的高度来镇压，将一切清流维护法纪清除贪腐的努力变成挑战皇上与国家权威而予以惩治。针对这种情况，要想有效清除严党贪腐集团，朝廷中所谓清流力量的斗争策略就只能是将贪腐集团与皇上、朝廷剥离开来，分步骤、有先后地进行解决，这就决定了明朝清流反严党，只能是反贪官，而不可能走向除弊政的制度革新上，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建立起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明朝嘉靖年间，奸党严嵩把持朝政二十余年，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贪墨无度，迫害忠良，弄得官僚腐化，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外敌侵略，民变四起，使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严党何以能如此长久地操控政局，祸乱朝纲，摧毁国基，使大明王朝由盛至衰？难道满朝文武尽皆昧心降服于严贼门下，就没有人起来仗义抗争？要想解开这段历史谜题，就得翻读明朝清流与严党的争斗史。
所谓清流，原指清澈的流水，后来喻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再后来指称统治集团中那些评议时政，仗义执言，上疏陈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揭批贪腐，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扶正驱邪的清正廉洁官吏。 在历史上著名的清流有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鹰、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到了明朝东林党形成之前的一些言官谏吏，例如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监察院等部门官吏，他们主要负责监督检察官吏的行止。到嘉靖年间，随着严嵩当权，而涌现与之抗争的清流有许多，但均遭到严嵩父子迫害。据《大明王朝1566》剧中清流谭纶所说：“严党把持朝政二十多年，直言参劾他们的清流就有一百多人。其中被杀者二十余人，被流放者三十余人。幸免于刑被罢官者更不知凡几！”在这些清流顽强抗击严党的斗争中，最集中而著名的有“越中四谏”与“戊午三子”，而后来为今天广为流传的是海瑞。他们成为明朝与严党对抗的清流官吏代表人物。
所谓严党，就是指以首辅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为核心，连络门生，广布党羽，遍植势力，操控朝政的贪腐集团。由于严嵩把持朝政二十余年，上至朝廷各司，甚至皇帝身边的太监，均有其亲信与眼线，下至地方府州县各级官吏，多为其门生、亲信与同党。严党为祸集中于扰乱朝纲、构陷忠良、敛财贪墨、御敌无方。据锦衣卫头领沈鍊上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餽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
从历史来看，嘉靖时期明朝官僚队伍中清流显然处于极其弱势地位，不仅人数极少，而且多半地位低微，朝中位赫权重之职多为严党把持，又加清流互相不屑于抱团结党，所以都是势单力薄，各自为战。这些清流官吏偶有激于义愤，起而力谏，抗击严党者，如“越中四谏”、 “戊午三子”等，立马被严党围剿，构陷入狱，置于死地。而严党因为朝政为其垄断，委任、升迁或罢免、惩治官吏，均由他们一手操控，因此在官僚队伍中党羽广植，根深蒂固，势力庞大，不仅把持朝廷各部权力要害，而且掌控边塞战和大局。清流与严党两相比较，强弱悬殊，胜负立判。
明朝嘉靖时期，在清流与严党势力对比如此悬殊情况下，严党肆无忌惮地操控把持朝政，为祸遍及各个领域，仅从搜刮国财民脂，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方面，就可见严党害国之巨。严氏聚敛钱财，富可敌国，以致严世蕃曾在家中对人公然说朝廷没有自己富有。据史载，当时严氏父子把持着朝中官吏的任选、升迁，官无大小，皆有定价，不看官员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员的贿金为准。严世蕃贪财成性，蔑视朝规法纪，世宗（嘉靖）的第三子裕王朱载垕照例每年该给的岁赐，户部都因为没有严氏父子的命令而一连三年都没给发放。最后，这位未来的皇帝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严世蕃，严世蕃欣然接受，才让户部补发了岁赐。严世蕃每每向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给我银子，谁敢不给我送银子？”可见严氏贪墨嚣张到了何种地步。在如此严党层层盘剥，官吏普遍贪腐情况下，天下百姓倍受欺凌掠夺，以致无法生存而民变四起。在严党垄断国财、鲸吞天下之际，国库却空虚得对外无法支付边关士兵御敌的粮饷，对内各级官吏的薪俸都几月甚至一两年欠发。可见，当时大明王朝举国财富尽数流入了以严党为代表的权贵集团私囊的状况。
严党如此祸国殃民，清流起而抗争却屡屡遭到迫害株杀，其中原由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应该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名上：严党每每以自己代替国家、王朝，将一切反对自己名之为反对皇帝朝廷，将自己私党之利等同于国家，将危及阻碍自己贪墨侵权的人与事冠以危害国家与政权，污损朝廷与皇上圣名，从而将自己集团私利绑架上国家与政权，以国家政权之公器来维护自己私利。如浙江巡抚赵贞吉所言“奸党（严嵩势力）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扰乱朝纲、构陷忠良、敛财贪墨，为什么就一直不倒？是因为他们把大事小事都牵着皇上，动他们就势必有伤圣名。”这种将个体与集团私利捆绑上国家（朝廷与皇帝）名份的行径，为贪腐集团赢得了代表及维护国家与政权的名义，为镇压异己、鲸吞国财获得了正当性。
其二、实上：严党通过权力与利益，恐吓与赎买来广结同党，通过亲属、血缘、门生等等各种纽带来培植势力，对国家权力的各个职能与权位采取布局设卡，利用各种梯队培养，将自己亲信党羽安插于各要害部位，从而形成强大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牢牢掌控着国家军、警、法、司等等权力命脉。通过这种将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到国家政治资源完全垄断于严氏集团之手的方式，左右整个国家政局。
其三、术上：严党通过制造恐惧与谎言，用厚黑的手段，将那些胆敢主持正义、维护法制的人士分化、排挤、打压、剿灭，并且通过布局，将国家置于外敌环伺，内乱不止的境地，使朝廷与皇上离不开自己贪腐集团。这种手段的阴险恨毒，由太监与严嵩自己所说的一席话可以显见。当浙江的案子要追查到严嵩头上时，一个秉笔太监十分气愤地说道，“严阁老小阁老他们就算做得不像话，这个时候也还得靠他们的人在前边顶着。都拿郑泌昌、何茂才（浙江地方严党的代表人）开刀了，还要追什么毁堤淹田，追什么井上十四郎，这样子赶尽杀绝，把胡宗宪（江苏、浙江总督）也扯进来，浙江的仗还打不打了！”在严嵩因清流代表海瑞追查浙江案而被皇上停职半月后，严嵩对严世蕃说：“大明朝也离不开你爹。这二十年你爹不只是杀人关人罢人，也在用人！国库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跟皇上过不去的人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由此可见，严党通过各种途径将国家绑架在自己的集团上，使国家离不开自己贪墨的权贵集团。
严党为了维护自己贪腐集团的利益，肆意将社会那些起来维护自己权利而阻碍自己搜刮掠夺的百姓以与“敌对势力”勾结之名来构陷。如浙江为了掠夺农民土地，居然毁堤淹田，强征农田，结果引起当地齐大柱等村民起来抗争，浙江严党代表郑泌昌等于是构陷齐大柱“通倭”，即与“敌对势力”勾结，从而将齐大柱等抓捕下狱准备处斩。通过这种手段，严党一则直接镇压了反抗征田者，再则也以敌对势力强大渗透到国内来威胁朝廷与皇上，使其听从自己、依赖自己。
严党正是通过这种从名到实，再到术的层层绑架，将自己贪腐集团的私利国家化，从而达到自我保护，延续集团统治的目的。面对这种层层包裹起的贪墨权贵集团，明朝清流想推倒严党，却屡屡遭致严党以朝廷与皇上的名义来镇压，最后付出惨重的代价，以致多次清流面临全军覆没。
由上可见，明朝的贪腐集团常常假借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名义来躲开社会正义的追究，将社会一切维护正当权利的行为都上升到危害国家统治的高度来镇压，将一切清流维护法纪清除贪腐的努力变成挑战皇上与国家权威而予以惩治。针对这种情况，要想有效清除严党贪腐集团，朝廷中所谓清流力量的斗争策略就只能是将贪腐集团与皇上、朝廷剥离开来，分步骤、有先后地进行解决，这就决定了明朝清流反严党，只能是反贪官，而不可能走向除弊政的制度革新上，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建立起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