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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13）
1991年，苏共保守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竭尽全力进行最后的努力。在以全民公决保留联盟的决议通过后，苏共保守派抓住这根稻草大做文章。这时他们显然看到了危险即将降临，不想束手待毙。俄罗斯历史学家皮亚霍在《苏联政权史(1945一1991)》中以比较详实的史料，告诉读者苏共保守派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是如何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自保的。这些事实证明，所谓苏共在最后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之说并不符合事实。早在“八一九”事件之前，苏共保守派就一直活跃在台前幕后，为保住苏维埃联盟和苏共的执政地位作出了许多努力。以下让我从皮亚霍的著作中撷取一些段落，使大家能了解苏共保守派当时有哪些具体动向，产生了什么效果和影响。
在全民公决的决议通过后：
苏共中央各个重要的部门都被吸收到保障全民公决顺利举行的工作中。1991年1月，一份题为《关于组织举行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的一些意见》的报告被呈送苏共中央书记吉连科。该报告指出，必须吸收下列苏共中央部门参加全民公决的准备工作：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部、组织部、苏共中央立法动议部、社会政治组织联络部、民族关系部、国际部。该报告还指出了动员资金开展宣传活动的必要性，宣传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和慈善基金会。
在呈报政治局的苏共中央书记奥.舍宁在各加盟共和国、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发言稿中，也强调了即将开展的宣传活动的重要性。
舍宁在报告中指出了“损害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企图”，指出了经济、消费市场、住房建设中的各种危机现象。他忧心忡忡地说，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的议会领导人都声称不愿签订联盟条约。
舍宁坚决要求提高党的积极性。他认为: “只要党的机构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惊慌失措，共产党员在动员起来的状态中工作的条件下，党就一定能在社会中发挥稳定和团结的作用。” 舍宁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事件有自己的评价: “这些天，苏共中央收到大量的信函、电报和会议决议，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事件所采取的立场……” 舍宁援引一封信说: “苏共中央的无所作为，总书记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漠不关心，中央和政治局对俄罗斯共产党的冷漠无情导致许多人困惑不解。”
针对中央无忧无虑的安乐情绪，舍宁引用了残酷无情的统计数字——脱党的人数在增加。数据表明：截至到1990年1月1日党员人数为1920万，截至到1991年1月1日为1650万。同期入党的人数从31.3万下降到10.8万。9个月中被开除出党的人数为38万，其中因为犯罪被开除的只有0.5万人。这位中央书记还说，党内存在着许多“观察员”，他们不缴党费，也不交出党证。
当年2月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散发《致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队、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和铁道兵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公开信说: “那些所谓的‘独立的’大众传媒正在开展一场系统的运动，诽谤党、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的机关与部队，给祖国的历史抹黑。假民主派在意见多元论的掩护下，煽起人民对自己军队的不信任情绪，离间指挥员与部属之间、上下级军官之间的关系，损害祖国保卫者的尊严，他们的用意昭然若揭。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光荣、战士的忠诚、战士的誓言——这些崇高的概念现在都受到怀疑。有人试图把当地驻军据为己有，阻碍征兵工作的进行。” 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不让俄罗斯领导人有对苏联武装力量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2月6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大楼内，发现有一个房间装有连接叶利钦办公室麦克风的窃所装置，该房间的“主人”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2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呈送了一封冗长的信，题为《关于全国的政治形势》。
克格勃主席寄希望于这封信能成为联盟领导人1991年的“行动纲领”。克留奇科夫的报告说，由于尖锐的政治危机，产生了联盟解体、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崩溃的危险。 “俄罗斯议会的首脑和某些政治力量……显然打算建立‘第二中央’，与苏联国家政治领导人相抗衡。” 克留奇科夫认为，“对‘民主运动’中有野心的派别实行安抚政策……将导致假民主派毫无阻碍地实现其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制度性质的图谋。”
克留奇科夫坚决反对在全国普及市场关系，主张必须加强同“搞影子经济的商人”进行斗争，强调“这一斗争本身不会增加产品产量，但能够促进更加公平地分配商品”。他在报告中说: “发财致富的过程，按其内在的逻辑吸引‘影子商业’参与争夺政治影响力的斗争，目的是在私有化的范围内，更多地扩大财产增加的规模。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形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克留奇科夫将“民主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宣布为国内主要的政治敌人。他警告说，“在对抗和宣传方面的不均衡在为保留苏联的全联盟公决的准备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民主新闻媒体’诽谤全民公决早就从其宣布之时就开始了，而中央和党的大众传媒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利于全民公决的文章。” 克留奇科夫的结论是，必须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
克留奇科夫提出了一系列摆脱危机的办法。除了上述提到的追究“搞影子经济的商人”和监督新闻媒体以外，还建议采取宪法措施。这位克格勃主席肯定地说: “实施机动的空间并不大，但还是有的。作为最具建设性的政治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谋求摆脱目前危机的出路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需要防备受到攻击，积极开展活动，增强这些人民政权机关的创造潜力。”
他还提出了一些方法: “考虑到危机的深重和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适当时刻建立一些临时机构的可能性，这些机构负责实施苏联最高苏维埃向总统提出的各种紧急措施。这样的步骤需要强大的宣传工作的参与，需要直接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保留苏联，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克留奇科夫的建议为半年后组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打下了思想基础。
克留奇科夫的意见通报给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所有的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所有的书记，实质上成为以后的行动规范。
(注: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1924年生于伏尔加格勒，毕业于全苏法律函授学院和苏联外交部高级外交学校。1978一1988年任苏联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局局长。1988一1991年任苏联克格勃主席。大将军衔。1990一1991年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为苏联安全会议成员，国防会议成员。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决议获得大赦。)
1991年2月15日，270名俄罗斯联邦代表、俄共的支持者要求马上召开俄罗斯联邦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并要求叶利钦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而当时估计，3月17日之前才能召开代表大会。
2月17日，叶利钦发表了电视演说，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把治理苏联的权力交给联邦委员会。
然而，2月21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会议上，主席成员戈里亚切娃、伊萨耶夫、阿卜杜拉季波夫、伊萨科夫、韦什尼亚科夫和瑟罗瓦特克要求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辞职。除了要求紧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和叶利钦辞职之外，他们还坚决主张，不容许就设立俄罗斯总统问题举行俄罗斯全民公决。
戈里亚切娃宣读了声明。会议上已经有270名代表要求召开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俄共坚决要求3月5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而他们的反对者则认为，这次大会只能在3月底或4月初召开。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和俄共开始同俄罗斯自治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紧张谈判，目的是不让这些共和国参加俄罗斯的全民公决。
对抗日益加剧。2月23日，共产党的拥护者和军人在马涅什广场举行集会。集会虽然举行了，但它对于苏共而言并非成功。集会被履行军人“义务”的氛围所笼罩。第二天，叶利钦的支持者也在马涅什广场举行了集会。
克留奇科夫大将的建议继续发挥效力。根据他的这些建议，2月17日，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力量实现了大联合，为宣传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社会政治团体与民族爱国团体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6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从共产党人到贵族后裔、保皇党人、东正教和伊斯兰的僧侣参加了这次会议。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瓦连尼科夫大将、作家邦达列夫、女歌唱家济娜等人在会上发言。
2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议员团在苏共中央召开联席会议。苏共中央书记吉连科和法林、俄共中央书记索科洛夫共同主持会议。会上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何时最终解决大众传媒的问题？” “叶利钦善于把各种各样的聪明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什么苏共中央就做不到这一点？是否有人对‘民主派’的行动作出迅速反应？” 会上还有人提出保护“某些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要求，不禁让人想起克留奇科夫那封信中所说“需要防备受到攻击”的话。
3月1日，库兹巴斯的矿工开始罢工，他们提出了一些政治要求——非政党化，苏共下台，戈尔巴乔夫辞职。同一天，苏共中央社会政治联络部副部长米罗年科向苏共中央领导呈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国内目前政治形势发展的几点看法》的报告。
这份报告有其独特之处。报告对全民公决前夕的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详尽分析。米罗年科报告了苏共的政敌阵营里叶利钦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的结论令人惊恐不安，要求苏共中央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他似乎“抓住了关键问题”，宣布“今年已经出现了将‘谁战胜谁’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可能性”。他把过去一年评价为政治上失败的一年，是“按照”反对派拟定的“方案”度过的一年。米罗年科写道: “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右翼政党联盟‘民主俄罗斯’正式成立，最终确定了其政治领导人鲍•叶利钦。”
米罗年科认为，苏共中央在全民公决上问题上的立场“只可以期待得到几个政治组织以及苏联民主党、东正教君主主义联盟、伏尔加拯救委员会、社会党人和民粹主义者协会的支持。强烈反对的是‘民主俄罗斯’运动，其中积极性表现最高的是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共和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
在评价叶利钦时，米罗年科着重指出，叶利钦在冲突的条件下干得很成功，是摧毁联盟机构的重锤。米罗年科写道: “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在著名的电视讲话之后，这次讲话实际上是他争当俄罗斯总统竞选运动的发端，(叶利钦的)支持率又开始上升了。”因此米罗年科建议，不要批评叶利钦本人，他不但不怕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高他的威望，要批评他那“一帮人”的成员。
这位前苏联共青团领导人写道：“综上所述，党的一项头等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成功举行3月17日的全民公决。在剩下的时间内，应当尝试营造举行全民公决的适当的热情洋溢的氛围。反对派想方设法宣传一种观点: 国家领导人一旦取得成功——甚至只在俄罗斯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就会马上转入‘以人民的名义’的专政。” 为了成功地开展有利于联盟全民公决的宣传运动，他提出了一系列刻板的办法(其中独出心裁而与众不同的办法是，建议在这段时间内多安排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去国外出差)。
戈尔巴乔夫看了这份报告后作出下面的批示：
伊•安•伊瓦什科同志，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社会政治组织联络部的报告中有一些颇有道理的建议。应该动员全党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需要开展大规模的组织工作，还需要不少的经费(印刷和散发传单等)。但是，这是一场政治战役，也许是决定性的战役。如果党能赢得这一战役，就有助于恢复元气，增强党对自己力量的信心。请认真讨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整个党的领导机构应转入‘紧急’状态。
戈尔巴乔夫”
3月5日，苏共中央举行了有中央、州、边疆区以及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由于吉连科的记录而广为人知: 紧急措施太少，俄罗斯的局面需要收场了，搞乱中央的思想来自于美国。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在会上发言时，对戈尔巴乔夫讲了语义双关的恭维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最近的讲话使我们对党的集体有信心……您现在已经和保守派站在一起了。”这位俄共领导人号召在全国实行总统执政。
戈尔巴乔夫的战友切尔尼亚耶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对我和伊格纳坚科说，叶利钦的运气快完了，他开始焦急不安，害怕有人责问他为俄罗斯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
为了排除反对派利用广播电视的可能性，加强党对广播电视的监督，3月1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了一项决定：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党组织改组为苏共区委一级的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下属的莫斯科党组织。
对报刊实行全面控制的一个结果是用俄语对苏联广播的外国广播电台活动更为频繁。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杰格佳廖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雷金的一封信专谈此事，该信有一个并非新奇的名称：《关于对付西方广播电台教唆活动的几项措施》，信上注明的日期为1991年3月15日。
3月10日一17日苏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讲话即便不是厚颜无耻，也是生硬粗暴。媒体不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还是由于吉连科的工作笔记才为人所知。这篇讲话的实质是：事情正在走向结局，我们应该赢得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必须严厉监督电视台。吉连科在其工作笔记上写道，“公开性”的创造者要求“让我们的观点占据广播电视。赢得全民公决和代表大会。通过了对莫斯科的决议。莫斯科应该准备举行3月23日的群众集会。”
戈尔巴乔夫的副手伊瓦什科补充道：俄罗斯代表大会前夕应该准备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应当保护代表们免受恐怖主义的侵害。
从以上叙述中可见，苏共保守派（也包括戈尔巴乔夫）为挽救风雨飘摇中的苏联使出了各种办法。然而，此时的苏联早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1991年元旦到来前几分钟，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在电视上向苏联人民致新年献词：
亲爱的同胞们！在这一时刻，我们回首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同时带着希望去展望，在即将到来的1991年里，等待我们和我们伟大的国家的会是什么。即将过去的一年，是我们历史中非常不平凡的一年。经济中的危机现象、个人安全的降低、秩序和纪律的弱化，都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国家领导的失误，以及我们大家的不足。最困难的一年已经被我们送走，我们国家挺过了这一年，也做了不少斗争，未来一年对我们不同寻常，解决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就落到未来这一年。对我们大家来说，没有比保留和复兴各族人民幸福的联盟更神圣的事业了。……我们在1991年将面临很多重大的、涉及国家命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就在保留和复兴苏联的进程之中。”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献辞比较客观，他对未来的自信和乐观也没有泯灭，但历史的进程并未遂他的心愿。
后来的实际结果正如戈氏致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信中所说，从1990年起，国民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民族分立主义加强，消费品市场出现空洞，预算赤字和国家支付能力接近临界点，反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与日俱增，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下降，对未来的信心丧失，国家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1991年苏联的情况是: “在金字塔的顶端，领导人似乎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权力之争和制订几乎不去执行的计划；在金字塔的最底层，人民越来越难以驾驭，对社会的不满正在开始爆发成暴力行动。”
事实上，这时的苏联因民族纠纷已出现了难民，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这时的苏联生活必需品奇缺，人们排长队购买食品。列宁格勒的一个人为了一袋土豆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死。一位29岁的男子在捡起掉在铁轨上的一节香肠时被火车轧死。
这时的苏联政治形势更趋恶化，罢工数量与日俱增。一年的罢工达到二千多次，造成几百万个工作日损失，物质损失几十亿卢布。因为罢工，机场取消了一些国外航班，导致愤怒的乘客占领了飞机跑道。
这时的苏联社会犯罪泛滥。1989年，各类犯罪案件达到246万余起。1990年头5个月，谋杀、伤害、强奸、抢劫等大案，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0.8%、16.7%、17%、30%。盗窃国家和公共财物更为猖獗，增长率32.6%，达到13.41万起。
1990年共查出1641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100亿至1300亿卢布。
此时，苏联领导集团面对重重社会问题，束手无策，早已失去了应对能力，只能任其滑向深渊。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