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70）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23）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1990年代末，苏共党组织呈一盘散沙状态，广大党员眼见巨船将倾，纷纷跳船自保。
根据苏共中央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局统计的数据，苏共历史上党员人数最多时是19487822人。这是在1989年2月《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的。但是，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时，党员人数不增反降，出现了退党狂潮。到1991年7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时，报告公布减少党员420万人，占党员总数的22%。还有更多的党员早已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交党费，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党员了。
当时的退党狂潮席卷每一个基层组织。一个大型汽车企业的党委书记说: “我们厂1989年有党员9027人，到1991年年初只剩下1646人，其中约有300人不交党费。”
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也急剧减少。一个加盟共和国党组织负责人说: “共和国党组织丢掉了28个基层组织、870个车间党组织和1014个党小组。党组织的数量在此期间减少了27.5%。” 就连军队系统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也明显减少。在外贝加尔军区，46%的营连单位没有了党的组织。
发展新党员的情况更加糟糕。连续几年，新入党的人数都呈下降趋势。在布良斯克地区，1986年约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为81人，1991年仅有4人。该地区一个党委书记感慨地说: “我们失去了一代青年，1990年和1991年我们没有吸收一个青年人入党。我们对于青年人没有吸引力了。”
这种情况在苏共历史上是空前的。从列宁去世后的1924年5月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于1986年召开二十七大时为止，苏共每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党员总数都是大幅度增加。其中人数增加最少的一次，1981年二十六大至1986年二十七大期间，党员总数平均每年也递增1.7%。但从戈氏主政的第三年——1988年开始，党员增幅即开始下降，二十七大召开后前三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8%，比二十六至二十七大期间的1.7%减少0.9%。
在苏共退党狂潮中，具有标志性的是苏共二十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的一幕：
1990年7月12日进行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当大会主持人宣布叶利钦为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时，叶利钦马上高举党证宣读了退党声明。接着，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也宣布退出苏共。
在这次大会上，除了戈氏之外，二十七大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落选。他们中有传统派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也有改革派麦德韦杰夫、扎伊科夫等。
20世纪初在沙皇统治下，俄国曾流传一幅政治漫画——《社会金字塔》：在双头鹰皇徽下面的椅子上坐着沙皇和皇后，旁边写着: “我们统治你们”；下面站着几位大臣: “我们管理你们”；再下面站着几位东正教神职人员：“我们愚弄你们”；再下面站着一群全副武装的官兵持枪作射击状：“我们镇压你们”；再下面是在一座大厅的宴席上一群权贵们在大吃大喝：“我们吃你们”；最底层的是被压迫得腰弯膝屈的劳苦大众，旁边写着：“我们养活你们。”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共党内，也有一座新的权力金字塔：
塔尖——苏共中央总书记；
塔顶部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大约30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大约400人；
塔杆部分——区级以上各级党委的成员和机关干部，大约50万人；
塔的底部——普通党的干部及党员大约1850万人。
在这个金字塔中，对权力的分配是: 占党员总数97.4%的普通党员干部在确定党的方针政策中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占总数2.3%的各级党委会的成员实际上也是无权的，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只有0.3%的党员才是真正有权力的。所以，苏共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则主要集中在党的总书记手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众叛亲离的顶层、等待观望各有图谋的中层、分心涣散毫不起作用的底层——这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党和党的权力结构，所以当社会危机发生时，苏共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在这种状态下，苏联党国精英纷纷华丽转身，从共产党人变成了亲资本主义的政客。《来自上层的革命》对这种转变的情况作出如下描述：
从党国精英中培育出新兴资本家阶级的过程，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是没有阻力。苏联的反对派运动一开始是以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但到了改革后期，党国精英的成员们也开始和反对派一唱一和起来。到了1991年，来自旧精英中的一大帮人已经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领袖。
一些突出的反对派领导人都有持不同政见背景。例如1990年发起“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袖亚库宁神父。1991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市长的索布恰克，其职业是法学教授。他们都不是党国精英。但许多最重要的反对派领导人都是来自党国精英。
俄罗斯学者曾对独立后俄罗斯的新政治领导层作过研究。他们发现，叶利钦身边75%的领导人来自苏联精英阶层。
说到共产主义者变成资本主义者，看一下几个有关共产党干部成为亲资本主义政客的事例，也许不无裨益。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是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他曾在基层担任过共青团区委书记。后来在共青团中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工作过。1985一1987年间，他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的一个部门任负责人。1987年，他被任命为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
1980年代后期，阿法纳西耶夫是以一个反对派首领人物的面目出现的。在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他和叶利钦、萨哈罗夫一起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跨地区议员团”是第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它迫使CP领导层不得不在政权内部与有组织的反对派作斗争。1990年，阿法纳西耶夫成为“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导人，试图把各种反对派团体组织在一起。
伊万•西拉耶夫是从另一个旧精英集团中加入反对派的。西拉耶夫从航空工业部门中崛起，这是军工联合体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长期担任高尔基市一个航空企业的领导之后，1974年他被调到国家航空工业部，1981年升任部长并成为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1990年。
西拉耶夫突然加入反对派是在1990年6月。叶利钦刚刚战胜共产党领导层的反对，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安排俄罗斯共和国总理职务时，叶利钦没有选择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而是选择了共产党领导干部西拉耶夫。西拉耶夫在1991年初脱离了苏共，同年7月他就成了另一个反对派组织“民主改革运动”的创办者之一。在“八一九”政变失败之后，已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得实权的叶利钦任命西拉耶夫为管理整个苏联国民经济的新委员会领导人。
在回忆1990年10月的个人转变时，西拉耶夫说：“和七十年代的我相比，我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他还说：“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这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高级官员，现在已经变成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了。
西拉耶夫是从党国精英的政府一边起步，最后崛起为一位国家经济管理者，而沃尔斯基则是从与政府平行的共产党经济管理机关中爬到这一位置的。1969年，沃尔斯基到苏共中央机械建设部工作，1985年升任为该部部长。1988年，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发言人。1989年，他被任命为苏联政府驻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特使，试图解决那里爆发的尖锐的民族冲突。
在“八一九”政变前，沃尔斯基并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政变发生时，他募集了一些钱送到被围的俄罗斯议会白宫给叶利钦。据说，沃尔斯基还组织了一帮商人，谴责政变企图，同时，“给危急时刻的白宫送去了关键的通讯设备”。此后，他公开地和叶利钦站在一起反对戈尔巴乔夫。不久，他被任命为以西拉耶夫为首的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
叶戈尔•盖达尔出生于一个旧精英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内战中的英雄，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曾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1980年代中期他还是一名中央计划经济的坚定支持者。1987一1990年，盖达尔负责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中的一个部门，之后在《真理报》任职。
盖达尔在《共产党人》和《真理报》工作期间，他的观点开始急剧变化。据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研究美国保守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著作以及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演讲。他努力寻找另一种意识形态，终于在自由市场的、放任主义的美国保守派理论家和英国经济学家当中找到了。1991年11月，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成了推动俄罗斯经济迅速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休克疗法”战略的首倡者。
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女学者卡尔伯格把苏联倾向资本主义的党国精英为分两类人: “西化论者”和“温和改革论者”。她把西化论者描述为认为“西方体制适用于全世界”的人。这一群体主张全盘西化，“相信市场和私有财产在解决苏联经济危机中的力量”。他们“对社会主义进行猛烈抨击”，并且“试图销毁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和颠覆社会主义”。温和改革论者“和西化论者一样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温和改革论者和西化论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虽然也主张向资本主义作渐进的转变，但更多地注意苏联社会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特殊性。卡尔伯格表示，她所使用的西化论者和温和改革论者这两个词语都是指那些主张用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和市场经济来代替社会主义的人。在抽样调查中，西化论者占19.2%，温和改革论者占57.5%。卡尔伯格写道: “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相似的”，他们都认为“过去政治经济改革的那些年除了带来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外，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来自上层的革命》作者认为，在苏联党国精英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的趋势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那就是苏联军队系统中没有出现过资本家，虽然在苏联和俄罗斯武装部队中腐败盛行并饱受非议。在所有的旧精英中，苏联军队也许是受社会主义信仰浸染最深的，而军队生活的条件特征又易于淘汰掉那些受资本主义金钱影响的人。
在《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这一章的最后，作者作出如下结论(请注意我标注的黑体字)：
1987年左右开始，在国家社会主义各种旧机构的内部和周边，苏联党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有企业的个人事例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富裕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大多数精英成员在1987一1991年间并没有这样做，但他们总免不了能看到他们那些这样做的同事——同时注意到这些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大。对于构成精英阶层大多数的那些讲求实用的野心家来说，这种教训是不会忘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以及给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所开的绿灯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这将允许他们紧步那些捷足先登者的后尘。曾经操纵旧体制并且是该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的集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些人，确定他们的利益不再能够从该体制中得到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首要的选择。
党国精英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那些在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或者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中任职的人，拥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机遇更多。国有资产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将他们推到了更好的位置，使他们很容易就成为这些资产的新主人。另一些在国家调控部门工作的人，发现他们通过收受贿赂就能够很轻松地进入新富人的行列。政府官员们期盼在物质方面实现重大的突破，而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转轨恰恰能够让他们把生活提高到西方精英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拍叶利钦的马屁，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新政治领导层的一员，当然获得的回报也多。
而在苏共机关中供职的精英，似乎乐意这样做的人少一些，他们已经在党国体制之下耗去了大半辈子。看起来，在操纵新的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共产党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虽然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下去。因此，随着党的权力在1990一1991年日渐式微，许多党的干部开始从党调往政府，担任国家官员或企业主管之类的职务。而多年与政府密切结合的经历，使得这种调动很容易就能成功。
通常的看法虽然没有忽略掉许多苏联党国精英转而拥护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但它提供的解释却和这里提供的解释有区别。它认为，苏联党国精英看到身边的旧体制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是惟一可行的出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只好尽力给自己在新体制中找一个好位置。然而，这种解释和苏联最后几年的事实在时间顺序上不相符。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经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在旧体制被埋葬，俄罗斯在1991年末走向独立之后，曾经在资本主义还未到来之前反对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党国精英成员也开始渐渐适应新的形势，这点倒和通常的观点所说的差不多。原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在改革事业上花了五年时间，最终在1990年患心脏病之后宣布退休。1992年，当一些作家访问他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毕生的社会主义信仰，为自己曾努力推动的改革的失败懊悔不已。但18个月后，在他面对1994年俄罗斯的现实时，仍然接收了担任俄罗斯几大私有银行之一的“特维尔全球银行”理事会主席一职的邀请。但是，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人在1987一1991年间狂热地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则是另一件事情。
党国精英并不是苏联政治舞台上惟一的角色。在他们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时，他们给了这一联盟夺取政权的能力，但他们不是这一联盟的惟一支持者，也不是第一个。苏联的知识分子是最早地、最活跃地支持这一联盟的人群。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足以构成单独一个团体。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转向亲资本主义的立场，对事情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经济改革把个体经济合法化了，某些一度在中央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买卖商品、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灰色经济从业者，一公开露面就成了富有的商人。他们自然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拥护者。那些有合法地位，但不是出身精英阶层的新业主——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甚至包括少数工人和农民——同样希望扩大自己私人商业活动的领域。整个新的私人业主团体，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都给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资金渠道。
因而，亲资本主义联盟是从四个大团体中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国精英。事实证明，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通通对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盛作出了贡献，但只有党国精英们的制度立场才是最关键的。
上文最后一句话是关键。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党国精英在政治和思想路线上的转变，是苏联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的原因。对比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也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一次谈话中坦率地说：“国家的马列主义思想与现实产生了相互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没有出现，代之而起的是日本以及西方先进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闻的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的进步。”
“到改革运动前的1980年代初期为止，事实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证明‘大规模(公有制)集团生产’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
正因为认识到老路走不通，所以要走新路。这也是戈氏自己所表明的: “这恰恰证明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派，不如说我们是已经造成许多错误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修正主义者更为恰当。”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要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对此，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精准地指出: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架起了一座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桥梁。”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德也曾明白无误地说：“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经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
老谢看得清，说得准！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