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75）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28）
最后再回到皮霍亚《苏联政权史》的结束语，他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给予溢美之词，只是泛泛而谈，许多重大事件一笔带过。这部书将近九百页，许多历史事实在前面已有比较详细的阐述，最后简单总结一下给读者有个交代。
在叙述了苏联政济经济领域的弊端导致苏共威信扫地摇摇欲坠后，皮霍亚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路走到尽头的情况这样评述：
加速前进与改革时代”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掌握权力的精英发生了分裂。政权赖以生存的许多基础遭到了破坏。
在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些加盟共和国宣布了脱离苏联的方针，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和中亚一些共和国发出了对联盟中央不满的声音。由于苏联国家政权上层人物的分裂，这些举动看来是有实现的可能。苏联的天空中，分立主义的阴云越来越浓厚。在许多情况下，分立主义的倾向是由当地党的领导人煽动起来的。当时苏联已经无力解决纳卡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的流血冲突，这成了苏联当局软弱不堪的明显例子。一些地方当局认为，中央已经不能向其边远地方提供补贴了。地方上层人物看到，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央无力向加盟共和国提供资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由此产生了两种行为模式: 对于中央来说，先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而在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而对于加盟共和国来说，希望摆脱衰弱不堪但依然危险的中央，并开始自行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俄罗斯内部也出现了相似的复杂进程。地方政权对中央的依赖关系彻底地削弱了。从此，中央成了产生不愉快和麻烦的根源，而不是思惠的来源了。党的机关开始出现的人事动荡，使人们不由得回想起尼.赫鲁晓夫“唯意志论”的年代。1986一1989年在俄罗斯，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更换了82.2%，而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共和国中央书记被更换了90.8%。
这时，被解职的官员已经不将这件事看作是悲剧了。这些人眼睁睁地看到独立于中央的政权——金钱政治建立起来了，而在这个政权下，他们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位置。1988年5月，《合作社组织法》被通过，其结果是出现了商业银行制度。1989年1月1日，苏联商业银行有41家，到了7月1日，商业银行的数量达到了143家，而到了1991年，商业银行的数量达到了1500家。许多银行是在大型工厂企业的名下成立的，在许多情况下，建立商业银行的倡导者就是党的机关。
国有财产和党的财产开始实行股份制。各州党委纷纷申请对高级党校驻地、印刷厂、出版社和汽车运输企业实行股份制，苏共中央及中央事务管理局对此应接不暇。全国到处都出现了将党的资金大规模地投入商业银行的风潮。“新俄罗斯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旧的官职才形成的。而他们已经知道，今后将不能再依靠苏共中央的决议生活了。
政权的最高层发生了分裂。
在戈尔巴乔夫的挑动下，叶利钦退出了权力机关，给这个政权提供了另外的选择，也使广大民众产生了新的希望，而这一次，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叶利钦身上，他是与无所作为的制度作斗争的斗士。叶利钦广泛利用了党的锈迹斑斑的武器——社会平民主义，呼吁实现社会平等。在一定的情况下，叶利钦的行动具有反对专制官僚的性质，这使他变成了国内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
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其外在表现是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文章和《真理报》对这篇文章的批评。而这一冲突并非两位政治局委员之间的一般争吵。这可是“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内六百个用户之间的又一次分裂。后来，这种冲突越来越多，将最高权力层分成了互相对抗的两个集团，它们已经无法推行任何一项协调一致的政策。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运作中完全暴露出来的民族反对派运动，也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出现了。1990年，建立俄罗斯联邦CP的工作开始了。1990年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第一次举行，叶利钦成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在第一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人民代表以相当大的多数票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一个月后，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下一步的政治发展方向也就这样确定了: 独立的俄罗斯没有共产党政权。
苏联民众的失望情绪，苏维埃社会独特的社会思想危机，也产生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人们对“光明的未来”的希望破灭了，许多年来，这一希望是苏维埃制度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喋喋不休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刺激着人们作出比较和对比。如果说过去的“个别缺点”能够用战争后果和“帝国主义封锁”来解释的话，那么对于战后的一代人来说，旧的论点却失去了说服力，因为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对比。
最高权力层与绝大多数民众越来越疏远。苏联社会的单一性，不仅仅是口头上宣布的，而且也是由于前面所讲的原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的。这种单一性具有危险的政治潜力。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反对当局”。叶利钦以罕见的得票率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谜底也就在这里。而政权本身也失去了其在70年时间里的垄断地位。
民众对当局普遍感到不满，而当局又无力采取反击行动。由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苏联解体的多幕悲剧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而这场悲剧的序幕是一些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宣言: 格鲁吉亚于1990年3月9日通过主权宣言，立陶宛——3月11日，爱沙尼亚——3月30日，拉脱维亚——5月4日，俄罗斯——6月12日，乌兹别克——6月20日，摩尔达维亚——6月23日，乌克兰——7月16日，白俄罗斯——7月27日。
接下来就是“八月叛乱”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联盟中央威信扫地，此前达成的关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协议被废弃。
最后，乌克兰举行的关于退出苏联的全民公决和别洛维日协定，成了危机的最后一个阶段。别洛维日协定绝不是苏联模式的国家制度停止存在的原因。一个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以独特的、高度中央集权形式存在的国家的覆灭，是政权危机中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因素雪崩似增长的后果。
对苏联来说，20世纪是从一个帝国的灭亡开始的；而世纪之末，以苏联从世界地理版图上消失为标志。
苏联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1991年12月25日停止存在。在几个世纪的的历史中，在再次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结构形式后，俄罗斯依然是俄罗斯，但它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存在了69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权下存在了74年。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经过了改革、危机与毁灭的历程。如何评价这段历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观念，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统一的结论。但是，只要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所发生的大事一一列举，臧否人物，应该能得出毁誉参半的结论。
戈尔巴乔夫登上苏联最高权力顶峰时，苏联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苏联内政出现一系列问题，整个国家社会出现停滞趋势；二是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在世界上陷于孤立境地，入侵阿富汗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美国争霸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戈氏实际上是在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上台的。这时，他作为苏联的一把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必须进行全方位改革，遏制社会停滞趋势。第二，必须停止对外政策中的霸权主义，停止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实行符合苏联国力的外交政策。
当时，国际上的两种因素对戈尔巴乔夫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这个因素对戈氏是一个刺激和推动，也给苏联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参照。二是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浪潮迅猛高涨，戈氏不能无视这个重要的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
总而言之，从大的背景上看，戈尔巴乔夫作为新官上任能够而且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他执政的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从改革的必要性来看，戈氏遇到了最高领导者难得的历史机遇，因为改革需要各种条件的制约和支持。戈氏上台时苏联国内的改革呼声高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给苏联的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国际氛围。戈氏有这么一个改革的大舞台，他完全可以在这个大舞台上做精彩的表演。第二，到八十年代初期，苏联改革具备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因为赫鲁晓夫的改革和勃列日涅执政初期柯西金的改革给苏联提供了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东欧一些国家多年的改革给苏联提供了借鉴；中国的经济改革无疑对苏联最高决策层提供了启示；西方国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经验也值得研究运用。所有这些都是苏联的改革资本财富。第三，戈氏是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的情况下上台的，他年富力强，自然在民众心目中有一定的好感。第四，戈氏上台后迅速按自己的意愿对最高领导层进行了改组，形成了一个自己的领导班子。第五，当时的苏联虽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但危机还没有爆发，一切都还来得及解决和重新塑造。
上述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利用和调动的社会资源是很多的，决策的选择余地也很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社会总体状况有所好转，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劳动纪律有所加强，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国际环境有所改善，新任领导人在民众中的威望有所提高。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 既然条件这么好，戈尔巴乔夫怎么会在短短的六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呢？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联体制的弊端是根本原因，本系列文章已经有百万言的阐述。这里只简单讲一下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原因。
第一，苏联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但在1988年戈氏突然将改革的重心转为政治改革，从此，苏联的经济改革成为上层政治斗争的抵押品和砝码。
第二，导致苏联解体的最致命的因素与其说是民族问题，不如说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联盟中央与几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共和国的主权要求使联盟中央陷于失去根基和支柱的境地。俄罗斯主权意识的滋生是联盟中央最终失去权力和控制能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戈尔巴乔夫拥有巨大的权力，但面对一系列社会危机，他却只是高谈阔论，没有什么有效的行动。不是他没有权力，他的权力超过了历届俄国沙皇和苏联历史上历届最高领导人；不是有谁限制他，他的行动极为自由。事到临头他不是不想行动，而是优柔寡断，顾虑重重。
第四，戈尔巴乔夫在六年中实行了两次最高权力支点的转移: 第一次是将最高权力支点由苏共中央政治局转移到最高苏维埃，由他当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二次是将最高权力支点由最高苏维埃转移到苏联总统及其所属机构。但是，他越是抓权他的权力越是萎靡。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有人用以下几个比喻来形容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失误:
*在修理苏联模式这部机器时，戈尔巴乔夫在要求严禁烟火的地方使用了明火。
*苏联最高领导层以前不知道饺子好吃，但得知饺子好吃之后却急不可待，以至于缩减了“煮”的程序，直接生吃饺子，造成肌体不适。
*苏联最高领导层在建造新的体制大厦时，僵硬地、简单地将西方的构件径直地移植过来。戈氏将西方的钢板和苏联的木板一起加以焊接，其结果是木板被焊穿。
苏联解体后，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议论众说纷纭，褒贬都有。这里，我把索布恰克对戈尔巴乔夫的评述摘录出来，作为文章的结尾。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的思想，开始了同旧体制的斗争，并击中了旧体制的心脏。根据法治国家的思想，必然产生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公开性和多元化等思想，接下来是多党制、议会制和经济多元化，最后是让私有制成为公民人格独立和社会保障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统派根据自己的乌托邦学说咒骂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权利。而戈尔巴乔夫则是这种乌托邦学说的掘墓人。不管他怎样信誓旦旦地表示忠于共产主义思想，他还是以提出法治思想开始，以坚持私有制思想告终。
这是否表明戈尔巴乔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呢？布尔什维克党就是这么这么认为的。
我想，只有教条主义者和疯子才会相信这个使人类付出如此可怕代价的理想。共产主义成为现实以后，原来是一种非人性的制度；共产主义国家，原来是一种最可怕的一党专制国家；共产主义劳动，原来是一种奴隶式的、生产率低下的劳动。不仅在苏联是这样，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还有一种说法: 戈尔巴乔夫是个民主派，从小就拿定主意同乌托邦斗争，是带着这种抱负打入党内权势阵营的。至少有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过去就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我想，本事再大的“内奸”也经受不住戈尔巴乔夫所经历过的那些考验。
第三种说法是，戈尔巴乔夫是个权欲熏心的独裁者，他想用新的专制体制取代旧的。许多激进民主分子都有这种看法。
可是，一个独裁者不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深刻改革，不需要把社会从共产主义蒙蔽中唤醒。独裁者夺取权力后绝不会搞什么民主改革，即用法律手段限制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个人认为，戈尔巴乔夫首先是个国务活动家。政治、意识形态对他来说只是个工具。权力也是如此。
这个层次的国务活动家都是单枪匹马的。社会需要强有力的改革者时，他们便应运而生。他们的出发点是社会剧烈变革的内在需要，而不是自己所拥护的某种政治信念。作为一个普通人或一个多年的CP领导者，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列宁的历史作用可能都抱有好感。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和认识问题纯粹是他个人的事，与他的国务活动并无直接关系。虽然“左派”和“右派”都想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但这绝对是徒劳无益的: 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不是民主派，也不是独裁者。他就是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时代不应该早于他的改革而结束。如果他个人挺不住，一系列的错误和失误迫使他下台，那么另一个人仍然应该把这些改革进行下去。
戈尔巴乔夫现在面临的难题是，他既不能够维护，又不能够拆散苏联帝国。使各个共和国理顺自由的经济关系，让原联盟政治经济营垒中的囚徒学会自由竞争，需要许多的时间。然而，现在缺少的恰恰是时间。
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是许多行将灭亡的帝国的两种疾病。有人觉得，被动荡、固执地追求主权所吓倒的戈尔巴乔夫，也准备挺身维护统一的帝国，走列宁、斯大林这些顷刻间便成为俄罗斯帝国无冕之王的极左派走过的道路。说他们是帝王并不过分，不同的只是以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罢了。
党的体制是一部消灭人的个性和差异的机器。比戈尔巴乔夫本人更难猜透的一个谜是，他究竟是用什么方法保住了自己的个性，没有荒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敢于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也许，正是为了保存自我，他才为自己造出了这个密不露风的面具，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保障他生存和成为党与国家头号人物的防护罩。他学会了掩盖他对自己所鄙视的人的真正态度，学会了用那种他比任何人都更精通的语言与人对话。
深受党内生活磨炼的戈尔巴乔夫总是在追求力量平衡。这种做法在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里不无益处。但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在混乱和充满危机的时代，它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一位政治家只注意策略而忘记战略目标，如果他不善于利用自己的权力引导社会方舟走向自己宣布的既定目标，他就注定要垮台。
我个人对戈尔巴乔夫是尊重和感谢的。我尊重和感谢他为摧毁军营式共产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做的一切。我的某些同事说我一贯保护戈尔巴乔夫，我总是回答说，我保护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思想——即建立法治国家和优先考虑人类利益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开创的改革目标，是建设与现代欧洲同样发达的社会。到那时，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将纯属丰衣足食、言论自由的民众个人的私事。如果由于一系列原因，戈尔巴乔夫不能亲自实现这一思想，我们就应该把建设法治国家和自由民主社会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几十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马列主义的精髓，从未引起社会内部的反抗。一旦有人反抗，马上遭到灭顶之灾。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仅此一点便令人相信复兴我国社会健康生活的进程不可逆转。显而易见，在我国历史上，这个进程的开端将永远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1991年12月，在红色帝国即将崩溃的最后时刻，面对记者提问是否会动用军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认为利用武装力量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政治家，不仅不应当受到支持，而且应当受到诅咒。军队应当用于它的直接使命。指望动用坦克的政治是达不到目的的。此路不通……”
谈到辞职，他把那当成是已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 “我已经竭尽所能。别人上来，也许干得更好。”
这就是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官场生涯的最后表现。
（全文完）
荀路 2024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