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重访古拉格

“古拉格”，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三个字并不陌生。在索尔仁尼琴三卷本《古拉格群岛》以及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作品中，古拉格的罪恶已经让人触目惊心。而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则如同一座纪念碑，将斯大林统治下古拉格的罪恶一一镌刻，尽显无遗。

与索尔仁尼琴的局部性纪实和文学性描写不同，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书更具有历史性的宏观视野。在时间维度上，本书从1917年到1986年，对于古拉格的起源，到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兴衰进行了详细描述，并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在空间维度上，本书对于分布于苏联地区庞大的劳改营网络体系做了全景式素描。从白海中的岛屿到黑海之滨，从北极圈到中亚平原，从摩尔曼斯克到沃尔库塔和哈萨克，从莫斯科中心到列宁格勒郊外。

此外，作者还对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进行了细致而微观的考察，对于囚犯的衣食住行以及劳动、奖惩等各个方面做了详细的披露。根据作者统计，苏联总计有2870万人被强制劳动；1929年到1953年的斯大林时代，死亡的囚犯达274.9万人……

与《古拉格群岛》相比，无论是对劳改营全貌的描述上，还是对古拉格制度形成的梳理上，《古拉格：一部历史》无疑是一个“质变”。因此，阅读这部近70万字的著作对于读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书中的每一页都满载苏联人深重的苦难，它不能带给你阅读快感，而是挑战你对罪恶的承受极限；它没有空洞的表态，只是用大量的事实来陈述一部沉重的历史。无论以怎样的角度进行观察，这场灾难不可谓不深重，其教训也不可谓不深刻。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著作《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和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同样出版于2003年，两本书的中文版时隔十年之后同时在中国面世，这为读者提供了极好的印证和参照。

监狱环境的惊人对比

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安妮·阿普尔鲍姆称，19世纪吹遍欧洲的监狱改革之风最终把俄罗斯卷了进去，制度更温和，管理更宽松。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已经祛除了以往某些苛刻严酷的成分。“对于一批为数不多的即将成为俄国革命领导者的人来说，通往西伯利亚之路当时已经几乎不能算是什么严厉的处罚，即使它也并不令人舒服愉快。在狱中时，布尔什维克作为‘政治犯’要比刑事犯受到一定的优待，因此获准拥有书籍、纸张和书写工具……即使按照后来的标准，布尔什维克也算吃得好、穿得好，甚至还有人给精心理发。”

安妮·阿普尔鲍姆揭示，斯大林本人曾被逮捕和流放过四次。他逃跑了三次，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省，两次从沃洛格达省———这个地方后来布满了劳改营。因此，他对沙俄政府的“无能”极其鄙视。而列宁的流放经历就更好。雅科夫列夫称：

列宁不停地抨击血腥的沙皇制度，抨击政治犯和流放犯骇人听闻的生活条件。可是(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留下了十分有趣的关于夫妇二人在西伯利亚舒申斯科耶村流放生活的回忆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凭着自己的‘薪金’——— 八个卢布的津贴，享受着干净的房间、伙食、衣服的洗涤缝补，就那也觉得付了高价。诚然，午饭和晚饭都很简单：每周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宰一只羊，每天吃羊肉，吃完为止；吃完后给他买上一周的肉，女工把买来的肉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剁碎了做肉饼，也是整整一周的量。不过牛奶和奶渣饼都很充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以随便用，连他的狗也有吃的了……不久，我们搬到另外一处住房，花四个卢布租了带菜园的半栋房子。我们过起了家庭式的生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酷爱打猎的人，购置了一条皮裤，什么沼泽地他都去过。那儿有野物。1899年4月，他收到母亲寄来的一支猎枪……他让家人给他寄来许多东西。冬天，列宁滑冰。‘想起了往事，’他在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

到列宁、斯大林掌握政权的时代，“享受式”流放已经没有可能——— 所有身体健康的囚犯都必须去从事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而“逃跑”已经成了古拉格的“神话”，极少有逃犯能够成功。由于俄罗斯幅员辽阔，即使逃犯逃出了劳改营，也很难逃到俄罗斯中部。对于那些被抓住的逃犯，惩罚极其严厉，许多人立即就被枪毙，尸体还被吊起来杀鸡给猴看，像斯大林那样逃跑三次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在本书437页，安妮·阿普尔鲍姆引用了布恰讲述了一个故事：

职业罪犯逃跑的典型方式是同类相食。成双结对的职业罪犯预先表示愿意与第三名囚犯(“食物”)一起逃跑，这名囚犯注定成为另外两人逃跑途中的食物。布恰还描述过一名职业窃贼和杀人犯所经受的煎熬，他与一个同伙一起带着劳改营的炊事员———他们的“途中补给”——— 逃走了。

……两名逃犯依计而行———他们杀死并且吃掉了炊事员——— 但逃亡之路的漫长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他们再次开始感到饥饿：

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先睡着的那个人将被另外一个人杀死。因此，两人假装不累，讲着故事熬夜，同时密切观察对方。多年的友谊使他们既不能直接攻击对方，也不能承认彼此的猜疑。

最后，一名逃犯睡着了，另一名逃犯割断了他的喉咙。布恰说，两天后，活着的逃犯被抓住时，他的袋子里还装着几块生肉。

不难看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正是因为在沙皇统治下，对于沙俄政府流放制度的缺陷有着深刻了解，因此自己当权之后才堵上了“漏洞”。从此之后，布尔什维克铁拳统治之下的囚犯，再也不可能享有列宁的“享受式”流放，和斯大林式的悠闲。

与沙俄时代不同的是，苏维埃恐怖统治使得所有人可能成为被流放的囚犯。从1917年开始，在红色恐怖下的苏联人，毕生积累的财富可以在“国有化”名义下被剥夺，一句玩笑或对领导人的抱怨即可能被告密后逮捕，喝酒之后的醉话可能引来入狱之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生存而捡拾了散落谷物的农村妇女，因为偷了一磅土豆或几个苹果的饥民都被判刑，这使得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劳改营的囚犯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此外，仅1930年到1933年，超过200万富农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联其他人烟稀少的地区，作为“特殊移民”，禁止他们离开流放村。

经济理性下的疯狂

正如左凤荣、沈志华在《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所述，俄国的现代化之路，从18世纪初彼得一世改革至今，已有300年，其间改革不下10次，但至今仍未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其现代化道路曲折坎坷，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赶上欧美先进国家，重温帝国辉煌，是包括列宁、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袖和索尔仁尼琴这样异议分子在内，甚至所有俄罗斯人的共同梦想。

《古拉格：一部历史》的现实陈述，隐含着这一庞大的历史背景。苏联的科雷马和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因为气候恶劣，一直没有开发。在列宁、斯大林这样推崇红色恐怖统治者的心目中，利用囚犯从事这样的工作显然一举数得：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饥饿不仅达到了惩罚囚犯的目的，而且完成了他们建立事功的宏大心愿。可以想见，当一座座城市出现在此前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当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140英里河道的白海运河，仅仅21个月就从蓝图变成现实之后，主要推动者斯大林的胸中怎能不涌起“舍我其谁”的豪情？

起初，古拉格系统只是残酷而无情的镇压和惩罚机制。在苏联的劳改营体系中，犯人一旦被逮捕，就开始受到非人化对待。在囚犯称之为“绞肉机”的程序中，从逮捕，到被审讯，关进监狱，被押解，到达劳改营，超负荷和非人性的强制劳动，以及按照完成的工作量分配食物，几乎每一个步骤都有可能让受害者死亡。正如安妮·阿普尔鲍姆所言，对待囚犯就像对待牲口或者成堆的矿石一样，除了从事劳动生产，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

最终，古拉格的犯人们逐渐渗透了全苏联的各行各业。他们从事伐木、养鱼、宰畜等农牧业，修建铁路、公路、水坝等公共工程，甚至还参与制造导弹。遍布全国几百所劳改营，成为了苏联经济重要的组成一部分。以最低的投入换取最大强度的劳动，造就性价比最高的产出，是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疯狂的经济逻辑。

然而，安妮·阿普尔鲍姆多次指出，尽管古拉格的囚犯们被迫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整个劳改营系统一直没有盈利。由于劳改营所处的地方大都气候恶劣，环境艰苦，苏联人大都不愿前往。为此，当局不得不开出优厚的条件：工资提高50%，每年两个月假期，三年以后还有一份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奖金和一次三个月的休假……曾在诺里尔斯克担任工头，后来成为一名地方官员的安德烈·切布尔金回忆说，自己当时拿的是主管工资，最初是2100卢布，然后每半年提高10%，大约是普通老百姓的五倍。显然，这些优厚的待遇，大大抵消了囚犯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不难想见，在极权统治之下，贪污腐败，挥霍财产的现象比比皆是。诸如，劳改营负责人组织足球队、文艺团体等等，莫不是假公之名满足其私人喜好。而违规利用囚犯做自己家庭的仆人，则是普遍现象。

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人一直持“专制的效率高于民主”之说。然而，《古拉格：一部历史》呈现的事实，对此进行了无情的否定和推翻。这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挖掘的运河，运河航道太浅，连潜水艇也无法自行通过，必须用驳船装运。此前，大部分货物已由铁路运输。作者1999年8月去白海运河游览时获悉，一天最多只有七艘船经过，经常只有三四艘，这比索尔仁尼琴1966年看到的两艘(运送木柴)还要多。

显然，“专制的效率高于民主”所承担的风险在于，一旦专制者判断错误或出现偏差，就会出现无效率和负效率，只是自我耗竭和劳民伤财。白海运河以及其他徒劳无功的工程在苏联时期大量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知识分子的背叛

在苏联时代，如何看待和书写古拉格，或许也是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丧失良知的高尔基，以及揭露古拉格罪恶的索尔仁尼琴。他们代表了苏联知识分子的两极，前者以无耻的行径换来了独裁者的赏赐，后者以揭露真相的勇气赢得了今人的尊敬。

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高尔基不光彩地亮相两处。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高尔基乘“格列布·博基”号轮船到达索洛韦茨基监狱。为了听到“真实情况”，高尔基把自己与一个14岁的少年囚犯关在屋子里谈话。40分钟之后，他流着眼泪出来了。高尔基参观时也在索洛韦茨基的奥列格·沃尔科夫说，作家“仅仅看了要他去看的地方”。已是一名囚犯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B .E .卡年甚至说，高尔基参观了谢基尔卡的禁闭牢房，在那里，他为监狱日志签了字。陪同高尔基的一位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负责人写道，“参观了谢基尔卡，我感到这里的一切井井有条，正是它应该具有的模样”。据卡年说，在这位负责人的题词下面，高尔基加了一条评语：“我要说——— 这里很出色。”

而金雁的《倒转红轮》对此有着更清晰的描述。此前，高尔基收到了“一麻袋一麻袋的”诉冤求救信件，经历过1918年那些事的高尔基当然明白这些诉冤都是真的。在视察游览了劳改营以后的德米特罗沃集会上，高尔基热泪盈眶地说，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我感到幸福、激动。这里所讲述的一切不能不使人激动万分。我从1928年起就注意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怎样对人进行再改造工作的，是你们成就了一项最伟大的事业！这项‘改造人’试验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使用惩罚镇压手段的国家保卫局这个机构。我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全体工作人员令人钦佩的工作表示祝贺！这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以具有历史根据和科学根据而创造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将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试验”。他称肃反委员会的各种机构为“改造工具”，而劳改营里穿制服的管理人员是“文化工作者”。

尽管高尔基后来声明，他的索洛韦茨基随笔没有一句话“不是经书报检察官的笔改动”之后留下来的。但是，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高尔基最著名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后来成为苏联的“经典语录”。在金雁看来，此时的高尔基是“乐意受骗”的。

与高尔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索尔仁尼琴。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的解冻时期，有过数年劳改营生活，受到残忍而野蛮对待的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作者运用劳改营俚语揭示了劳改营的真实生活。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这部小说在1965年受到批判。1970年，索尔仁尼琴或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在西方出版了三卷本《古拉格群岛》，1974年被驱逐出国。

尽管其政治观点颇受争议，索尔仁尼琴仍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坛享有崇高声誉。作家对民族苦难的自觉承担，其揭露斯大林体制罪恶的勇气和良知，至今仍然是知识分子的楷模。而高尔基的可耻行径，却已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

除此之外，西方知识分子对于古拉格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安妮·阿普尔鲍姆披露，萨特在战后始终坚定地支持斯大林主义，名声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他曾对加缪说，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本主义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报纸加以利用，与几千万人被迫领受非人的折磨，和几百万人被迫害而失去生命可以相提并论吗？萨特居然做这种脑残式比较，显然是身在局外的漠视所致。这种态度，与海德格尔支持希特勒如出一辙，甚至犹有过之。对于古拉格的深重罪恶，知识分子尚且糊涂至此，难怪作者在本书最后说，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延伸阅读]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金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68 .00元。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