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缺席的情况下,毅然在绝望中勇敢探索怀疑,在专制下执著追求人性中的光明和自由,在迷茫中自发的反叛,在混沌中为人性尊严呐喊。他们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在无意识中起到了朦胧的思想解放启蒙作用。

[关键词] 文革地下知青诗歌   思想解放   启蒙

前苏联文学家卢那察尔斯基1932年曾说过:“伟大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的作家个人多半是、也许纯粹是社会大变动或社会大灾难的结果。文学杰作就标志着这些变动和灾难。”[①]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大灾难,就不会有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学长廊,就不会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就更不会有引起整个社会对之争议巨大的“朦胧诗”的崛起。

作家想让他的作品光耀千秋,那他不得不和政治结缘,没有任何逃避的机会和理由。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说“任何作家都是政治家”[②]。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文学家无法找到任何方式躲避。于是,或逃离尘世命归黄泉;或入“牛棚”做“黑鬼”被迫远离笔墨;或出卖良心、卖身求荣,做御用文人。真正的文学家沉默了、落魄了;文学被虚伪支撑着,鼓噪着一片谎言。但是,事物历来是对立统一的。有黑暗,就有光明的追求者。在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在白洋淀诗歌群落,在山西、内蒙、河北那些偏远的农村、牧场,活跃着一群“地下文学”创作知青,而“地下诗歌”的创作是他们在迷惘中自发对“文革”中的政治模式进行探索和怀疑的锐利武器,他们在无意识中成为了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者,尽管他们稚气未褪。

一、“知青上山下乡”至“9·13”事件前:在绝望中勇敢探索怀疑、在专制下执著追求光明自由

“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是一种非常意义上的烈士行为,且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

钱理群先生在《民间思想的坚守》一文中谈到“文革”时期在全国各地由青年学生自发建立起来的“民间思想村落”时说:“从根柢上说,这是一群‘非知识分子’(或谓‘明天的知识分子’)在肩负时代已经提出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应承担的‘为社会大变动融铸理论武器’的任务,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担,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就是由这样一群“民间思想者”在中国文化专制及暴力横行的年代创作的,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意义上的烈士行为。严群先生在他翻译柏拉图著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的译后话中说:“烈士之所以为烈士,就是临难之际,生路排在面前,只要稍屈尽可免死,然而烈士宁死不屈。”是的,在那场浩劫中有多少人屈服了,不再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了。有雷抒雁诗歌为证:“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了魔鬼的迷魂汤,/让辚辚囚车,/碾过我僵死的心脏!/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像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边,/挺起柔嫩的肩膀,/掮起民族大厦的栋梁!”这首歌颂张志新的《小草在歌唱》移赠给“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们或许也是恰如其分的。张志新是不向淫威和暴力专制屈服的烈士,而“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们明知前行危险重重,生死难卜,却依然置生死不顾,奋然闯雷区,这在客观上也不正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烈士行为吗?

茫茫黑暗中,他们敢于独立前行:“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情愫和思想” (黄翔写于1969年的《火炬之歌》)。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不正是对正在演进的荒唐历史的严正拷问吗?在亿万人群呼“万寿无疆”,在“一句顶一万句”的现实中,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它的震撼力难道不也比上“文革”中人们所常说的一颗精神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了吗?

1968年, 20岁的青年郭路生在红卫兵运动后期无比痛楚地感到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无耻的践踏和卑鄙的玩耍。他率先对既有秩序和价值进行了怀疑和批判:“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苦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郭路生《相信未来》)谢冕对此评价说:“我们在《相信未来》这首充满理想和信念的诗中,可惊地接触到在当时来说是完全奇异的陌生的意象:蜘蛛网查封的炉台、灰烬余烟的叹息、凝霜的枯藤、腐烂的皮肉……正是在这样一片近于绝望的坠落中,升起了动人心旌的关于未来的坚定命题。单从这些意象的提炼和构筑来看,郭路生(即“食指”)在‘文革’废墟中所进行的诗意寻觅,是充满创造性的。一代探索诗的现代性的人们,从这位先行者那里,得到了表达充分复杂和矛盾的精神世界的最初的启示”[③]

1964年1月22日,贺敬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曾轰动一时的《西去列车的窗口》,透过离别亲人的列车窗口,贺敬之情绪高昂的写道:“乌云,在我们的眼前/……阴风,在我们的背后/……江山呵,在我们的肩,/红旗呵,在我们的手!”

四年后郭路生,在赴山西杏花村插队时也写下了离别亲人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透过离别亲人的列车窗口,郭路生心情忧郁颤抖:“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我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和“文革”前在主流文学诗歌界占有绝对重要位置的贺敬之的诗有着截然不同的情调,它摒弃了高昂的政治热情,躲避了阶级斗争的说教,真实凄美地诉说了一个20岁青年学生就要离开母亲的感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一片欢呼歌颂的岁月里,郭路生却充分展示了人性中脆弱的一面,勇敢地将诗歌在真正意义上回归到了单个人的意识上,回归到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性特征上,人性的脆弱在这里呈现出了诗中最美的一面,同时也埋下了对那种“假、大、空”诗歌撞击的思想解放的启蒙种子。回避气势磅礴的英雄主义和豪气冲天的斗争哲学,在一片红色标语口号海洋的包围中,裸露着一颗离别亲人迷茫上路的颤抖的心。这正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当时那个氛围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获得极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当时形势下,“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们不可能有意识地和正统的主流诗歌进行抗衡,昨天,他们还在激情澎湃地朗诵着那些被政治信条硬撑起的大气磅礴的阶梯诗。 “文革”热闹过后,他们的心灵感到了极度空虚,他们在文化沙漠中开始了痛苦的怀疑,苦苦地进行良心上的扪心自问,不懈地进行心灵上的疯狂寻觅,囫囵吞枣式地大量阅读了《被背叛了的革命》(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时代》(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红与黑》、《怎么办》这类书籍,创作出了和当时主流思想截然相反的诗歌,成了思想解放和诗歌艺术创新的先行探路者。无意中他们的诗歌告别了歌颂和说教,抛弃了20世纪60年代那种大气磅礴的阶梯式的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套路。敢于讲真话并使用了象征、隐喻等影射、暗示的表达方式,对极权政治、个人崇拜及其肆无忌惮的人性践踏进行了控诉和批判,并毫不动摇地要重新唤醒对现实失望的人们拥抱未来的信念和热忱。他们这一时期的诗歌在社会中、尤其在知青中广泛流传,为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民中深入开展,使人们冲破僵化的固有思维模式,追求实事求是、勇于讲真话,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启蒙作用。手抄诗歌在“地下”传诵,思想解放的启蒙种子也在冰冻的土层中慢慢生根、发芽,等待时机随时破土而出。

二、“9·13”事件至“4·5运动”前:在迷茫中自发的反叛,在混沌中为人性尊严呐喊

“文革”后期出现的“九·一三”事件,使整个中国社会都被强烈的震撼了,思想的巨大困惑不由自主地弥漫在神州大地上。民众心中人为制造出的崇拜偶像、那滑稽地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瞬息间神秘的消失了,于是人们包括制造偶像的领袖们被迫开始了对现实的反思。而始终在进行“地下诗歌”创作的那些青年人比普通人更加真实感受和触摸着这一中国历史上奇特无比的现象。“许多作家(包括歌德,并且首先是歌德)敏锐而正确地指出:最牢固地掌握着永生权或长生权的作家,都是自己时代的真正儿女,他们揣摩到时代的进步倾向,善于摄取时代的液汁,抓住生活中引人注意的那部分作为素材,然后用强烈的热情,用该时代所达到的最富于批判力的思想,对它进行加工。”[④]于是“文革地下诗歌”创作者在经历了疑惑和彷徨之后,他们的诗歌开始从探索怀疑和执著追求相互交织阶段转向了对当时社会的反叛和生命本意的回归呐喊的新的创作阶段,而这其中思想解放的朦胧意识自觉不自觉地顽强地显露出来。他们于无意中成为了“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者。

1973年芒克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在《太阳落了》中悲凉地感叹:“太阳落了。/黑夜爬了上来,/放肆地掠夺。 / 这田野将要毁灭,/人 /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失败、忧郁、怀疑的情绪,使诗人在想生命的意义应该在哪里。而1974年,诗人多多用冷静的头脑清晰地发现:“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无题——陈述之三》)也是在1974年,林莽在《26个音符的回响——献给逝去的岁月》中犀利地写道:“专制的幕布,幽禁了大理石的雕像/五线谱在钢琴上发出刺耳的喊声/……/子夜滚过巨大的雷霆/闪电映出一个奔逃的鬼影” 。这是“九·一 三事件”的主角  首次以诗歌的形式被记录在案。

而最能做到富于批判力思想的当推北岛,他最富于批判力思想的作品当推写于1976年4月《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用这样的诗句来概括“文革”那个荒谬的年代,显示了作者独具匠心的洞察和思考。这种带有强烈的思想启蒙意义的句子曾一时广泛流传。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诗人毅然决然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进行的坚决否定,进而以一种英雄的气概表示:“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这首诗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

多年的挫折和磨砺,“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体验了社会底层的苦楚,然而官宦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双重出身的背景,使他们无心关注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他们对那个社会的决绝和反叛的原因更多的是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的价值和人性尊严。自由、尊严、公平、民主对他们来说是第一位的,从城市走到农村的巨大反差,使他们越发迷惘: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使中国走向何方?中国青年的出路何在?被人玩了?被阴谋耍了?被华丽的革命辞藻引向了事物一个方面的极端?卢那察尔斯基在评述普希金时说:“政治不是普希金注意的中心,然而他不能同政治隔绝,因为政治使贵族,特别是使最有文化的一部分贵族感到强烈的激动。”[⑤]“文革地下知青诗歌”的创作者和普希金不是生活在相同的社会氛围中,政治和他们的整个生活已经完全缠绕在一起了。因此,他们比普希金更能产生强烈的激动,也更能从政治气息中捕捉诗的灵感。正如李新宇所说:“十年浩劫,使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洗礼,于狂热之后的冷静中萌生了强烈的悲愤和浓烈的哀怨。理想被撕碎之后的失落感和不堪回首的生活使他们情感低沉、痛苦、迷惘,但是,年轻的心里却仍然有执著的追求和不可泯灭的希望。社会的动荡,人生的沉浮,生活中的悲喜剧,政界骗子的种种表演,使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思考与探索。他们执著地追求,艰难地探索,前途却并不清晰,目标遥远而渺茫,理想的草图朦胧而纷乱。他们的思索、苦闷、不满、哀怨和愤怒无法宣泄,而又强烈地渴望宣泄。于是他们纷纷拿起诗笔,以诗的形式抒发内心的感受。但是,一方面是前景的迷茫和思想的困惑,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警惕与戒备,他们无法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坦率地公诸于世,而往往采用种种不确定的隐喻和象征,忐忑不安地传达着自己朦胧的内心体验,曲折隐晦地表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⑥]

三、“四五运动”至“朦胧诗”淡出:在蛰伏中等待澎湃,在争论中形成“朦胧诗潮”

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一场以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诗歌运动,这是和平时期一次不多见的以鲜血创作诗歌的民间自发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参与者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极左”思想去鞭挞“极左”的行为,诗歌在这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出现的,它是要成为炸弹和旗帜的。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诗歌运动。然而从目前已知资料表明,“文革地下知青诗歌”的创作者们却在这场诗歌运动中悄却无声,没有作为。1977年“四人帮”被粉碎,“两个凡是”引发了规模浩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是一个特定的“过渡时期”,诸多各色人物纷纷出来亮相。而“文革地下知青诗歌”的创作者们却没有驰骋在这一政治舞台,他们集体失语,错过了以诗兴邦而功垂千秋的绝好机会。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四五运动”之前,全国正处在壁垒森严的“舆论一律”中,颜色只能有一种红色,声音只能有一个调“形势大好”,歌只能唱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人们普遍认为“左”的东西好像已经根深蒂固了,要想走出这片乌云,还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在这种专制的环境下,锐气已被抵消了许多,情绪已悲观了许多,他们开始大量地接触了白朗宁、爱伦堡、萨特、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用心追求纯粹的艺术形式、张扬鲜明的自我意识和追求人性的尊严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在心灵深处,他们开始越来越淡化要和当时的主流社会逆道而行的自我意识。他们在经历了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之后,愿意思考而不甘寂寞的心灵感到了空前的迷惘,于是他们把学习西方作品的心得书写了下来。他们不愿意直接成为政治的参与者,于是他们躲开了天安门广场的诗歌运动,静观了历时半年之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他们在“四五”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中蛰伏。这些现象充分表现了他们不愿主动直接使自己的诗歌创作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心态。而目前的实际状况也充分证明这一点,“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绝大多数人没有参与到主流政治社会,政治在他们那里显得淡而又淡。当下的政治参与者已很少有人谈起他们,他们对今日社会已经基本没有影响。

目前,还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1978年的春季到秋季,“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有什么更精彩的作品问世,他们这段时间活动也鲜有资料披露。而就在他们异常沉闷的时候,中国的主流社会开始了一次令世界震惊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可以称为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思想风暴。沉闷的中国社会现状终于被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磅重棰给击活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中国当代思想解放的大幕。历时半年之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牵涉到了高层领导、军队、文化教育、科技、文艺等方方面面,整个过程真可谓惊心动魄,令人永远难忘。1978年11月10 日,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整整半年时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践派”和“凡是派”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里程碑式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认为这对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革地下知青诗歌”的创作者们不愿意用为政治服务的形式来张扬他们的诗歌创作,但1978年底已经澎湃着了思想解放滔天巨浪的中国政坛却宽容了他们。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月,北岛、芒克等人筹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问世了。《今天》将一批在“文革”中创作的“地下诗”,如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一切》等油印发表,在北京的大学生和知青中间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广泛流传。

1979年1月中央召开了诗歌创作座谈会,胡耀邦、胡乔木、周扬这些当时中国文化艺术界最高领导都到会讲了话,他们对日益崛起的“文革地下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不置一言。但这并不能有碍“文革地下知青诗歌”的崛起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浪潮在文艺界此起彼伏,“伤痕文学”率先直面社会,直面“文革”,大胆地揭露了阴暗面,引发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等有关文学本质的争论。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开展,一时间,报刊、电台、大专院校处处被思辩激情充斥着,仿佛人人都成了思辩家,在争论着文学的是是非非。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氛围下,那些广泛流传于民间地下的诗歌终于破土而出。1979年3月,“地下诗人”终于盼来了他们期待已久属于自己诗歌写作的早春。官方权威刊物《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这标志着“文革地下知青诗歌”正式登陆“地上”。他们那种带有对既有社会秩序叛逆的思维,他们那种对民众思想解放带有启蒙意义的具有追求人性尊严的诗句开始在广播、报纸上迅速流传,为思想解放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超前的思维使他们的诗歌成为文学艺术突破“左”的桎梏的导火索,也从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朦胧诗”争论。随后的几年,“朦胧诗”经历了“三个崛起”批判、“兰州会议”等事件,但它越挫越勇,激情澎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时代的舞台上。但这一时期的“朦胧诗”已完全和“地下诗歌”有了本质的不同,它在形式上开始出现晦涩,在内容上开始从政治激情中走出,而向社会生活多元化发展,情感个人化开始占据了主体。迅速发展膨胀的“朦胧诗”语言怪诞反传统,传达信息朦胧模糊指意不明,要想读懂使人不得不颇费猜测而又不一定理解作者原意。由于和传统阅读习惯有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一些青年人开始退居而去喜欢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纪宇的《风流歌》、杨牧的《我是青年》等通俗易懂的诗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环境的巨变和市场经济的确立,辉煌绚烂的“朦胧诗”开始归于平淡并渐渐淡出普通百姓的生活视线,“朦胧诗”写作开始成为了“在一个‘唯物’的时代、在这滚滚红尘中做一个‘饥饿艺术家’的艰辛和荒谬”。[⑦]

“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能使以后各个世纪感到同样热烈的兴趣的,——后世喜欢挑挑拣拣。为一个时代所需要的,到另一个时代就不需要了。”[⑧]卢那察尔斯基这一断言,在“文革地下诗”这里又一次得到了验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文化呈多元化格局,贫困惯了的中国人,开始如资本主义初期的人们一样,对金钱有了强烈的占有欲。有的人甚至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挖掘他的致富第一桶金。那些搞文学创作的人们也开始抛弃了清高,务实求变,或下海经商,或用文学做赚钱的工具,一个能摄人心魄的文学轰动效应年代悄然离我们远去了。

新生代开始在他们的圈子里写他们圈子里人看得懂的诗了,芸芸众生已不再有一份阅读的激情了,生存已是越来越多人的第一生活要义了。

当今社会已经变得多姿多彩,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但诗歌却是缺位的,诗人的气质已和高贵没有太多的联系,反倒是酸腐和它有了太多的关联。

容易忘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苦难的一页,已很少有人提起,有的人有意把它忘却。政治开始和经济联姻,密切到须臾不可分的地步,而曾真心实意为政治摇旗呐喊的诗歌,却被政治无情离弃,以致躲到了一个无奈的角落里低声叹气。

生活就是这样,需要就是潮流。诗歌淡出了普通百姓的视线,幸耶,悲耶?

然而,我们毕竟有理由记住那些曾在文化荒漠中为时代、为历史抒写过激情、悲情、真情的“文革地下知青诗人”。正是他们那近似于殉道式的探索,在社会底层、在众多年轻人中传播着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朦胧诗”的行为,使我们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开始从思想深处抛弃了一些固执不变的“左”的观念,使我们多了一条从政治绝境中走出来的重要通道。为此,我们对他们应该表示永远的敬意!

[①]《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

[②]同上。

[③]《谢冕论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129页。

[④]《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⑤]《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⑥] 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⑦]王家新:《汉语的未来》,《中国当代诗歌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⑧]《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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