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文化的开放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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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开放是文化生命力的基本需要,开放是文化进步的绿色通道。对于人类来说,意识到文化和理性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意识到文化的开放性同样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在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开放的价值系统是其得以成长的重要路径,文化来自更高的启示,但并不因此而把自己视为无限。在文化的生命体内,它的开放的姿态是前倾的,保持了永远的谦逊和进步,因此与知识拉开了距离,文化始终在精神领域飞翔。文化不仅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不仅是一种行为结果,更是一种行为过程。赫尔德尔曾经关于文化民族性、语言和封闭性的边界已被世界的一体化所打破,在互联网时代,任何关于文化封闭岛屿的坚守已无意义。今天看来,某种文化价值的开放与封闭是检验其真伪的唯一尺度,这是文化来自更高领域参照之下、面向未来价值取向的基本特性。真正有积极价值的文化从来不会宣布自己封闭的标准和量化的指标,也不会画地为牢强调自身的神圣性与唯一性,它会袒露所有的问题意识并接受各种支持与挑战。西美尔认为,现代以来,统一的文化观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世界在经历“解构中心”的过程,一切文化价值都有重估的可能。这时候,只有文化的虚伪价值才用文化以外的力量来死守自己的价值系统,甚至拼死宣扬自己的先进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样的文化往往已经虚弱得不堪一击。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总体存在形态,任何先进文化都是来自一种魅力征服,其传播靠得不是武力和命令,它的魅力与亲和来自生命内部和谐的共振。文化的魅力弥漫在心灵之间,既不恃傲凌人,也不寄人篱下,内在丰沛充盈,又光洁动人。

人类在创造文化之后往往也会创造两种困境:其一,对于自己的文化创造过于迷恋,深陷其中而不愿变化和超越,最终形成一种文化的反制和奴役。本来,文化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灵的重要方式,也是战胜自然与自我的人间努力,但是,当某种文化进入自身的价值封闭以后,文化开始创造人类,生命开始受到文化幸福的压迫,工具理性开始压抑价值理性。这种困境中的文化已是走向衰败的标志,任何成熟的事物也正在接近凋谢,所以,凡是宣扬一种成熟的、完善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不是在理直气壮地说谎,便是在宣布自己正在走向死亡。深陷这种困境中的文化拒绝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以优秀论来继续加大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距离,它不相信文化间的差异恰恰是各自生命成长的需要。漠视个体与群体新的诉求下的文化心理状态,对于文化制度的形式结构所产生的问题充耳不闻,甚至固执己见。其二,一种文化诞生之后被文化之外的目的所利用,继而打造成某种绝对信仰,成为一种社会共同体成员必须保持忠信和服从的法则。如果说深陷自我迷恋中的文化正在走向衰败,那么这种困境中的文化已经是被杀死的文化,只不过用文化的裹尸布挥舞成自负的旗帜。这种困境中的文化不能解释成阿诺德的文化救世主义,其中的傲慢不是人文主义的,也不具有文化努力和文化尊重的真诚,只是把文化沦落成一种工具理性。顺延这种工具论的逻辑才有在权力意志的主导下,根据需要规划、建设其中的文化。显然,这种文化已经远离了文化的核心与价值,它的自负并不是来自自身的生命力而是来自文化之外的强力支撑。

既然文化来自更高的领域,真正的文化从来不强迫人,从来不限制人的自由,它的价值始终是敞开的。否则,它的价值封闭会吞噬人的自由和权利,还会吞噬整个世界。任何文化的工具化都是一种十分危险而又值得警惕的。韦伯曾经强调文化价值的多元性、自治性原则,世界上没有一种固定的永久价值可以适用所有领域,比如,适用于政治领域的价值在艺术和审美领域中就注定要碰壁和失败,由此,文化也必须同政治和经济清楚地区分开来。韦伯还认为,人类文化不是哪一种特定物质力量的自然而然的产物,在其背后交集着物质和观念的复杂动因。

哈里森经过对文化的悉心考察后把开放的文化与封闭的文化归纳为动态和静态两种价值观。在时间观念取向上,动态文化面向未来,静态文化更强调过去和现在,而未来的取向意味着开放、进取的世界观。在动态文化中,幸福的含义既包括工作、创造与成就,同时也包括尊严、威望与精神世界的满足,但是静态文化中往往不强调世俗层面的工作成就。动态文化重视过程、机会和权利,静态文化则强调结果和平均主义。动态文化将教育看作是发展的关键,而静态文化大部分社会成员不重视教育的作用。动态文化强调个人能力与个性张扬,而静态文化更注重家庭和裙带关系。动态文化中社会认同与信任超越家庭关系而进入整个社会,静态文化的信任只限于家庭和裙带关系,较少进行社会慈善活动。动态文化的社会伦理道德代码比较严格,静态文化中的公平与正义则常常与熟人和黑金有关。动态文化的权威是分散的、平等的,鼓励个性和不同意见,以弥补权威信息和知识的不充分,静态文化的权威是集中的、从上至下的,要求统一思想。动态文化鼓励异端,而静态文化强调步调一致。哈里森在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分析中并没强调文化的优劣,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知道动态文化缘自它的开放性,静态文化来自它的封闭性。开放性的文化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封闭性的文化会逐渐走向衰亡。这并不是文化的强势和优等对于文化的弱势和劣等进行整合、兼并的问题,而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进行文化选择而出现的结果。

文化宽容是自由的保证。赫尔普士说,宽容是对文化的唯一考验。文化的萌芽来自人类自由的冲动,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得益于宽容,没有宽容的文化是僵死的专制的文化,僵死的文化不适合人类的生命需要。胡适说:“如从历史上看,一切文化都向前进,而自由正是前进的原动力,有学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有不断的新科学新文化出来。”如果承认开放的文化、动态的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对于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的宽容就体现着这种文化的气度和生命力,拒绝和排斥任何有异于自己的文化恰恰是一种文化的不宽容。之所以对有别于自己价值观的文化保持宽容的姿态和心胸,是因为人类理性的局限与生命的生物性特征很难确定什么是世俗的唯一真理。波普尔曾经强调,虽然在科学中我们总是尽力寻找真理,然而我们却认识到,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掌握了真理。从以往许多令人失望的事件中我们已经明白,我们不必期待终极真理。在文化的开放和动态价值中,任何新的文化创造也都是为了被否定、被取代、被超越而诞生的,就像今天的存在是为了被明天取代,世俗真理的确定恰恰是为了让新的真理审判为谬误。这是文化和生命得以成长的基本机理,如果不对生命的成长和进步横加抑制的话,应该对所有到来的挑战和否定表示洗耳恭听,或者报以真诚的宽容,这也是激活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动力。在开放的前提下,文化宽容不仅是动态文化的基本特征,还是内心强大和自信的证明,它甚至有力量为否定自己的因素进行辩护。开放的文化和文化的开放性知道,文化如斯宾诺说的那样不是靠武力进行传播的,而是靠爱的能力和宽容征服的。

生命虽然存在着共同特性,但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每一个生命的所有生命需要都会有别于其他生命,这是生命的真实状态。在文化选择上尊重每一个生命的自由选择就是尊重生命的真实性,如果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个体生命无权要求他人服从自己的文化或进行与自己一样的文化选择。既然任何生命都无法抵御时间的吞噬,生命就具有天赋的平等性,其中的要素即是生命自由与文化自由,宽容则是对这种自由的基本保证。人类的基本事实是,所有生命的生存状态又是不平等的,平等仅是一种愿望和理想,不平等才是真实状态。正是不平等的生存状态给文化的宽容提出了生命的基本要求,不平等之中也蕴含了生命的天赋自由。人类的不平等状态给平均主义、极权主义提供了生存的借口,往往想用文化的统一性来结束生命之间的不平等,结果不仅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还消灭了人的基本自由。从文化的宽容出发,生命之间的不平等并不需要任何强制式的文化启蒙和文化供给,如果让生命失去了对文化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也就丧失了基本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全部涵盖生命的需要,任何文化对于世界的描述和修补也都是局限性和短暂性的,文化描述的选择性和局限性无法对应世界事实表象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的可能性。任何形式的文化也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无法避免自身选择的局限性。在生命的无限丰富性面前,任何文化强制都会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是在对生命进行权利和自由的剥夺,从而达到权力意志的统一目的。

卢梭曾经强调,既然自由是人的最高权利,那么,如果仅仅为了取悦于一个疯狂或残忍的主人竟然完全抛弃造物主赐于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听从主人的命令做尽造物主禁止我们做的罪恶,这完全是自甘堕落,将自己贬低到动物的水平,或者是对造物主的一种侮辱。或许,伟大的造物主宁愿看到他的作品被彻底毁掉也不愿遭受侮辱。因为奴隶是不配谈论自由的。人类经验使我们知道,这种对于自由和权利的剥夺往往是从文化的不宽容开始的,文化的统一和供给已经潜藏了毁坏造物主的杰作的政治抱负和野心,但文化的不宽容并未能引起生命自由的警惕和重视。文化的宽容基本体现在对人的消极自由的尊重和保护方面,消极自由也应成为文化选择与文化交流和碰撞之间的主要态度,没有对消极自由的保护就不存在文化的宽容问题。人类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的无限可能性造成文化的永久性差异,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文化选择也会永远面临不同,这恰恰是世界的真实。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如果尊重这种真实,让每一个体充分享有文化自由和选择自由,在一个开放的价值体系内部,这种文化自由会达到一种平衡。文化宽容是基本的文化姿态,生命和世界将因此而生机丰沛。在纯粹的文化领域,我们强调秩序下的自由,但是文化宽容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宽容有时候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宽容就不存在自由,每个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同时也为所有人做出选择,文化宽容是文明社会和生命自由的基础。只要把人当作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而不是手段,我们就理解为什么必须消除封闭文化与静态文化中的文化不宽容主张、进一步开放文化的价值体系。

开放与宽容的文化使社会和生命走向广阔的自由。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又是人类的梦想,因为文化的形成使人类失去了部分自由。文化的发展和复杂本是为了扩大人的自由,但是文化多被外力所利用,文化的真义已经多被扭曲。叔本华曾经激动地说,每一页书都证明,这些所谓的文化并不试图释放读者,而是在蛊惑中引你入笼。二十世纪的人类灾难也恰恰说明,文化的乌托邦主义试图实现一种文化的理想模式,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蓝图,要求社会共同体成员在一种文化价值下宣誓效忠,或是以文化的优势自居来消灭其他文化。这种对于文化多元价值的排斥和文化的封闭不排除其中的唯美主义理想,但是人类的许多灾难恰恰发生在这种激情动人的理想画卷。波普尔说,人类生活不能用作满足艺术家进行自我表现主观愿望的工具。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主张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都应该被赋予由他本人塑造他的生活的文化权利,这样做的界限只在不过分干预他人的自由。文化乌托邦在唯美主义与激情主义的作用下必然要求人们放弃文化自由和文化理性,从而服从于对这种乌托邦画卷孤注一掷的构建,最终使人类走入人间地狱。文化乌托邦的构建是以消灭人的文化理性为前提的,人的文化理性包括了每个人的文化自由和独立判断,这些又正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文化理性又来自每个人的文化自由和文化宽容,开放与宽容的文化是其存在的前提,这些又成为制约文化乌托邦的敌人。尽管每个人的文化理性是有局限的,但恰恰是局限本身又要求文化的强制和统一。一个人的局限或部分人的局限不能服从于另一个人或另一部分人的局限,这应该是秩序的基本伦理。由于人性之中的恶,文化的强制和统一又极易与此合作构成对人的精神和行为的双重压迫。人的理性虽然是从人的自然生命有机相关性中分离出来的,但其明显带有文化的痕迹,不同的文化选择有着不同的理性。如果不限制人的动物性冲动,世界将因此失去了其本秩序。同样的是,如果不限制人的理性作用,理性也会成为恶的重要源头。如何保证人的文化自由,自然离不开宽容,而如何保证文化宽容,就无法离开对人的理性的制约。

对于人性之恶的有效限制应该是开放和宽容的文化价值体系,开放和宽容的文化把尊重人的自由放在了首位,同时又包涵了文化权利的平等姿态。虽然平等是一种人间幻象,但并不能因为其永远无法达到就放弃追求。比如长生不老永远是人类不可实现的梦想,同样的是不能因为其无法实现就放弃了对生命的医疗和保健。对于平等的文化追求会进一步限制人性之恶的膨胀,尤其限制公权力对于个体生命的压抑和摧残。在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中最大的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恰恰是出自人类自身的专制权力。开放和宽容的文化使每一个生命都有文化表达和文化选择的机会,这种开放性和宽容性又进一步消解了某种权威文化的形成,以免让其构成集权主义的基础。在开放的文化语境中,每一个生命都成为文化的创造主体,他们不仅是文化的接受者,还是创造者,因此打破了文化创造的神圣性,使文化的发生重新回到社会。文化本不是个别精英所独揽的创造物,文化是每一个生命在存在过程中对世界信息的吐纳,文化的产生并不挑肥拣瘦。文化的开放和宽容会使社会进一步丰厚起来,而丰厚的社会又是生命的日常需要之所在。由于崇高是建立在文化乌托邦理想画卷之上的虚无,凡越是标榜崇高的文化越是压制人性的基本需要,崇高的文化还会以崇高之外的力量来限制文化的多元性。开放和宽容的文化会祛魅这种崇高,动态中的文化更多地去与现实的、具体的恶进行斗争。人的理性能力会在文化选择中甄别文化中的优劣因素。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现代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的社会性在不断冲蚀人的生物性特征,现代人又无时不生活在文化的枷锁之中。只有在开放和宽容的文化环境中,人才会在文化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开放和宽容还会对世俗权力的形成产生阻力。因为开放中的文化权威是分散的、平行的、多元的,在对世俗权力的集中和从上至下方面形成一定的张力,从而给生存在文化环境中的个体生命撑开一片空间。开放和宽容的文化的个性化特征能够使文化统一的步伐减慢,以尽可能地延长文化的多元化生存,从而给生命提供多种可能的文化通道。

与开放和宽容文化形成对应的封闭文化和专制文化从状态上看是静止的,它的存在理由在于继承和维护文化的传统和人类的理性传统,但其目的在于维护既成的价值系统和利益格局。我们已经知道,那些违反生命的基本需要而构建的理想体系实际上毫无价值。由于文化的乌托邦主义从一开始就毫无价值,它们根本不符合生命的正义要求,只是某种利益和理性膨胀的结果。开放和宽容的文化语境中,生命的自由和权利、文化的主张和选择较少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文化的价值系统在抗衡社会动荡方面会显示出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开放和宽容的文化还会减少暴力革命的可能,信息与文化主张的开放与宽容能够使社会制度进行零星变革,减少透支国家内部维稳结构造成的长期危险状态,避免因矛盾积压而导致的突发的逻辑中断,从而最大可能地保全生命的利益和价值要求。

韦伯对历史有一种破碎感,主张历史并不呈规律性的线性发展,偶然性在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一种文化理念可以为历史预设,所有对于历史中的偶然的理解和阐释也都是个体性的。如果把文化的价值系统封闭起来,无异于对所有人统一了历史阐释和世界观,也等于让价值判断的合理性遮蔽了事实的无限性。所有文化还是具有环境选择性的,文化的流动性又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死死守住一种封闭的历史观。鲍曼说,文化只有在漂泊中才能真正觉得是在家中。本来,开放的、宽容的文化没有边界,优秀的文化没有祖国,它的超越性不服从于国家行为。开放和宽容的文化是一切文化的归纳之母,是各种文化交汇的海洋,文化在这里通过自由选择、自由组合、自由扬弃然后生发出新的文化生态。开放使文化阳光充足,宽容使文化海阔天空。开放与宽容是自由的基础,自由为开放和宽容昭示意义,文化是其中的精神纽带。开放的文化战胜不断重复的谎言,宽容的文化拒绝生命的恐惧,恐惧是人的奴性来源之一,也是谎言得以存在的自圆其说。在封闭和专制文化妨碍真理出场的语境中,封闭和专制本身奴役于一种无边的对真理的恐惧,以文化的篱笆束缚光明的作法已经朽矣。在全球化时代,大批如阿诺德说的那种文化的行动者,“他们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和搬运到社会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殚精竭虑,要为知识去除一切粗糙的、粗野的、推理的、抽象的、专业的和孤傲的成分,要把它人性化,使它在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也见成效,与此又保留了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成为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在文化开放中,人的精神自由在于对生存恐惧的摆脱。在文化宽容中,人的精神拯救在于对真理的渴望。在文化自由中,人的精神超越在于对更高价值领域的爱与追求。文化携自由、宽容与开放而来时,就能听到真理的叩门声。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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