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管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来说,“朱厚泽”这个名字,总渗透着难以言说的微妙。不过,既然碰上了他的书,思绪与他相遇,就索性敞亮一下吧,管什么山高水阔及其他。

“生命中,有些日子过去了,就不能再去翻篇;有些思念沉淀了,就不能再去触碰。”读者诸君不要以为是什么名人名言,这是我这个老而不“资”的人前两天在不经意触碰的一本书上顺手写下的。

书,是《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是朱老签名送给我的。它已安静的躺在书架上许久了,如果不是找别的书碰上,我甚至已经忘了它的存在。但不经意间碰上,却再也放不下。在这个岁首天寒沁人肌肤的深夜孤灯下,翻看着老人留下的摄影作品,想想老人一生的遭际,周身弥漫的是难以容忍的痛!不能触碰的感念。直到天光放亮,才在书上写下了这两句感慨。

朱厚泽去世后,除了从历史材料中看到他的名字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外,思绪却总不与他相遇,倒不是因为大脑的“内存”中没有他的一个“文件夹”,而是因为一直封闭着这个“文件夹”不愿意打开。因为不管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来说,“朱厚泽”这个名字,总渗透着难以言说的微妙。不过,既然碰上了他的书,思绪与他相遇,就索性敞亮一下吧,管什么山高水阔及其他。

一幅挽联

朱厚泽是2010年5月9日凌晨归隐道山的。这天早晨,朱老的女儿朱玫通过短信给我发来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随讣告还有一幅挽联:“国运民瘼终生相伴/仁心厚泽永留人间”。

当时正在拥堵的车流中狂躁的我,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一种想表达的愿望驱使我将车停在路边,给朱玫回复了这样的短信:“惊悉噩讯,不胜悲哀。集李白、杜甫联句表对朱老敬仰、哀悼之意:灵心圆映三江月笔阵横扫千人军后生徐庆全敬挽!”

此联,上联出自李白的《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简》,原句是“灵心圆映三江月,彩质叠成五色云”;下联出自杜甫的《醉歌行》,原句是“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这是我忘记在哪里看到的一幅书法作品,一直印在脑海。此时突然涌出,感觉用这个集句对联来悼念朱厚泽再恰当不过了。这位晚年追求“阳光政治”的老人,心如三江明月那样清澈;而他的“三宽方针”虽然没有长篇大论,但的确有横扫前人的磅礴之气。

朱厚泽去世后,我急就章的写了《朱厚泽:“三宽部长”走了》的怀念文章,开篇就引用了这幅集句对联。

因感念而记住朱厚泽这个名字

朱厚泽和我,是隔着代的,也是隔着阶层的——他是高官,我是平头百姓;而且,在2001年以前,我甚至连认识他的机会都没有。尽管如此,我却在1985年12月就将朱厚泽这个名字刻在脑海。那是因为对他有着深深的感念。

此时,朱厚泽已经就任中宣部部长五个多月了,而如我这样在当年充满“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热情的学子,却不知道他。说来惭愧,但也不怪我们。自1976年以来,朱厚泽的前任们,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在现当代历史上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朱厚泽有什么?即使报上宣布过对他的任命,也难以立时让学子们记住。到1985年12月,我是通过查找报纸特意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特意查找报纸找中宣部部长的名字,是因为心中怀着一份感念之情。那一年,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在12月5日报名结束后,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一门,而且这一门还是多少年来入学考试必须有的“政治”科目。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遭”。这样的好消息,焉能不让我们备考人欣喜?此前的师兄师姐们,有多少人在“政治”这一科目上折戟沉沙怒焚考题抱憾终生?而我们这一届考生,居然有这样的好运气!

狂喜之后,同学们就议论,是谁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有人说是教育部长,而我则坚信是中宣部部长。我的理由是,在中国,政治宣传都是归口中宣部的,“政治”科目也是宣传的一个内容,当然也是中宣部的“势力范围”;而且,教育部长和中宣部长虽然都是部长,但此部长和彼部长的权力和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使是教育部长作的决定,也必须经过中宣部长批准才行得通。我这一说,一干人都觉得有道理。“可是,谁是中宣部长呢?”一位同学不经意的一问,倒真是把我们都问傻了,我们还真不知道中宣部长是谁。同学们说,要记住他,这是表达感念最好的方式!我自告奋勇地去查报纸。

查找报纸,也多少让我对这位没有故事的中宣部部长有了些解: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就学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任教的达德学校,他本人也是该校学生,后又就读于贵阳清华中学。1949年3月加入中共。后长期在贵州工作,从基层做起,一路向上,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此后,我一直关注朱厚泽的行踪。知道他只当了一年多的中宣部部长——中共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后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9年至2000年,他的名字从报端几近消失了。

仿佛是天意,2001年,我竟然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个会议室。而此时,我也因为对党史的兴趣而半路出家到这个研究领域时而赚点稿费,混口饭吃。随着对朱厚泽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对他也就出离感念进而至敬仰了。但一见面,我冲口而出的依然是当年的疑问:“1986年,研究生入学为何免考政治科目?那可是我们大学四年最狂喜的一件事情啊!”

朱厚泽对我当年的感念多少有些惊讶,甚至有些意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笑呵呵地说:“你还挺有心机的,这件事居然让你念念不忘。你也应该在历史这个行当里做事情。”可是,谜底呢?

朱厚泽却并不急于揭晓谜底,而是讲起了当年的大势: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摒弃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为什么摒弃?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是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是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等等,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是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等等,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的。(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

朱厚泽说,这个《决议》虽然是1986年9月公布的,但起草可是从1985年9月下旬开始的。起草小组是在耀邦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据我所知,从一开始,耀邦就没有提到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时,胡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并用一种开明的方式来对待意识形态,管理意识形态,这就是“精神文明的决议”啊。

朱厚泽说到此处,我恍然大悟:当年,“政治”这门课程的教旨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然在“决议”中这个“核心”已经被摒弃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生考试科目再将“政治”列入,考试题目如何出?总不能把你的“三宽”作为名词解释来考吧?免考势所必然。

荣任中宣部部长

当然,相对于对朱厚泽在中宣部部长的作为,免考政治科目只是一个极小的问题。此后,只要有机会,我总问他在中宣部那一段的情况。久而久之,与自己所了解的那段历史相结合,他在中宣部的作为也就慢慢清晰起来。

1985年7月,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8月,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

当年,朱厚泽在思想理论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何以会荣任中宣部长的职位?这是他在贵州思想解放、大胆改革所致。

1982年,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时,用了半年时间,到市属一百多个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制订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该《提纲》实施第一年,使贵阳市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40%,财政收入增长了16%。第二年,任副省长,当年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加。

这年年底,朱厚泽进入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在题为《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毕业论文中,他提出三个观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懂得经济。在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届哲学年会上,朱厚泽作为特邀代表作关于培养新一代领导干部的讲话,新华社的《内参》转载了讲话的主要观点,《理论动态》全文刊登。

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刊有这样一则报道:春节期间,朱厚泽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到贵阳市郊农村走访农民。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变,养鸡专业户谭国均坦率地向朱厚泽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朱听后马上把谭国均夫妇和在场的贵阳市长、区长、村长拉在一起,合影留念:“立此存照,来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谭便把此照作为“定心丸”高挂在墙上,一时传为美谈。

大胆改革有政绩,对改革未来有理论思考,朱厚泽走进中央高层,已无悬念。

这是我根据有关朱厚泽的报道和他的谈话来梳理的,比较简单。与朱厚泽交往密切的胡德平,在一次追念朱厚泽的谈话中,也解答了中央为什么会调朱厚泽任中宣部长的问题。他说:

为什么选他来当宣传部长?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他有些想法很前卫。比如,他是最早提出“富民”的省长。贵州是个穷地方,用当地的方言来说,“干人”多,“干人”就是穷人里的穷人。在整党工作中,他把“富民”当做全党的根本任务来宣传,我记得这段历史,贵州是“包产到户”推广最早的省份之一,很快老百姓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

1984年,在全省的一次会议上,厚泽同志说,社会主义者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市场商品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在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等几个要点。这对于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做了一个省委书记的应有贡献。

他也是最早从环境问题考虑,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问题。1984年前后,粮食增产,有的销区省拒绝再调入,甚至与粮食主产区省发生矛盾。贵州也是粮食调入省,生活好了,温饱解决了,很多人都说,是不是可以不再从外边调入粮食了?摘掉贫困省的帽子。朱厚泽说,我们还要调入粮食,不能小富即安。我们搞更大的农业结构调整,让更多的山坡不再种粮食了,不再搞大字报田了,要种草和树了,生态的问题。我还要调入,我搞生态。

这么高瞻远瞩,专注于全面调整,而且和种草种树生态结合起来,这在省委书记中,不多吧!省领导班子取得共识,坚持继续调入粮食24亿斤,除了用于发展传统名酒,着重用于退耕还林还草,把大面积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退下来,恢复生态。

他还强调,必须多为农民服务,种植业调整也要以服务为先,不能简单地不让他种烟,只强迫他不种烟,他就种鸦片了。你必须得告诉他种什么好。多深刻和尖锐啊!

1986年9月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后,十三大还没召开时,朱厚泽就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他是在1986年10月8日在中宣部学习六中全会的报告时,引用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后来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这本来在六中全会已经定了。

我觉得这证明了两点,第一,厚泽同志从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之后,就是一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人。第二,他担任了省委和中央部门的第一把手之后,不仅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而且还勇于思考。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握宣传方向,解决问题。只有这样,出现了矛盾、困难,他也敢于承担。

我想这应该是党中央看重他,调他进京任宣传部长的主要原因。

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他与朱厚泽交情深厚,至少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他的解答,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朱厚泽上任前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我也听朱厚泽自己概括过。在徐景安主持的一次“创建中国新文化讨论会”上,朱厚泽有个发言,当时我也在场。朱厚泽说:“我原来在地方工作,20年前才来到北京。我向一些朋友说过:我是搞体力劳动的。地方工作不是搞‘体力劳动’是什么?‘脑力劳动’是在北京嘛。大政方针,主要政策,重大措施……都是在北京定嘛,集中统一。地方你就在下面跑吧,叫做贯彻落实。不是‘体力劳动’是什么?!当然也可以有一点‘创造性’。但在那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不过枝节性、技术性的事罢了。”

轻描淡写,几句话就把我们这些喜欢听他讲历史的人给打发了。

曾经担任过贵州省委秘书长的陈群林前辈,我本与他不相识。他读到我写的《朱厚泽;“三宽部长”走了》一文后,跟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的张占斌特意聊起这篇文章。“老陈认为你这篇文章很好,愿意和你交流交流。”电话里,占斌和我说。后来,占斌给我转来陈群林写的一篇怀念朱厚泽的文章《细拣往事忆先知》,在信中特意说:老陈说文章不是要给你发表的,只是交流参考的。信中还留下了陈群林的电话。

陈群林与朱厚泽有三十多年的交往,可以说知道朱厚泽个“底掉”。正因为如此,他的怀念文章感情丰富,史料价值也很强,可惜未能公开发表。中央要调朱厚泽到中宣部,是先通过他下的毛毛雨的。陈群林在文中说,1985年6月10日左右,借调到北京的他要回贵阳休假。临行前,一位中央书记的秘书突然造访,说:“我刚从政治局会议上出来,已决定厚泽同志调任中央宣传部长。你回到贵阳后,一定要通报一声,以免他感到突然。”陈群林回到贵阳第二天就奉命转告朱厚泽。朱厚泽什么反应呢?陈群林写道:

他听完,沉默良久,问:“你认为怎么样?”我答:“最好不去。”接着调侃说:“北京流传一个段子,说全世界有四个部长最难当:一个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因为要不断侵占巴勒斯坦领土;一个是美国的情报局长,因为总有泄密发生;一个是苏联的农业部长,因为连年粮食歉收;最后一个是中国的宣传部长,因为要坚决清污反自由化。”他听后,又是笑。我问:“你准备怎么办?”他说:“如果征求个人意见,我会要求留下来。当中宣部长,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接着,他谈了要求留下的理由,评点了所谓更合适的人选。我说:“如果不同意呢?”他说:“组织决定了,我还能不服从?我说:“完了,你要上刀山了。”他说:“那能怎么办?”……后来的事,进展很快。我休假还未满,一位中央书记就到贵州找他谈话,7月,他就到北京上任了。

这样生动的历史细节,对于认识朱厚泽有极大的帮助。电话里,我对陈群林说起读文章的感受,也特意说到这一细节。陈说:“一切都仿佛昨天的事情。他去世后,我每每回忆到他,都会想到这个细节。他事实上对于这一职位敏感与艰难是了然于胸的,选择去,是知难而进,那种‘我不上刀山谁上刀山’的历史使命感,我能感受到。”

朱厚泽选择在贵州做自己的安息之地。陈群林具体安排下葬事宜,他在电话里告知了我这个消息,希望我能参加安葬仪式。后来朱玫也通知了我。我本想去,但单位的一位领导不同意解决费用而作罢。陈群林回京后还问我何以没有去?得知因为经费问题,他说,你早跟我说我就给你解决了。你失去了一次感受现场的机会。

是的,陈群林本人极关注历史现场,因而他对朱厚泽的描述,有那么多的细节让人感动。

“三宽部长”

到中宣部半年多,在思想理论界,朱厚泽一直没有大的举措。包括既往一年一度的全国宣传会议,他也无意召开。胡耀邦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当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胡乔木;而在中央书记处中则是邓力群。朱厚泽是“两个分管”下的中宣部长,在观点和看法很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做?朱厚泽当年的感受是,他是在“五层夹沙”中游弋。他回忆说:

那时,胡耀邦是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实际上他不是列席,而是指导宣传工作的。换句话说,宣传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要他来审订的。胡启立是常务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宣传部等几个中央部门都在他的指导下工作。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他是否分管宣传工作?我也不太清楚,但他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在这四层上面,大家都知道,还有老人在掌控。你说,我这个中宣部长算什么?所以,要做事,只能在“五层夹沙”中游弋。

朱厚泽有他的一套工作方式。首先,他力求敞开中宣部的大门,与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人交朋友。他上任之初,就发生了“刘晓庆风波”。刘晓庆未经通报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投诉她主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被扣压不能公映一事。朱厚泽第二天就安排看试片,提出处理意见。在当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

其次是到地方各种会议上“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朱厚泽的举动,在当年就有两种解读:有人认为他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他是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下面讲什么不用向中央报告,而要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就需要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人审读了。

翻翻朱厚泽当年的讲话报道,他所轻描淡写的“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的思考,又涉及到他的施政方针。

就理论问题而言,他对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问题是有自己的认识的。1986年1月3日,他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即席讲话中说:应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

他在参加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做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

既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这样的看法,在思想文化方面具体施政方针上,朱厚泽逐渐形成了著名的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

朱厚泽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

“三宽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月7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作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

“三宽论”也是朱厚泽在处理当年思想理论界争论的尺度。处理当年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时,替马丁(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宋龙祥)解围;对于被视为有政治暗喻而打入冷宫的电影《黑炮事件》,他批准公映。

朱厚泽的“三宽”方针,在当年就引起过一些人的反感,朱厚泽也受到过一些不明就里的指责。还是在徐景安的那次会上,朱厚泽说:“但是不久就听说有一位领导人在地方批评指责。那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地方都有纪录上报。我们收到纪录看,又没有指责内容。而且我们还是几乎每周都见面的,也从没有向我说过。可是以后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陈群林的回忆更具体。他在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与朱厚泽“吹牛”时,朱厚泽袒露心扉地对他说:“我这一年是‘三明治’。一边催放手,大胆,最好要有成套的东西;一边紧紧盯着,谨防乱说乱动。夹在中间,怎么办?不说不动过不去,大说大动要出事,所以只能下毛毛雨,吹微微风。你注意到没有,我是在音乐家协会开会时讲的话,最先报道出来的,也是一家专业小报。现在弄出大动静,我也没想到。”

陈群林感叹的说,20多年过去了,“三宽部长”已经成为他的代称而流传于世,可有多少人知道,那也是一种挣扎中的呼号呢?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离开中宣部,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接任。1月28日,邓力群到中宣部主持新老交接。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邓力群说:“不要等历史作结论,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朱厚泽跟我谈起上述细节,那已是2008年了。2005年,中央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使“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的“结论”,被历史重新写过。那么,“朱部长,你就不必挂怀了。”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挂怀的,只是三宽方针更适应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啊。”他幽幽地说。

在前面提到的徐景安主持的那次会上,老人在发言中说: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越过曚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老人一直忘不了“三宽”;而更多的人是因为他的“三宽”而记住了他。

身后事不寂寞

尽管朱厚泽生前有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是,人们还是想送他一程。2010年5月11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简单的送别仪式。尽管仪式简单,但人潮涌动。我看到白发苍苍的胡启立在秘书张宏尊的陪同下,与他告别;我看到胡德平神色凝重地步入告别现场,并在告别后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我看到当年我们心中的“理论风云”人物李洪林在夫人的陪同下蹒跚而来……。告别仪式结束后,很多人登上事先准备好的巴士,到八宝山去送他西归。

过了不久,我就接到朱玫的电话,说要编一本《朱厚泽纪念文集》,想具体和我面谈一下。我和朱玫见面后,专门就出版印刷的问题向她作了解释,并为她联系了一家出版印刷公司。两个月后,朱玫电话告诉我,说文集的稿子基本上都齐全了,还想在书名上听听我的意见。我约朱玫到办公室来,杨继绳和吴思也都在场。

谈到书名,我说,就叫《厚泽人心》,这样最能概括老人家一生行状。吴思接过话来说,还是加一个“在”字吧,叫做《厚泽在人心》更好。我和老杨都认为好。朱玫也同意。不久,朱玫就给送来了自印的《厚泽在人心——朱厚泽纪念文集》。厚厚的一大本,600多页的篇幅。朱厚泽已经辞官很久了,这么多人还记得他,他应该高兴,他的身后事不寂寞。

朱厚泽在贵州的安葬仪式,也是很隆重的。陈群林电话给我讲述了有关情况。来自全国各地的朱厚泽的“粉丝”为他送行,老人西归路上依然会带着一份温暖。

电话里,我跟陈群林说起《厚泽在人心——朱厚泽纪念文集》,我说,老人家走了,我们还应该写文章怀念他。老陈说,你年轻,可以多写一点。我们已经老了。我记住了他的话。

在不久前那个寒冷的夜晚,我不经意地触碰到老人家的《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集,也把《厚泽在人心——朱厚泽纪念文集》重新翻过。想起了陈群林的叮嘱,写下了这篇怀念文章。

来源:八十年代(ID:leyou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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