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本就比平常人敏感的作家们，在经历了残酷的政治运动后，通常都会惊觉：原来人生如戏。“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1956年的“大鸣大放”运动，让一些年轻作家受到鼓舞，但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创作生涯会产生何种影响;另一些经历过世事变迁的“老”作家们，也因着主动、被动甚至有点荒谬的原因，被卷进了1957年的“反右”当中，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心性本就比平常人敏感的作家们，在经历了残酷的政治运动后，通常都会惊觉：原来人生如戏。“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王蒙：受毛泽东保全仍未幸免
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9月，当时他才22岁。小说描写一位新到某共青团团委工作的青年对官僚的领导不满。小说发表之后，在社会上的关注度不断上升。
1957年，从2月至4月，毛泽东共有5次谈话谈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除了批评小说没写好正面人物，基本都是支持，还强调要“保护”王蒙这个人。
但先于领袖人物的这些表态发生的是，1957年2月9日 ，《文汇报》在它的文学专版《笔会》上登出一篇长文，是李希凡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该文认为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歪曲了现实。王蒙隐隐约约觉得，这篇文章对自己的作品并非“评论”，而是直接批判，似乎已经有人对他定了性。
到1957年11月之前，王蒙依然没有获得“右派”帽子。但就在当月，他被召回团市委参加运动，最后在团市委的“证据”和坚持之下，也不出意外地成为了“右派分子”。
虽然获得毛泽东肯定，却依然不得安全，这使王蒙的“右派问题”至今仍是文坛的一幢谜案。
刘绍棠：“神童作家”遭折翼
早在上高中时，刘绍棠的作品就已被选入高中课本，当时，他和王蒙等青年作家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作家中的“文学明星”。
年少成名的刘绍棠还没学会“沉默是金”，性格直爽锐勇。好友丛维熙回忆说，刘绍棠曾对他表达：“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听得他震惊又佩服。
1957年，刘绍棠发表《田野落霞》，写农村干部的腐化;《西苑草》写大学过分搞集体化，限制自由;还发表了《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提出反对公式化、教条主义、概念化的看法，对普及和提高问题发论。
据夫人曾彩美回忆，因为这几篇文字以及一些“鸣放”言论，刘绍棠在运动中遭受的批判逐步升级，戴了“右派”帽子，还被清除出党。
丛维熙：“闷葫芦”的反抗
丛维熙也是当时北京地区的作家，《北京日报》的记者、编辑，人人皆知他是刘绍棠的“文友”，二人皆师从“荷花淀派”导师孙犁。
鸣放期间，寡言内向的丛维熙曾经参加在京青年作家的座谈会，也许是受气氛影响，他忽然对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出这样一段话：“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随后，他还公开支持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1957年7月，丛维熙发表《并不愉快的故事》，故事根据一个农业社官僚主义萌生的真实材料写成。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挣脱了理论约束进行创作。
因为这些言论和一些理论探讨文章，以及与刘绍棠等人的交往，丛维熙最终被划为《北京日报》第13个右派。
“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但嘴、眼、手谐和统一的激昂表情，却都表现得像是真的一般。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回忆起当年参加批判会的情景，丛维熙这样写道。
聂绀弩：帮妻子改稿获罪
“左联”作家聂绀弩是老共产党员，作家、理论家胡风的挚友。
1957年，聂绀弩的夫人周颖在“大鸣大放”时为胡风鸣不平，而她此番发言稿的观点和叙述，很多都来自为她改稿子的丈夫。这段发言很受欢迎，就被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要走了。结果，夫妻二人等来的就是双双划为右派的命运。
汪曾祺：成右派只因“凑名额”
汪曾祺的右派帽子来得比较意外。在“反右”运动来临时，担任中国文联的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部主任。汪在自己的文章《随遇而安》中，提到了这一段经历。他说，1957年的名单里并没有他，荒谬的是，因为本系统内部“指标不够”，最后还是进入了右派名单。
汪曾祺写过一首诗叫《早春》，内容只有两句：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读音：miǎo，意为树枝细梢)，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结果这首诗也成了被批判对象。主持批判他的那位诗人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对于这一段经历，汪曾祺倒是没有怨恨。他的感受与丛维熙十分相似：“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