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as Tranströmer3马悦然朗读诗给特朗斯特罗姆夫妇听。(世纪文景出版供图)

 3月27日,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得主、瑞典国宝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因中风去世,享年83岁。

“ ‘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看见面前一道光线。”在自传《记忆看见我》中,特朗斯特罗姆写道,“仔细看,那光线真像一颗有头有尾的彗星。彗星的头,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决定生命最重要特征的幼年。我努力回忆,努力钻进那时代。可是在这浓密的地区中移动很难,很危险,我感觉到我会接近死亡。”

《记忆看见我》是特翁回忆人生早年的唯一传记,大约写作于六十岁时。在传记中向读者道来人生的神秘,童年的奥秘,好奇心,以及他如何逐渐地走向诗歌创作的道路。2012年,世纪文景将《记忆看见我》与他最新的诗集《巨大的谜语》合集出版。

1990年特翁中风后基本散失了说话的能力,但仍能用左手写诗和弹钢琴。《记忆看见我》围绕着死亡、历史、记忆、大自然等主题,除自由诗和散文诗外,还采用了日文俳句的格律,言简而意繁,有很强的音乐性。瑞典汉学家,特翁的老友马悦然翻译了《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合集,并于2012年10月来到中国与中国读者谈论特翁的诗歌。

“我1960年代头一次跟托马斯见面,认识快五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我起初只阅读他的诗,没有想到把他的诗译成外文。1983年冬天,我得进医院做手术。我带着托马斯那时刚刚发表的诗集《狂暴的广场》。医生给我打的那麻醉针肯定非常厉害: 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非常清新,所有的老蜘蛛网都扫除去了。我半夜一醒,就开始把那诗集的十九首诗译成英文,当天下午就翻译完了。出了医院回家之后,托马斯到我家里来,我们两个讨论我的译文。”

托马斯原来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他的自由诗的音乐性很强。并且从小喜欢画画。1990 年 8月4日,中国诗人李笠访问托马斯的时候,托马斯说:“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示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 (北岛《时间的玫瑰》,193 页)。

马悦然毫不保留地说,“我欣赏他以简朴的语言所表达很丰富的意象与寓意。我欣赏他让我醒过来的惊讶的隐喻,我欣赏他引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诗律表达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乐趣与焦虑。我也欣赏他有时候用禅宗法师的超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安慰他的读者。”

在《巨大的谜语》序言中,马悦然写道“六七十年代左倾的诗人和评论家批评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认为他忽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责备他为保守派与资产阶级。其实,托马斯自己是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者,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活动很感兴趣。可是他不愿意让他的诗作为政治宣传的武器。”

特朗斯特罗姆1990年冬天中风之后,只会讲几个词,列如ja (是的),nej (不是),men (可是)和 mycket brå (很好)。可是只要是他的妻子莫妮卡(Monica)在他的身旁,他会参加任何题目的谈话。马悦然说,“我有一个朋友,是瑞典一位有名的医学专家,告诉我一个因为中风不会说话的人绝对不会写诗,除非是一个上帝创造的奇迹。我就给他讲了一个真的故事。托马斯和我都害耳鸣。有一天莫妮卡告诉我托马斯为了他害的耳鸣比较烦恼。我就给托马斯寄这首俳句:

你啥事埋怨?

耳鸣的声音恰如

蟋蟀的音乐。

过了两天之后,我接到托马斯的回答:

蟋蟀不作声,

只听沉默的呱呱

在我的耳中。”

“唯一的科学解释是托马斯是一个奇迹。”

Tomas Tranströmer4马悦然听特朗斯特罗姆弹琴。(世纪文景出版供图)

马悦然与特朗斯特罗姆夫妇相识近五十年。这半个世纪,他们夏天有时在托马斯那当领航员的外公在一百五十年前于斯德哥尔摩外的一个海岛上盖的“蓝房子”见面。“这个海岛是托马斯的真正的故乡。最近十几年托马斯和莫妮卡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离托马斯小时候住的地方很近。从他们的公寓看得见海和港口的一部分。客厅里有托马斯的大钢琴。我们每次去见他们,托马斯给我们弹钢琴,他收集很多专门为左手写的钢琴曲。”

马悦然写道,“一直以来,托马斯和他的妻子莫妮卡经济情况一直都是困窘的。托马斯的薪水并不高,他的诗集赚不了多少钱。他1970 年代给他的老朋友、美国诗人布莱写的一封信中说,他和莫妮卡每到月底就得抖一抖他们衣柜里的衣服,看兜儿里有没有一些硬币!”

1985 年,马悦然与特朗斯特罗姆同时访问中国。马悦然回忆,有一天托马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给学瑞典语的学生朗诵自己的诗。他朗诵完的时候,有一个男学生举手说:“我不懂你刚才朗诵的诗。”托马斯回答说 :“诗是不需要全读懂的!你接受吧,把它当做你自己写的!”

来源:新华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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