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从华语地区来看，台湾、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四个地区，被殖民最久的却是最进步的地区，这令人尴尬。” 那么，殖民历史和地区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
◎ 陈方隅 / 美国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选人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月份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杂志专访时，说了这么一段话：“从华语地区来看，台湾、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四个地区，被殖民最久的却是最进步的地区，这令人尴尬。”（本段译文引自中央通讯社报导，粗体为笔者所加）许多媒体直接下标题：“柯文哲说：被殖民愈久愈文明”，因此引发轩然大波，有超多人炮轰他缺乏文史素养，有人举出被殖民但是发展很差的国家反例，有人指出不该说哪个地方（尤其中国）不文明。（事实上，若单从这段访问原文来看，“被殖民”并不是“愈文明 / 愈进步”的要件）。
在媒体这么一阵稀哩呼噜地带风向炮轰柯P（编者注：柯文哲绰号柯P，P 指 professor）之后，好像很少人真正来看一下，那么学术研究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么多人跳出来指责柯P 人文素养不足，但是看来看去好像没有人真正举出一些具有人文素养的答案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柯P 是错的啊？而且，柯文哲市长上任以来节奏相当快，做的事情很多，失言风波也很多，许多值得讨论的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实在有点可惜。
本文尝试讨论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如何看待殖民的后果。不过首先要来看一下所谓的“依变数”（编者注：大陆称因变量，下同），也就是殖民的“后果”应该用什么指标来检视。柯P 原文是说“文明程度”，引起风波之后，外交政策杂志释出了录音档，我们发现柯P 原本用的形容词是“高级”而非“进步”。不过，不管是用哪个词，其实都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文明”其实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指标（也不应该有任何指标）去区分高下。
有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很简单明了，且很容易跨国、跨时比较，那就是“经济发展”（通常可用 GDP 国民生产毛额来检验）。那么，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对殖民地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什么研究结果吗？
来源: C.C. by othree
殖民地与经济发展的两种假说
首先，有一派学者认为“天然条件”和“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是影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关键。例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跟天然资源、劳动力多寡有关。不过这种说法会有“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因为天然资源和人的行为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这个论点大致上已经被修正：地理条件和天然资源正是吸引殖民者前来的条件，有些国家开发殖民地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工，有些是为了广大的市场，有些则是要获取天然矿产；而殖民者来了之后，会根据一个地方的地理和人文条件去制定统治策略，各种所做所为影响了一个国家后来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一个殖民地的天然人文条件“要素”，和殖民者所建立的制度和统治政策是互相影响的。
另一个主要的理论是，殖民者所建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影响了一个国家长久的发展。而且，学者们发现，制度的演化通常是会有所谓的“路径依赖”现象，也就是说，同样性质的制度倾向于继续发展下去，影响了后来的发展。这 是由于享受好处的那些人，通常不会愿意去改变成另外一种制度。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就变成，制度有好坏之分吗？什么情况下殖民者会建立好的制度，什么情况下会建立不好的制度？
为何殖民者建立不同类型的制度：经济发展
假设我们先接受“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个说法。那么，什么因素导致了殖民者在不同的地方建立起不同类型的制度呢？
首先，社会科学家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财富逆转”现象：在众多的殖民地当中，在古早时代愈有钱、人口愈集中的地方，现在愈穷（例如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而古早时代愈是没有开发、愈贫穷的地方，现在愈有钱 （例如美国和加拿大）。这个发现在统计上是显着的，即使我们来看不同地区的殖民地，或是同样的殖民母国去殖民不同的地方，在统计上控制各种不同变数后（例如是否为英国殖民、距离赤道多远），仍然是显着。
为什么会这样呢？Acemoglu、Johnson 及 Robinson 等学者(2002)发现，在比较穷、人口比较少、都市化程度比较低的地方，殖民者来了之后，比较有可能设立一些“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因为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来投资与开发。然而，在原本比较富有、人口较多、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殖民者一来，就会立刻接手既有的统治手段，建立或维持“榨取型的经济制度”，诸如劳动剥削和重税，如此可以快速获取利益，毕竟，马上叫充足的劳动人口去种田、挖矿、奴役，能够获得立即的经济好处呀！
上述三位学者的相关的研究指出，在原本发展程度较低、人口较少的地方，殖民者比较容易大规模移民，而这些移民自然会去要求建立保护私有财产的机制来保护自己。殖民地人口跟殖民母国的移民关联在于，在人口少的地方，可开发的地比较多所以可以安置的人比较多，而且因为欧洲人缺乏疟疾和黄热病的抗体，所以在都市化程度较低的地方， 受传染的机率比较低，活得比较好。
“活着”是最重要的事情，至少要活得好才能够治理殖民地、建立特定的制度。因此，远在 17~19 世纪，殖民母国的士兵 / 传教士 / 水手在殖民地的死亡率，竟然可以跟该被殖民国“今日”的经济发展程度在统计上成反比关系，很神奇吧！
为何殖民者建立不同类型的制度：贫富不均
另有一派重要的研究显示，除了“经济发展程度”影响殖民母国带来的新制度之外，“经济分配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因素。Engerman 和 Sokoloff 两位学者的研究指出，被殖民地一开始的财富不均程度愈高，这些制度的设计都会偏向有钱菁英，连带影响到后代的经济发展会比较差；反之，被殖民地一开始的贫富不均状况愈好，则制度设计会比较偏向公平分配，则这些制度提供了经济发展的诱因。
在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由于富含天然资源，土地又很肥沃、适合大规模商业农作（例如：糖），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 权利都掌握在那些大地主手上，而且由于生产大规模经济作物的需要，在殖民者到来以前，奴隶制就很盛行。殖民者来了之后，由于统治的需要和剥削殖民地的需要，自然而然会去强化这些既有的社会阶层、统治手段。
相对的，在北美洲，由于地广人稀，再加上气候状况适合种植谷物，经济活动是以家庭式的农场为主，种谷物再加上畜牧，经济规模原本相当有限，而财富分配状况也相对平等。这种状况下，比较容易带出平等的观念、建立起比较平等的制度。（当然，古时候所谓的平等跟现在比起来也是天差地远。例如投票权这件事情，当时就算建立起民主和代议制度，也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投票）
从这个论点我们更可以看到“天然环境”是如何透过“贫富不均”这个机制，影响了殖民者来到新世界时的制度选择。而且其实以上两种观点并不冲突，因为古早时代经济发展愈好的地方，通常也都是政治经济权力愈集中的地方，在封建制、贵族制的影响下，贫富不均程度也较高。
为何殖民者建立不同类型的制度：基督新教传教士
除了经济发展程度和贫富差距之外，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因素影响着殖民者所建立的制度：基督新教传教士。根据 Woodberry（2012）的研究发现，基督新教传教士（conversionary Protestants）的数量和传教活动，跟一个国家后来的发展很有关系。这是由于，新教强调每个人可以透过圣经来向上帝祈祷，并且强调信仰的重要性不在于仪式和宗教团体的身份，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的传教过程中，他们带来了印刷的普及、识字率的提升（为了让大家读圣经），协助报纸的普及（传教士透过发行报纸来影响当地社会，透过报纸来认识社会与被社会认识），带人们成立各种自愿社团；以及最重要的是，这群以传教为职志的传教士们总是会去要求当地政府保障宗教、言论自由，积极游说相关的法规通过。Woodberry 教授发现，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数量愈多、行动愈活跃的地方，该国家愈容易出现保障平等权的法律，其教育普及率也愈高，而其结果就是，该国家之后民主化机率愈高。
虽然这份研究不是直接把“国家发展”当成依变数，但这样的重要行为者，以及宗教的力量，都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群宗教的使徒们，帮忙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平等法律的实行，这些关键的制度当然对之后的国家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至于为什么是基督新教而不是其他基督教派的传教士呢？因为当时其他教派（尤其是罗马天主教）比较强调仪式、组织的重要性，传教途径主要是由上而下的，以神职人员为中心，所以比较没有在推广教育和大众识字等方面积极推动。不过，研究同时指出，天主教教庭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组织，其态度与活动对全球 1970 年之后的民主化浪潮助益很大，但若把时间拉回十九世纪的话，是新教的传教士们在许多地方扮演了促进国家发展的关键角色。
好制度 vs. 坏制度
所以我们可以来回答一下柯P 所引起的讨论：殖民时间长短跟国家发展有没有关系？答案是：没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要看殖民者建立了何种制度，以及后续该制度的发展状况而定。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对后来很有帮助，什么样的制度又是很坏的制度呢？
Acemoglu 等人告诉我们，“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因为它对于投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诱因。殖民者对于这个制度的建立，在 18 世纪末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对不同国家的命运影响尤其明显。因为工业革命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更需要旧有统治阶级之外的人们加入投资的行列。如果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投资人随时都要担心投资的厂房被国家征收，自然就不会愿意去投资。在殖民刚开始时比较富有、人口比较多的地方，殖民者倾向于沿用及加强原有的剥削结构，建立起“榨取型经济制度”，巩固既有的统治菁英结构，将经济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如此一来就限制了投资与创新的动机，毕竟，只要能剥削下阶层的人民就可以赚饱饱，菁英们又何必去尝试不一样的经济活动呢？
除了财产权的保护外，Engerman 和 Sokoloff 两位学者认为，“教育的普及”是导致后来发展好不好的关键（当然，普及的教育不一定是由殖民者来推动）。在 19 世纪初，北美兴起了公学运动（Common School Movement），争取各州成立免费的中小学。19 世纪中叶开始，北美洲的初等教育入学率、识字率，都“海放”其他的殖民地 / 前殖民地（而且是八九十趴比上十几二十趴这种悬殊比例），人力资本的增强提供了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从这点来看，日本在台湾建立的学校系统所留下的影响，应该是正面的。
除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这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机制。学者 Hoff 进一步分析影响殖民地发展的更多重要的制度，指出最关键的是投票权、教育、土地分配、保护智慧财产权（编者注：大陆称知识产权）、银行法规等等。Acemoglu 和 Robinson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做了一个总结：「一个社会若能将经济机会与经济利益开放给更多人分享、致力于保护个人权益，并且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作者称为“广纳型制度”(inclusive)，国家就会迈向繁荣富裕。
反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若只由少数特权菁英把持，作者称为“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则国家必然走向衰败，即使短期之内出现经济成长，却必定无法持续，因为特权阶级为了保有自身利益，会利用政治权力阻碍竞争，不但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创新，阻碍了整体社会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研院柯志明教授的《米糖相克》，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往往都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带来社会经济发展，是为建设者角色，一方面又是无情的掠夺者。 有些时候，殖民者在殖民地留下的统治机制甚至会帮助后来的统治者稳定社会，例如根据苏庆轩（2013）的研究，国民党政府利用日本殖民时代所建立的村里民大会、保甲组织、户政体制与户籍资料，在迁台时才能迅速掌握基层社会，并成功地在 1950 年代清除基层的左翼共党势力以及反对声音，巩固权力。
政治经济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和经济制度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但是良好制度被创造出来的原因，目前还未有定论，学者们目前也只是发现了一些趋势与相关因素（例如上面提到的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贫富不均等等）。不过，谈到这里我们可以下一个小结：被殖民的长短，跟一个国家后来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都没有直接的关系。重要的是留下了怎么样的制度，以及后来的统治者如何地治理。
来源: C.C. by Jessica Lehrman
结论
简单列一下目前的研究结果：殖民母国不是吃素的，他们殖民别人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同时扮演了掠夺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只是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因应殖民地的一些社会经济状况，刚好建立了一些保护私有财产、促进投资、普及教育的制度，而这些制度有可能会影响到殖民国后来的各种发展。
那么，柯P 之前的专访有讲错话吗？有。最主要是，我们无法判断“被殖民愈久”是不是“愈文明”，因为文明没有高下之分。而且，被殖民愈久、被谁殖民、被殖民的国家位于哪一个地方等因素，都跟一个国家后来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关系。
撇开文明不文明的争论，若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那也跟殖民长短没有关系。真正重要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普及的政治权利、大众教育等等“广纳型制度”的建立，才是让一个国家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相对来说，若经济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在榨取型经济制度之下，国家必定走向衰亡。
虽然说殖民母国在很久以前所建立的制度对后来的制度发展会有影响，但最终能否建立广纳型的制度、防止政治经济权力的垄断，选择权还是掌握在国民们自己的手上呀！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3.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 (Why Nations Fail). 台北: 卫城出版.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L. Sokoloff. 2005. Colonialism, Inequality, and Long-Run Paths of Develop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http://www.nber.org/papers/w11057 (Accessed February 24, 2015).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L. Sokoloff. 2002. Factor Endowments, Inequality,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Among New World Econom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L. Sokoloff. 2003. Institutional and non-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of economic differences.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ngerman, Stanley, and Kenneth L. Sokoloff. 1997. “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ies of Brazil and Mexico, 1800-1914, ed. Stephen H Hab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ff, Karla. 2003. “Path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8(2): 205–226.
Sokoloff, Kenneth 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2000. “History Lessons: Institutions, Factor Endowments,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3): 217–232.
Woodberry, Robert D. 2012. “The Missionary Roots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2): 244–274.
延伸阅读：
chenglap，专业乡民论炒房与经济发展
艾塞默鲁、罗宾森，201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
林宗弘等，2011，《崩世代：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女化的危机》
柯志明，2003，《米糖相克：日本殖民主义下台湾的发展与从属 》
陈方隅，2014，＜罗宾汉悖论：国家到底有没有对不起年轻人？＞
苏庆轩，2013，＜国民党国家机器在台湾的政治秩序起源：白色恐怖中对左翼势力的整肃（1948-1954）＞
本文引自菜市场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