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阿米绪人社会,实践的是孔子等先贤大哲梦想的德治社会,在美国这个开放而剧变的社会,不但他们的社会存续时间比孔子生活的东周时代还长,其社会规模扩张得也极为迅速。

除了人治社会和法治社会模式,东西方无数哲学家还梦想过德治社会——秩序不依赖特定个人意志,同时秩序不靠强制力,而是靠教化、规诫等和平手段维持,但是,这种乌托邦梦想收获的往往是灾难,最后总难免沦为人治社会。

不过,道德乌托邦的实践并非全都失败。阿米绪人在美国建立的自治社区堪称孔子式理想社会的典范。

阿米绪人是16世纪源自瑞士德语区的基督教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17世纪始定居美国。其社会秩序近乎完美,无论社区内、社区间,还是与阿米绪社会之外的美国人,极少发生暴力冲突,犯罪率几乎为零。和再洗礼派另一分支胡特尔人一样,北美阿米绪社会也非常兴旺,人口从1920年的5000增长到了2013年的28万,这还没算不断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

阿米绪人至今仍以宾夕法尼亚德语为母语(高地德语的一种方言),避世索居,远离政府,极少求助司法系统,从不打官司,其秩序全赖社会成员对教规的遵守,且教规的执行并不借助强制手段。

假如孔孟再世,恐怕也很难再要求更多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小国寡民的道德社会】

阿米绪在许多方面和胡特尔相似(见大象公会往期《美国最成功的共产社会是如何建成的》),社区(即他们的教区)规模低于150人,其互惠关系可由相互熟识而得以维系,同时小规模也避免了等级分化,高度依赖父系家族纽带,其互惠意愿因亲缘关系而强化;牧师的非专业化和限于初中程度的教育,消除了宗教理想主义,更多注重行为而非观念,因而事实上成为一种道德规范而非信仰体系。

不同的是,阿米绪不实行共产主义,各家庭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住宅,经营自家产业,自己抚养幼儿,自行选择学校。

但同时,从衣着、器具、设施、消费和娱乐,教规对各社区都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比如不得装电话(只能用公共电话亭)和室内管道,不得拥有汽车(一般都用马车),不得接通市电(可以用柴油发电机)等。

阿米绪有许多全社区共同参与的公共活动,比如婚礼、葬礼和建造住房和谷仓这种需要大量人手的工作,这种集体活动强化了互惠关系和共同体认同。最重要的是每两周一次的宗教集会,轮流在各家谷仓内举行,除了例行的礼拜诵经唱诗聚餐外,该集会的主要功能是作出集体决策和执行社会规范,长老们对违规行为提出告诫,对严重违规作出处罚决定。

正在谷仓里举行的周日教区集会

建造房屋的阿米绪人,参与的男人有90多位,大概包括了该社区的全部成年男

另外,规则体系的自我完善也是集会的重要内容,比如出现新情况后,是否需要制定新规则或修改即有规则,总之,它可以随时调整规则,以应对任何可能对既有秩序造成冲击的因素。

阿米绪人建成的熟人社会也喜欢相互窥视和议论,个人生活毫无隐私可言,因为身为同教区的教友,这种做法天然具有道德合理性,被鼓励和赞许,并不会像其他社会那样被指责为多管闲事的长舌妇。

所以,阿米绪人中的任何出轨行为(比如帽子款式或砧板尺寸不合规)都很快会传到长老耳中,长老则会上门劝诫训导当事人,若后者不及时悔过和纠正,问题就会被提交到下一次宗教集会上,假如集会上的公开谴责仍未能迫使出轨者悔过改正,长老们就会逐渐增大压力,包括惩罚警告和通过家人亲友施压。

【无强制如何维持秩序】

不过,阿米绪社会规范最有力的执行手段,是忌避制度,出轨者屡教不改,就可能被(有限期或永久性的)革除教籍。一旦被革除教籍,包括其家人在内的所有社区成员包括便立即对他实施忌避:不同桌吃饭,不交谈,避免直接授受物品,甚至避免目光接触。

这种特殊社交排斥是群体内强化互惠关系的有效策略。在两两博弈中,简单有效的策略是一报还一报,但当信息更丰富,参与者不仅能记住双方交往历史,还能从闲谈中获得对方与他人交往历史时,更有效的策略是恶人回避,即不与有过不良记录的人发生互惠关系。

在通常的熟人社会中,社交排斥是分散自发进行的,但阿米绪社会中,它变成了一项集体程序。革籍和忌避一旦经由正式程序集体决定和公开宣布,就变成社区内所有人的集体行动。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社交排斥是一种严酷惩罚,遭严格排斥者会异常痛苦和不安,除非他恰好有社会性心理障碍,否则几乎不可能继续在社区生活下去,最终要么悔改,要么离开。

道德社会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亲属袒护,阿米绪人的血缘纽带一方面强化了互惠意愿,但也会给规范执行留出漏洞;以家族为组织基础的社区,常会默许容忍亲属袒护,儒家也推崇亲亲相隐原则,这样一来,遭遇排斥者总是能在家庭和亲族中找到庇护所,这就大大削弱了社交排斥作为惩罚手段的效力。

阿米绪令人惊异地克服了这一困难,忌避一旦宣布,通常会得到家人亲友的严格遵守。或许宗教起了关键作用,教友的共同信仰和对规范的认同,胜过了亲缘关系的感情因素;同时,阿米绪在随人口增长而分割社区时,会小心避免同姓单一家族的社区,这与中国华南宗族社会中大量单姓村形成鲜明对照。

阿米绪教规中的有些规定——诸如马车轮上可否包橡胶轮胎,草帽的平檐可否改成卷檐,厨房案板该多长多宽——看起来极为琐碎,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实际上,它有很强的现实制度功能,穿着、仪表和器具这些看似琐碎细节上的一致,可以强化文化认同,并拉开与周围外人的距离。

马车是阿米绪主要交通工具

更重要的是,覆盖生活每个细节的规定,让规范执行者有了深度介入私人生活的理由,也制造了社区的规范执行机制保持连续运转的机会。假如没有这些琐碎规定,规范机器就容易因长期不运转而生锈。

另外,德语民族的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或许也起了作用,荷兰社会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曾用4个维度量化比较各国文化特性,其中一个维度是不确定性规避,德语民族该指数值很高,这样的人比较刻板和守规矩,喜欢有一套明文规则来规定生活的每个细节,如此才觉得安心。

【如何屏蔽外部诱惑】

道德社会时刻面临社会外部规范的竞争,假如社区成员觉得某些外部权威更有智慧、更有人格魅力,其价值体系更有吸引力,就会在争议中加以援引,这会挑战社区长老的权威,而一旦冲突引向理念之争,阿米绪长老绝无优势,因为他们都只受过初中教育,也很少接触外部世界,讲不出多少大道理,更无智识优势。

但阿米绪社会巧妙地杜绝了外部权威的影响:孩子们多在只有一间教室的社区小学接受教育,教师是初中毕业不久的未婚阿米绪女孩。公立学校中通常会被宣扬的国家历史、民族英雄、主流价值观、科学成就、创业事迹,对阿米绪儿童影响很小。

因为阿米绪人不参与政治、不任公职、不诉讼,外部世界的法律权威、法官的威严、长官的权力、政治鼓动、主流政治观念、战争英雄,对阿米绪人都没什么影响;因为绝大部分现代传媒和流行文艺娱乐活动都被禁止,他们也感受不到文体明星和流行文化的价值号召力。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大区别是,它是向前看的,而传统社会是向后看的。在传统社会,一个人可能拥有的绝大部分知识,要么在他出生时便已存在于公共知识体系中,他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要么是他在生活中积累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知识体系中的新知识极少,这意味着,年长者总是比年轻人拥有更完备的知识。

专为阿米绪人设计的文字处理机,包括USB接口、无线鼠标,键盘上还有触控

工业革命后情况倒了过来,公共知识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新近出现,长者往往弄不清发生了什么新状况,而年轻人相对更易接受新知而获得知识优势,这自然会冲击长者权威。但阿米绪限制教育、拒绝接受新事物,或至少将接纳时间推迟很久的做法,似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变化迅猛的环境中维持一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古老传统,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要求其制度有足够的适应能力,以应对不断面临的外部挑战,阿米绪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一个关键机制,是针对教规的派系分化。

每个阿米绪教区都是自治的,可按需要自行修订或增设教规,但近缘教区之间的教规差异通常不大;当差异足够细微时,不同教区就认为是相容的,但假如在某个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且无法弥合,便会发生派系分裂,少数派另立新支派,150多年来,这样的分裂已产生了40多个支派。

教规分化和派系分裂所造成的多样性,创造了一种类似于进化寻优算法的并行试错/优化机制,帮助阿米绪人在捍卫传统和适应变化之间寻找最佳平衡。

多样化过程也造成了一个从最保守到最开明的连续光谱,最保守的教区坚持务农以便最大程度避世索居,而较开明的教区则开始经营小企业,雇佣外人,甚至外出打工,逐渐扩大了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如此也为整个教派拓宽了生存空间。

和胡特尔一样,阿米绪社会的成功也离不开其所在大社会所提供的安全环境,任何缺乏强制性司法系统而仅以道德规范维持秩序的社会,都将面临安全问题,即便其制度成功地消除内部暴力和犯罪(如阿米绪所做),也难免遭受外部侵犯。

在欧洲时,再洗礼派社区都凭借一技之长依附于某位领主而获得庇护,这种寄人篱下的安全从未长久,屡遭迫害与驱逐,只有在迁居北美,进入宽容和法治的大环境后,才得以长期繁荣兴旺。

阿米绪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社会,你甚至可以实现儒家理想。

来源:墙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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