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由惩官转向惩商，这意味着反腐在由官场向全社会转化。
中国大陆官媒报道，最高检日前要求，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这预示着中国反腐剑指重点即将由受贿的贪官转向行贿的奸商，其中特别指明要严惩“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也预示接下来类似郭文贵之流将面临严打。
中国反腐一开始就将受贿与行贿同时列入打击对象，从近几年公布的各种大案中，都能见到在抓捕贪官的同时也抓捕的各大商人，如薄熙来案的陈明、刘志军案的丁书苗、周永康案的刘汉等等，然而，今天中国最高检为什么要再次公开宣示严惩受贿者，并且特意指出“围猎”官员的受贿者？可见，中国反腐不仅在转化重点，而且在寻求新的突破。
“围猎”一词与官员相联应该是从今年中国财新网3月25日的《郭文贵围猎高官记：从结盟到反目》开始，文中详细记述了郭文贵如何将一批官僚收为所用或设陷下狱的情况，揭示商人主动利用权力获利，犹如猎人精密设计捕获猎物的现实。商人对官员用“围猎”一词的确较形象地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官商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1989年后出现的畸形经济发展中，官商勾结是经济活动的主流与常态，而其中类似郭文贵之流的主动「围猎”官员应是众多官商勾结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中国官商关系的特例。也就是说在北京有郭文贵，在全国各省市都有大大小小的郭文贵，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将官员收服为其所用，或通过各种手段将阻碍自己赚钱的官员搬倒。这些商人通过这种“围猎”建立起了各地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官商关系，控制着大量社会资源，甚至左右着中国政局走势。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反腐高潮，随着一批批官僚被查处，自然牵扯出一批批行贿者，暴露了那些长期来依附于权力，主动“围猎”权力的受贿者。中国在惩处贪官时，必然要对这些直接制造贪官者进行清算。这个过程似乎看来顺理成章，但是，反腐由惩官转向惩商，这意味着反腐在由官场向全社会转化。正如中国今日官场贪腐的普遍性一样，中国商场也一样存在行贿的普遍性。如此，要严惩那些“围猎”官员者，就必然波及中国整个商界。在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大幅持续下行情况时，现在又祭起砍向行贿者的大刀，可以想见势必加速中国经济回调。也就是说，中国新执政者冒着经济更进一步恶化的危险来反腐，由此显示反腐之重要外，也揭示出了中国反腐进入了生死关键时刻的胶着状态，出现了向上清除罪魁祸首面临顽固权贵势力阻扰而日益艰难，向下清剿基层官僚腐化面临地方熟人势力围困而难以深入，在这种向上向下艰困时局中，反腐可谓举步维艰，为了寻求突破，必须跳出过往直接与官僚交锋查杀受贿者模式，而迂回到社会对行贿者进行追究，以求得对胶着态的突破空隙。
事实上，中国商界那些长期“围猎”官员者，在面对十八大后反腐高潮时，应该早已作出应对准备，甚至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就不排除有他们的手脚。同时，类似郭文贵的“围猎”者通过各种媒体来不断搞浑社会，阻击反腐，也已日益显示出官商贪腐势力合谋负隅顽抗，欲置中国反腐力量入危亡之境的态势。今天中国最高检公开亮明这种严惩的姿态，虽难免会坚定一些尚在观望犹疑者的出逃选择，不过，随着海外追逃“天网”行动的深入展开，这种出逃之路可能越来越窄。
在中国一则加重惩治行贿受贿者，一则织密防逃追逃网时，中国反腐的胶着态面临突破，反腐生死成败的决战日益临近。中国反腐只有最终矫正“八九事件”之后被颠覆的社会是非、善恶、真伪价值标准，进而使整个社会形成崇善守法风向，才能从社会心理、道德伦理与法制纪律上扼制腐化堕落之气，培植清正廉明之风。而要想取得如此功效，向上斩罪魁，向下清污吏，就是必然，而围绕在这些祸首与污吏四周的行贿者当然就是取得决战胜利必打的外围战。
可以预见中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将密集抓捕一批类似郭文贵之流的大大小小“围猎”官员者，进而为最终突破反腐僵局，赢得决战胜利奠定基础。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