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曹起曈先生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福山

2015年5月8日

前言:文献·两种情报学

在进入正文前,不得不涉及文献问题,或者中国重要媒体的春秋笔法(删削而后定,既可能造成作者原意被扭曲也可造成压缩性的过度诠释)。我在常读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也研读了曹起曈先生对福山的访谈录(2015年5月4日,第14版),据该报介绍,原访谈录载于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5年4月30日。

Francis Fukuyama1通过在百度网搜寻“曹起曈”一词,得到了政见网(CNpolitics.org)2015年5月4日的全文,尽管发表者称此为编辑和删节之后状况。不过,此编删本也远比《参考消息》译介版本要长,后者只对前者二十余个问题的四个做了译介且整合为三个。还有,我虽然没有看到《纽约时报》的发表状态,但通过“四改三”的整合情形,可以断定《参考消息》译介版本仍是春秋笔法结果。当然,之于我个人:(一)由于报刊文献来源限制,还是确定《参考消息》为学术最前沿的资讯来源,因此才有刚才涉及私人情报学与政治情报学的简单分析;(二)我长期从事实证政治学研究,对于汉译本的政治学文献有偏好——这与报刊来源限制有关——对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有研读,且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读过其《历史的终结》,由于此一重要阅读,也对尼采哲学进行了研究;(三)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有压缩性过度诠释——这有点不好理解——情形出现,但是,就一些与深刻学术联系的现实问题来研读,还是有“还原”与再发现的可能。

第三个小问题,正是我要回应曹先生与福山先生的原因。按着《参考消息》的译介版本,我要表达三个观点,与两位交流。

其一,中国现存政治中的选贤任能问题。

中国古代有选举制度,它与现在的现票方式不同。选者,上从下拣选,亦作“选拨”;举者,下对上贡献,亦作“举荐”。简单地说,中国今之选贤任能在政治伦理上基于古代选举。但是,实际上,古典意义的选举完全被扭曲了,党的权力任命是实质情形。比如说,四川南充的党委常委贿选案件,虽然行贿者有罪错,但是,有组织意图在先,十四位候选人里面要差额掉一个人(后来的贿选者)。弊案被揭露后,形式选举也不要了,回到了上级党委的派调。

与福山所关注的选贤任能相联系,一些关注中国现实政治的学者(如郑永年、宋鲁郑)声称这一机制使得中共顶尖级政治精英经过千锤百炼才走向高级权力地位,能够避免奥巴马那样的新手错误。是的,其中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比例太小。这导致了两种结果:一个是,卸任的顶尖级政治精英的贪腐问题爆出;另一个是,底层社会认为现任顶尖级权力分子里面有腐败分子。第二小项目的百姓经验数据是:十七届胡温时期,好坏比例是三比六;十八届习李时期(现在),好坏比例是三比四。

虽然百姓的经验数据需要严格的计量研究才能出理论结果,还有大体认可这两个比例也能说明中共改进统治的努力有些收效,但是症结在于在千锤百炼的政治选择过程使许多人的个体品质变坏了,因为规则不清晰且容易变异。腐败案例所揭露出来的巨大个人道德悖论是之,三比四的比例虽然比三比六提高了两成半,但统治的正当性仍然是个问题。理论上,讲合法性没问题,但正当性更重要,中共取得政权六十多年,统治的正当性还没解决。这才应是福山所关注的政治衰败之内容。

选贤任能的一个经典原理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在现实中,前一项完全没有,因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就有议论的行政吸纳没有出现;还有,新加坡在这方面有些成就,但力图学习新加坡的中共改革没有也无法学到这一点。内举不避亲已经泛滥化,它不仅使得父子传承式的部门、局域治理成为常态,而且模拟血缘化政治已经是常态。对于后一项,习近平下决心要整治,是为反对团团伙伙和山头主义、圈子主义,但效果不会太好,按着官话说,是治标不治本。简言之,中共政治难以出现理想的经典状况,与历史上的统治事实远未理想化一样。

其二,宪法专政长期化致社会崩解临界。

按着经典的政治学研究模式,宗教(其实是里面的律法,the law of the Lord)产生宪制(the constitution system)进而为社会提供终极的稳定根底。而中国的历史延续事实是:不是没有宗教可提供律法框架,而是政治权力本身具有自动扭曲功能。其如内举外举,当然是一个律法性伦理与可循规制,但在上升到法律时就出了毛病。通俗地说,这叫法律缺德。中国的法律缺德在纯政治学层面上是宪法专政的结果,而宪法专政是非常态的。在中国这些习以为常,比如出版法没有,还是个条例;再比如,社团法也是个条例,旨在限制政治异议获得政治活动的法律依据,凡此等等。

以政府权力产生的规制来替代标准的法律,是宪法专政的一个情态,它一旦常态化必然造成社会内部崩解因素慢慢累积。现在,大力批判沈大伟(David Shambugh)的新崩溃论,其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统治精英的内心焦虑。

无论是沈大伟还是福山,以及郑永年与宋鲁郑,都还没认识到宗教之于一个社会,它是免费精神消费品。但在中国,政党权力限制免费品供给,也限制它生产。这也不能全怪中共本身,因为这一情形源自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宗教替代品这一点是世界政治学学术的一个公认,没必要展开来讨论。它在中国现实中就是政治理想代替宗教信仰。所以,在反腐大案出现后,往往是腐败者被批判丧失信仰而同时又“不信马列信鬼神”,云云。

整个统治精英层面没有解决自己的免费精神消费品供给问题,来要求社会有信仰,是完全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威权还没出现转型迹象的情势下。更坏的情况是,中国两个宗教系统(不分教义,只看政治学意义的归属)完全失败:被官方允许的宗教活动完全妾化于政治权力,在最容易与权力结盟的佛教里面甚至“出现党领导佛 ”的状况;不被官方允许但可以有些灰色活动空间的宗教活动极端教义化而排除了“信仰为知识留有余地” 的可能,在最教义化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里面实际上是知识水平很低下的教牧人员垄断了管理权,当然也包括教义的诠释权。简单地说,中国有人想效法普京,但普京是接受权力神授理念的。这与学习新加坡方面的自我失败,是一个道理。

其三,崇高目标与卑鄙手段之博弈。

福山关注了中国行政权力的分散化与腐败的关系问题,但在这方面的分析是最失败的。问题的本质不是权力分散导致了腐败,而是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于党权“批发中心”导致了腐败。比方说,在第一部分我讲到了四川南充案例,它里面有积极试验党内民主的因素,但是,稍有差池就立即换成党权全控。从纯理论角度讲,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指向(汉译本,P470):一个社会要想有质量好的民主并持续下去,就要使强大的社会高置于国家(权力)之上。在福山这个洞见指引下,来看我在第二部分提到的宪法专政常态化之中国情形即政府规制阻滞正式法律产出,本质上就是统治精英或是对社会与国家关系之无知或者有本能性恐惧,亦有两者兼之的可能。所以,统治的正当性而不是合法性还有没可能。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福山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汉译本,所以没法断定其写作质量,但是凭着其对权力分散与腐败关系的误判这一点,我可以做出两条判断:第一,它没有《政治秩序的起源》具有超宏观的透视能力之展现;第二,福山以及更多的关注中国问题的国际政治学大牌学者处于误读中国的状态。这里,误读不仅仅是误读中共统治本身,也是误读了中国历史逻辑,尽管在曹起曈先生的原版本里面,福山对中国的政治衰败已经有些感觉。

如果中国的难题不是权力分散,也不考虑统治的正当性问题,那么,从技术上看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是目标的崇高性与手段的卑鄙性之难以调和。从高层权力论,维稳新政以周永康集团的覆灭而灰化,习近平以维权即为维稳而自赋道德化,但没法否认任何一位身居高位的统治精英都是维稳新政的受益者;从底层社会看,必然付出血的代价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即维护正当利益,从冀中星首都机场自爆案到黑龙江一位访民被击毙后而其家人获得国家救济,都是这样,尽管习本人在法治问题上坚决反对因闹得利的上访行为。

底层政治的黑社会化最明显地反映了国家崇高目标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基本治理触及的深刻矛盾。现在,反腐很强劲也获得一些持有不同政见者的支持,但是低成本政府仍无可能。简单举例:目前,乡镇政府的生存基本靠吃空饷,这个吃空饷不是领工资而不工作,是吃国家给农民的种粮补贴差额。比如,乡镇政府所报某一村庄应获得补贴地亩数量是全部一千亩,而由县级财政拨给的一千亩补贴它只往下(给农户)总计六百三十亩的补贴数量。如此,三百七十亩的差额就进到乡级经费。类似的黑手段生存还很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但在原理上,它无疑也是政府条规替代正式法律的一个实证文本。

结语:大失败·小希望

福山对中国问题的制度分析是失败的,也是全球研究中国问题大失败的一个缩影。同样,提问的质量也是有其误读性因素在里面。但是,没必要尖刻指责福山与曹起曈先生,首先他们的关注行为本身非常值得赞赏;其次,错误出现为争取正确考量提供了可能;复次,小的希望会带来巨大变化——我个人反复研读《政治秩序的起源》,有这样的心得。在纯学术角度,研究中国问题更狭义到作制度分析,至少要考虑三个变量:其一,晚清以降之中国现代化脉络,即中共统治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其二,冷战与中共政权产生的关系,并及苏联(马列主义)影响的广泛社会学后果;其三,中国国民党大陆时期治理成败因素,再及当今超乎两党而至两岸的制度性影响。尽管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但福山还有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些。

在曹起曈先生的文本里,可以看得到福山不止一次地说“其实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某个点上的中国实情),这表现出了功深学者的基本素养。当然,之于我本人虽然在本文中对福山进行了三点批判,但“不完全清楚”状况也是屡有发生的。比如说,我的一篇阅读量超过十万次的博文《中国的暗娼文化——南充个案之计量化研究》,最初是被屏蔽的,而由屏蔽至首页推荐的“跌宕”其原因是什么,没有透明信息。也正是之于这类现象,我才开创了私人情报学那样一个“学科”暨概念,尽管它只是出现在我的一些实证政治学论文里面而没有获得广泛如大学设立课程的认可。简言之,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信息质量仍然是大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这与福山等人学术愿望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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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綦彦臣,五十一岁。在中国大陆出版有《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社会,2005)、《真实的交易》(机工,2010)等、在台湾出版有《绝育》(秀威,2013)等书目。
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曾为第三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97.3——99.3),进而是实证政治学研究。实证政治学研究成果全部发表于《民主中国》(美国,中文网刊),也是该刊专栏作者。最新文章:《反对“小斧子主义”——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学术思考(五)》。
另外,长期发表经济评论文章,最新的是《亚投行面面观》(香港《动向》杂志,今年四月号)、《股市火爆,实体惨淡——经济崩溃因素在累加》(香港《争鸣》杂志,今年五月号)。
具体通讯地址:062150 中国河北省泊头市裕华中路农发行小区2-2-2西门(欢迎寄赠学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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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国复兴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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