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详细阐述了1989年东欧剧变前匈牙利的异见知识分子和反对派们的活动方式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
原题：准备革命：1989年前的匈牙利异见知识分子
针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学术研究，可以用三种观点区分开来。法国作家尤利安·本达（Julien Benda）所提出的第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需要与社会和政治事务保持距离。他解释说，知识分子需要为“永恒的价值”，而不是为社会服务，所以他们应选择在远离社会挑战的象牙塔里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对本达而言，介入社会事务，对知识分子而言是对他本身使命的一种背叛。
由意大利社会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阐述的第二种理论，从相反的观点来精确阐述这个问题：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充分介入，将导致他们开始支持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对葛兰西而言，传统的知识分子，必然被“有机知识分子”取代掉——一种他所定义的，时刻准备为他所处的社会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人。
最后，第三种理论，被匈牙利的社会学家新星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提出，主张只有“不沾锅”的知识分子——即那些不隶属于任何社会阶级的知识分子，才可以选择在社会冲突中不站队。所有形式的知识都依赖于知识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只有那种“不沾锅”的，不与任何特别社会群体打成一团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作为理性客观中立之观点的代表者。
所以，对曼海姆而言，知识分子必然要活跃于社会中，而不是窝在象牙塔里。但他们也必须保持对所有社会阶级的独立性，更不能成为任何一个阶级的代言人和传声筒。
这些古典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论的形成起源于1920年代，以应对一战后激进政治意识形态蔓延的挑战。但至少有两种更当代的理论可以被加入这个类别之中。其一是原有理论之上所扩充的“新阶级理论”，声称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的参与过程中，有他们自己的目标：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本身的成员，其权力基础在于“可变并且可以被普遍使用的知识”，雄辩的语言才能，以及知识分子们本身固有的批评社会现象的文化态度。随着二战后新的通讯技术，官僚和技术体系，政府的计划能力和大众消费主义的盛行，为此“新阶级理论”的许多不同形式，被密洛凡·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乔治·康拉德（George Konrád）和伊万·塞勒尼（ Iván Szelény）所构建出来。古尔德纳相信，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一针见血的对社会的批判，从而摧毁一些政权体系的合法性（比如共产主义）。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新阶级”，不仅可以控制社会，并且可以利用他们重要的社会地位来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发声。
最后，很多不同形式的的“多元化社会”理论，主张知识分子在一个资本主义民主的体系中不能也不可能组建一个他们自己的社会阶层。相比之下，他们将失去他们“不粘锅”的特点，并且成为社会需要的专家和教授——不一定是“大学教授”，也可以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就业体系占据社会体系里找到立足之地的特殊专业人士，从而使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支配者。
在中欧和东欧，1982至1992的十年，以前所未有的示威集会，证明了知识分子对于参与政治的活跃程度。
匈牙利便是一个例子。在匈牙利，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中，从共产政权更迭前的1982到1988年的第一个阶段，1989年东欧剧变社会达成妥协的革命的第二阶段，以及在政权更迭后新的民主政治的三个时间段里，观察到不同形式的反对派活动。匈牙利便是一个测试那些有关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扮演社会角色的理论的实验场。在本篇论文中，我将仅侧重于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以研究匈牙利异见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而这个时间段，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准备革命”的历史阶段。
匈牙利的民主运动
匈牙利的民主抗议活动，起源于两代知识分子的诞生：1956年匈牙利十月革命爆发的一代，和1968年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另一代。
这两个时代的异见人士们，以朋友团体这种松散的网络形式，活跃于布达佩斯和地方小城市里。而尽管这些团体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至少在1978年后，任何实打实的对政权的反对，也仅仅局限在于这些小团体的“非正式交流”中。尽管1970年代末期涌现了许多地下出版物，但异见人士主要的交流渠道，基本停留在“交谈会”，“茶话会”，或者哲学，历史，政治，艺术等讲座的形式里。若我们重构异见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交流中，一个必然被注意到的特点在于：匈牙利的反对派活动，对口头形式（而不像波兰人一样经常上街——译者注）相比实际斗争更为偏重。另外一点在于，自从当局对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开始建档案，审查监视时，那些参与民主活动却没有被当局监视的人表现出了出奇的愤怒——因为他们在当局眼里不属于这个 “民主活动阴谋”的参与者。（对他们来说，被当局注意，审查监视，反而是一种荣耀。——译者注）
老一批的经济学家关注于卡达尔政权（卡达尔·亚诺什，1956至1988年匈共总书记）对于工业所做出的西方化经济改革政策，以及1960年代他促进匈牙利自由化的表现。但他们也更关注卡达尔在1970年代顶着寒冷政治气候（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大肆限制反对派并且频繁插手东欧事务——译者注）的压力，进一步开放公共言论自由边界的表现。而之后1980年代涌现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的政治反对派，大部分居于学术机构的下层，以一种半自主的状态，接受他们学术机构对他们的保护，从而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以至于他们相比那些单纯的异见知识分子，可以获得更多关于社会的信息——但他们在1970年代晚期却没有任何实质力量。
相似的是，在娱乐圈中，特别是流行音乐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在1950年代的爵士乐舞台，和1960年代披头士风潮中崛起的乐队们。尽管政府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对此保持中立，但直到1970年代以前，他们都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出现。（相比东德史塔西监视并抓捕秘密收听西方摇滚乐年轻人和地下乐队的行为，同为共产制度的匈牙利可谓是相当文明——译者注）这批1968年开放政策下受到披头士文化影响的一代人，通过他们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文化政策过程的长河中，属于一个过渡性的世代。因为摇滚而走向反叛和抗争的1960年代青年人们，主要集中于通过出版合同以及电视节目，来建立匈牙利传统娱乐工业的基础。真正的变革发生在1970年，更加“失控”的亚文化，诸如摇滚，朋克，以至于80年代的变种音乐兴起之时。
这些变化使得个人的社会网络变得更加紧密，尤其是在大学内部——诸多官方的青年组织（比如共青团）的势力迅速地在布达佩斯衰退。而这些变革的基础在于社会交流范围的扩展和细密，同样政治反对派群体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和集中。这种文化的变革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几十个人，而是成百上千的人们。这种变革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上的反对——通过对官方社会主义文化的疏离，与继续对文化管制政策和镇压机器对抗的行为解释如此，虽说他们并没有很直接地进行政治上与当局的对抗。1980年代对于匈牙利而言，是异见与反抗文化流行的时代，而这也成为了政治反对派的宝贵资源。
匈牙利社会本身的环境，使得当我们在描述匈牙利的反对派的行为时，语境会更加的宽松。尽管匈牙利的异见文化相比之下还是很渺小（特别是与波兰相比），却在1970年代以后也有了政治反对派的公共空间，而且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匈牙利，与异见人士所组成的“另一个匈牙利”的公共空间相比，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典型的政治反对意见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表现很不一样，就好像对于禁书的翻印盗版，在卡达尔政权下的匈牙利，或多或少的被容忍一样。基于这种“正统社会主义”和“异见政治反对”界限的模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很多在官方所接受的沟通渠道里，（在表现异见上）说话表达的技巧的应用。比如所谓的“双重思想”，对于隐喻的使用文化，讽刺，以至于逐步地放开说那些“可以说的”东西，成为了匈牙利政治文化的一大特征。
对于社会主义语词的讽刺性使用，是一种消解其内部意识形态范畴的手段，并且展示出了这种官话用语的千篇一律与空洞性。在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时代，谈论政治问题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旁敲侧击和对共产化语词的消解。而在使用这种讽刺性用语本身时，最终也是最难的一步便是对语言的创新。
在1980年代，许多不同的民主派异见组织寻求一种可以将匈牙利的知识分子们，通过地下出版物的方式聚集成对话小圈子的机会。尽管知识分子们的信息与观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大众那里，但这些信息使得主流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立即产生了共鸣。四种著名的地下出版物——《发言者》（Beszél?），《通讯》（Hírmondó），《民主》（Demokrata）和《指南针》（égtájak k?z?tt）——在异见信息到达大众的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同时自由欧洲电台（RFE）也向更广大的公众扩大传播了这些信息。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简单描述了这些出版物及其有贡献的异见人士们。下面，我将探讨他们的战略目标，他们与权力机构和社会的关系，他们对国家和地区问题的公开异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对宗教，和平，环保和许多文化举措的观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出版物《发言》，从1981年持续到1989年发行了27本。此刊物的编辑团队由一群领袖级别的民主派异见人士构成。杂志里包含了民主理论，民主活动策略，实际范例，民主活动研究和相关报告。在杂志的创刊号里，非官方总编辑雅诺什·基斯（János Kis）描述了这本杂志的目标非常野心勃勃，而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异见新闻汇总。“我们希望当两个微小的群体——”他写道，“国家的领导者和反对者们激烈争吵之时——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帮助沉默的大多数群众更好地展现出他们自身的力量。”
前两期杂志里的主要文章便反映了他们这种愿望。他们最大化的向各种社会群体和各种社会生活空间来传播他们的信息。这些文章的功能在于找到那些会对他们的异见观点做出反映的人（无论这些人是用假名还是真名），以及对他们信息和观点的回应。这本杂志的轮廓因各种收到的反馈回应，和第一年期刊出版时发生的政治事件，而变得明晰起来。间接来说，所有这些对杂志的描述，实质上也是杂志编辑们和与《发言》杂志紧密联系的政治团体的特征。
基斯在创刊号里的间接并未明确的表明一个政治目标，其仅仅是期望能在死气沉沉的社会里一鸣惊人。相比起提供与组织政治活动，《发言》杂志更注重于传播异见信息以使得“沉默的大多数”们能够理解他们并且将他们的信息在未来更广泛的传播下去。知识分子们相信语言的庞大力量及影响力在社会进程中具有重大作用，并且他们也希望通过事实来取代官话谎言，为此他们不懈努力着。实际上，《发言》杂志并未超越传统出版物的功能，即传播可信信息的同时并不促使政治活动的进行。杂志报道了很多反抗当局的社会团体并且给出了实际——而不是理论上的例子——来展现他们反抗独裁政权的行为。《发言》杂志的希望在于让公众人知道各种孤立的反抗尝试，来帮助有着同样推翻独裁目标而工作在不同领域的人们结合到一起。长期的话，编辑们相信，反抗者的孤独感受，将会被愈来愈强的，拥有不断上升潜力并且行之有效的团结感所取代，
在1989年政权更迭后，雅诺什·基斯回首当年的地下出版物时代，他用三个部分来描述《发言》杂志所有期刊的意图与目的：
今天，办报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是金融企业，但《发言》杂志却不是因金钱而是因道德上的理由而存在。即使当时的法律质疑人权的存在，我们依然要行使我们的人权，来表达和传播我们的想法——在人权的掩护下发表意见，就可以争得些许自由余地，虽然我们的保障也不过只是道德而已。我们选择了Beszél?（发言者之意）这个在匈牙利语中有着监狱探视区含义的词汇来反映我们的状况——我们面前依然是铁窗。我们只是能够在探视区里依然能跟心爱之人自由通话的囚徒而已。我们不是改革者或者革命家。我们知道在那时的匈牙利，我们并不是一个革命组织。无论是我们还是那些领导人，都不理解什么是所谓的“改革”。1980年代的改革派们在服从上峰统治的同时也试图推动精英政治家们实行改革。我们认为政治的进步，在那时政治精英掌握生杀大权可以给你肉也可以打你大棒的前提下，着实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被权利所保障的公民自主社会诞生之时，才会有真正的政治进步。我们也相信权利本身并不能靠上头的施舍，相反应自底向上通过斗争而争取到。只有具有法律意识的行为才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民主派来说，政权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彻底关上与反对者沟通的大门，然后镇压下去所有的公众抗议了。换句话来说，驱使他们镇压我们行使我们权利的“激进示威”的。不过是政治动机罢了。
即使是宪法中包含的其他民主的条款，解释权也都属于党的官员们。整个宪法的所有条款因此而彻底沦为相对化的双重标准。而对于民主派的反对活动来说，这种在宪法里的民主概念与现实共产党当局垄断的专制间巨大的差距，却是一种策略——上文中提到的“激进示威”得权利，便可以在宪法的正式条款中找到。
我们相信警察会通过搜查，抄家和逮捕来报复我们的行为，但我们也相信我们坚忍不拔的耐力可以鼓舞其他人来扩展公民抗命的边界。在1980年代前期，公众不相信除了空洞的革命和自上而下参与的改革外有任何第三条道路的存在。《发言》令人们注意到不仅仅第三条道路确然存在，也让人们知道如果错过了这条道路的机会所付出的庞大代价。在公众舆论面前，我们提出了十分进步的理念——1981年12月13日在华沙失败的暴力革命（团结工会事件），绝不意味着随着1956年11月4日匈牙利十月事件，和1968年8月21日布拉格之春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两地被镇压后，革命在波兰的第三次彻底终结。相反，我们相信，这些革命使得苏联体系的危机全面爆发。而对于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匈牙利——究竟应该如何准备好应对这样的危机。
从内容和政治威望上来看，《发言》杂志无疑是匈牙利反对派最重要的政治出版物。异见人士们通过她发表了优秀的策略分析，而这些异见人士很快便成为社会转型后的政治精英。
异见者的两难困局：发声还是离开？
作为反对派，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也并非全无矛盾。偶尔反对派会表达他们对社会“沉默的大多数”的不满。反对派们一直想通过言论甚至动员人群上街，来对卡达尔政权对社会成员的个体原子化，镇压反对派以及群众理客中化的策略战术表示不满。他们担心，整个社会会因此不能明白他们反对派的目标，以至于不理解他们的行为。于是，反对派们，又是怎么理解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所在的呢？
反对派们通常将自己视为“为社会判断价值而发声的火炬手”。“即便火炬不能完美替代阳光，即便火炬手无法冲向地平线，火炬也要高高举起。然而，火炬的光芒必须每时每刻指向真正价值的方向，而不是无价值的模仿和满篇的废话。”
异见人士们经常引据火炬的光芒来做暗喻。他们将自己视为标杆和榜样。“如果我们放任我们的团体——或者说社区——这些准备好表达自己意见，偶尔进行示威的组织解体的话——那么我们将不仅使我们的目标遭到玷污，也会使得其他人被剥夺如此抗争的机会。”
他们相信他们负有谈论被镇压的过往的责任。“政治局势并不利于那些依然记得1956年匈牙利发生了什么的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最好的机会并不是在视觉效果上组织一场大型的抗议示威，而是使人们记住并且让他们也使别人尽可能多地记住1956年的事情。对于需要长时间酝酿发酵的公众示威来说，我们必须做出许多迅速的，秘密并且富有创新性的行动以推动其发生。
这些异见者们并不是站在政治精英的角度说话，但却与精英们的思维无异：道德标杆和实际行为都整合进了他们的特征之中。异见人士将他们公之于众而不是躲藏在私人的活动空间里。而中东欧的共产国家（相比东方某大国而言）几乎不会去干涉私人领域的最内部核心，这使得他们有相对宽松且开放的思维方式。但同时，异见活动人士的家人们也必然承担着时刻会到来的风险。总的来说，匈牙利的异见知识分子乐于发声以追求自由，并且不仅仅是他们的自由——也包括那些没有机会将自己置身公共领域的普罗大众的自由。
而对异见人士来说，另一个可行的选项则是移民。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改变，无法撼动社会是，他们便会思考退出这一选项。许多异见知识分子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选项之一（东欧共产国家严格限制对外移民），因为他们认为移民是在当局高层的压迫下不得已的选项。一个例子是哲学家卡斯帕尔·托马斯（Gáspár M. Tamás），他被当局的代表告知：“你不会拿到护照，但如果你想移民的话随时可以，而且这也是你想要的。”
对此等解决方案，反对派们表示出了断然拒绝的态度。“我们对情况的看法完全不同，让这种移民的利诱滚蛋吧！10年以后，当局可以再用一遍这种方法来对付那些即使经过其他折磨——诸如强迫辞退，禁止找工作等暴行而依然对付不了的人们。最终，警察会直接强迫他们滚出这个国家。当你看到这种坏兆头显现的时候你能说什么呢——“应该滚的是当局那些家伙。没有他们我们照样活的好好的。”
其他的一些人则接受了移民的方案。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个人所拥有的选择权之一。“‘不，我对这里感到恶心了，所以我要走了。’一对异见夫妇如此说道。而我认为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思维都能，至少理解他们的决定。”
需要提到的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经受了决定是否留在这个国家的道德压力，而在移民问题上他们也承受着相同的压力。这群知识分子并不认为移民跟知识分子背负民族集体命运的责任有关，相反他们写道，“那对夫妇“，作为医生，“没有选择移民瑞典。尽管瑞典的医生严重短缺，但他们将会在那里面临极高的税率。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医生根本没法通过开药来赚得盆钵体满的话，那支有可能在瑞典了。当然，挣个好几百万并不是他们的打算。他们仅仅是想保留他们诚实的本性，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罢了。”（可见社民主义占领的北欧有多么令人恶心了——译者注）
地下出版物本身的存在，使得那些移民了的异见人士依然保持着他们与匈牙利国内反对派的联系。他们希望他们的知识能够拓展，并且在国外的学习过程中保留他们匈牙利人的民族性。地下出版物的编辑们欢迎移居国外的民主人士的转告，他们认为这将对两方都大有裨益。这不仅会帮助国内的异见人士们活鹅全新的观点和视角，并且也能让那些移民作者们留存住他们与祖国的联系纽带。
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认为移民知识分子的力量比他们国内的要大很多，而他们也经常高估了这一点。“那些移民知识分子回到故国时，不应为见到国内的反对派同志而感到自惭形秽，反而应因他们移民西方而指出共产匈牙利当局的无法无天。而面对国内那些屈服于当局压力的同僚们，移居国外的知识分子也不应犹豫去为身陷囹圄的他们争取平等的自由与人权。
审查与自由
《发言》杂志的创刊号里介绍了一本纪念伊斯特万·毕波（BibóIstván，匈牙利政治思想家，1956年在苏军入侵布达佩斯时留在政府里代表匈牙利政府与苏军谈判要求撤军，后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的书籍。毕波是匈牙利在裴多菲俱乐部（1956年十月事件前匈牙利一个著名的政论俱乐部）之后，第一位博学的骨干异见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许多作者赞美并且分析了毕波作为社会哲学家，以及纳吉·伊姆雷（Nagy Imre，匈牙利十月事件前的匈牙利总理）内阁国务部长的政治与哲学观点。毕波十月事件后便被共产匈牙利政府监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被忽视。因此毕波本人的形象就如同许多异见人士，诸如捷克的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cka，捷克哲学家，哈维尔七七宪章共同起草人）和波兰出身的梵蒂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Karol Wojtyla，他的功绩我就不用说了可以去看曹长青的文章）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发言》杂志也探讨了1981年早些时候匈牙利大学生们受到波兰团结工会的“自制革命”鼓舞而自发行动起来抗议政府审查信息的行为。其中一位杂志编辑科赛格·弗伦茨就在杂志中贡献了一篇讨论书籍审查行为的长文。他在文中强调说官方的宣传和审查着实存在于匈牙利，而另一位著名异见人士霍勒斯提·米克洛什（HarasztiMiklós）也从法律判决的细节上分析了近期塞格德市朋克摇滚乐队因表露反政府态度而遭逮捕的判例。（摇滚朋克之类西方流行音乐在东欧共产国家被严格限制——译者注）
总的来说，无论如何，反对派们对地下流行文化本身并不感兴趣，只是偶尔会提到而已。朋克乐队等只是会偶尔在音乐节之类的参与者们对政府产生威胁后，抑或是这种对叛逆音乐家的判决因为自由欧洲电台等的报道和相关歌曲磁带被当局收缴后，才会被异见人士们注意与提及到。
同时，文学杂志的编辑们也面临着与民主反对派们同样多的麻烦。两方的总编辑和杂志们时常试图联合起来。匈牙利的民间作协激烈地批判当局的文化政策，和对他们在强大当局眼皮底下举行的每五年一次聚会的非正式的审查与限制。在1981年的作协集会上，著名反对派作家厄尔西·伊什特万（E?rsiIstván）对当时的当局讽刺地提议说，他们应该恢复从前几年的审查制度，因为那时至少作家们知道谁是可以批判的，而谁又是彻头彻尾的批判进去。他解释说卡达尔的“柔性专制”的问题在于审查规则的不透明，使得当局对编辑的审查极其武断，及其连带导致编辑们开始自我审查。他相信相比内部的诸如自我审查，以前正式的文学审查相比起来其实更好——至少作者将可以知道权力的G点，并且在审查后能更好地保持他们作品的完整性。
在1980年代前期，民主反对派们创建了他们自己底下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并展开了辩论，特别是对于《发言》杂志而言。他们思想形态的中心矗立着西式的自由民主，人权，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对海外匈牙利人和国内少数民族们的团结。
在《发言》杂志内部的大辩论过后，杂志开始倾向于鼓励实际的抗议行为。诸如在1982年杂志内部大辩论期间，一篇标题为《如何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法》的文章在杂志上刊登了出来。这篇文章建议将公众在民主运动中的角色抬高，使公众变得活跃起来。反对派的任务则在于塑造公众舆论以及通过舆论对当局施加压力。“当局只会在公众舆论使得他们处于道德及知识分子压力下才会屈服。”——另外的建议关注于以下几个问题：公众与财政信息和经济政策的公开讨论，对政治利益集团的改造与革新，良好运作的公共空间，公众利益代表的法律地位，以及对书籍杂志出版审查的改革。而出版问题，则被用于说明这些改革建议究竟为什么可以逐步实行的原因。
科赛格·弗伦茨在《发言》杂志第19期中，完美概括了反对派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究竟什么才是民主反对派？很明显他们的规模太小以至于不能成为一场运动，其也没有一个可以使得内部成员互相同情理解的严密组织。其本身甚至不能提供一个（比如针对年轻人的）公共话题讨论平台。感谢上帝，这些反对派成员甚至拒绝被贴上‘组党’的标签。他们厌恶布尔什维克式的对当局斗争的传统，但他们几个知识分子甚至不能称自己为一个群众性的党派。”
同时，科赛格也分析了一些共产匈牙利政治体系即将解体的征兆。“民主反对派存在的形式是一种“塑造公民舆论观点”的群体，相比起发挥知识分子对出版的影响力而言，更重要的是广泛告知民众反对派们的行为与态度。今天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独立的反对组织刊发地下出版物收集签名等等这些他们已经做了有八年的事情，问题更在于一些著名的社会群体——比如几乎整个科研机构——也同时承受着法律的限制，或者有时他们冒险跳出当局所武断画出的圈子里呼吸几口自由空气。匈牙利民间作协的总会议通过公平的民主选举选出了他们的代表，并成功的使得当局妥协满足他们对于审查的要求，体现了政权崩解的第一步：实际上，很多有名望的作家在地下出版物撰文刊稿，和许多科研机构的员工聚集在一件小公寓里秘密集会本身，很容易就被当局宣布非法——但当局的不作为体现了政权崩解的另一个前兆。一旦公民的不服从过于频繁的发生，那么在“反对当局性质的行为”和“其他行为”之间的那条红线将会愈加模糊，然后当局便不可能使用以前的手段，去惩罚打击如此之多的反对者们。匈牙利社会自此，也开始重新寻获自由表达政治意愿的意义所在。而政治辩论对于人们来说，也不再是仅仅属于特权阶层的专利了。
对科赛格·弗伦茨来说，匈牙利逐渐浮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决定了民主反对派们的任务。他相信尽管反对派存在先天不足的弱点，但其握有道德标杆本身将给其提供足够的动力以达成他们的目标——
匈牙利再一次地进入到了政治辩论的季节。党魁们为了继承职位而拉选票，公司经历，企业家，作家，官办的国民阵线（卫星党组织，类似中国的民主党派），劳工联盟，以至于曾经死气沉沉的国会也开始真正参与政治。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工人们开始担忧他们的工作不报，农民们也开始因为他们的农产品没法卖出好价钱而开始积极参与政治。在这个不断成长的越来越政治化的社会里，反对派们作为这种局面的创始者和标杆，也毕竟参与到政治中来。相比起单纯的辩论，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看法……并且我们必须是我们的声音通过独立的媒体传播出去——诸如政治俱乐部，公共演说，或者公众集会等等。我们并不因为我们是反对派而盲目相信我们是社会进步的基石，相反只有在反对派公开批评政府并且不需如从前般为此躲藏七八年之久时，社会的政治才能真正进步。这份工作使我们有着天生的道德感，尽管我们弱小而又鼓励，但只要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的声音被公众听见——而不仅仅局限于小圈子的话，社会就能真正进步起来。
1987年6月《发言》杂志的特刊标题为“社会契约：政治进步的条件”。这篇文章明确了卡达尔的时代已然结束的共识，声称“卡达尔必须下台了”。作者说，根本的社会变革是不可或缺的，但没有社会契约存在的变革将不会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仅仅对现状的抱怨不满是不够的——未来新的政策必须被思考谋划起来。政治精英只会在他们明白他们必须不仅仅与知识分子协商的情况下才会与民众对话。这篇文章同时也称经济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稳定的经济才能促使成功的政治变革。因此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目标——多党制，工人在工厂和家庭的自组织（脱离党的管理），民族自决，外交政策中立化等等——放在今天依然有效。
整个过程通过以下几点需求来完成：宪法对一党制的限制与摒弃，议会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对议会负责，将出版自由的原则编入法律，依法保护工厂与公司员工集会呼吁权益的权利，以及社会安全，公平社会政策，和公民权利等等。文章其中一部分还探讨了匈牙利与苏联的关系，海外匈牙利人（主要因为一战后特里亚农调与所导致）的问题已经1956年十月事件给匈牙利带来的政治遗产等等。
民主反对派作为异见知识分子群体的活动，在1988年告一段落。在1987至1989年期间，对于反对派来说真正的问题已不再是他们作为几个群体单独活动，而是随着政权更迭而导致反对派群体的更加有组织化。随着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和反对派们观点的冲突，这三年发生了两派知识分子各自组党的现象——匈牙利民主论坛（MDF）和自由民主同盟（SZDSZ）两个截然不同主张的民主群体形成了。曾经的异见人士，今天则成为了多元化政治中的政治新秀。
政治局势的改变导致了权力平衡的变化，最好解释这一现象的就是一份反对警察暴力的，受到300名知识分子签署的宣言——300名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份宣言生命反对警察在公民抗议活动中对公民使用暴力。“有一个令人不安于正经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政治家们渴望民主并且将他们的意愿在谈话与交流中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则是警察团体服从他们内部规矩的同时，却对和平抗议的公民采取暴力。我们相信过30年以后，时间会使匈牙利这个国家的民众学会如何文明地控制自己舆论的表达。而我们当然也需要新的政治领导层来禁止警察对民众的暴行。“
最后，雅诺什·基斯1989年所刊发的标题为“《发言》杂志究竟代表什么”的文章，总结了《发言》杂志的历史，并且讨论了未来新生的民主政党“自由民主同盟”所亟待完成的任务——
随着1987年的到来，1983年的问题变得彻底过时。今天民主反对派并不在寻求明确的，成文的，以及在制度上保护的权利的道路上显得孤独。今天公众的意见，已经远远超越了四年前反对派在对当局妥协之时对当局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相比开始的改革而言，卡达尔政权对社会变革压力的反应过于顽固僵化。结果就是，社会契约相比以前知识分子的妥协性建议，变得更加成熟。整个变革过程的第一步便是多党制代替一党制的补充，之后便是法律上对共产党的限制，然后另一方面则是机会和出版的自由，以及议会制度的创立使得政党多元化实质上成为可能。这便是社会契约在不久的将来所要达成的目标。所有这些步骤的重要性在之前两段都有所体现，简单来说就是——“卡达尔必须下台”。这句话本身包含的意义比字面上的更加深刻，并不仅仅是党总书记制度的果实。卡达尔将1956到1957年匈牙利社会的重建中加入了个人崇拜的因素，他不可避免的倒台实质上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异见知识分子的团体首先形成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公共空间，之后则形成了政治反对派。民众目睹了后极权时代匈牙利的腐败与不民主的残余，他们非常需要的政治资本便是对政治的信任。这时异见知识分子站出来将他们的道德标杆和道德资本变成政治资本——人们期望被一个全新的，值得信任的，未曾沾染共产党政治的领袖所领导。这为一些哲学家，律师，历史学家，作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以让他们为人民和民主而发生说话。随着自由选举变得愈加可能与现实，原先的民主反对派们也将从之前批判专制政权的角色中转换出来，成为新的，民主政治的一部分。
后记
匈牙利的异见知识分子们并未预知未来，所以他们无法很好地“准备一场革命”。但他们期望的某种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变革，却将其引领导一个更深的，更结构性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意图松开封闭性的社会结构，与审查斗争，并且将那些被禁止的议题带到更广泛的社会讨论之中。他们意图超越改革派，就像我们所看见的他们一直在远离改革派共产党政治家们那样。但他们也不想要一场暴力革命——他们的目标是为根本性的改革而做出贡献，而这种改革本质上却会破坏整个专制政权的合法性。最终，他们做得比他们想得更远——政治松绑后的意见知识分子们变成了新的政党，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也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彻底终结。
异见知识分子们跟随者“新进化主义”的策略——这个策略最初被波兰异见人士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提出。这是一个通过自我限制的非暴力手段来实行社会变革的策略。在这个策略中，总的手段要尽可能软乎，但目标却一定要坚定。他们以整个被压迫的社会的名义发声，而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成为了开头卡尔·曼海姆的“不沾锅知识分子”的代表。无论如何，他们并不仅仅想简单反映社会现状，就像那些“不沾锅”的知识分子们能够做的那样。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一切，通过改变社会各阶层的话语体系来改变整个社会。这种起源于公民社会斗争的策略，或许会使我们想起葛兰西的“话语霸权”，或者是埃尔文·古德纳尔（Alvin Gouldner）的文化与批判话语理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异见知识分子们并非是为其他阶级的利益服务，就像他们拒绝称自己为一个新阶级一样。相反，他们意图为所有意图生活在一个自由，或者就像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说的“真实社会”里的被压迫民众们而谋利益。
无论如何，这并不是说仅仅靠知识分子就导致了匈牙利的政权更迭，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导致了东欧的剧变。他们只是第一群感受到社会震荡与变革的人们而已——他们是意图告诉所有人真相的先行者，并不仅仅针对掌权者，同时也是主要针对整个公民社会——以开始抵抗专制政权的同时活跃于政治之中，为民主变革做准备。在1989年，这些政治知识分子不断进入到组建新政党的过程中，并且参与进了许多新的社会机构的活动之中——诸如与匈牙利共产党当局谈判争民主的圆桌会议，或者通过自由选举而进入到议会中。从这点来看，异见知识分子们所面临的重大任务——从“不沾锅”的知识分子或者“民主运动知识分子”，转变成职业政治家本身——这一过程，是他们在角色转换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一道门槛。
原文来源：balticworlds.com
原文标题：PREPARING FOR THE REVOLUTION: HUNGARIAN DISSIDENT INTELLECTUALS BEFORE 1989
来源: 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