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剧中的这句名言,令人警醒。

时代英雄,时势造英雄,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英雄?英雄的神化、英雄的矮化,在中国当下纷争着英雄这一问题。英雄的伟大在于人们赋予了他的伟大,神化与矮化都是价值观的政治需要,证明的不是英雄本身,而是双方在如何夺得道德的制高点,成为在英雄身旁最伟大者。神化英雄者捍卫着自己的道德,矮化英雄者利用历史的求真摧毁偶像,双方都把自己的道德视为“良知”。神化者与矮化者都在利用历史的虚无,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历史是个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试图通过经由解读历史来操弄民族感情的,中外国家都是如此。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在不同的国家、不同人的眼中,成为了英雄与恶魔。这是你眼中的罗伯斯庇尔不是同一个罗伯斯庇尔,在于选择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将自己的战友和同志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

人民看待英雄,不应被道德所绑架,更要提防用道德代替良知的企图。良知是具有普世性的,是人类当下的共识“自由民主人权”,这个普世的价值观是有法律作为支撑。而道德是个多元的认知,民族、地域、宗教和社会文化不同,都会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道德常常会威胁人类的文明。因为,个人的道德命令时常会取代社会的行动,文明时常被激进的个人道德命令所摧毁。而大众的道德行动,不能将其道德实践完全视为社会实践,虽然,道德行为是社会条件所依赖的,但这个道德行为决不能对社会中的人进行抽象的或粗暴地否定。道德行为能够保证其道德的实践不会成为仇恨的逻辑,也不会引发暴力行为。我们知道,人是在复杂社会中生存,道德在每个人心中,有无可非议的正确和逻辑的合理,但需要知道的是,按照逻辑的正确行事,有时却是无比的荒诞结局。由个人与大众的激进道德行为引发的战争灾难不计其数,典型的如一战,6000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国大革命变成了恐怖的砍头,当毛泽东要将全国人民培养成雷锋式的战士,后果是文革之乱。

人民看待英雄是要有良知的英雄,自古以来,三国、水浒搞乱了我们的英雄观。自杀式恐怖分子依据的是他们个人的道德观,而非良知。神化与矮化英雄者,不是在论英雄,而是在抢夺道德话语,想要靠英雄证明自己的高尚,战斗英雄不是鹰派将领视战士的生命如粪土的遮羞布,不惜代价的胜利,是虚伪道德的胜利,而非良知的胜利。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英雄史观,贯穿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更体现在当下鹰派将军,不怕牺牲他人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正义之心。

“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剧中的这句名言,令人警醒。神化与矮化英雄,不是在为社会造福,周总理把雷锋精神全面而精辟地概括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而这个精神在今天的意义,或者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多元社会的环境里,能否还具有合理性,需要认真对待,按照如此的标准培养英雄模范,对文明的威胁只会是增加。认真的讨论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英雄,才能对核心价值观有所贡献。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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