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剧中的这句名言，令人警醒。
时代英雄，时势造英雄，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英雄?英雄的神化、英雄的矮化，在中国当下纷争着英雄这一问题。英雄的伟大在于人们赋予了他的伟大，神化与矮化都是价值观的政治需要，证明的不是英雄本身，而是双方在如何夺得道德的制高点，成为在英雄身旁最伟大者。神化英雄者捍卫着自己的道德，矮化英雄者利用历史的求真摧毁偶像，双方都把自己的道德视为“良知”。神化者与矮化者都在利用历史的虚无，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历史是个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试图通过经由解读历史来操弄民族感情的，中外国家都是如此。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在不同的国家、不同人的眼中，成为了英雄与恶魔。这是你眼中的罗伯斯庇尔不是同一个罗伯斯庇尔，在于选择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将自己的战友和同志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
人民看待英雄，不应被道德所绑架，更要提防用道德代替良知的企图。良知是具有普世性的，是人类当下的共识“自由民主人权”，这个普世的价值观是有法律作为支撑。而道德是个多元的认知，民族、地域、宗教和社会文化不同，都会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道德常常会威胁人类的文明。因为，个人的道德命令时常会取代社会的行动，文明时常被激进的个人道德命令所摧毁。而大众的道德行动，不能将其道德实践完全视为社会实践，虽然，道德行为是社会条件所依赖的，但这个道德行为决不能对社会中的人进行抽象的或粗暴地否定。道德行为能够保证其道德的实践不会成为仇恨的逻辑，也不会引发暴力行为。我们知道，人是在复杂社会中生存，道德在每个人心中，有无可非议的正确和逻辑的合理，但需要知道的是，按照逻辑的正确行事，有时却是无比的荒诞结局。由个人与大众的激进道德行为引发的战争灾难不计其数，典型的如一战，6000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国大革命变成了恐怖的砍头，当毛泽东要将全国人民培养成雷锋式的战士，后果是文革之乱。
人民看待英雄是要有良知的英雄，自古以来，三国、水浒搞乱了我们的英雄观。自杀式恐怖分子依据的是他们个人的道德观，而非良知。神化与矮化英雄者，不是在论英雄，而是在抢夺道德话语，想要靠英雄证明自己的高尚，战斗英雄不是鹰派将领视战士的生命如粪土的遮羞布，不惜代价的胜利，是虚伪道德的胜利，而非良知的胜利。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英雄史观，贯穿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更体现在当下鹰派将军，不怕牺牲他人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正义之心。
“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剧中的这句名言，令人警醒。神化与矮化英雄，不是在为社会造福，周总理把雷锋精神全面而精辟地概括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而这个精神在今天的意义，或者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多元社会的环境里，能否还具有合理性，需要认真对待，按照如此的标准培养英雄模范，对文明的威胁只会是增加。认真的讨论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英雄，才能对核心价值观有所贡献。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