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经济统制主义的作派，转向以普适主义的方式遵循竞争秩序七项原则：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以及经济政策的恒定性
一个国家有着特定的经济体制。一国的经济体制受本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特定的经济风格。不同的经济体制与经济风格，影响着经济主体的行为，由此也影响经济的绩效。
那么，我国的经济体制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与其助理王宁教授认为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也可以从其著名书作的英文题目中看出：《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即《中国如何成为资本主义》，但无法从其中文版的书名中明确看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而且，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认定中国经过30年改革，已经是“一个令人炫目的市场经济”。
严格而言，我国的经济体制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介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经过了3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的遗留因素仍在。不过，我国的经济体制总体上距离计划经济较远，距离市场经济较近。
从经济与技术层面来看，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可谓同义词。根据英国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的看法，现代资本主义需要体现如下特征：一是存在广泛的个人自主、私人产权和商品交换；二是很多私人经营和生产与家庭分离；三是存在一个货币和金融体系，其中财产可以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四是存在发达的市场（有组织的交换），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五是存在广泛的工薪阶层；六是私人公司法人广泛存在。
很明显，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全符合上述特征。个人的自主性仍然不够，个人面对行政力量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法治体系还在建设过程中；国有产权和国有企业在基础性和关键性行业占据行政垄断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私人产权和私有企业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宪法地位；金融体系也是国家主导，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都是国有机构主导。也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句话也意指我国仍然是个转型经济。
我国当下的经济风格表现为统制主义(dirigisme)的经济治理方式与作为转型经济的经济体制两者的结合。根据德国一位经济学家的定义，统制主义是各种特定市场过程干预的总称，国家通过这种干预部分或全部地消灭掉分散的价格、生产、消费和投资选择自由，以达到特定的典型目标和并以此为干预的根据。这种干预最常见的形式有直接的价格控制，外汇管制等等。价格管制包括：价格监视，对利润空间、最高和最低价格的规定和固定价格，普遍的禁止价格波动，不同形式的投资指导、数量上的生产和贸易限制（配额以及相应的自愿出口限制协定）。价格管制在我国很普遍，包括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基准利率，银行存贷款利率，公用事业服务定价、最低工资等等。外汇管制也大量存在。我国对个人和企业的外汇兑换仍然有着较大的管制，还没有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目前每人每年兑换外汇的上限为5万美元，就属于过度管制。
我国统制主义的经济治理“作派”还体现在政府在基础性和关键行业总体上实行行政垄断，比如铁路，石油，航空，电信，自来水、电力、烟草等。国有金融机构的总体市场集中度高，民营机构的准入门槛很高，准入通道很窄，受制于国家审批制度的束缚。
统制主义“作派”也体现在经济政策的决策上。经济政策往往是既由行政部门决策，又由行政部门实施。这容易滋生和保护部门利益，导致这些部门的政府官员以部门利益替代公共利益。与此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的出台应该通过立法形式进行。这里也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但是我国的这些短期政策操作不能与“凯恩斯主义”等同。现代市场经济体中的“凯恩斯主义”短期操作也需要基于法治和限政。两者均属于这些政策操作的隐含前提，内置于国家的总体基本制度框架当中。我国则是行政和部门主导。即便如此，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凯恩斯主义”短期操作还往往受到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或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批评。在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操作只重视让经济这辆马车跑得快，但并不重视马车上掉下多少人，马车前撞死多少人。也就是说，由于不断短期操作，经济主体对经济失去稳定的预期，从而扰乱了投资和消费决策。由此看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往往导致大肆侵犯个人产权。我国的行政和部门主导所推行的“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则问题更甚，由于立法部门代表性差而且权力悬置，它更是“没得商量”。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观点，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会产生进一步干预的必要性，从而导致干预程度和干预范围不同程度的上升，形成一种“干预螺旋”。这种干预螺旋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背道而驰。也最终影响经济效率。比如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实际利润为负。2001-2009年期间，尽管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很高，但是这些企业所支付的土地和其它资源费用较少或者根本不支付任何费用，获得的银行贷款利率也较低，税收水平也较低，还获得大量政府补贴。所有这些多拿少支部分合计总额超出了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水平。
我国过去30余年“经济奇迹”的实现，归因于我国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地接近和遵循了一种德国经济学家欧肯意义上的竞争秩序，这种竞争秩序由七大原则构成：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以及经济政策的恒定性（指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些原则）。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是：这些国家以普适主义的进路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政府在法治框架内行事；我国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性地推行这些原则。但是，如果我国要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进入富国俱乐部，则要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要求我国通过法治而非人治来维持一个高度自由的经济体制，要求政府放弃经济统制主义的作派，转向以普适主义的方式遵循上述竞争秩序七项原则。如果这样做，能够大幅度提高我国进入富国俱乐部的概率。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宁海。 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中国社科院中小银行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北京市海淀区和谐社区发展中心学术委员； 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 九三学社北京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欧洲研究会会员、德国分会会员；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和 《西方经济与社会科学精品丛书》主编等。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