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5日，北京国新办发表《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洋洋3万言，这份文件一方面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西藏已走上现代民主之路，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另一方面指责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主张的“中间道路”，称“‘中间道路’貌似‘妥协’、‘折衷’、‘和平’、‘非暴力’，实则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走上的正确发展道路，企图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由十四世达赖集团统治的‘国中之国’，分步达到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
据我所知，这是北京首次以政府白皮书形式对流亡藏人“中间道路”诉求的回应。可惜这个回应充满了霸道，强硬中透着虚伪与愚蠢。
白皮书断言“中间道路”的核心有五条：一是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宣称“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二是图谋建立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三是要求实行不受中央约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认中央政府的领导和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宣称建立“自治政府”，“除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由藏人（即十四世达赖集团）负责，并负有全权”；四是反对中央在西藏驻军，表面上认可中央负责国防，但又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去”，把西藏变成“国际和平区”；五是无视青藏高原自古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限制其他民族进入“大藏区”，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
其实，这五条并非当下流亡藏人“中间道路”诉求的准确归纳，而是恶意歪曲。毋庸讳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外流亡藏人的“中间道路”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把西藏变成“国际和平区”和“撤走军队”的主张是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五点和平计划》讲演中提出的；西藏成为自治的民主政体而“中国政府可负责西藏的外交”则是1988年6月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建议》中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的背景是藏人流亡政府在寻求和北京谈判以解决“西藏的未来地位”；《斯特拉斯堡建议》进了一步，希望与中国建立某种“联盟关系”。这些当然是对1960年代以来藏人“独立”诉求的重要修正，但远不是“中间道路”政策的完成。真正体现当下流亡藏人“中间道路”主张的是2008年10月31日藏人代表向北京统战部门提交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以及2010年针对北京的曲解而补充作出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阐释》。这两个文件的核心诉求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框架内寻求藏人的真正自治。换言之，这里非但没有“独立”，不再谈“未来地位”或“联盟关系”（此类诉求已经被藏人自己放弃），也不再有“撤军”、“建立和平区”之类要求。白皮书故意把不同时期藏人的不同主张混在一起，似乎藏人至今仍在要求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军”，除了欺瞒、蒙骗因信息封锁听不到藏人声音的中国境内各族民众，又能作何解释？！
关于西藏历史地位，诚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本人即表达过有别于流亡藏人的观点，见拙著《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但藏人在《阐释》中明确谈到“达赖喇嘛尊者不是一个守旧者，他是一个开创者，达赖喇嘛无意因为对历史问题的不同认知而影响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前途的努力。”《阐释》还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从未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出疑问或挑战”，《建议》也“只字未提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或在西藏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众所周知的是，达赖喇嘛尊者对社会主义理念中为低下阶层谋取利益、平等和发展的诉求始终保持著极大的认同和向往。”同样的，“《建议》所阐述的内容并没有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政府任何部门的权威。《建议》所表达的各项建议都充分尊重了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的各部门与西藏地方自治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凡认真读过藏人这两个文件者，都知道藏人所说并非虚言。换言之，白皮书对流亡藏人的有关指责，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大藏区”，白皮书断言这样的东西历史上并不存在，却闭口不提恰恰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首先在川、甘、滇、青四省藏区搞的血腥“民主改革”，把西藏三区的藏民赶到了一起，这才有1959年的拉萨“叛乱”和达赖喇嘛的流亡，也才有作为统一体的藏民族意识的空前凝聚。党国御用笔杆子只讲“政治正确”，却罔顾基本的历史逻辑。最后，关于藏区“移民”问题，藏人称已经向北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将非藏人驱逐；我们担心的是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人口由于刻意地大量移居西藏，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家乡也成为少数民族，并对极为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白皮书的说法却是“十四世达赖集团要让这片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其他民族迁离世代居住的故土，透露出一种荒唐而恐怖的逻辑，即所谓的‘高度自治’实现之日，就是青藏高原民族清洗之时”！真是好大的“罪名”！然而，看到白皮书如此气势汹汹的架势，人们会问：是谁在故意制造“荒唐而恐怖的逻辑”以便欺蒙世听呢？
白皮书称“‘中间道路’以表面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换取十四世达赖集团对西藏的‘治权’，建立由他们控制的‘半独立’政治实体；待‘治权’巩固后再谋求‘主权’，最终实现‘西藏独立’”，自然是文件起草者一厢情愿的解读，因为这样的“解读”符合党国“政治正确”的要求，党国所有的公开言论向来是认准“达赖是要独立的”——尽管他们未必不知流亡藏人内部关于“中间道路”其实有着激烈的争论，未必不知恰恰是达赖喇嘛本人为坚持“中间道路”承受着来自内部真正主张“藏独”的那部分群体的巨大压力，未必不知这些年来达赖喇嘛和海外流亡藏人组织一直在积极寻求与北京的对话，甚至，这些党国官员和白皮书的起草者未必不知若积极回应藏人的“中间道路”建议，将对缓解中国严峻的民族地区形势（特别是由新疆而蔓延全国的“维稳”乃至“反恐怖”形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可能什么都清楚，但还是要写出这样胡说八道的白皮书并公布之！荒唐么？当然荒唐，却并不简单。在党国框架内，官员们想的是如何保住乌纱帽，或嗅着最高当权者的喜好向上爬。这种心理机制会促使他们沿着党国惯性思维处理各类事务，包括民族事务。他们不敢如实反映藏区的真实情况，也未必敢如实汇报海外的各类真实信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处理尖锐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包括所有的内政外交之重大问题）就全凭最高当局乃至最高当权者个人的主观好恶了。这正是独裁体制的可怕之处。习近平如果认准了继续实行对海外流亡藏人的强硬政策于“党国中兴”更有利，把达赖喇嘛拖死算，再扶持一个小达赖就万事大吉，这个体制里就没有人再敢说二话，甚至连皇权时代的忠贞死谏之士都没有，白皮书自然就只能写成这副熊样子。然而，这种霸道的、目空一切的、拒绝任何对话而又谎话连篇的党国式高傲，又何其悖谬，何其有违天理！
60年来，西藏是否“已走上现代民主之路”，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是否已“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历史自会做出评判，且已经做出评判，不必在此赘言。我这里想再次强调的是，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希望国家分裂，海外汉族知识界的朋友与流亡藏人保持联系，也是力图为这个巨大国家找到化解民族冲突的途径和出路。然而，像白皮书这样的党国政府文件，却明摆着是在把这个国家往火坑里推。难道你们真要置这个国家（包括汉藏各民族兄弟在内的我们共有的家园）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么？！
2015年5月20日于新泽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