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比话语更强大的就只有哲学家的死亡了。依靠其濒临死亡的身体和大庭广众之下的死亡场景,苏格拉底向民众传达了比他精通掌握的希腊语之外的更多信息。

哲学是智慧探索,但是当哲学家为理念而死的时候就呈现出物质性的本质。

假如存在这样一种搞哲学的方式,严格来说,这种哲学不需要写作、说话、演讲、授课,甚至是一种根本不需要语言的哲学思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这种哲学思辨首先是表演,是身体的表演。哲学家所有常规手段都已经穷尽,现在只剩下身体可以使用。这种处境不无反讽的味道:一个本质上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学科有一天竟然不知不觉地陷入如此的境地,词汇豪无作用,论证彻底徒劳。无论哲学家多么能言善辩,除非决定放弃演讲和辩论,转而把自己的肉体作为论证手段,否则他们说服不了任何人。这正是笔者在最新著作《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中集中讨论的极限场景。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这种场景意味着什么的人。他没有能说服雅典人同胞认识到他的哲学工程的价值所在,他遭到审判和被判处死刑就是最好的证据。这样残酷的事实肯定使他不仅认识到靠语言进行哲学研究的局限性,而且认识到如果不想背叛自己和自己的使命,哲学家就需要将带领哲学思辨超越这个局限性。在听到雅典陪审团宣布应该处死他的时候,苏格拉底肯定已经意识到存在一个临界点,哲学若要保持尊严就必须使用比话语更强大的手段。而在此情况下,比话语更强大的就只有哲学家的死亡了。依靠其濒临死亡的身体和大庭广众之下的死亡场景,苏格拉底向民众传达了比他精通掌握的希腊语之外的更多信息。

结果证明他的本能是正确的:正是依靠其死亡方式,苏格拉底完成了独特的转型过程。他成功地强化了把著作和传记连在一起的有意义联系。如果没有“哲学家之死”,苏格拉底的生平将不仅缺乏明确的特征,其著作也将是不完整的。事实上,如果没有文字著作,我们很难想象他的名字怎么会在哲学这门学科中流传下来,毕竟该学科从一开始就是靠写作来定义的。

实践问题

苏格拉底在喝下毒酒的时候向外传递的信息非常简单,但强大无比:你需要用行动展现你的哲学。首先,哲学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实践问题;它不是你说的话而是你做的事。哲学探索就是引起自身的变革,就像你是一堆需要打磨成型的原材料必须对自己采取行动。哲学不仅仅是知识生产,其功能不是指导而是塑造我们。其最终目标是自我实现工程,即哲学家的自我塑造。哲学的居住地不在学术论文中也不是在哲学家的演讲中而在哲学家的身上。哲学就住在我们身上,但它不会随着我们的死亡而死亡。

事实上,当哲学家为了体现一致性决定为了理念选择死亡时,哲学会繁荣起来。苏格拉底的死亡只是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传统的开端,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著作却成为哲学的代表简直就是个奇迹。希帕提娅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虽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著作。乔尔丹诺·布鲁诺的著作如今已经很少有人阅读了,但他仍然被看作最伟大的意大利哲学家之一。我在《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中指出,让这些人物变得“伟大”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死亡方式。这些独特的死亡方式不仅毁灭了受害者,而且使他们变得更加强大。

永远的局外人

这些哲学家的生活方式、被视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不合时宜的家伙”、导致他们最后被选中的戏剧性情节展开、这些人物出现时共同体普遍存在的独特“危机”意识、再加上他们最后的暴死,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死亡事件进行吉拉尔式的解读。从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视角看,他们都带着“受害者的标志”。虽然这些哲学家承诺于“实话实说”(parrēsía)并且敢于质疑一切,但他们通常没有能力与其他人建立起坚强的纽带。他们仍然是所在社区的永远的局外人:他们不允许自己承认和培养那些旨在维持社会团结的坚强纽带。非常说明问题的是,这些哲学家的言论常常“尖酸刻薄、阴阳怪气”。任何纽带都承受不了说出一切真相的腐蚀性影响。因此,在危机时刻,哲学家很容易成为遭受攻击的靶子,因为其哲学已经使其处于异常脆弱的地位。

吉拉尔的“替罪羊机制”理论不仅解释了殉道者哲学家为什么被杀,而且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死后成为影响力如此巨大的人物:他们的死亡方式使其成为“圣人”。他们成为“学派缔造者”是因为他们的死亡是吉拉尔所说的“谋杀缔造者”引起的。因为集体记忆中保留的既内疚又羞耻的强烈情感,传统一直处在按照制造神话的路线塑造这些哲学家的死亡的过程中。最终,我们将他们提高到神话人物的地位,使其成为我们神话般想象力的组成部分。

神话和理性

这或许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往往错误地解释这些哲学家的行为和话语,扭曲他们在活着时的地位。我们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这不完全是真实的,因为在他之前还有其他哲学家。我们把这些哲学家称为“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人”。希帕提娅常常被看作创立了哲学中的女性传统,虽然在她之前还有女哲学家存在。人们还常常将她与女权主义哲学的创立联系起来(至少有两位女权主义杂志拥有她的名字),虽然我们很难准确地指出其女权主义观点是什么,因为她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著作。这些哲学家的死亡“蒙住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对这些哲学家的认知并非严格理性的,往往沾染上神话色彩。

殉道者哲学家的案例指向一个重要事实:思想和哲学传统的形成并不一定受到严格理性模式的控制,有时候是靠想象力和制造神话完成的。典型的情况是,我们往往认为神话和理性是对立的,一方竭力要颠覆另一方。但这种画面可能过于简单化了。有时候,神话能够作为理性的补充:制造神话和神话般的想象力能将哲学提升到单纯依靠理性根本无法达到的深度和复杂程度。

注释:

《为理念而死》是笔者在圣母大学高等研究院担任杰出客座研究员时进行的项目。本文引用了最初发表在the DNIAS Newsletter上的研究报告。

译自:Philosophy as a Bloody Affair by Costica Bradatan

http://www.theeuropean-magazine.com/costica-bradatan/10139-the-case-of-martyr-philosophers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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