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秋天，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拜访了住在莫斯科附近作家村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他们的聊天中，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提到了，他正在创作一本新的作品：“它是新的，清新、典雅、比例得当，具有经典作品所必须的纯粹和简洁……它将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我面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我希望它是一部能被大家牢牢记住的作品;我将用我的余生全力写好它。”当时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完成了前几章的草稿，并要伯林带给他在英格兰的两个妹妹，这就是《日瓦戈医生》的雏形。
1955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欣喜若狂地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你无法想象我做到了什么!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直白且悲伤的词语。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十年之间发生了太多事情，帕斯捷尔纳克的婚姻危机，情人的被捕，诗人好友安娜·阿赫玛托娃被批判，他自身也遭受到苏联作家联盟的批评，当然，还有斯大林的去世——很多人都认为，大部分作家经历过残酷的大清洗和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能够安然无恙，与斯大林对他的“特殊照顾”有关，据说1949年曾经有计划逮捕他，斯大林吟诵着他的诗歌，阻止了这场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别动他，他是个生活在云端的人。”
1956年，伯林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偷偷带给了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在与伯林的交谈中，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出版将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暴，他已经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他只希望他的小说能够传遍全世界，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去焚烧，去摧毁人们的心灵。为了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最好准备，他请求伯林把书稿的副本带回到英国去，能够让在居住在那里的俄裔群体读到这本书。伯林按照他的要求把书稿拍成微缩胶卷，做了十二份副本，分藏在地球上不同的地区。在写给英国的妹妹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着重提到说“这是一部重要而有普遍意义的小说，它的命运不能成为我自身命运的附庸，也不该用我的福祸质疑这本书”，他要求两个妹妹帮他找一个合适的译者，必须是英国作家，而且掌握娴熟的俄语。
1958年，伯林撰写回忆文章，提到他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勇气：“一个忠诚老实、才华横溢的人生活在一场他从未反对过的革命之中，越过他的祖国同胞直接向世界发表作品，此举本身就极其让人惊诧和震撼。”
二
《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于1957年11月15日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五天后第二次印刷，加印了3000册。与此同时，这部书的俄文手稿，也被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华盛顿，在内部引发了人们的一阵骚动。当时的情报局主管称这本小说是“斯大林死后出自苏联作者之手最为异端的文学作品”，所以他们建议应该出版尽可能多的外国语种版本，在自由世界最大限度的发行，并考虑推荐帕斯捷尔纳克得到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这一建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最高层的支持。他们还提到出版俄文版时，千万要注意不要在美国国内出版，利用欧洲小国的资源，以免让苏联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此外，他们也考虑到，如果美国公开参与，可能会给苏联迫害帕斯捷尔纳克提供借口。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与苏联形成对抗性的力量，双方都具备了核武器，唯恐任何战争都会触发冲突升级，战争变成了一场地下形式的战争，文化的对抗。中央情报局相信思想的力量，新闻、艺术、音乐、文学等形式可以慢慢腐蚀苏联当局及其本国和东欧卫星国的人民。他们非常重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的引导性力量，他们的著作成为了文化之战的重要武器。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就对书籍的力量十分敬畏，他在一项禁令中写到，“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场战役。”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写到：“书籍同所有其他宣传媒体不同，因为一本书就可以使读者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很大变化，这是任何其他单一媒体所不及的，所以要把书籍当作长期战略宣传最重要的武器。”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图书出版计划确定以下这些目标：“通过秘密资助外国出版社或图书销售商，在海外出版或发行书籍而不暴露美国插手其事。出版图书不应与美国政府有任何公开的联系以免受到‘污染’，对于立场敏感的作品，尤其要注意。出版图书是出于行动的需要，不要顾及商业上是否有利可图。提倡并资助当地的国家的或国际组织的图书出版或发行。鼓励不知名的外国作家撰写具有政治意义的书籍，其方式是，如果公开联系可行，可直接资助作者，否则就通过文学经纪人或出版商间接资助。”所以，凡是作为明确“反共计划”一个组成部分的欧洲作家，也都被推荐给读者，“任何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任何对以政权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批评，只要我们认为是客观的，具有说服力，都是适宜的读物。”
中央情报局非常钟情于利用小说，短篇故事和诗歌等文学作品。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 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等都是他们属意的作家。书籍可用作武器。如果一件文学作品在苏联或东欧看不到或受到禁止，这部作品或许多苏联构成挑战，或者与苏联现实形成对照，中央情报局便要设法把这部作品送到东欧集团的公民手中。从20世纪50年代图书计划诞生到苏联解体，中央情报局共向东欧和苏联散发了1000万册图书和期刊。其中既有中央情报局向偷运书籍的出版商或机构提供资金的行动，也有像《日瓦戈医生》项目这样由中央情报局独自运作的活动。在执行这项计划的最后几年里，戈尔巴乔夫仍然执政时，中央情报局至少每年向苏联运进16.5万册图书。装在衣袋或衣箱中偷运的图书不仅有小说，还有“字典和语言类、艺术和建筑、宗教与哲学、经济学、管理、农业、历史、回忆录等书籍和图书目录”。
可以说《日瓦戈医生》的出现恰逢其时。在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下，小说的俄文版在1958年9月在荷兰印刷出版，随后被发散到中央情报局在西欧的各个据点：200册运回华盛顿总部;200册运到法兰克福;100册发到柏林;100册到慕尼黑;伦敦25册;巴黎10册;最大的一个包裹365册，运到了布鲁塞尔。这些书籍通过不同的方式被偷运到了苏联国内，更多俄国人读到了这本被禁的作品。当时的俄国人对这本书的热爱让情报局的人员也大吃一惊，人们在传阅这本书的劲头，不亚于在宿舍偷偷传阅色情畅销书。而期盼已久的作家本人，也在国内看到了这本书，尽管印刷质量不甚满意，错误之处比比皆是。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检查审阅，他将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奖的消息，又将他推倒了风口浪尖之上，而一场针对他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之中。
三
帕斯捷尔纳克1946年就曾被提名诺贝尔奖，从那之后，几乎每年他的名字都会进入到最后的提名名单。1957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奖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已经意识到，如果他获奖，可能会带来一场灾难：“假如照有些人所想，诺贝尔奖顶着苏联的抗议颁发给我，我也许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我拒绝接受。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决心抵御压力。但他们不允许我前去受奖。”随着1958年6月和9月份，小说的法文版和英文版上市，铺天盖地的评论淹没了媒体，也给当帕斯捷尔纳克再次提名诺贝尔加重了砝码。帕斯捷尔纳克一直都关注小说在西方的反应，他曾经认为，如果当时苏联官方能够以公开审查的形式出版了这部小说，可能会起到平息事态的结果。而“被禁”反而成为了这部小说宣传页面上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成就了一本书的神话。苏联官方就算一直发表批判文章谴责说，这本书是一部臭名昭著的书。这种论调反而滋生了更多感兴趣的潜在读者。就算有读者声称，这本小说无法与十九世纪的文学名著相比，但这种微末的论调也早已被大量的好评淹没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美国的俄裔小说家纳博科夫对这本书的态度。《日瓦戈医生》的英译本出版时，《洛丽塔》正占据在《纽约时报》图书排行榜的第一位，保持了七个星期后，纳博科夫的小说被挤到了第二位。当初《日瓦戈医生》寻找英译本合适的双语作家时，有人推荐纳博科夫，无论是从掌握俄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上，还是从纳博科夫对诗歌的写作的推崇上，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合适的译者。但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他给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他说担心纳博科夫“嫉妒我在这个国家的不幸处境”——他的生活岌岌可危，处处受到监视，而纳博科夫生活在美国，衣食无忧，声誉日隆，他有什么好嫉妒的?不过，他的感觉是对的，纳博科夫并不喜欢这部作品，在读到《日瓦戈医生》的样书后，他对记者说，“从艺术上看，《日瓦戈医生》很拙劣、笨重、陈腐、做作，老套的场景，沉湎于酒色的律师，不可信的女子，浪漫的暴徒，陈腐的巧合”。随着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更加相信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是苏联制造的一个阴谋。
而纳博科夫的老友，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却表达的不一样的看法，他在评论中说：“我相信，《日瓦戈医生》将会成为人类文学史上和道德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一个没有天才勇气的人是无法写出它并公之于众的。”
估计当年的瑞典文学院也是这样认为的，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给出的理由是：“他在当代诗歌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传统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他们并未着重提及《日瓦戈医生》，这是考虑到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的安全采取的谨慎言辞。随后小说的销量力压《洛丽塔》，成为了销售冠军。而等待帕斯捷尔纳克是一场巨大的批判。
从1958年10月25日到12月1日，苏联《文艺报》上共刊登了423封的公开信，绝大多数都是苏联读者的真实反应。不出所料，读者看了前些日子连篇累牍的信息，认定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只认钱财的叛徒，污蔑革命污蔑苏联。许多读者便认为，这不仅是让人难过的侮辱，而且是攻击他们建设苏维埃社会取得的成就，因为作家应该被逮捕，或者驱逐。迫于压力，考虑到他们家庭受到的威胁，帕斯捷尔纳克最终发表声明放弃诺贝尔奖。
在西方，得知到作家遭受到来自官方和人民的批判，很多作家都发表声明声援帕斯捷尔纳克。海明威说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受到驱逐，他愿意赠送他一所房子。“我要为他创造继续写作所需的添加。”海明威说，“我能理解此时鲍里斯此时心中有多矛盾。我知道他对俄国多么衷心依恋。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祖国分离将是一场悲剧。但是，假如他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不会让他失望。我会尽自己微博的力量为世界拯救这个天才。我每天都思念着帕斯捷尔纳克。”
在《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帕斯捷尔纳克和侏儒们”的社论中称：“这场汹涌而来的恶浪和强烈的反应展示出很多内涵。从表面上看，苏联领导人是强大的。他们掌握着氢弹和洲际导弹，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强大的轰炸机群和舰队群。与之对阵的只是一位老人，与克里姆林宫的武力相比，他显得彻底无助。然而，这更展现出帕斯捷尔纳克的道德威力，他变成了义愤填膺的俄国奋力反抗迫害者的良心象征，在这场对峙中，瑟瑟发抖的反倒是克里姆林宫的人们。”
在中西方的对峙中，帕斯捷尔纳克于1960年5月30日去世。官方虽然最终放松了对他的监管，但依然有无数克格勃监视着葬礼完成。葬礼上，有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吟诵着《日瓦戈医生》中的诗歌片段为他送行：“一千张嘴唇开始随着默默念诵。”直到1988年，俄国的读者才能在杂志上读到这部完整的作品，而此刻，小说中的句子以口头或者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着，影响了无数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日瓦戈医生》1958年在中国台湾出版了中文版，同年晚些时候，中文版本在香港的两份报纸上连载。中国报界对这部小说持敌视态度，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臧克家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日瓦戈医生》是苏联的一个脓疮。当时从香港运偷运过50本小说到内地。
四
1977年，《纽约时报》曝光了中央情报局插手的出版物项目，吸纳各种精英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密集的文化冷战网络。有人为这种文化冷战的行为辩护说，中央情报局介入西方的文化生活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消极面而已，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所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提到，这种观点不断地被人引用，其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在道德问题上的理论简单明了，实际上却失之于简单化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持不同政见的可能性遭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害，也不在于知识分子的言论受到了压制和腐蚀，而是进行理性思考的本身所具备的过程受到了外力的干扰。用贾森·爱泼斯坦话总结说：“本来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大自由市场，较少考虑意识形态问题，更加注重个人的才能和成就，在这个市场上，各种思考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对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点的提出怀疑。……事实终于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做的这笔交易是多么得不偿失。这笔交易永远不可能有利于艺术和文学的发展、任何形式的严肃思考、乃至人类自身的进步，交易的结果只能是知识分子为国家的意志服务。”
在彼得·芬恩和彼特拉·库维合著的《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一书的结尾处，他们看到了另外一面：“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斗争是中央情报局以图书作为政治战手段的首批尝试之一。这听上去好像带有嘲讽口吻，令人厌恶。对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冷战中的角色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认为，中央情报局的隐秘性本质就是不道德和堕落。但是中央情报局及其合作者确信，自己的努力是高尚的，面对一个拥有宣传机器的独裁政权，诉诸隐秘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多年以后，在这个恐怖主义、遥控飞机和定点杀戮的时代，当时中央情报局和苏联相信，文学具有转化社会的力量，这个信念听起来几乎像是天方夜谭。”
思郁
2015/4/3书
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彼得·芬恩 彼特拉·库维著，贾令仪 贾文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定价：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