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日瓦戈医生》与文化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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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天,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拜访了住在莫斯科附近作家村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他们的聊天中,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提到了,他正在创作一本新的作品:“它是新的,清新、典雅、比例得当,具有经典作品所必须的纯粹和简洁……它将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我面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我希望它是一部能被大家牢牢记住的作品;我将用我的余生全力写好它。”当时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完成了前几章的草稿,并要伯林带给他在英格兰的两个妹妹,这就是《日瓦戈医生》的雏形。

1955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欣喜若狂地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你无法想象我做到了什么!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直白且悲伤的词语。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十年之间发生了太多事情,帕斯捷尔纳克的婚姻危机,情人的被捕,诗人好友安娜·阿赫玛托娃被批判,他自身也遭受到苏联作家联盟的批评,当然,还有斯大林的去世——很多人都认为,大部分作家经历过残酷的大清洗和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能够安然无恙,与斯大林对他的“特殊照顾”有关,据说1949年曾经有计划逮捕他,斯大林吟诵着他的诗歌,阻止了这场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别动他,他是个生活在云端的人。”

1956年,伯林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偷偷带给了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在与伯林的交谈中,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出版将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暴,他已经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他只希望他的小说能够传遍全世界,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去焚烧,去摧毁人们的心灵。为了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最好准备,他请求伯林把书稿的副本带回到英国去,能够让在居住在那里的俄裔群体读到这本书。伯林按照他的要求把书稿拍成微缩胶卷,做了十二份副本,分藏在地球上不同的地区。在写给英国的妹妹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着重提到说“这是一部重要而有普遍意义的小说,它的命运不能成为我自身命运的附庸,也不该用我的福祸质疑这本书”,他要求两个妹妹帮他找一个合适的译者,必须是英国作家,而且掌握娴熟的俄语。

1958年,伯林撰写回忆文章,提到他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勇气:“一个忠诚老实、才华横溢的人生活在一场他从未反对过的革命之中,越过他的祖国同胞直接向世界发表作品,此举本身就极其让人惊诧和震撼。”

《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于1957年11月15日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五天后第二次印刷,加印了3000册。与此同时,这部书的俄文手稿,也被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华盛顿,在内部引发了人们的一阵骚动。当时的情报局主管称这本小说是“斯大林死后出自苏联作者之手最为异端的文学作品”,所以他们建议应该出版尽可能多的外国语种版本,在自由世界最大限度的发行,并考虑推荐帕斯捷尔纳克得到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这一建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最高层的支持。他们还提到出版俄文版时,千万要注意不要在美国国内出版,利用欧洲小国的资源,以免让苏联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此外,他们也考虑到,如果美国公开参与,可能会给苏联迫害帕斯捷尔纳克提供借口。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与苏联形成对抗性的力量,双方都具备了核武器,唯恐任何战争都会触发冲突升级,战争变成了一场地下形式的战争,文化的对抗。中央情报局相信思想的力量,新闻、艺术、音乐、文学等形式可以慢慢腐蚀苏联当局及其本国和东欧卫星国的人民。他们非常重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的引导性力量,他们的著作成为了文化之战的重要武器。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就对书籍的力量十分敬畏,他在一项禁令中写到,“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场战役。”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写到:“书籍同所有其他宣传媒体不同,因为一本书就可以使读者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很大变化,这是任何其他单一媒体所不及的,所以要把书籍当作长期战略宣传最重要的武器。”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图书出版计划确定以下这些目标:“通过秘密资助外国出版社或图书销售商,在海外出版或发行书籍而不暴露美国插手其事。出版图书不应与美国政府有任何公开的联系以免受到‘污染’,对于立场敏感的作品,尤其要注意。出版图书是出于行动的需要,不要顾及商业上是否有利可图。提倡并资助当地的国家的或国际组织的图书出版或发行。鼓励不知名的外国作家撰写具有政治意义的书籍,其方式是,如果公开联系可行,可直接资助作者,否则就通过文学经纪人或出版商间接资助。”所以,凡是作为明确“反共计划”一个组成部分的欧洲作家,也都被推荐给读者,“任何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任何对以政权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批评,只要我们认为是客观的,具有说服力,都是适宜的读物。”

中央情报局非常钟情于利用小说,短篇故事和诗歌等文学作品。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 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等都是他们属意的作家。书籍可用作武器。如果一件文学作品在苏联或东欧看不到或受到禁止,这部作品或许多苏联构成挑战,或者与苏联现实形成对照,中央情报局便要设法把这部作品送到东欧集团的公民手中。从20世纪50年代图书计划诞生到苏联解体,中央情报局共向东欧和苏联散发了1000万册图书和期刊。其中既有中央情报局向偷运书籍的出版商或机构提供资金的行动,也有像《日瓦戈医生》项目这样由中央情报局独自运作的活动。在执行这项计划的最后几年里,戈尔巴乔夫仍然执政时,中央情报局至少每年向苏联运进16.5万册图书。装在衣袋或衣箱中偷运的图书不仅有小说,还有“字典和语言类、艺术和建筑、宗教与哲学、经济学、管理、农业、历史、回忆录等书籍和图书目录”。

可以说《日瓦戈医生》的出现恰逢其时。在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下,小说的俄文版在1958年9月在荷兰印刷出版,随后被发散到中央情报局在西欧的各个据点:200册运回华盛顿总部;200册运到法兰克福;100册发到柏林;100册到慕尼黑;伦敦25册;巴黎10册;最大的一个包裹365册,运到了布鲁塞尔。这些书籍通过不同的方式被偷运到了苏联国内,更多俄国人读到了这本被禁的作品。当时的俄国人对这本书的热爱让情报局的人员也大吃一惊,人们在传阅这本书的劲头,不亚于在宿舍偷偷传阅色情畅销书。而期盼已久的作家本人,也在国内看到了这本书,尽管印刷质量不甚满意,错误之处比比皆是。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检查审阅,他将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奖的消息,又将他推倒了风口浪尖之上,而一场针对他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之中。

帕斯捷尔纳克1946年就曾被提名诺贝尔奖,从那之后,几乎每年他的名字都会进入到最后的提名名单。1957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奖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已经意识到,如果他获奖,可能会带来一场灾难:“假如照有些人所想,诺贝尔奖顶着苏联的抗议颁发给我,我也许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我拒绝接受。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决心抵御压力。但他们不允许我前去受奖。”随着1958年6月和9月份,小说的法文版和英文版上市,铺天盖地的评论淹没了媒体,也给当帕斯捷尔纳克再次提名诺贝尔加重了砝码。帕斯捷尔纳克一直都关注小说在西方的反应,他曾经认为,如果当时苏联官方能够以公开审查的形式出版了这部小说,可能会起到平息事态的结果。而“被禁”反而成为了这部小说宣传页面上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成就了一本书的神话。苏联官方就算一直发表批判文章谴责说,这本书是一部臭名昭著的书。这种论调反而滋生了更多感兴趣的潜在读者。就算有读者声称,这本小说无法与十九世纪的文学名著相比,但这种微末的论调也早已被大量的好评淹没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美国的俄裔小说家纳博科夫对这本书的态度。《日瓦戈医生》的英译本出版时,《洛丽塔》正占据在《纽约时报》图书排行榜的第一位,保持了七个星期后,纳博科夫的小说被挤到了第二位。当初《日瓦戈医生》寻找英译本合适的双语作家时,有人推荐纳博科夫,无论是从掌握俄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上,还是从纳博科夫对诗歌的写作的推崇上,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合适的译者。但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他给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他说担心纳博科夫“嫉妒我在这个国家的不幸处境”——他的生活岌岌可危,处处受到监视,而纳博科夫生活在美国,衣食无忧,声誉日隆,他有什么好嫉妒的?不过,他的感觉是对的,纳博科夫并不喜欢这部作品,在读到《日瓦戈医生》的样书后,他对记者说,“从艺术上看,《日瓦戈医生》很拙劣、笨重、陈腐、做作,老套的场景,沉湎于酒色的律师,不可信的女子,浪漫的暴徒,陈腐的巧合”。随着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更加相信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是苏联制造的一个阴谋。

而纳博科夫的老友,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却表达的不一样的看法,他在评论中说:“我相信,《日瓦戈医生》将会成为人类文学史上和道德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一个没有天才勇气的人是无法写出它并公之于众的。”

估计当年的瑞典文学院也是这样认为的,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给出的理由是:“他在当代诗歌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传统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他们并未着重提及《日瓦戈医生》,这是考虑到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的安全采取的谨慎言辞。随后小说的销量力压《洛丽塔》,成为了销售冠军。而等待帕斯捷尔纳克是一场巨大的批判。

从1958年10月25日到12月1日,苏联《文艺报》上共刊登了423封的公开信,绝大多数都是苏联读者的真实反应。不出所料,读者看了前些日子连篇累牍的信息,认定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只认钱财的叛徒,污蔑革命污蔑苏联。许多读者便认为,这不仅是让人难过的侮辱,而且是攻击他们建设苏维埃社会取得的成就,因为作家应该被逮捕,或者驱逐。迫于压力,考虑到他们家庭受到的威胁,帕斯捷尔纳克最终发表声明放弃诺贝尔奖。

在西方,得知到作家遭受到来自官方和人民的批判,很多作家都发表声明声援帕斯捷尔纳克。海明威说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受到驱逐,他愿意赠送他一所房子。“我要为他创造继续写作所需的添加。”海明威说,“我能理解此时鲍里斯此时心中有多矛盾。我知道他对俄国多么衷心依恋。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祖国分离将是一场悲剧。但是,假如他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不会让他失望。我会尽自己微博的力量为世界拯救这个天才。我每天都思念着帕斯捷尔纳克。”

在《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帕斯捷尔纳克和侏儒们”的社论中称:“这场汹涌而来的恶浪和强烈的反应展示出很多内涵。从表面上看,苏联领导人是强大的。他们掌握着氢弹和洲际导弹,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强大的轰炸机群和舰队群。与之对阵的只是一位老人,与克里姆林宫的武力相比,他显得彻底无助。然而,这更展现出帕斯捷尔纳克的道德威力,他变成了义愤填膺的俄国奋力反抗迫害者的良心象征,在这场对峙中,瑟瑟发抖的反倒是克里姆林宫的人们。”

在中西方的对峙中,帕斯捷尔纳克于1960年5月30日去世。官方虽然最终放松了对他的监管,但依然有无数克格勃监视着葬礼完成。葬礼上,有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吟诵着《日瓦戈医生》中的诗歌片段为他送行:“一千张嘴唇开始随着默默念诵。”直到1988年,俄国的读者才能在杂志上读到这部完整的作品,而此刻,小说中的句子以口头或者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着,影响了无数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日瓦戈医生》1958年在中国台湾出版了中文版,同年晚些时候,中文版本在香港的两份报纸上连载。中国报界对这部小说持敌视态度,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臧克家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日瓦戈医生》是苏联的一个脓疮。当时从香港运偷运过50本小说到内地。

1977年,《纽约时报》曝光了中央情报局插手的出版物项目,吸纳各种精英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密集的文化冷战网络。有人为这种文化冷战的行为辩护说,中央情报局介入西方的文化生活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消极面而已,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所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提到,这种观点不断地被人引用,其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在道德问题上的理论简单明了,实际上却失之于简单化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持不同政见的可能性遭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害,也不在于知识分子的言论受到了压制和腐蚀,而是进行理性思考的本身所具备的过程受到了外力的干扰。用贾森·爱泼斯坦话总结说:“本来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大自由市场,较少考虑意识形态问题,更加注重个人的才能和成就,在这个市场上,各种思考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对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点的提出怀疑。……事实终于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做的这笔交易是多么得不偿失。这笔交易永远不可能有利于艺术和文学的发展、任何形式的严肃思考、乃至人类自身的进步,交易的结果只能是知识分子为国家的意志服务。”

在彼得·芬恩和彼特拉·库维合著的《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一书的结尾处,他们看到了另外一面:“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斗争是中央情报局以图书作为政治战手段的首批尝试之一。这听上去好像带有嘲讽口吻,令人厌恶。对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冷战中的角色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认为,中央情报局的隐秘性本质就是不道德和堕落。但是中央情报局及其合作者确信,自己的努力是高尚的,面对一个拥有宣传机器的独裁政权,诉诸隐秘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多年以后,在这个恐怖主义、遥控飞机和定点杀戮的时代,当时中央情报局和苏联相信,文学具有转化社会的力量,这个信念听起来几乎像是天方夜谭。”

思郁

2015/4/3书

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彼得·芬恩 彼特拉·库维著,贾令仪 贾文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定价: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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