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就中产阶层在社会现代化转变中的作用作一番思想旅游,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要领,后来我发现我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这种不可自拔的陷入,一直延续到“臣民”和“公民”这两个概念和它们的社会学意义被纳入我的思考范围时才得以解除。

人们首先注意到,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社会,留给我们的巨大文化遗产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这是一份十分沉重尴尬的遗产,它明确地向我们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家天下”,就是除了天子或皇帝以外,没有任何人有财产权,没有任何人有生命权;除了“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天子或皇帝以外,没有任何人有话语权。

在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以后,就不难理解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的结构模式的涵义。这种结构模式注定不可能产生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中产阶级。当然,一个无所有权而有临时使用权的群体能够存在,但正是这种存在,使社会长期稳定不可企及。由于生命、财产等基本权利也不曾拥有,那么为这个社会发展提供原创力的土壤也就彻底消失。

当极权处于强势时,人们就作稳了奴隶;当极权向后极权转化时,民间的利益在短期内得以实现,社会开始繁荣——所谓太平盛世出现了;然而,由于没有从文化到制度的保证,来自上层与来自底层的剥夺也开始了,“中产阶层”在消亡中,短暂的繁荣后面跟来了社会整体的剧烈动荡,作不稳奴隶的时期降临。

人们还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状况:我国科学技术落后曾经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上——一项重大成果浮出水面,除了感谢现代神明和世俗权力外,发明者和创造人能够获得七分钱奖状一张。在这里,知识产权遭到了最彻底的颠覆或否定。

记得曾看过一部前苏联的电影,一个人慷慨激昂:“公民们,没有苏维埃和慈父斯大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苏维埃和慈父斯大林,就没有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伟大的苏维埃万岁!慈父斯大林万万岁!”

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一样,这是一个只有臣民没有公民的社会。斯大林和他的苏维埃的全民无产化不可能拥有一个维持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赫鲁晓夫需要一个稳定和发展的社会,因而他只有实行和斯大林不一致的路线,给予人民应当的权利,发展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模式和这个模式所需要的阶层。

公民权利和生命权、财产私有权紧紧附属在一起,正如一片树叶的上下两面。只有包含了生命权和财产私有权的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稳定、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模式所需要的中产阶层才能应运应时而生。

近20余年来的改革使人们看到,以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所有权、知识产权、文化著作权为核心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被人们所期盼。

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入WTO,承诺与国际社会接轨,使人们的期盼得以延续。

今年两会召开以前,工商联代表拟议提请“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将这种期盼和热望托出水面。相信这种期盼最终能够实现——如果人们愿意不再放弃又一次实现民族或国家现代化的良机。

关注近20余年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化极其重要。这种关注,首先体现在对极权和后极权时期“臣民”文化及制度向“公民及其权利”文化及制度的转化。

2002年3月26日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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