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的我是达伊河跑的最快的人。
七月一到，滔天的大雨倾盆而下，把牧民帐篷外学步的孩子直接砸趴在地。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雨，世界成了一台失去信号的电视机，它无规则的轰鸣着，白茫茫一片。我在雨帘间狂奔，冬料厂的围子就要开始“吐鱼”了，我要当第一个到那儿的人。
一人半高的冬料厂围子墙出现在暴雨中的视野里，我无数次跌倒在光滑的草地上复又爬起，连滚带爬向他接近，它终于渐渐清晰。
那堵长长的围子在暴雨的遮蔽下仿佛无边无尽，它自可见的尽头发端，复又消失在可见的尽头里。我没有白来，这堵墙上开始裂开无数张嘴，吐出一条条黑褐色的鱼，又在暴雨的捶打下缓缓合上，上下另有旁的嘴缓缓咧开。被冲刷的围子在草滩上向外晕出达伊河土特有的红褐色，像是一具被剥净了皮的血肉模糊的高大躯体，在风雨中，开合千万张嘴默默地诵念着另一个世界的宗教典籍。我为这种景象所震撼，无法处理那要喷发的情绪，继而沿着墙来回奔波在大雨里，向着这处末世征兆一般的存在，尖叫着，战栗而破音地喷薄出无数脏话，大雨和我的耳鸣渐渐抹去了一切声音，没有什么能打断它，像是存在着一种什么笼统而严厉的旨意。
入秋的时候，达伊河就开始干枯，镇子在地势最低的地方，最后那滴水永远是干在我们这里。潮湿的河床里你能看见当地人所说的“鲶”被逐渐缩小的水域限在一处，那一片十几平米的地方并不能单纯的称作水，那是数以万计的水、鲶，与它们体液的集合体。那滩东西如同即将冷却的熔岩缓缓挪动着，有无数的躯体在挣扎翻滚和扭动，很多瘦小的鲶永远无法挤到相对湿润的内部，它们的命运就是活活干死。这个巨大的黑褐色集合体在河床中来回爬行，发出好像千万只脚踩进千万桶牛肠的声音。
没有人吃它们。当地藏人有水葬的习惯，他们放一具尸体下去，这些鲶便玩了命地围上来。完全没有任何缝隙能让你看见人体，它们拍打着水面旋转身体撕下肉来，一具沸腾的黑褐色人形就这么顺流而下，有时伴随着惊叫从河沿两旁高高的草丛里弹射出一些半裸的男女。
这些鱼到了枯水期的极限就会开始往地下打洞，吐出胶状的黏液，将自己包裹起来减少蒸发，然而河床里的泥是千百年来达伊河唯一的建筑材料，达伊河草场方圆百里的土都非常薄，向下打不了两三个巴掌就是厚厚的岩石。只有达伊河，它裹挟着数千公里的泥土，河床厚实肥沃，是夯土房不二的取材之处。到了枯水期，人们便纷纷赶来，在喇嘛的指导下将一个方形长木片钉成的框子用锤子砸进泥里，再紧着一边，人喊马叫的拽一番，就能抠下来一块大大的泥砖。最后只剩那片鲶越冬的泥地，那泥地只能用来盖冬料厂的围子墙，因为盖房子会塌。冬料厂存的是牛羊越冬的草料，到了雨季，料早吃完个球子的了，塌了塌去给，秋天再堆一个。冬料厂历来在河边，一来河边的草又密又好，二来离河近方便鱼回游，算是一个传统吧。
然而这些鱼，并没有等来达伊河上游亘古以来的承诺。上游并没有任何水下来，它们都干死在了暴雨过后蓝得透乌的天空下。纷纷瞪着一只干瘪空洞的眼睛向上瞧着。拇指大的苍蝇们聚成一片粘稠的黑云，波浪般起伏在屠城后的达伊河。有人向这个蔽塞的镇子捎回消息来说，州府要修水坝了。我爬上镇边的无名山，我看见在达伊河的远端正在立起了一个什么东西，上宽下窄，像是一张模糊且不详的远古面部雕塑。一个丑陋的喇嘛早已盘坐在山顶，他向着达伊河极速地念着什么，越来越快，他几乎要咆哮了，这终于令人头疼起来。
虚弱的晨光掠在州府广场脏破的喇叭上，喇叭的铁皮皱缩而斑驳，一只同样廉价的老鸟显得极为受挫地站在它的顶上。我走路时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此刻响的极为不真实。
“啦！啦！啦！”那个王八蛋喇叭突然喊起来。前夜醉倒趴卧在广场上的藏袍男子们发出一些低沉的嘟囔。他们把头偏向喇叭所在的另一侧，企图接着睡。
“金梭和银梭匆匆眼前过，光阴快如箭提醒你和我。”喇叭不依不饶。这个喇叭非常破，走音且颤，却奇响，谁的歌放出来都像是一个三十米高的彩旦卓玛唱的。藏袍男子们只得向哥斯拉卓玛投降，艰难地爬起来，开始检查自己戒指，项链，刀以及帽子是否齐全。有人发现全套都在，便大笑着向家走去，有的发现少了什么，就跳着脚骂起来。
明年是高考恢复的第三届，家里觉得我虽然希望渺茫但是至少应该去碰碰运气，买上一本练习册回来复习个半年。我到镇新华书店的时候，门口已经排满了人。光镇上有一千多人参加高考，还要算上其他下属村级单位，而练习册最多只能拿下来五百本。高考是离开达伊河甚至离开青海的唯一捷径，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来了，还有大量的中年人，正儿八经想高考的几乎前一天天没黑就来这里排起队了。新华书店的玻璃上挂着一张破纸，“同志，你的阿尔巴尼亚语辞典到了”。
这是这么回事，刚恢复高考那会，有个极其爱慕虚荣的笨蛋时常走进新华书店，朗声用上译厂的调儿问道：同志，请问这里有阿尔巴尼亚语辞典么？他的“阿尔巴尼亚”一词念得异常动人，所有那些青年游击队英俊的脸庞大家都想起来了。众人崇敬地望着他，而“营长”这个转业来书店的一把手则显得很抱歉——你看年轻的同志要武装自己，而你！这个矮子！却什么也帮不上。营长终于急了，他一封一封的给西宁总社写信，终于拿来了一套商务印书馆的《阿尔巴尼亚语大辞典》。那日他铺开纸，满面红光的正楷写下“同志，你的阿尔巴尼亚语辞典到了”。但布哈林终究是个叛徒，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公元1977年，达伊河新华书店有了一套自己的《阿尔巴尼亚语大辞典》。
大门开了，营长坐在一张红布铺就的桌后，面前码满了书，俨然是一场盛况空前的签售。他收钱发书，简单地聊上几句，表达对书本匮乏的歉意。随着书本的减少，队伍在经过估算后开始焦虑起来，达伊河镇之间还能借或是传抄，但是你要是下属乡镇的，可就比较麻烦了，你们一个乡就你一个高考的，或者全村都没有买上书，你说你该怎么办？还剩最后几本书的时候营长站了起来。
“倒淌河的有了啊？”队伍的末尾有人急切地答应着，“有！”“书拿着，到了乡上喊给一嗓子，书在你这扎，知道了撒！”“知道了！”
“龙羊峡的有了啊？”“有”！“书整上！到了乡上，你把书给大家借给！”
“黑马河的有了啊？”
…………
营长将书分给了下属乡镇的所有人，这是他能做的极限了。他在这个清冷的早晨向着排队的人群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没有办法面对那么多失落的面孔。队伍开始溃散，人群纷乱地经过我的视野，我站在原地看着营长他在大红布的桌子后面垂头坐着，像是一个遭遇背叛的新郎，木讷而无奈。
曲措活佛的事让全州领导班子在省里显得极为尴尬。
几年前的一天清晨，我被舅舅从床上提溜起来，镇上陀尔寺要开印度那位喇嘛的批判大会，组织学生旁听。他翻箱倒柜地找出一条红领巾要我带上。
“整上！”
“舅，我16了，不是少先队了。”
“共青团收你了吗，阿么那么多废话咧？”
他手忙脚乱地将我扔出门去，喊了一嗓子：“跑！”我只好绝尘而去。我听见他重新栽回床上的声音，那破木床发出清晰而令人舒适的一声吱吖。我踩着晨间湿润的草皮向镇上奔去。
我和舅舅住在山上的气象站里，这座山镇里人称作“气象山”。
曲措活佛是陀尔寺的大活佛，在安多地区地位极高，也是为数不多的老活佛。大多数活佛都死在了劳改营里，七十年代末寺院恢复后统一批准恢复转世系统，所以那时候青海的活佛们，大多数年纪竟然差不多。其实那几年老活佛一饿死，辅政大喇嘛暗中就算好了小活佛转世在哪一家，没事常去看看，看见这边小活佛饿得吐酸水了就暗中痛心。夜里小活佛家里帐篷给一大汉撩开了，咣的一声扔进一条羊腿来。全家吓一跳，点了洋灯开会，咱这是得罪谁家傻子了？现在活佛们就能名正言顺的给请回寺里去了，天没亮，已经成为青年的小活佛被叫起来，佛爷还以为该去给大队赶羊了，开始满处找鞋。摁住了，说：您是佛爷，咱走吧。
孩子一脸困惑：“谁？”
“活佛！”
于是那时候常常是一个毫不经事的尕娃端坐在法台上，看着眼前跪倒一片的藏人，他露出哀求的眼神看着辅政大喇嘛，辅政大喇嘛冲他摇摇头，他叹出一口气来，强打精神地继续坐着。
我奔到陀尔寺的时候，寺场前早就人头攒动了。很多藏人被赶了过来，警察们推搡着将他们塞到寺里去。贾班头一看是我，将我送到法台前面，整了整我的红领巾告诉我：“一会记者拍照，你就做愤怒状，听见没有？！”
曲措活佛给架了出来，在轻声哀求了几句之后，得知这一关是躲不了了，便忧伤地抚摸着警察的绿外套说：“泥们穿上纸身衣服嚎，毛主席的你不敢骂呗？”他又接着摸了摸自己身上的红袍子说：“我穿上纸身衣服嘛，达来拉嘛的我不敢骂呗。你们等给一挂哈。”曲措活佛回了禅房，换上了他在文革期间强制还俗沿街讨饭的那身衣服。他看着黑压压的藏人们，而藏人也看着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一秒世界无比安静。
“达来拉嘛！脑把你妈日哈咧！”
这个诵经降魔的嗓子在“我是你爸”“你妈让牛踩了”“你姐贴钱卖沟子”这三种原则的支持下嘹亮地开始了故事编写。在场的藏人脸色越来越难看，钢牙咬碎。
活佛要过饭，可能在街上是长了本事了，这个大家有预期。但是骂闲街骂的跟唱《格萨尔王》一样抑扬顿挫叙事宏大，确实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有些藏族小伙子听不下去了，他们毅然决然往外走。一个年轻的警察准备去拦他们，被贾班头一把拉了回来。
差不多行了，够伤心的了。
人群逐渐散去了，曲措活佛还在台上骂着，他打着法器歌之舞之地骂着。
曲措活佛在镇上算是完了，他也无所谓。每天攥着镇上发的钱去斗狗，后面跟着看他的小警察，要不就是喝酒。但是从那之后他成了省上的座上宾，这个小丑全国跑着参加各种批判大会，能喝能编，黄段子一套套的。他常在回民的烧烤帐篷里喝个烂醉，那个神情严肃的小警察就在门口站着。活佛醉醺醺地出来，在他的手里塞上一把羊肉串，武警很受辱，把串扔了，他就给人鞠躬，鞠着鞠着就吐人一脚，活活混了个人憎狗嫌。镇上慢慢就觉得这个废物实在是没什么费心思的必要了，省上开会的时候就去街上给他找回来就行，于是这个岗就撤了。撤岗没几天，曲措活佛越境投奔印度去了。
省上的电话直接打到州里。
“你们曲措活佛呢？”
是有日子没见了啊，编呗还能怎么样。
“去西宁开会了吧？”
“开会？呵，跑啦！！！”
这才知道，坏了，人家美国之音里侃侃而谈呢。
领导班子连夜被叫去了西宁，被平时练鞋都提不上的大官们连轴转着骂。
“我是你爸爸”，“你妈让牛踩了”，“你姐贴钱卖沟子”。
曲措活佛刚到一个月就发了好几篇论文。很多材料，当年是红卫兵看着他烧的。我后来看到过曲措活佛的照片，重新戴上了眼镜，很多老人突然想起来，对，很久前曲措活佛确实带眼镜。
这次事故让镇上的领导班子坐立难安。省上的各位大爷今天不发作，不代表明天不发作，但是曲措活佛这么个出镜率，早晚有一天会把省上逼急了要给我们州县上眼药的。怀揣着这种不安，龙多州长出了奇兵，他在一次少数民族干部进京大会的晚宴上，一把抓住了一位大领导。省上带队的几位吓了一大跳。龙多仗着自己是少民，接着装傻充愣，要给大领导敬酒，端起杯子唱起酒歌，原来还算流利的普通话今天藏族口音也突然重起来了。大领导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很有少民人缘，又看这藏人忠厚谦卑，让人大有太平盛世万国来朝的感觉，不禁多喝两杯。喝到兴头，龙多邀请大领导视察青海的时候来自己州上，自己的帐篷里坐一坐。这是胡话，你一个州长怎么可能住帐篷呢？只是当时龙多早就知道，这位领导有来青海视察的计划，要是来他这里坐上一坐，让他记住自己，未来必定能逢凶化吉。
这位大领导一直以活泼开朗著称，当场满口答应下来。说来年草长莺飞之时，一定不见不散。领导唱起了一首蒙古歌抒发了对这位新朋友的感情，“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呦喂……”
定下佳期，大领导依依惜别了龙多。这时候他回过头来，再看着带队的几位，就很有底气了。
“领导嘛，我的客人。”他又端起大领导在这片桌上用过的杯子，将杯中领导喝剩的酒一饮而尽。“有领导这杯酒垫底，再喝多少也都不怕了嘛！”他开始毒毒地盯着省上的几位领导，仿佛他刚喝下的是哪位高手的几十年内力。
州府达伊河县有全州唯一的高等学府，达伊河民族师专。按着爹妈信里的要求，舅舅常需要带着我去师专，让我接一接灵气，也看看大学生活，希望借此能激励和感染我。我非常抵制这个事情，直到舅舅找到一招狠的，给我一张师专食堂的菜票。
“有菜吃你总得去了吧？！这道理你要也不懂，我看也不用高什么考了。”
当然这菜票也不白给，我得顶替他的位置去给州筹委会出人力。
我就攥着饭票等着学校中午开门，和我一起等待的还有无数学生家属们。他们抱着孩子，带着饭盒在门口急切地等待着。自从高考前年放开，很多已经结了婚的同志也上了大学了，之后就跟家里那位散了，与同学重结连理。这样的事情一多，就有点人心惶惶。每到中午或放课，家属们就拿着饭，有孩子的一定会抱上孩子，前去宣示领土主权。
“你们阿么还没有孩子着？”一个大哥在等待的过程中批评着一位羞涩的尕媳妇，“你这么不成的！到时候他跟贾们女同学聊那个那个，什么仙呆拍啊，妮诗流啊（现代派啊意识流啊），转天把你就不要啦！”
“阿哥，你把我救一下！”那边真的被吓住了。
“你把孩子怀上就什么都……”大哥正当解释之时，校门开了。学生们纷纷走出来。他一眼看见了自己家那口子，立刻抱着孩子向前迎去。他将孩子高高地向媳妇举起，退散她身边所有的男性：“叫娘，这是你娘！”那孩子看着不过两个月大，他小辛巴一般在高举的半空中疲惫地睁眼扫视了一下众生。
吃过饭我跟着师专的学生们一起上了卡车，去为大领导来访活动做准。州上的路极其颠簸，一半时间里脚都没有踩在地上，当车过弯我看见漫山遍野的白马，如同什么神迹一般，真正的漫山遍野。
龙多州长从全州全省内蒙西藏各地凑了白马两千匹，待到大领导坐车进州的时候要蒙藏牧民纵马随车，让领导领略一下高原圣景，雪山白马。只是这些马并不全白，今天过来就是给它们中那些毛色不纯的刷漆。
马牵过来，三人一组就围上前去，找毛色不白的地方，拿刷子刷，但是效果非常不好，那时候油漆很粘，根本抹不开，常常要反复来。原本应该加一些稀释剂，但是因为闻起来像酒，几乎已经被偷光了。有牧民跑来，说自己的马进了马群，问有见过的没有，肚子上有块黄斑。这会上哪儿给你找去？你喊吧，有马跟你走就是你的。
日暮西垂，马们预备休息，最后一缕金红色的阳光翻过山顶，点燃它们脖颈上的鬃毛。你温柔的揉搓他的口鼻部，它就舒服地微微颤抖起来，空气中弥漫着甜辣的油漆味道。黑暗从山根开始滋长，老迈的牧民穿梭在白马之间，他吹着响哨，寻找他走失的马，然而并无响应，它们各怀心事，探出长长的脖颈，又低低地埋下来，像是要准备接受黑夜的苛责。看马人低着头，细心地养育起那捧过夜要用的篝火。
下工后我看着自己身上的白漆，发起了愁。
“尕娃，你咋还不走？”领头的一个中年人模样的学生站在车斗里发问。
“全身上下都是漆，咋个走？”
他打量了一下，伸出手来要拉我上去。
“哪儿去？”我问。
“上黄果树，洗澡去！”
到了地方我才知道黄果树，说的是水坝。水坝开裂了，涓涓的水痕从大坝上流下，顶上露出很大的口子，窜出一道巨大的水柱。有彩虹在水柱旁漂浮着，在坝堤的底部积蓄出一个不深不浅的塘子，半裸的男孩儿们窜上跃下。有人游到水柱下，扛着水压站起来，人们就为他欢呼。
大家从车斗里翻出来，向着塘子跑去。我有些为这景象震撼。我觉得那中年学生说的对，虽然没去过，但是“黄果树”最多也就这么美。
“攒劲么？”中年学生问我。
“攒劲。”我回答。“但是，放光水修修不行么，这么花花流水，多浪费。”
“你说放水啊？”他接话，“那不行，州长要让大领导看蓝天碧水白马群群的，你把水放了，看什么？等领导走了再修吧。”
“也对。”
“对了，你是气象山上的那家是吧？那天买书的时候我看见你了，你也要高考？”
“试试呗，不试家里不死心。”
“有不懂的你问我，我给你说。你好好考，备考就苦一两年，换球一辈子的太平。怎么不值。”
“我尽量……我尽量。”
我觉得他很啰嗦，赶紧往池塘那里去了。
白天的县城里就非常紧张了，楚门的世界在积极的准备着。菜蔬从西宁一路拉过来，放在市集的摊位上，做本县物资充足状，但是都盖着被子，本县干冷，怕省里来的小油菜一会不适应了。龙多州长坐着汽车，沿着大领导入城的路线一遍遍地走，周围的演员们在他到来前半分钟开始活动，而除此之外的时间大家只是漫长地等待着。客人与摊主相顾无言，孩子叉开腿静静地站在皮筋里。人们熟知自己的轨迹，该怎么走，看见车队应该如何靠过来表示欢迎和敬意，大家一次次被重置，回到原位。
我在探头探脑之际被贾班头拿住，拖到龙多州长车前。
“纸个尕娃么？”龙多问贾班头，并不看我。
“对，州长，就是他，能跑，住气象山，跑到学校上课，多久能到？”贾班头问我。
“一个……”
“半个小时！”贾班头抢着回报给州长。
“成，就他吧。”龙多一摆手我被远远地拖出去了。
龙多州长觉得节奏上不好把握，等待时间长了，大家表情僵，热身时间少了，气氛上差点意思，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的计划是车队进县城前，我在前面先跑着，大家看见我就先动起来，我给视察的车队打出一个提前量来，这个消息已经传下去了。
“这可是露脸的事！你上点心，别给我砸了。”贾班头叮嘱我。
“看见他就是看见党中央了！都日妈妈的给我活跃起来！”他开始挥舞起橡胶棍，冲着几个管事的大喊，他们又各自回到值守的路段，将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我被身上的重担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县城沿着山谷蜿蜒的街道就在我的眼前，贾班头拿着望远镜站在楼上，空气严肃的近乎凝固，他突然爆发，冲我吼道：“跑！”
我忙不迭向前冲去。
整个镇子的居民都在等待，他们在沉默中备受煎熬，而现在终于能够奉旨狂欢。“党中央”扑面奔来，沿街的人们依次爆发。他们啸叫着跳跃，奋力挥舞着手中的纸旗，十六岁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一天。
人群向我伸出无数双手，尽力拍打着，有两个藏族青年冲出人群，将我架起来，飞快往前跑。有管事的站出来叫骂，他们放下我猛推一把，然后退回人群里去。我在欢呼中狂奔，觉得永远不会感到疲惫。胶鞋快节奏地闷响在地面上，融合着欢呼，曾在之后的无数个夜晚成为我噩梦的开端。
大领导的视察简直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那位领导极为满意，奔腾的白马和幽蓝的达依河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晚上全镇火把巡游，纵歌纵舞。离开前大领导由衷称赞龙多，而龙多也竭力回应着。“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我在一个清晨醒来，披着大衣走出气象站的屋门，审视着狂欢之后无比寂静的州府。我拿着从舅舅处偷来的一支烟，用烟屁股在手背上用力地磕着，把烟丝往下敦实。这其实是一个并没有什么意义的习惯，但我觉得这样怎么味道也会醇厚一点。含硫的火柴冒着黄烟点燃了手头的烟卷，我偏着脑袋透过烟看向远处，云雾顺着山顶往下流淌，太阳在远处酝酿着自己的出生。
我深吸一口烟。我听到一丝碎裂声音。如同你走在草滩上不慎踩到鸟蛋的那种碎裂的声音。但在这个紫红色的清晨的山顶，这个声音足可以吸引我的兴趣。我循着声音往那里看去。
溃坝了。
大水开始加速，顶着泛黄的头花沿着河床往镇上奔去。这本该是震耳欲聋的声音，而我听不到，山离得太远了，我看着达依河静静地收割着公路桥梁与房屋街道。我觉得这是噩梦，我有睁开眼睛的欲望，我想我一使劲就能从当间撕开眼前的这个世界。我看到的只是我的破房顶而已，但是并没有。
河流在山谷里奔流，他将房屋们聚拢到一起，往前推着走，远远的看上去甚至还有几分轻柔，我趴在地上大口的呕吐了起来。
我除了注视泥泞的废墟就是在家看书，水库里存着大量巨大的原木，这些原木如工程锤一般顺流而下，摧毁一切。我听舅舅说省里往上头报，说是死了三百多人，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哪些沿河的淘金队，那些挖河沙挣钱的工人呢？一个淘金队就得有二三百号人吧，这样的淘金队怎么没有五六个呢？
多日过后的一个夜晚。我在高山看到火光冲天的市集。劳工和本地死难者的家属从各地赶来祭奠，因为尸体是根本无法找到的。人们扎起草排，插上点燃的黄裱纸，矗立在泥泞而干涸的河床里。我看到的这条达依河在燃烧，静静地通亮地在燃烧。如同火山喷薄出的岩浆。
尸体被河水冲向了下游，一个巨大无比的水库区。在这里放养着苏联送来的鲑鱼鱼苗，鲑鱼吃肉，那一年的鲑鱼肥美无比，由于瞒报了受灾影响面积。这些鲑鱼还是向往常一样送去全国的饭店里当特供了。那些曾经快乐的贱民，那些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贱民，都在各级领导们的大快朵颐中成为肉糜，最终成了屎，通过下水管道被冲向更为遥远的地方。
我在临县参加了高考，达依河镇的红榜也被贴在了墙上。那张红榜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十七岁那年，我是达依河的状元。
文章来源：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