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虎平:巫宁坤先生《一滴泪》,就是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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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先生的意见现在看起来,充满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诚和智慧。但结果呢?被学院领导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戴上了“极端右派”的帽子,从此失去了自由,妻儿也被发配到安徽大学。

巫宁坤一连好几天我都在看巫宁坤先生的回忆录《一滴泪》,读罢,心情久久沉浸在那个残暴而令人哀伤的时代,徘徊在那个忠诚、坚贞而令人倍感寒夜中温暖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心灵,感动也好,愤懑也好,泪水不能抑止。我不知不觉中感觉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就是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群岛》是由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一部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实际上前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作者亲自在古拉格集中营中生活过,并且是书中事件的目击者和第一手材料的获得者,出狱后采访了270位人士,为书中所写的事提供了证词。本书创作于1962年至1973年间,于1973年在西方出版。

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中描述的自1917年起近四十年期间囚犯的各种人和事,实际上反映的是苏联“古拉格”成立之前和之后近四十年期间苏联境内劳改营、监狱和边远地区开发建设事情,以及对同“古拉格”息息相关的数百个人物命运的描写。《古拉格群岛》名称的实际所指是——“作者把‘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管辖下的全苏的劳改营比作由一个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劳改营孤岛’所组成的‘群岛’”,并通过七个部分,约一百四十万字对“群岛”的各种人和事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写。

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

《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227人的故事、回忆、报告、书信、证词,以及引用了档案文犊、法律条文、史料考证等苏联官方和西方的文献资料组成,内容庞杂,时间跨度大,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集中营的情况,书中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莫名其妙地“触犯”了法律,背上了“五十八条”的罪名,被关进暗无天日的劳改营,然后便是忍冻挨饿、承受各种酷刑、遭受非人的迫害等等,所以才有人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人间地狱”。

追溯古拉格的历史,它产生于20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 1923年,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后,这种古拉格的模式在全苏各地越建越多,1935年已有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5所。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犯人带罪上了前线,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古拉格的数量减少了30所,只剩下58所。但到1947年又升到了70所。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织成了一张大网,罩在苏联的版图了。同时在1948-1953年期间,苏联内务部还建立了12个残酷监狱制度的政治犯特别集中营。1954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极权统治结束,很多被平反,离开了集中营,古拉格的数量一下子减少了102所,只剩下68所。

“古拉格”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统治者换了人,但古拉格群岛依然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这是《古拉格群岛》的政治成因,也是该书与政治、权力紧密联系的现实依据。

斯大林模式致使苏联几百万生命无辜丧生,这给俄罗斯民族及国家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也是苏联历史上的沉痛教训,是值得历届领导者研究和反思的。首先,斯大林时期的极权统治在政治上主要是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铲除异己,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使许多忠诚的党内人士都遭到了迫害。其次,在经济上,也是采取高度集中的模式,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超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增加了农民生活的负担和苦难。再次,在文化上,加紧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使整个社会文化处于贫乏状态,科学停滞,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实际上《古拉格群岛》这部宏大的小说从1958年就已经开始创作了。后来,作家生活的地方换成了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树”村,这里是流放地,他的行动受到监视,可见,他要写成这样的作品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和毅力。然而,想要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的愿望,想向世人呼吁的渴求在一刻不停地催促着他,不写完这部作品简直难以释怀。在他后来的回忆中他写道“写作时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最后的编辑和加工时,我自己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部的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索尔仁尼琴曾经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他的写作生活:“如果不是长着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1973年《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了第一部,1976年,作家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

逮捕是进入古拉格群岛的唯一途径,而刑讯则是保证群岛逐渐壮大的基础,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有罪,只要你进入了古拉格,那么总会有一个“合适”的罪名在等着你。作者把沙皇和苏维埃时期的侦查作比较,说明旧的时代过去了,但是旧时代的刑罚在二十世纪依然存在,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本书的内容提要的第三章,开篇便是“谁能想到二十世纪会有刑讯?”不难想象,在人类文明日益发展的时代,怎会有比彼得大帝时期的野蛮行为还要野蛮和残忍的审讯方法?为了将这些无辜的人们关进劳改营,契卡人员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迫使“犯人”承认自己头上莫须有的罪名,作者在书中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如心理方法、肉体方法、熬鹰、穿和平衣、侦查员车轮战、臭虫隔离室、利用亲人的感情等,对人的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折磨,手段极其残忍,作者说道,“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在如此残酷的刑讯下,契卡人员最后终会得到他们需要的口供。

作者在作品中提到的“法律”这一名词时就说,“它不同于地球上一切称为‘法律’的东西”,它具有“回溯效力”,并能够“预见到将来”,对作伪证者“关怀备至”,作家以近乎写实的手法,将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和大清洗运动、个人崇拜等真实的社会政治生活现状叙述出来,将极权统治下苏联人民没有自由、法律遭到严重裹读和践踏、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的现实揭露出来,表达了作家对斯大林政治体制的鞭挞和对人性的拷问。[4]

劳改营的生活摧残了人的肉体,更摧毁了人的精神,灵魂在被铁丝网禁锢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古拉格群岛同外面的世界一样,存在着斗争、掠夺、厮杀,存在着种族、宗教的界限。在当时意识形态鲜明的苏联,夫妻之间相互出卖,爱情变质、父子反目、母女成仇是司空见惯的事,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人类最基本的善良、真诚、谦和等道德观念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成了被摧毁的目标。从表面上看,是劳改营摧毁了人类的良知、暴露了人性之恶,而直接根源却在于极权主义统治。[4]

但是,《古拉格群岛》最主要的不是描述了集中营里人们的败坏,如果只是一味抱怨和批评,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和大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作者之所以要在书中描写那么多的阴暗和败坏,是因为怀有热切的希望。作品中那些头脑清醒、有独立人格的囚犯,那些对犯人抱有同情心的普通人,那些帮助犯人的小孩,在苦难和丑恶面前表现出高尚人格风范的普通俄罗斯人,他们才是索尔仁尼琴笔下的重点。正是他们的善良阻止了俄罗斯的倾塌和毁灭。

《古拉格群岛》对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展示了极权主义统治的残忍和危害、将隐藏于此中的人性恶揭示出来,更在于对独裁者罪恶的彻底批判并清算。它告诉读者,只有大多数人摆脱愚味,做一个具备基本常识的人时,这样的人才不会对权力进行盲从和膜拜。绝对的权力不仅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能还会导致毁灭,只有建立有效的制度来控制那些握有绝对权力的人,一个社会才有可能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巨大的政治悲剧的再次发生。[6]

作家将它的体裁定为“文艺性调查初探”,实际上,书中的很多事件是有根据可查的。在《古拉格群岛》中人们所看到的是不同于一般的小说的手法来安排地点、人物,而是一种索尔仁尼琴式的混合性体裁特征。作家集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化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多种角色功能于一身,依托文学作品研究和反思历史。但是,索尔仁尼琴坚持认为《古拉格群岛》不是政论,而是小说,书中大量借用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杆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均可查证)。作家引述大量真实材料,使人们相信小说所描述的世界是真实存在过的,以期震撼读者的心灵。作家更希望去剖析“古拉格运动”给俄罗斯人所带来的灾难,从中使人们领悟极权主义的统治给世界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如,在作品的第一部的第三章中,作者列举了三十一种刑讯方法,而大量的几乎是所有的冤狱都产生于这样的刑讯。索尔仁尼琴同情地说:“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而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书中还提到流放、劳动消灭等令人瞪目结舌的内容。然而,作家在处理这些内容时手法相当的巧妙,他没有大声的谴责,而是选择了令人们吃惊的平静的叙述。[5]

《古拉格群岛》时间跨度虽然很大,但是作家却为读者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即以群岛从无到有为线,再分别从群岛产生、发展、衰落各时期详细介绍。

另外,作者在作品中叙述了大量的事实,为了把这些事实表述得更清楚,首先,作者在语言方面未加任何修饰,即使是劳改营的黑话、脏话也直接采用,这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上犯人的生活状况,而且其中一些重要的事件、重要的数据,如关于当时苏联时期苏维埃党内主要人物或比较著名的科学家等的遭遇,以及斯大林时期的各项运动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等,作者也忠于历史事实,直接叙述和引用历史数据,所以,《古拉格群岛》至今仍是研究苏联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其次,除了直白的语言外,作者在内容和结构上采用了“复调”的方式,为批判斯大林极权统治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对于原本在战场上英勇作战的作者来说,忽然被关进劳改营,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打击,而且在被捕前作者就一直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劳改营生活的现实更让他看清了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激起了为正义和真理进行批判和反抗的勇气,所以才有了《古拉格群岛》这部作品的诞生。再次,作者在作品中融合了不同的体裁,除了叙述事实之外,还进行了议论,如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小说、自传等,既言明真相,又加深了批判的力度。同时也正是这样的体裁形式,才使作者关于社会、国家、民族、人性、真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自己的政治理想恰到好处地融入作品中,使作品不再是简单的事实的罗列,从而形成一部融真相、真理在内的宏大之作。[4]

作品结构上采用复调形式,分不同部分对斯大林极权统治这个问题进行议论和叙述。整部作品以作者熟悉的劳改营生活为题材,将自己和众多人物置于古拉格群岛这个“舞台”,分七个部分详细描述了古拉格群岛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古拉格群岛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七个部分又分为三大部分,分别叙述了群岛的由来、群岛的生活、群岛由盛转衰的情况。所以说,整部作品从结构上采用了“多声部”的复调结构,以旨在抨击斯大林极权统治为暗线,既表明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又从根本上加深了对极权主义统治批判的力度。例如,第一、二、三部分是从整体上概括群岛的由来,第四、五部分是描写群岛的生活,第六、七部分是群岛由盛转衰的情况。

每个大部分的笔调不同:第一大部分是概括性的,第二大部分是描写性的,第三大部分是思辨性的,而每个小部分又都集合了概括、描写、思辨的笔调,但是却都表现同一个大的主题,即极权主义统治对人的身体、心理及精神的摧残,以及在该制度下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精神。用上述笔调集中描写,更加深化了主题,使劳改营生活得到了真实的再现。[4]

作品在内容上采用复调方式进行叙述,使作品呈现出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特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劳改营的真相提供了可能。《古拉格群岛》紧紧围绕“古拉格”产生、发展、濒临灭亡这样一个过程为线索,其中涉及到几百个人物,作者将这些人物的不同遭遇或集中叙述、或分散到各个章节。在这些叙述中,作者既是自己的叙述人,又充当他人的叙述人,他的声音是众多叙述中的一个“声部”,也就是说,作者叙述的事实与其他人借作者之口叙述的事实是并列的,是平等的关系,使作品形成开放式的特点。而且,作品处于“初探”阶段,而作者能够搜集到的和叙述者叙述到的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复调的形式也为作品中后续事实的补充提供可能。

《古拉格群岛》继承了俄罗斯传统文学的苦难意识,但是作者能跳出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站在一定的高度对现实和历史直截了当地进行讲述和评论,同时,他还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比如说作者在作品中回答的一些敏感问题—战俘问题、俄奸问题、死刑问题等,都力在说明斯大林时期苏联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困境,同时也点明了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极权主义统治使国家变得内忧外患。所以,这部作品既具有史料性、纪实性,又有文学作品的议论性和批判性,作者并未刻意在体裁上进行详细划分,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平铺直叙,还是对劳改营生活充满悲愤的叙述,其重点都在于对事实真相的揭露。[4]

《古拉格群岛》中很难找到精心雕琢的优美的词句,但就是这种平铺直叙的满含尖锐讽刺的语句吸引着人们读下去。书中还大量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作家用“下水管道”来比喻苏联时期的国家“契卡”机关,而用下水管道的水流比喻那些因各种原因被逮捕的人们(其中真正的刑事罪犯的数量极少)。言辞的形象令读者钦佩作家的丰富的联想和语言运用的能力。《古拉格群岛》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家所创造的一个新的俄罗斯小说体系——发散式的写作手法,他把新的、不被了解的或已经遗忘的善与恶、生与死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的种种观念引进了他的艺术作品,作家扫描了跟俄罗斯大地一样广袤的劳改营,写了千千万万个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或者崇高或者卑劣的人物的命运。[5]

《古拉格群岛》写成于1968年,全称是《古拉格群岛,1918-1956,文艺性调查初探》,这部巨著是作家在劳改营期间便开始蕴酿并悄悄搜集资料,直到后来能够公开写作时才得以完成的,前后历时10年时间。这部巨著的出现,为作家带来了极端的非议和“噩运”,也带来了荣誉和轰动。1973年底,作品在巴黎出版,而后轰动世界文坛,全球售出3000多万册,该书的出版,使苏联政权受到了极大打击,也成为当时苏联政府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的重要原因。[4]

《古拉格群岛》出版后在世界范围的政治界、文学界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让索尔仁尼琴这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作家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与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的人物之一,也为他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4]

《古拉格群岛》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既是苏联某个历史时期的见证,又是当代俄罗斯人了解历史的一面镜子。[4]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1918年11月生于高加索一个教师家庭。在前苏联时期,他下过狱,又被流放,最后被驱逐出境。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7年,他接受普京亲自去他家颁发的国家奖章。2008年8月3日深夜,索尔仁尼琴由于心力衰竭在莫斯科逝世。

回过头来看看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巫宁坤先生,生于1921年,江苏扬州人。到17岁之前,大概生活还算富足、平静。17岁的时候,抗日军兴,先生一路南下、西进,先到武汉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的抗战,后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受教于沈从文、卞之琳等名家,并参与左派学生活动。但他的学业并未完成,他为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飞虎队担任翻译,长达3年多。抗战胜利,他远赴美国,先后进入曼彻斯特学院、芝加哥大学学习。

1951年,正当巫宁坤为自己写到一半的博士论文而努力的时候,突然接到燕京大学副校长陆志韦的信,在国务院的委托之下,邀请他回国参加建设,担任北大英语系(副)教授。巫宁坤虽然遭到亲朋的劝阻,一心一意要报效国家,回到中国。但当他第一次参加会议,看到人们山呼万岁的癫狂情形,就已经觉得不妙,因为他所受到的教育和个人品性,对于这样一套,可谓格格不入。随后在“思想洗澡”的过程中,他过去的经历和美国教育的背景,不断遭到人们的质疑。他反驳、挣扎,都似乎没有任何效果。因为不满,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他被调到南开大学。

在南开,他同样受到很多政治压力,不过,好在他收获了爱情。李怡楷是巫先生在南开的学生,天津人,小巫先生11岁,父亲早逝,是个爱国的工商业界人士,母亲拉扯八个孩子成人,全家都是基督教徒。李怡楷毕业后,他们就结婚。然而,正当他们喜欢上自己在南开的这方天地的时候,悲惨的命运也逐渐向他们逼近。

因为政治需要,他们不情愿地又被调往北京,在今国际关系学院前身工作,主要是翻译中央文件之类的工作。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的鸣放中,一朝被蛇咬的巫先生,虽然在私下对于当时的政治运动很有不满,但在公众场合已经不再发言。为了鸣放的需要,学校的副校长专门找到他这个大专家,连续几天反复劝他向党提出批评。也许是年轻气盛,他真的像很多人在信誓旦旦的誓言下,把自己的真心话讲出来。原文如下:

于副校长:以你在学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会议上带头把心里话说出来。

巫先生: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我来学校不久不能就任何重大问题提出批评。

于副校长:不一定要跟学校有关系。你回国也有好几年了,必然有你自己的经历和观感。

巫先生:别提我个人的经历了。肃反期间,我在南开大学挨整,大概和你在延安挨整也没什么两样。

于副校长:那是个错误。不过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要计较。我向你保证,在这次运动中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后果。

巫先生也真是单纯、真诚,不知道引蛇出洞为何物,也不知道人心能有如此险恶。下面是他的发言:

我重点谈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的遭遇。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有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老母进行搜身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真是欺人太甚。南开大学至少应当向我们道个歉吧?肃反运动本身是个错误,目的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接着我赞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鼓励言论自由。我引用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加以发挥,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这次整风运动可以成为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外交方面,我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我们和西方国家搞无条件的对抗,从中得到了什么?老大哥不是和他们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吗?我们向西方世界关上大门,从而失去了什么?谈到英语教学,我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因为这些专家无非是从苏联师范院校毕业的,而我们有的是在英美著名大学留过学的教授,难道有一天我们也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我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巫先生的意见现在看起来,充满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诚和智慧。但结果呢?被学院领导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戴上了“极端右派”的帽子,从此失去了自由,妻儿也被发配到安徽大学。先是关在北京的监狱,后来又被押往黑龙江北大荒去干苦役,一共三年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又被押到唐山、北京之间从事苦役。在全国饿殍遍野的情况下,监狱更是饿死了很多人。如果没有妻子一家的兄弟姐妹和岳母省出钱来,在黑市上为他买高价食品,他早已成一饿死鬼。眼看他已经支持不住,妻子从安徽到北京原单位,百般请求那个于副校长,最终使他得以保外就医。跟从妻子,带着孩子到了安徽大学。奇怪的是,这几年间,他既没有审,也没有判,就成了囚犯。

在安徽,他们一起读过了几年艰辛但还算平静的家庭生活,一家五口,也算和和美美。巫先生还是保外就医,没有公职,没有收入。正好安徽大学外语系缺少高水平的老师,他便成了三月一聘的合同教师。

文革的狂风暴雨吹来,这个不幸的人和他的家庭,又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先是抚养他长大的继母,被视作地主,不允许住在安徽大学校内,只好独自返回故乡扬州,一年后,在贫病交加中,七十多岁的老人家过世。留在安徽巫先生,又一次成为批斗对象,在批斗过程中,九岁的女儿一毛被同事强奸。巫先生被关两年牛棚,而夫人和孩子则被下放到农村。奇怪的是,被安徽大学红卫兵、工宣队狂斗两年多的巫先生,不过是安徽大学的一个合同工。

七十年代初,到1974年,他们像农夫农妇一样,受到乡村干部的欺凌,生活在安徽农村。这时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在北大荒劳动时常背诵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借以维持精神不坠;在安徽农村,同样遭际坎坷的沈先生,知道了他的情况,先后两次给他写了长达6页、8页纸的长信,告诫他不可自暴自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反复诵读,失声痛哭,连十一岁的小儿子一村也不例外。

邓小平上台主持政务,他们开始反映自己的遭遇,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74年被安排在安徽师范大学。到了1978年,才真正给他平反,一家重返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现在巫先生一家已经全部移民到了美国。这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从17岁,就再也没有安定的生活。从三十岁到五十七岁,就没有停顿过被当作敌人,监禁,苦役,政治迫害,牵连家属,如今,生活在美国,依然生活在往日不堪回首的回忆之中。

先生的遭遇,已经很悲惨了,但决不是那个时代最为悲惨的,比他们一家遭遇更为悲惨的比比皆是。但先生的细致的笔触,真实的描述,却使人愤懑不已,直想痛哭哀号,呼唤苍天,请他作答:正义在哪里?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巫先生有夫人和孩子忠贞不渝的爱。或许是在令人窒息的阅读中,唯一能够令人略感安慰之处。

一个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在本国国务院和最高学府的邀请下,放弃学位,放弃可以期待的优厚的待遇,前景光明的事业,回到他饱经苦难的祖国,希望能够奉献绵薄之力,无奈却成为“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饱受牢狱之灾,妻离子散,长达二十多年,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埋葬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之中,最后,当国门再次打开的时候,他毅然决然,举家离开了故国,没有留恋。想起《诗经·硕鼠》里的诗句:“ 三岁贯汝,莫我肯劳。逝将去汝, 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这就是大知识分子巫坤宁先生的故事。

我最近常常在想,一个不懂得,或者限制反思历史的民族,命运可能会一次次送来难以承受的厄运。回首人类历史,如此狂热的群众运动,改造人的灵魂的创造性,无休无止的互相告发、攻击、株连和杀戮,这些法西斯和斯大林并非没有做,但深度、广度似乎也颇为不及,更不必提那些宗教异端和法国革命,那与我们这个民族的疯狂时代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其目的,说白了,就是用无处不在的恐怖,钳制口舌的愚民政策,实现牢固的封闭的统治。这样的历史惨剧,怎能不令人深思?

巫宁坤先生用自己亲身的受难历程写就了《一滴泪》这本书,这是巫先生一家人的“受难史”,也是1949年后整个中国的受难史之缩影。这又让我想起了另一本催人泪下的纪实作品《我家》。就像余杰先生所说:“我家”即是千万家!

巫先生在《一滴泪》中写道: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是的,半个世纪前,巫先生怀着对新生政权的憧憬,打算用自己学贯中西的文化知识报效祖国,没想到“我归来”的兴奋感还没有来得及回味,人生的“剧情”突然就转为“我受难”的演绎了,更令作者没有想到的是,这段“剧目”竟然演绎了三十多年,将近半生的时光就这样被夺走了,夺走的同时,带来的是骨肉亲情的离散,同事师友间的“积怨”。

忘不了巫先生去劳改前,带着还在依呀学语的小儿子一丁”逛动物园情节,给儿子买的大苹果失手落入象园,而成为大象的美餐。儿子哭闹不止,父亲也“感到支持不住了”。

巫先生在劳改集中营奄奄欲毙,与之三年未见的妻子(李怡楷)焦急万分,为了见上“最后一面”而不得不去恳求那些“小左”们,看到“小左”家里的孩子一会儿被父亲抛向空中,一会儿又玩“驮驮背”,其乐融融,令巫先生的妻子羡慕得发呆。这是怎样的煎熬啊?!夫妻、父子、母子那时那刻又是怎样的一种无助呢?而“小左”却以冰冷口气回绝一个内心痛苦之极的妻子。

以所谓的“阶级感情”替代了传统的人伦之情,以政治生活掠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共产主义”的阴霾之下,这样的“冰冷”是习以为常的。 在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巫先生以杜甫的诗集和哈姆雷特的不朽杰作来不断地鼓励自己,从中探寻到赖以活下去的勇气。 文中这样写道:“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与此同时,来自家人的鼓励也令人哽咽,李怡楷的母亲,一位朴实坚强的老人不断地让探监去的李怡楷带话给巫宁坤,“好人受难,坚强忍耐”。这八个字,让巫先生捱过了集中营饥馑生活, 是的,如何无愧于自己的受难,在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之后,如何对待自己所受的苦难?建国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许多人都有过“受难”感受,但有多少人真正以客观、公正、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受难”呢?一个连自己的受难都不珍惜的民族,还指望去关注别人的“受难”吗?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求。

我相信,“坚强忍耐”许多人都可以做到,但在“幸存”之后,是否就可以引吭高歌了呢?我们的生活难道就只有“坚强忍耐”这一个选项吗?不,不是的。巫宁坤先生给了我们另一次选择的机会,那就是在狂风暴雨过后,鼓起勇气梳理自己的苦难,舔舐自己伤口的同时,还要忍受内心的痛苦,反思伤口形成的根源。从《一滴泪》中,我还感受到,巫先生并没有将自己的“苦难”作为炫耀的资本,或者说作者通过作品本身的“冷静”来与读者搭起一座理性反思之桥。越冷静,越深刻,越理性,越真实,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使作品成为一部令人信服的实录。

巫先生的《一滴泪》,与其是写自己的受难,更是写我们民族的受难,巫先生并没有拘泥于个人的不幸,也没有纠缠于个体的恩怨得失之中,而是以恢宏的气魄,通过《一滴泪》向世人展示如何面对“苦难”的方式,巫先生以一颗知识人的良心,毅然将自己作为历史的“标本”,不只向自己所属的那个受难群体,更向后人做了一次“案例”分析,让后来者吸取他们那一代人的教训与经验,甘愿成为人类苦难史的“教材”。

巫先生不仅仅承受了苦难,而且从心底深刻反思,将苦难转化为一份宝贵的精神资源,供人们汲取。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来讲,也有着如何面对别人“苦难”的问题,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吗?还是语焉不详,囫囵吞枣呢?或是装聋作哑,沉默不语呢?更或是阻止、亵渎、歪曲别人面对“苦难”时的真诚呢?

珍惜别人的“苦难”资源,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铺就坦途;主动追寻这样的“苦难”历程,不但是抚慰更多人难以弥合的创口,减轻他们的痛苦,也是在求证我们没有失忆的事实;鼓励更多曾经的“受难者”记录下自己的苦难,并告诉他们,我们会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也是一种弥补与忏悔。

《一滴泪》中有几个场景几个人物我的印象很深刻。一个是那位向巫宁坤借烙饼的青年学者,用借条这种郑重的方式来向一位教授借东西,标的物却是张烙饼,读到这我真的笑出声来。这种喜剧效果不是作者有意为之,但是这种荒诞的事情确实是真实存在过。其实读这个回忆录时,总给我一种压抑的感觉。虽然他是按时间顺序娓娓道来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的狂风暴雨是一场接着一场。而他叙说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过程。即使他在书中说当时看到了希望,读者也明白那以后还有更多的失望。就是在这种很压抑的情感中,我与主人公一起感受了那个时代的无助、彷徨、混乱和悲痛。

让我很钦佩的是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这本书有一半是她的口述。在整个家变中,李怡楷承受的最多。从巫宁坤被送走劳改开始,这个生怀六甲还有一个儿子要照顾的母亲就开始大多数时间的独当一面。她要面对的,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还未长成的儿子,作为极右分子老婆的骂名,还有她无法关怀到的丈夫。从北京搬家去安徽合肥开始,她就表现出了罕见的坚强,一个女人拖家带口南下合肥,让我面对这样的压力,十之八九会崩溃。虽然也非得心应手,但是被推到悬崖边上,她也只能咬牙坚持了。在文中,她回忆了她和一丁两人在合肥过春节的场景,她把分到的白菜外叶子做饺子馅,把菜心养在水里。这个场景在全文的慌张忙乱的节奏中,透出一种分外的安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本书让我在思考当时政治乱象究竟为何而生的同时,也使我深感人性的悲哀。我对当时的历史非常好奇,中央的口号为何能在全国上下厉行成风,尤其是放大到每个个体身上,这其中很可能杂入了人本性中的贪婪与自私。从很多关于文革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看,文革并不是众人皆醉的游戏,而是很多人的无奈与纠结。文革毕竟是没有被完全打开的历史,但我接触过一些文革的作品,包括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杨绛的《干校六记》,巴金的《怀念萧珊》,以及电影《霸王别姬》、《蓝风筝》、《青红》等。这些作品中反映出的,是很多人对当时政治气候的观望与等待,他们知道自己处于前所未有政治漩涡之中,知道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知道所有都会过去,只是不知道这究竟要多久。这极度不正常的历史能缠绕那么长的时间,除了中央的牵动,也搅和了很多人的个人因素。

所以在《一滴泪》中,最让我失望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那种事不关己的心态和起码同情心的缺失都让人不寒而栗。也许现代社会的道德重建使我们难以看到人性的阴暗面,这更加提醒我潜在社会危机的可怕。不过,在这篇回忆录中,我也看到了少有的温情。怡楷母亲及兄弟对于巫宁坤的同情和支持,怡楷对丈夫的不离不弃与无私奉献,父母与三个孩子之间的缱绻眷恋都是有血有肉的真挚感情。一个教授愿意拿出家人救济他生命的食品“借”给一个青年学者,追求进步的小陈不愿意落井下石配合红卫兵陷害教授,热情帮李怡楷和一村过独木桥的老王,还有治病救人的鲁医生,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这本书不至成为彻底对于人性的讽刺。也正是这些温情的或者说正常的人际关系,让我在这本绝望的书中收获了一点点的希望。

尼采说:一切书中,最爱以血书者。也可以说,真正的好书,是用心血浇出来的。阅读巫先生这部书,感觉字字是血。

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呢?何况是黄金岁月的三十年!对于这三十年的经历,巫先生丝毫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悔恨,也没有控诉过自己的不公正待遇。巫先生的半生,涵盖了新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经历种种苦难之后,他已经变得非常豁达,甚至为自己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的确,应该为他庆幸!在深重的民族大苦难中,他是千千万万受难者(以及家庭)中的一个,只是沧海中的一滴泪。

巫宁坤没有自杀,没有病死,没有与家人离散,他能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大概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也是最令我感动的地方:

首先是家庭的温暖。如果没有妻子李怡楷的深明大义和患难与共、没有亲友的无私关爱,如果不是家人努力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巫先生纵有十条命也没了。在几十年漫长的苦难和煎熬中,任何一次冲击,都有可能致人于死地。每当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时,李怡楷总是平静地安慰他:“坚守对生活的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正是这种对信念的坚守,成为他们顽强的精神支柱。

当然,还有一些好心人对他的帮助和激励也很重要,如沈从文先生,北大荒农场的那位李队长,安徽农村的那位鲁大夫,等等。越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人性的善恶总是暴露得越彻底。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好人存在,好人往往会遇到好人,好人也经常有好报。

其次是对于民族前途的信念。巫先生在国内本来没有什么牵挂,完全可以在国外过上好日子,但是一腔对祖国的深情,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回国来工作。在劳改的时候,他与身边的两本书——《哈姆雷特》和《杜甫诗选》——相依为命。在北大荒的风雪中吟诵《哈姆雷特》的段落,在自身的苦难中体味杜甫的民族良心,丹麦王子的悲剧和杜甫的诗篇,升华了他的灵魂。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正如忧国忧民的屈原所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经历了半生的苦难之后,他依然信念坚定:“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还有待在地平线上出现,但是它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并不遥远的将来。”

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一滴眼泪,却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这就是记录巫宁坤及其家人受难故事的这部书的非凡价值。

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恍惚,我一直没有明白他们叙述的世界和我所在的世界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心里悲痛,悲痛而恐惧,但是我总像在看一个过去的故事。我明确的只是,过去不能就这么沉没掉了,它必须能够以非地下的形式流传,必须被谈论,被羞愧,被尊重。以前我看《寻找家园》和《夹边沟记事》都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今天看《一滴泪》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叙述的一切都是我们今天心结的所在。那么多的个体,每个人被剥夺的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甚至不被记忆。我们又如何能在这样的历史上免除自己被剥夺的恐惧,我们又如何在未被剥夺的日子里无愧地享受自己的幸福。于是,我们现在所享有的幸福安宁,既是不配的,又是随时可以被抽去的。

我还有一种恐惧。巫宁坤能够说,他要配得上自己的苦难。但是我疑心命运并非只让一代人负起巨石,而我们的巨石也许已经在了,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回避了。我的焦虑依然如昨:我们如何背负自己的历史。

巫宁坤写到,在去安徽师大领取右派平反的证明时,有一个年近半百的教师,早已发配回乡务农多年了。他在自己的改正文书上签完字,走出行政楼,就一头撞在墙壁上,血流了一脸一手。他哭喊到: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洗清被株连的罪名。

我忽然明白沈老师他们为曾经的“学生右派”们做的事情。他们要求真正的平反,补发工资,出版回忆录三项要求,这是他们的青春祭。他们的青春已然莫名其妙地失去了,仅仅出于一个专制政府的政治游戏。今天下午的团契上,在讲《士师记》力士参孙的一章,我真是不明白,上帝怎么会让一个他挑选出来的人杀害那么多的人,但是晚上我想,我们这个国家的痛苦也许超过圣经上所记载的。二十二年,如果从我今天开始,就是一个人一生能够有所追求,有所作为的所有时间。幸存下来的人,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似乎应该什么都不要去追究了。可是,如果他们不能在有生之年为他们莫名其妙的青春讨一个说法,他们如何能够给自己一个交代,如何能够平静地死去呢?除非,他们能够有一个确信——我们能接着做下去。

我不知道什么人可以这样对待他造成的苦难。我不明白,非奴隶的人怎么能够这样一次次地被玩弄,一次次被殴打、剥夺、最后还给你一点点本来应该属于你的东西,便强迫你感恩戴德。副统帅倒下去了,女皇也倒下去了,可是这样一个一点宫闱阴谋阳谋便能够让千万人陪葬的世界,几个人的倒下能算什么?我们能住得起的一间屋子,开得起的一辆车子,又能算什么?我们的幸福难道就真的会比巫宁坤他们多一些吗?

看《一滴泪》 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是历史脚掌下的一群蚂蚁。不必担忧,也不须欢喜。因为被碾为尘土和隙中留生都是偶然的事情。我注意到巫宁坤在叙写的时候,对他的第一次受难有那么紧张的笔触,他那么想搞明白自己厄运与作为之间的关系。但是到后面,没有了,当他被剥夺一空,他开始“玩世不恭”,因为这世道本来是荒谬透顶的,根本无法解释。我们如今小心地避开生活的暗礁,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暗礁是能够避开的,那样的生活还远远不是坏的。恐怕我们的时代,有着超越最低幻想的凶险。

在《一滴泪》中,我见到两种恶。当局者的恶,巫宁坤没有说,我也不明白。知识者的恶,是出于恐惧;民众的恶,是出于残暴。我想这是为什么在他的叙述中有那么多可爱的农民、战士、劳改释放犯,却鲜有可爱的知识者的缘故。残暴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品质,但是恐惧是。知识者,通常也是有产者,他们更敏感于抽象的压力,更不能接受对生活的剥夺,也更相信自己的智力,却因此更好地被恐惧利用。如果他们以为自己的命运能够区别于别人的命运,那么他们就能够以理性来驱动和放大来自恐惧的恶。在灾难结束之后,他们也能够痛哭流涕,想不通自己洁白无暇的内心如何曾与残暴为伍。可那只是因为恐惧退场罢了,他们便以为恶原本不是属于他们的。而那些为恶的民众呢?他们在这场杀戮里的恶并不比他们在其他事件,在一个太平时代民主社会的恶更特殊。那些恶行,终将让他们以生命或村人的耻笑或后半生的落魄为报。可是放大和纵容了这些恶的力量,本该由知识者认领的,此刻却飘散在风里,等着下一场阴霾来凝结成型。

这场知识者的浩劫里,多少人一番番地腾起落下,也在一番番地喟叹追忆,却不能知道,这场吹散整个生命的飓风,原来来自于自己书房的一扇夏凉。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如果肇事者已经作古,而后来人又住在钢精不摧的宫殿里,我们是不是就遭遇了无物之阵?在所有叙述者的回忆录里都是由时间结束了他们的厄运,是不是转机就自然孕育在时间里?我想不是,海啸的间隙里都有暂时的平静,那只是在积聚更大的动能。我不相信由尸骨铸成的地基,和恐惧凝成的和风。

我想,读这本书的收获是,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我的命运都无法区别于别人的命运——不管是过去人的灾难还是今天远方的泪水。这样的一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过上一本书、一杯茶,一个家庭的平静生活,就先要结算那些未曾结算的恶;如果我们真的想有不被荒置的青春,就只能先去寻回那些已经失落的青春。这不是因为我们同情巫宁坤或者其他的受难者,他们已经受难完毕,走近天国,而将他们的苦难留作我们上升或下坠的绳索。

我觉得命运曾给我暗示。这让我觉得幸福。这一定是上天的眷顾。在南开,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学校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从来没有为它出过两个总理以及际会过多少大师而骄傲。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的命运中的一个暗示,这里是穆旦和巫宁坤的受难地。我希望,我不要辜负这个暗示。

日子依然是阳光明媚的,只是我想,巫宁坤和穆旦如我这般年纪,在西南联大和美国的时候,他们见到的阳光也是如此。可我怎能就此以为阳光会一直闪耀下去?

作者不止数次语带讥讽地叙写:“了不起的新措施!一个政府无力供应人犯最低的口粮,把责任转嫁给他们的家属,却仍旧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从事强迫劳动!”无论是带着恐惧和紧张,小心翼翼守护政权的“被害妄想症”——大规模反右运动,还是贯彻所谓真理“马克思主义”却违背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大跃进”运动,一个幼稚的政党妄图拯救全人类的美梦,让它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行太久而茫然不知,甚至以它的权威竭尽全力改造着人们的思想。无自由、无尊严,一个贫病交困的国家催生出更多的恶:当局者的恶,不言自明,却也不明。知识者的恶,是出于恐惧;民众的恶,是出于残暴。残暴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但恐惧却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知识者,通常更敏感于抽象的压力,更不能接受剥夺自由,因此更容易被恐惧利用。而巫宁坤在所有的污蔑、折磨之下却依然保有初心:“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宁坤手里拿着一个绿色搪瓷饭盆,里面盛着水,他的手在颤抖。这是我当初寄给他的,但已遍体鳞伤。他向前走了一步,向我伸出手来。‘你喝’他小声说,随即低下了头。”这是一个让我感动泪落的情节,被繁重的劳动摧残得不成人样,甚至不再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在饥饿难耐之时会抢夺亲人的午饭,但他终究还是那个温柔心细的男子。

“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听任社会主义政治风云的摆布!”其实那时,所有的芦苇都听任社会主义政治风云的摆布,半点不由己,而会思想的芦苇会遭受更多的摧残。也许。我们都是历史脚掌下的一群蚂蚁。不必担忧,也无须欢喜,因为零落成泥还是被碾作尘都是偶然的事情。一场浩劫里,多少人几经腾起下落,却不能知道,这场吹散整个生命的飓风,或许只是来自于自己书房的一册书卷、一扇夏凉。那些“认罪伏法”全都是“触及了我的灵魂”,但是又有谁知道自己灵魂究竟如何了呢。

“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莩葬身一抔黄土。”当初的一个选择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作者却没有懊悔过回到祖国,“我的决定是我的一生、我的梦与幻想、我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因缘际会的自然结果。”失去了安稳舒适的生活,却也得到了别样的人生经历和相伴的人。

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只不过是那个疯狂年代的沧海一泪,是知识分子泪海中微不足道的一滴而已,幸运的是他熬了过来,而且与千千万万的受难者不同的是:那些恶魔般的马列主义者的集中营没有能够“改造”他的思想。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并没有磨灭巫宁坤作为知识分子可贵的批判精神。1980年他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在成都的“全国外国文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发出了狮子吼——“选取自由的文学,谢绝奴役人的革命!”事实证明,他说出了人人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所以会后许多同行纷纷向他致敬,有的还眼含热泪。

《一滴泪》可以说是55万右派知识分子的在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中的集体受难史。作者曾用一句话概括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但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它会真正触及灵魂、升华灵魂。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并不断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家国之痛、人生喟叹,也将是人生的独特风景。受难完毕,总会走近乐土。

读这本书的收获就是,我的命运无法完全区别于别人的命运——不管是过去人的灾难还是今天人的泪水,都在某一时空交会。如果我们真的想有不被荒置的青春,就只能先去寻回那些已经失落的青春。懂得了爱和受难的意蕴,才是真正地读懂了人生。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因为《古拉格群岛》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既是苏联某个历史时期的见证,又是当代俄罗斯人了解历史的一面镜子。“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7年,他接受普京亲自去他家颁发的国家奖章。

我读了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觉得巫宁坤就是“中国的良心”,因为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既是中国某个历史时期的见证,又是当代中国人了解历史的一面镜子。一滴泪跌落,惊飞花万朵。希望此时读过的受难与爱,跌落的良善感性之泪,惊飞的万千如花之思,彼时能够芳香苦难落泪的人生!

参考资料

1.《古拉格群岛》名称的文化解读 李庆华,曲雅静-《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3期

2. 兰守亭编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概观.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06

3. 《古拉格群岛》介绍 .21cn.2008/0807[引用日期2015-06-11]

4. 论《古拉格群岛》的政治写作 宫世元, 2012 – 南昌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5. 索尔仁尼琴及其《古拉格群岛》的创作风格 王丽欣 – 《北方论丛》- 2004年2期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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