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两书并读，它们给人以灰心的理由。第一本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有说服力的辩护，另一本是对该主义甚至更为猛烈的谴责。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涵盖同样的范畴，经常引用同样的权威人士所说的话，它们甚至以同样的前提开篇，因为两者都认可西方文明有赖于个体的神圣性。但是每位作家都相信另一人的策略直接导向奴役，而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可能都是对的。
两者中，哈耶克教授的书也许更有价值，因为书中提出的观点在当前，不及基里亚科斯先生提出的观点流行。简而言之，哈耶克教授的论点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导致专制，而在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已经为他们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特别是削弱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思想工作。通过把全部生活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社会主义必定使那个核心官僚圈子掌握权力，那些人几乎无一例处都是些想为掌权而掌权的人，而且为了保权不择手段。他说，英国正和德国一样，走在同样的道路上，有左派知识分子为前锋，保守党紧随其后。惟一的拯救办法是回到无计划经济、自由竞争和强调自由而非保障。
哈耶克教授论点中的否定方面包含了许多真知。这一点说得怎么经常都不过分——无论如何，现在说得还根本不够经常——即中央集权主义从本质上说不具有民主性，而是恰恰相反，它给了行使专制的少数人以连西班牙审判官（译注：指中世纪时，西班牙有过的对所谓异端进行迫害的宗教法庭中的审判官）都从未想像能拥有的巨大权力。
哈耶克教授说在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比普通人更有极权主义思想，这很可能也说对了。但他的确没看到或不愿承认的是，回到“自由”竞争对万千民众来说，意味着一种很可能比国家专制更为糟糕的专制，因为比起国家专制，这种专制更不负责任。竞争的问题在于会有胜者。哈耶克否认自由资本主义必定导致垄断，然而在实践中已经导向的，就是那个结果，因为大多数人很大程度上宁愿要国家严格控制，而非衰退和失业。只要大众意见在此事上多少有发言权，滑向中央集权主义的情形就必将继续。
西里亚库斯先生对资本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精彩而又资料充分的抨击，主要包括对导向两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所做的揭示。遗憾的是，他批判1914年大战时所抱的热情使人们想知道他支持此次战争是基于何种理由。在重述了导向1914年大战的秘密条约和商业竞争的令人不快的故事后，他总结说我们当时宣称的战争目标是谎言，“我们对德宣战，是因为如果她在对法国、俄国的战争中取胜，就会成为欧洲的主人，强大到足以能随意掠夺英属殖民地”。这次我们参战难道还有另外的原因吗？在1914年之前那十年里反对德国和在19世纪30年代与其绥靖似乎同样性质恶劣，我们应当在1917年寻求媾和，现在寻求媾和却是叛国行为。在1915年，同意德国被瓜分和认为波兰是“俄罗斯的内政”甚至是不道德的：随着时间流逝，同样的行动改变了其道德色彩。
西里亚库斯先生未考虑的，是不管促成战争的动机为何，战争总会有结果。谁也不会怀疑1870年以后的国际政治是肮脏的，但并不能由此推出允许德国军队统治欧洲是好事。确实有可能，有一些十分肮脏的交易如今正在幕后进行，目前的“反纳粹宣传”（参考“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到了1970年，会看上去很无力，但是清除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欧洲无疑会是个更好的地方。
通过这两本书，他们两位总结了我们目前的困境。资本主义导致排队领取救济、争夺市场和战争，中央集权主义导致集中营、领袖崇拜和战争。这种困境根本无法摆脱，除非有种计划经济能以某种方式和思想自由结合起来，而这只能在政治中恢复对错概念后，才有可能实现。
两位作者都多少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因为他们都未能指明使之实现的可行途径，他们这两本书在一起给人的感受是沮丧。
刊于1944年4月9日《论坛报》
来源:孙仲旭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