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两位文学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各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反乌托邦小说。两本小说都是对统治集团控制下的社会的噩梦般的叙述,该集团的唯一目的是享受权力。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统治的暴君被称为老大哥,显然以斯大林为模型。若与奥威尔的老大哥相比,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统治者没有那么邪恶和残忍。两本书当然差别很大。《美丽新世界》是确实能让我们笑出声来的黑色喜剧,而《一九八四》中绝对没有任何滑稽可笑之事。但是,两者的确有些相似之处。可以说两者都准确地预测了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的一些具体特征。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相似性当然是两者都预测了极权主义的未来而非民主和自由。据说两人都不相信自己预测的未来不可避免,虽然每个人都同样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期的某些方面显然会走向极权主义。因此《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或许可以被视为两位作家对未来世界趋势的警告。这些趋势是什么?作者为什么认为它们走向极权主义呢?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重要问题。

奥威尔和赫胥黎描述的极权主义国家在多数细节上都有很大差别,虽然也有很多对应关系。老大哥的世界与美丽新世界都是由专制的精英统治,他们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唯一目的是就是维持其权力和特权。两个世界在核心上都是唯物质主义,宗教的推行一直是出于民众的意识。而且,家庭事实上在两个反乌托邦小说中都已经不存在了。奥威尔的世界中还有家庭的残余,但即便在这里,孩子(配偶)所忠诚的对象却是国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已经完全没有家庭了,孩子们被视为在工业化农场条件下孵化场饲养的产品。实际上,在赫胥黎的反乌托邦世界,科学被精英用作有利于他们实施控制的手段,从阿尔法到“半傻子”的爱普西隆等各种人都是试管中培育出来的旨在实现某些特定功能的产品(这些人在出生之前,就已被划分为“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爱普西隆(ε)”五种“种姓”或社会阶层—译注)。婚姻已经消亡,男女乱交甚至性变态等行为还得到国家的鼓励。

两本小说的差别和相似之处都非常有意思。奥威尔的可怕未来显然建立在苏联的斯大林残酷政权的现实基础之上,因而往往是一种回顾而不是前瞻。比如,总体上他没有预测技术在未来专制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老大哥用来监视每个人的“远程屏幕”应该被视为当今时代大规模电子监控手段的惊人预言。

相反,赫胥黎把科学技术置于其反乌托邦世界的核心。管理者使用技术控制一切—包括每个公民身体的基因构成。为此,技术和工业的英雄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美丽新世界》中受到推崇,就像马克思、列宁被当作社会主义的英雄而受到推崇一样。这是了解赫胥黎世界观的关键线索和他的极权主义未来观的核心。在赫胥黎看来,社会主义者的物质主义与技术官僚和资本主义者的物质主义乃一丘之貉;它们不过是同一枚物质主义硬币的不同两面而已。

奥威尔和赫胥黎准确地预测出现代生活的若干方面。比如,奥威尔的“新话”是老大哥故意重新塑造和扭曲的英语,它与过去20-30年来西方社会太熟悉不过的政治正确的语言操纵没有什么两样。“新话”的政治目的是控制民众的思考,在这点上,它与政治正确创造的新词汇和用语没有什么不同。赫胥黎没有像奥威尔这样深入探讨语言问题,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丽新世界》中某些“得罪人的”话语如“十字”已经从公众场合消失了,如伦敦的查林十字车站(Charing Cross Station)已经按照亨利·福特的“T型轿车”被更名为“T型车站”。

与语言问题有关,两位作家都预测了极权主义的未来要改写历史或彻底消灭历史(在这个词的任何有意义的含义上而言)。因此,老大哥的世界里有一个政府部门—真理部,其目的就是篡改历史。真理部的任务就是摧毁真实的历史文件,然后伪造出令老大哥喜欢的文件。人们的历史意识被破坏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传统歌曲和摇篮曲也都被完全忘掉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美丽新世界》中。在这里,人们也没有历史意识,实际上所有的“教育”都受到国家的控制。

当今西方学校中的“历史”课程简直就是政治正确的产物,现在的常态是多么令人心惊肉跳啊!

两位作家的另外一个共同之处是精英对所谓的“下层阶级”的态度。在老大哥的世界,下层阶级被描述为“普罗大众”(proles拉丁语,子嗣的意思,马克思的“无产阶级”proletarius/ Proletariat就源于这个词—-译注),这是社会的绝大部分,国家故意要让他们一直愚昧无知下去。国家允许普罗大众的混乱状况,酗酒和犯罪不仅得到宽容甚至得到鼓励。同样的,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从伽马到爱普西隆的下层阶级实际上从基因上就是要设计为傻瓜的,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一种被称为“唆麻”的药品(soma一种无副作用的致幻剂,类似现在的尼古丁—译注)改变其思想,让他们变得智力低下、痴呆、容易管教。

再次,我们注意到这些与西方社会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许多规范之间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过去三四十年中,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和野蛮的“下层阶级”得到了大发展。该阶级不仅完全无知而且因为浸淫在“通俗”文化、毒品、酗酒之中而变得营养不良,他们完全无力摆脱吞噬了他们大部分生活的福利依赖。

那么,奥威尔和赫胥黎谁更准确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两个都认为未来具有极权主义特征呢?

必须承认,在这两种反乌托邦世界中,赫胥黎的世界似乎更准确。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把《美丽新世界》理解为一种喜剧,因而它是对现实的夸张与讽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新兴的极权主义在很多方面似乎与赫胥黎的预测完全吻合。现代精英鼓励的享乐主义和愚昧无知真实地反映在《美丽新世界》中,脑死亡的群众服用的“唆麻”几乎在字面上与现代城市中工人阶级街区猖獗的毒品没有差别。到现在为止,管理者的“软实力” 而不是老大哥的残酷控制更符合西方精英实行的极权主义控制,毕竟,现在已经没有了集中营和101房间。虽然如此,需要强调的是情景的流动性,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形象的那种更具压迫性的极权主义。过去20年,很多西方社会已经见证了言论自由范围的逐渐收缩和公民权利不断遭到蚕食。笔者认为,赫胥黎中管理者的“软实力”转变为奥威尔老大哥的“硬实力”并不需要多大功夫。

那么,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作家是怎么认识到西方社会的极权主义趋势呢?

笔者认为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看到自己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精英的左倾趋势,他们不过是想象了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可能造成的后果而已。社会主义的欺骗性和明显的“人道主义”特征大大加剧了这种趋势的持久影响力,尤其是在全世界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恐怖行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主义本身最初就是社会主义的变种,但这个事实当然被人们轻易忘记了)。社会主义尤其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乌托邦注定要走向极权主义,因为任何相信自己在创造“完美的”世界的工程都无法容忍任何不同意见。

作者简介:
埃米特·司各特(Emmet Scott),著有《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争议的历史》(New English Review Press, 2012)。

译自:Orwell, Huxley and the Emerging Totalitarianismby Emmet Scott (May 2013)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138161/sec_id/138161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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