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NGO之路是不是虛假希望

Share on Google+

NGO有人认为,NGO、公民社会建设是虚假希望。

9月14日,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传知行」)创始人在经历了340天的羁押后,终获取保候审,回到了家中,这一天也是他38岁的生日。

「传知行」自我定位为专注从事社会经济转型研究的独立智库,研究课题包括黑出租行业、税制改革、三峡水利及环境问题、农村医疗改革、教育平权等。做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民间NGO专业人士,郭玉闪低调而深入地参与过诸多公共议题,比如救援陈光诚、为邓玉娇案、结石宝宝案提供法律援助、为「良心犯」募捐等,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公民社会行动者之一。

去年10月初香港「占领中环」期间,上百中国大陆声援「占中」者被抓捕,郭玉闪无故受到波及,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占领中环」结束后,郭玉闪和传知行行政主管何正军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正式逮捕,传知行办公室多次被查抄,实质解散。

「占中」之后,「传知行」案回归了打击NGO的常规:抓负责人、抄办公室、传唤员工、冻结账户。从2013年至今,公盟、郑州亿人平、北京益仁平、杭州蔚之鸣、广州众一行等诸多知名的权利倡导NGO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不为公众所关注的、的受到种种干扰限制的NGO不知凡几。 (详情请见笔者近日发表的《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

过去十年,许多有志青年将NGO之路视为公民社会的重要途径,艰难跋涉,小有所成。关于NGO应该去政治化还是明确自己的政治观点,应该使用温和的体制内手段还是纳入街头行动方式,应该动员中间阶层还是依靠底层力量等等议题,都曾有过针锋相对的争论。

而如今,这些争论似乎都不再重要——不管在光谱的那个位置,具有独立属性NGO们恐怕都难逃厄运。资深NGO观察者姚遥对国安体制下的NGO管治方式做了总结,认为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定点清除,对于公盟、传知行和北京益仁平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二是是釜底抽薪,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斩断「非我族类」的NGO的资金来源;最后是全面渗透,通过大规模的政府购买服务,和要求NGO内部成立党组织,全面将NGO变成GONGO(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

这样的现实,不禁让人想起那句曾经极为边缘的断语:NGO/公民社会建设是虚假希望。

十年经营之后,公民社会真的会被「打回原形」吗?一代NGO工作者的努力到底意义何在? NGO之路到底是不是虚假希望?

讨论这些问题,首先要限定「希望」的含义,才能谈是否「虚假」。所谓「希望」,被春秋笔法地谈了许多年,其实就是两条线:最低纲领要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最高纲领要生活在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但要抵达这两条线,有一道现实的鸿沟大河需要跨越:现有的非民主体制。

许多「希望」被指为「虚假」,无非就是指过不了这条河。

不少NGO工作者也会强调NGO缓解和改善当下问题的作用,或者以NGO为核心的抗争的当下意义,而不讨论或设想在NGO在宏观变化中的意义,这种思路离「希望」的论述和期待较远,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过去将NGO道路作为「希望」的论述方式主要是:NGO作为培养、建设公民社会的重要手段,可以为将来的民主社会做准备。至于是什么样的「准备」呢?不少NGO工作者到这里就会停止追问或者避而不谈。

至于愿意探讨者,一般会给出两种答案:一是体制民主以后,NGO在社群或受众中培养出来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NGO作用利益团体的存在,将能帮助社会真正按照民主方式运转;二是以相关NGO为核心或NGO参与培养的社群团体,将会(在去政治化和去对抗性的前提下)逐步成长壮大,获得与政治保守力量沟通、谈判和博弈的能力,最终通过温和的、渐进的方式倒逼体制民主化。

对第二种看法的认同者通常也会认同第一种,而第一种看法的持有者则不一定赞同第二种,有不少新一代的NGO工作者并不认为NGO人在民主变革过程中会发挥多少作用。

将NGO指为「虚假希望」的论述者,主要是认为上述的第二种看法是荒谬的。

公民社会要「倒逼」出民主化,有一个核心条件,即体制是柔性的、可互动的。许多人对渐进道路怀有希望,也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胡温新政」到奥运会期间,这种假设甚至似乎得到了印证。然而,89学潮、茉莉花事件,以及最近的全面打击权利NGO和709律师大抓捕,则一再击碎这种良好的愿望。

那是不是我们就无事可做,办NGO、搞维权、社区自治、互助经济都只是徒劳无功呢?当然不是。

如果说极权体制是阻挡我们到达彼岸的滚滚巨流,那么所有这些努力就如同我们开采砂石运到河边。它们不是过河的桥,甚至不是桥上的一砖一木,一点点地投石问路只能被河水席卷无踪,而不可能一步步地到达彼岸。但有可能的是,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以某一种方式,这些岸边的砂石就派上了用场,有一群人、一些技术或许能把它们混凝成桥——这需要惊险一跃——提出政治诉求、广泛动员和强化对抗性。又或许,最起码像第一种看法一样,在将来我们能到达彼岸时,它们会被用来建我们的城。

权利NGO十年路,无可否认是培养了许多群体的权利意识,识别出了不少愿意投身公共事业的人,练习过种种抗争手段、传播技术和协作方式,打开了一些国际合作的通道。这些砂石还谈不上是「希望」,但总归是多多益善。

来源:东网

阅读次数:1,066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