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过对比1968和1989年两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寻找一个理解这两个变动时代及其影响的方法。
作者：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国际知名当代历史学家，专注于1945年后的欧洲史，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选自：《胡佛文摘》，本文发表于2008年5月8日的《卫报》上
1989年天鹅绒革命时期，我在布拉格一家商店的橱窗上看到过一张即兴创作的海报。海报上写着“68”，也就是把“89”旋转180度后的样子，上面还用箭头标出了旋转的方向。1968和1989：两个传说中的革命年代。至少在当时人们称这两个年代所发生的为革命。今年，一个正逢它的40周年，另一个也已近20周年。它们两个时代哪一个更为后人所铭记呢？又是哪一个改变这个世界更多一点呢？
1968年在这种比较中很难落败。献给这个年代的墨水比1789年巴黎断头台上流出的血都要多。据说关于1968年革命时代剧的书，仅法国就发行过一百种以上。德国有专门的啤酒节。华沙和布拉格则各自怀念自己苦乐交织的“春天”。连英国都在追忆那些曾经发表在《展望》（Prospect ）杂志上的文章。
这种全民狂欢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到。“68年代人”在整个欧洲是罕有的可以清晰定义的一代人——也许唯一能与他们同样清晰的一代就是“39年代人”，后者的青年时代正逢二战，这也塑造了整个这代人的人生。1968年，“68年代人”们正处在学生时代，现在他们则都在60岁上下，而正是这些人占据着当今欧洲多数国家文化产业的制高点。想让他们放弃谈论年青时的日子？那一定是开玩笑。你想让他们否定自己的意义吗？
在这些方面，1989年这一代就没法比了。这个年代主角的姿态更多样化：头头是道的异见分子、党派工作者、教会领袖、中年工人还有妇女，他们秉持着适可而止的理念，耐心地走上街头。学生只在少数场合发挥了作用，20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活跃在本国的公共生活中了。但1989年一代人的领袖普遍年龄偏大，其中还有些人是不折不扣的“68年代人”。即使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归隐英雄”们，他们的思想也是在1968那个年代形成的。
以一种强烈的方式追忆自己年青时的经历，这是一种普遍现象。20岁时窥到的的一线曙光也许不过是一个幻象，50岁时看到的也许却能改变整个世界。但记忆是一个巧妙的骗子，永远充满着先入为主的偏见。东欧和西欧、布拉格和巴黎，都经历过1968年，但真正的1989年却永远只在东面发生过。
在政治上，1989年的成果更多。1968年的“华沙之春”“布拉格之春”都遭到了镇压，巴黎、罗马和柏林则是部分成功甚至只是缓慢的渐变。也许1968年5月30日巴黎最大的游行只不过是一次要求政治权利的运动，之后10年法国选民重获权利。法国的这种精神在西德取得了更多的成果，威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改革吸收了这种意识。西方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重获新生，通过改革自身走向了繁荣。而与此相反，1989终结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和苏联帝国，终结了德国的分裂以及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争斗，束缚世界政治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这是地缘政治的一次伟大成果，堪与1945和1914年相比肩，而与此相比1968年只不过像过家家一般。
充斥1968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派、毛主义以及无政府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在今天看来不仅可笑、幼稚，而且从道德上就无法立足。就像乔治·奥威尔说的：一群玩火的人却连火热伤身都不知道。毛主席粗暴的文化革命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模板和范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被形容成反抗美帝的革命解放力量，正是这些开启了这个“文化革命的过渡时期”。鲁迪·达舍克（Rudi Dutschke）在西柏林告诉越南国会，由于“学生们的卓绝努力”革命的真理已经被他们发现了。其实他们真的努力发现了什么东西么？而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们更是高喊着：“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得到它？就在今天。”真是一群打着红旗的自恋狂。
68一代掀起的风浪其实并不陌生，他们的父辈，也就是39年那一代中的一些人也许喜欢这些后辈们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恰恰就是给人类带来恐怖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68一代的人却凭着自己天真的良心，呼应着遥远国度的恐怖，清算着自己的国家，而他们对那些憧憬的遥远国度认识几近为零。后来许多1968年代的领袖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和轻率。随后的几十年中，他们推动政治向一种更严肃的方向前进——自由、社会民主抑或绿色的“新演进”（波兰68年代的亚当·米奇尼克的说法），这种趋势结束了欧洲从葡萄牙到波兰的向专制方向的逆流，随着他们对远方国度的了解，这种思潮还推进了这些遥远国家的人权和民主意识。
尽管1989年与1968年相比更严肃且更富成果，但简单的将1968年归结为轻率、过眼云烟和毫无成果也是不恰当的。一个重要成果就像68一代的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所说的：“我们很幸运的赢得了文化和社会，输掉了政治。”1989年的运动惊人的缺少暴力因素，却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上成功转型。社会和文化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恢复，至少是复制或仿制一个已经存在的西方消费社会。1968年的运动没有产生相称的政治经济结构转型，却催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在这一点上东西欧无甚区别。（“1968年”在这里指代一个更大的现象，而随着对这个年代厌恶情绪的蔓延，“20世纪60年代”成了较其他任何运动和领域都更具争议的一个词）。
没有向着1968年的方向发展就已经比什么都好了，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来自这个年代的消极影响，但公正的说，这也只是人类前进中的一步而已。我们之前的大多数社会和大多数时代，女性、少数族群改变生活的可能和受等级制度压迫的阶层数量都不像今天这般乐观，这都要拜1968年代人所赐。即便是对1968年代抱批评态度的人其实也受惠于这些改变，萨科奇就是个例子。（你能想象一个移民的后代和多次离婚的人能在1968年以前当上总统吗？）
虽然两个年代的运动差别巨大，但1968年的乌托邦和1989年的反乌托邦的结果相互作用，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乃至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引发了以社会文化的自由化、政治的社会民主化、全球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今年是1968年的又一个周年，这个改良版资本主义的驱动部分似乎产生了些问题。如果明年——1989年的又一个周年时，形势没能回转，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也许，又会有一场革命出现。
来源: 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