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诺贝尔医学奖评委贝瑞•布隆贝克教授一席谈
“如果不是官僚制度的过失，中国至少已经拿到一个诺贝尔医学奖了。”
说这话的是贝瑞，尊称应该是贝瑞•布隆贝克先生，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授。贝瑞的医学院在全世界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是北欧首屈一指的高等医学名府，也因为它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医学奖评选单位。贝瑞说：评委会祗有五个常任委员，另外每年聘请十名教授参加评选工作，他本人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就数次出任过评选委员。
我们是坐在一座水塔里。不错，确实是一座水塔。不过，房产公司已经把水塔改建成了一栋别具一格的公寓大楼。室内还能看到巨大的水泥方柱，把空间切割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房间，里面的装修当然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从外面看，水塔孤傲地座落在一个高坡上，四周是参天大树和绿草如茵的花园，看上去仿佛是旧日的王宫城堡。
贝瑞和他的中国妻子、著名舞蹈家江青住在水塔二层。室内摆满了他们收藏的各种中国艺术品，从现代绘画到出土文物到民间蜡染不一而足，真象个小型中国博物馆。主人热情好客，因此这里也常常是招待来访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场所。我因在斯大中文系工作，更是近水楼台，常常陪客人来。来了，就免不了和贝瑞喝上几杯，聊上几句。贝瑞不会中文，所以，当四周都是一片中文的时候，我也不想让贝瑞感到冷落。
关於中国错失一次诺贝尔医学奖的事，贝瑞和我提过好几次了，每次都要摇头叹息一番。此时，他的目光凝聚在眼前的烛光上，若有所思，若有所忆，好象要穿透烛光看到历史。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六一年，”贝瑞说，“因为那时我还在澳大利亚工作。有一天一个同事突然跑来说：他们搞出来了！他们搞出来了！他看上去一副沮丧的样子。一开始我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是中国人搞出了人工合成蛋白，而我这个同事自己也搞了好多年，还没有成功。中国人先搞出来了，他当然很不高兴。现在来看这个成就已经没有甚么了不起，但在当时是个重大突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以后中国人还搞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听说就是同一些人，是上海医学院的。
“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人提名他们得诺贝尔医学奖。这当然是够资格的，我们也愿意把奖给他们。但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得奖名单是一个小组，有十四个人，而据我们的调查，真正主持研究的是一个牛教授，他的排名反而在后面。这是不符合我们诺贝尔医学奖的评选辨定的。和平奖可以给一个组织，但其它奖不行，应该给作出主要贡献的一二个人。我们和中国方面交涉，但是中国的官僚太顽固，不肯改名单。他们说中国讲集体主义，不能突出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个人就没有奖。提名有过好几次，到八十年代初我们还讨论过，都因为这个问题被卡住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位牛教授是不是还活着。我想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贝瑞呆呆的看着烛光，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其实我知道贝瑞是非常能干的，已经七十多岁了，钓鱼打猎还都是好手，更主要的是，虽然退休多年，仍然跑到实验室去搞医学研究工作，并且是纽约一家国际著名的医学杂志的主编。祗有在官僚面前，贝瑞感到无可奈何。我也很遗憾，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文化的误会。也许，按今天一些反西方霸权的人看来，应该更改的是诺贝尔奖的评选制度吧。
（原载《生活周刊》1996年第22期）
来源：《北欧华人》199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