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最封闭保守的“文革”时期，北京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下读书圈子。徐浩渊当年20岁出头，性格强势，跟一群比她小两三岁的孩子在一起，像个“大姐大”。于是，这段历史在很多年后的学者研究里，变成了“徐浩渊地下读书沙龙”，这位中共高干后代的阅读经历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徐浩渊第一次痛苦的阅读经历是小学六年级是看《牛虻》，1961年。
她假装生病，逃过了体育课，躲进教室里。“那本书是竖排的，怕串行，就拿个尺子比着看。”今年60岁的徐浩渊回忆。一个人感动得眼泪滴答，又怕被人发现，她只能蜷缩着背，用头顶住了书桌盖。
尽管那会儿她还不知道，“牛虻”亚瑟的几起几伏，将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命运的隐喻。
幻灭“九三年”
徐浩渊是中共高级干部徐迈进的女儿。1949年，她生于河北西柏坡，与新中国一起长大。建国后，父亲历任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等职务，这让她的记忆很早和书连在一起——父亲位于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书堆了一墙壁。
上“六一”幼儿园时，尚不识字的徐浩渊喜欢翻着小画书，看格林童话和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小学是北京育英学校，那里的图书馆很大，挂着一幅毛泽东与斯大林面对面坐着的油画。在这里，她养成了借书的习惯，读《林海雪原》《苦菜花》，之后是《牛虻》《红与黑》等，这些书在班里传得风风火火。
最初，“小小少年”只为书里的情节感动。但当她越长越高，渐渐理解了书里描述的很多烦恼。
作为高干弟子，徐浩渊有着优于平民的阅读环境。她痴迷课本之外的阅读，而这些经典的阅读也给了她一种英雄主义的气魄。在被灌输的教育以外，阅读所带来的广阔视野，还让她学会了独立思考。
1966年，正值青春期的徐浩渊和中国一起大逆反。她成为人大附中的一名“老红卫兵”，每天忙着辩论、反围攻，直到“大串联”开始。在那密度大得创造了世界运输奇迹的火车上，为了表达心目中革命后的理想国度，她和外国人争了起来：“我们的国家以后没有监狱，没有军队，人都是自己管理自己⋯⋯”
一到外面，徐浩渊却“傻眼了”。给她刺激最深的是从湖南衡阳步行前往井冈山的一路见闻，把她脑子里的观念全盘颠覆。她寄宿在衡阳一位新朋友的家中时，见证了那户人家的贫困——因为人多床少，睡觉都不能平躺;被子不够，晚上冻得直发抖。
但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却自以为有着富足的精神食粮。即使饥寒交迫，他们也不会忘了阅读“红宝书”。信息的极度贫乏，让把人们“宝书”里宣扬的“解救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挂在嘴边，其实“还去哪儿啊，就在你脚下，解放谁啊?”徐浩渊说。
此时，比邻中国的日本开始流行“全集热”，家家户户都有名著、全集之类，以至于房子里摆不下再卖掉，造就了东京数百家二手书店。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代表这个国家特质的经典作品《光荣与梦想》，正在酝酿之中。
30多年后的今天，徐浩渊又想起那个串联火车上滔滔不绝的自己，像极了雨果小说《九三年》里的贵族后裔郭文。他一心要建造心中的共和国，直到上了断头台还在痴想，“可现实不是那么回事”。
入狱的收获
1966年8月18日，当北师大附中女学生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后，徐浩渊慢慢嗅出“气氛不对了”。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学生们都忙着闹革命，《牛虻》《九三年》等外国小说通通被视作“大毒草”，列入反“封修资”的内容，不是烧掉就是没收。
火也烧到了徐浩渊家。父亲徐迈进每个月都花一大笔钱买书，也有别人送的，像周扬(时任中宣传部副部长)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孙犁的《村歌》等。
抄家刚开始时，这位老中共党员会把赠言的那几页撕掉，免得连累别人。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逃过抄家者的“法眼”，“他们追问，为什么撕掉，是哪个黑人送的东西?”最后，徐浩渊家的书干脆论斤卖了，权当废纸。
但这恰恰给另一批有心人造就了机会——爱读书的中学生们往往能在废品回收站，1公斤0.26元，收购从干部家庭里流散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
各色皮书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1950～1980年，基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国陆续翻译了一大批外国的政治、文化作品，诸如《人、岁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与死者》(1962)、《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等。这些作品被打上“内部参考”的字样，仅供高知、高干阅读。最初，黄皮书指文化类，而灰皮书属于政治类，后来也就分的不那么清晰了。
不久后，17岁的徐浩渊被卷入文字狱。1966年底，江青组织大会批斗陈毅，这让徐浩渊“勃然大怒”，她写了一首《满江红》，矛头直指这个有着女皇欲望的人，“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败倒茶花女”。该诗经清华大学贴出，后被传遍中国。
一年后，直性子的徐浩渊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狱。
监狱里没有任何读物。“看惯了字儿”的她很难受，一个人坐在小牢房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也不能说话，干着急。
她向看守要《人民日报》，不给。她动脑筋，“要毛选他总不能不给吧，那就该反动了”。看守果真给了她一册《毛泽东选集》。
入狱前，徐浩渊一直抵触毛泽东的书，“天天小红书摇啊摇啊，你就快烦死了”。但这一次读毛选了，她竟有了意外收获，“我才知道，原来毛主席文笔这么好。我连小注解都看得津津有味，中国近代历史画卷在眼前慢慢展开。”
很久以后，徐浩渊才发现狱中那次并非灌输的、“闭关”似的阅读，已经不知不觉渗入骨髓。事实上，阅读需要精致、需要静心，在浮躁的年代和心态下，即使给你阅读的自由，你也得不到任何东西。
精神飞地
半年后，徐浩渊出狱。离开了那个“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她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对大多数知青而言，乡下的阅读是一项危险的地下活动。尤其是内蒙古兵团、云南农场等知青集散地，思想工作抓得很严。但读惯了书的人们陷入极度饥渴状态，为了读“禁书”，一些知青学会了和当地干部“斗智斗勇”。作家韩少功回忆，在湖南插队时，“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的舅舅。”
上海学者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提起这些“业余思想家们”，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于是，在偏僻而闭塞的农村，形成了一块独特的“精神飞地”。
朱学勤说，这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有一个今日专业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而当人们抛弃杂念时，最容易接受，也最容易成功。
徐浩渊去了河南辉县，一处人迹罕至之地。同去者中，有一位知青的父亲是哲学家辛冠杰。他们家书多，当时怕留在北京会出事，就找到许多小木箱把书装好，货运到辉县。徐浩渊和同伴们小心地把小箱子放在吃饭间和睡觉间的隔断上。当地老乡都喜欢端一大碗当街吃饭，边吃边聊;知青们则喜欢坐屋里，围着一张小方桌吃。为防止猪和鸡窜进来，他们就关上门。于是，坊间有了一个传说，“那些北京青年带下来一箱箱的罐头，所以连吃饭都要关门。”
乡下的劳作漫长又疲惫，为了看书提神，一屋子的知青大都学会了抽烟，抽河南最便宜的黄金叶。独徐浩渊例外，她那时候“反对抽烟，坚决不抽”，以至绰号都成了“林则徐”。每次干完活夜里回家，吃完饭，别人都一边拿着油灯看书，一边抽烟提神，而徐浩渊就像只小猪，“嘣地倒在那儿就睡着了”。
近一年过去，1969年，徐浩渊发现“只干活、不看书”的自己“脑子木掉了，根本不转动”。于是她就认真地学习抽烟，不为别的，只为提神。打那以后许多年，她习惯边看书边抽烟了，“管它逆反不逆反”。
“跑书”
这时北京早乱套了，家长去干校培训的培训，抓的抓，干部大院里俨然是年轻人们的天下。书本的流通奉行“拿来主义”，谁家有就贡献出来。
那时候徐浩渊家里的书被抄得差不多了，她看的那些黄皮书、灰皮书，“都是从沙滩北街甲二号中宣部的院儿里拿出来的”。而她最喜欢的斯苔方诺的唱片，也是被歌唱家王昆的儿子王七月拿出来的。
在得天独厚的北京以外，求学青年们为了看书想尽了法子。上海学者朱学勤就曾凭着一张“省军级”的介绍信进入内部书店挑选“禁书”。韩少功甚至不惜偷书——沿着朋友们开凿的贼道，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五颜六色的书海。
今天，很多人在回忆录里缅怀这个阅读的黄金时代。压抑中，更感觉到自由的可贵。
书被传阅着，有时人们用手抄。它们把北京一个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点点串起来，比如地下画家彭刚，诗人依群，歌唱家岳重，以及北岛和芒克⋯⋯一代知识青年因此大开眼界。1978年后，《今天》杂志和星星画派等文艺流派都在这些圈子里诞生。
1970后的两三年，当徐浩渊回北京时，总是骑着她那辆英国进口的黑色自行车，在城里跑得热火。头一天好不容易借来一本厚厚的《凯旋门》，她就通宵坐在屋里坚持看完，第二天再按约定，送到另一个人家里。
久而久之，北京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读书圈子，大家有了“跑书”的习惯，很守规律，有时还交换彼此的习作。但那个年代，无论徐浩渊在哪儿，“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
徐浩渊当年20岁出头，性格强势，跟一群比她小两三岁的孩子在一起，像个“大姐大”。于是，这段历史在很多年后的学者研究里，出现了“徐浩渊地下读书沙龙”一说，她的经历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这让徐浩渊哭笑不得：“大家都没家了，没地儿了，不定在哪个地方弄个小屋子，偷偷开个讨论会，大家都挤在里头，眼泪汪汪地说。”其实就是倾诉。尤其是1970和1971两年，大家插队回来特别严肃，开秘密讨论会都是讨论政治问题，诸如农业学大寨对不对的论题。
“沙龙”里，被抓过一次的徐浩渊已经稍有收敛。不过，在旁人眼里，她的思想仍旧太过先知先觉，比如“中国不发展市场经济，很难实现现代化”——这是她在1969年读《资本论》时下的结论;而读德热拉斯的灰皮书《新阶级》时，联系起她去衡阳流浪的经历，她甚至会觉得，“我恐怕就是书里说的剥削阶级吧”。
那个颇为封闭的年代里，徐浩渊还动了出国的念头。因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她读了这位美国总统的《六次危机》，读得直着急，“我们不小心把毛主席的头像碰到地上都是要抓起来的，但在美国，总统不好也得上法庭，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
在多年后，留美归来的她终于明白了答案。
信息时代
1973年张铁生的故事传遍中国，徐浩渊取得了河南辉县市里工农兵学员考试的第一名——这是她下乡插队的地方。坐着大马车回村子的路上，她听到大喇叭广播她的作文，心情却是灰蒙蒙的。她预感自己“完蛋了”，“张铁生交白卷给录取了，我考了第一名，成坏人了”。
没想到，在那个知识贬值、读书无用的年代，由于她又会打篮球又会打乒乓球，让招生的一位喜欢打篮球的工人挑中了。
她选择了河南医学院，其间不乏“躲进自然科学”的意识。“对文学艺术都没兴趣了，觉得要干实事儿，当医生可以说真话，搞艺术得受管”。
而在北京“跑书”的日子，这个理想就一直潜伏在心底。入学后不久，徐浩渊在医学院听老师讲微生物学。当老师提起“金黄色葡萄球菌”，她就不可挽回地走神了，郭路生的诗从她脑子里冒了出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相信未来。”
1981年，国门开了一条缝，徐浩渊前往美国留学，那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国度。那里，她初尝了不同于集体主义的民主氛围。
1993年徐回国养伤。在徐浩渊的心目中，中国人又到了一个“精神救亡”的节骨眼上，她放弃了赚钱的心血管病理学，改修心理学。如同1906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因担忧民族未来，决定弃医从文。
十年浩劫过去，那单一的英雄主义遭遇铩羽后，沉淀成为更复杂的情感。这里边有牛虻一样被神父欺骗后，受伤的沉默和不依不饶，也有保尔·柯察金的使命感。她回到了祖国，辗转几所大学教书。
徐浩渊今年正值60周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当年那些“跑书”的一代人，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中流砥柱，诗人北岛、芒克，学者徐友渔、朱学勤⋯⋯
思想史上，徐浩渊是一个消失的“六八年人”。但在北京六环外的家里，老太太每天忙得像陀螺。一边准备给学生备课、开课，一边开通网上心理援助热线、帮助蜂拥的心理疾病患者。她最近还在筹划去北川看看。
徐浩渊现在不单看书，也看电视、上互联网，获得信息的渠道像触手一样向四面八方展开。
而在今天，书籍的出版和阅读已经成了流水线。你可以去图书馆，也可以去书店、书市，还包括流行的网络订购。电子阅读器的出现，则让一本“书”的容量增加了无数倍，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其中获取信息。
不过徐浩渊开始担心衣食无忧的孩子们，“书太多了，到底该看什么”?而面对有些鱼龙混杂的读物，经历过“文革”地下精品阅读的她有时会想，现在是不是太自由了? ★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