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最封闭保守的“文革”时期,北京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下读书圈子。徐浩渊当年20岁出头,性格强势,跟一群比她小两三岁的孩子在一起,像个“大姐大”。于是,这段历史在很多年后的学者研究里,变成了“徐浩渊地下读书沙龙”,这位中共高干后代的阅读经历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徐浩渊第一次痛苦的阅读经历是小学六年级是看《牛虻》,1961年。

她假装生病,逃过了体育课,躲进教室里。“那本书是竖排的,怕串行,就拿个尺子比着看。”今年60岁的徐浩渊回忆。一个人感动得眼泪滴答,又怕被人发现,她只能蜷缩着背,用头顶住了书桌盖。

尽管那会儿她还不知道,“牛虻”亚瑟的几起几伏,将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命运的隐喻。

幻灭“九三年”

徐浩渊是中共高级干部徐迈进的女儿。1949年,她生于河北西柏坡,与新中国一起长大。建国后,父亲历任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等职务,这让她的记忆很早和书连在一起——父亲位于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书堆了一墙壁。

上“六一”幼儿园时,尚不识字的徐浩渊喜欢翻着小画书,看格林童话和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小学是北京育英学校,那里的图书馆很大,挂着一幅毛泽东与斯大林面对面坐着的油画。在这里,她养成了借书的习惯,读《林海雪原》《苦菜花》,之后是《牛虻》《红与黑》等,这些书在班里传得风风火火。

最初,“小小少年”只为书里的情节感动。但当她越长越高,渐渐理解了书里描述的很多烦恼。

作为高干弟子,徐浩渊有着优于平民的阅读环境。她痴迷课本之外的阅读,而这些经典的阅读也给了她一种英雄主义的气魄。在被灌输的教育以外,阅读所带来的广阔视野,还让她学会了独立思考。

1966年,正值青春期的徐浩渊和中国一起大逆反。她成为人大附中的一名“老红卫兵”,每天忙着辩论、反围攻,直到“大串联”开始。在那密度大得创造了世界运输奇迹的火车上,为了表达心目中革命后的理想国度,她和外国人争了起来:“我们的国家以后没有监狱,没有军队,人都是自己管理自己⋯⋯”

一到外面,徐浩渊却“傻眼了”。给她刺激最深的是从湖南衡阳步行前往井冈山的一路见闻,把她脑子里的观念全盘颠覆。她寄宿在衡阳一位新朋友的家中时,见证了那户人家的贫困——因为人多床少,睡觉都不能平躺;被子不够,晚上冻得直发抖。

但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却自以为有着富足的精神食粮。即使饥寒交迫,他们也不会忘了阅读“红宝书”。信息的极度贫乏,让把人们“宝书”里宣扬的“解救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挂在嘴边,其实“还去哪儿啊,就在你脚下,解放谁啊?”徐浩渊说。

此时,比邻中国的日本开始流行“全集热”,家家户户都有名著、全集之类,以至于房子里摆不下再卖掉,造就了东京数百家二手书店。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代表这个国家特质的经典作品《光荣与梦想》,正在酝酿之中。

30多年后的今天,徐浩渊又想起那个串联火车上滔滔不绝的自己,像极了雨果小说《九三年》里的贵族后裔郭文。他一心要建造心中的共和国,直到上了断头台还在痴想,“可现实不是那么回事”。

入狱的收获

1966年8月18日,当北师大附中女学生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后,徐浩渊慢慢嗅出“气氛不对了”。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学生们都忙着闹革命,《牛虻》《九三年》等外国小说通通被视作“大毒草”,列入反“封修资”的内容,不是烧掉就是没收。

火也烧到了徐浩渊家。父亲徐迈进每个月都花一大笔钱买书,也有别人送的,像周扬(时任中宣传部副部长)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孙犁的《村歌》等。

抄家刚开始时,这位老中共党员会把赠言的那几页撕掉,免得连累别人。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逃过抄家者的“法眼”,“他们追问,为什么撕掉,是哪个黑人送的东西?”最后,徐浩渊家的书干脆论斤卖了,权当废纸。

但这恰恰给另一批有心人造就了机会——爱读书的中学生们往往能在废品回收站,1公斤0.26元,收购从干部家庭里流散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

各色皮书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1950~1980年,基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国陆续翻译了一大批外国的政治、文化作品,诸如《人、岁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与死者》(1962)、《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等。这些作品被打上“内部参考”的字样,仅供高知、高干阅读。最初,黄皮书指文化类,而灰皮书属于政治类,后来也就分的不那么清晰了。

不久后,17岁的徐浩渊被卷入文字狱。1966年底,江青组织大会批斗陈毅,这让徐浩渊“勃然大怒”,她写了一首《满江红》,矛头直指这个有着女皇欲望的人,“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败倒茶花女”。该诗经清华大学贴出,后被传遍中国。

一年后,直性子的徐浩渊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狱。

监狱里没有任何读物。“看惯了字儿”的她很难受,一个人坐在小牢房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也不能说话,干着急。

她向看守要《人民日报》,不给。她动脑筋,“要毛选他总不能不给吧,那就该反动了”。看守果真给了她一册《毛泽东选集》。

入狱前,徐浩渊一直抵触毛泽东的书,“天天小红书摇啊摇啊,你就快烦死了”。但这一次读毛选了,她竟有了意外收获,“我才知道,原来毛主席文笔这么好。我连小注解都看得津津有味,中国近代历史画卷在眼前慢慢展开。”

很久以后,徐浩渊才发现狱中那次并非灌输的、“闭关”似的阅读,已经不知不觉渗入骨髓。事实上,阅读需要精致、需要静心,在浮躁的年代和心态下,即使给你阅读的自由,你也得不到任何东西。

精神飞地

半年后,徐浩渊出狱。离开了那个“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她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对大多数知青而言,乡下的阅读是一项危险的地下活动。尤其是内蒙古兵团、云南农场等知青集散地,思想工作抓得很严。但读惯了书的人们陷入极度饥渴状态,为了读“禁书”,一些知青学会了和当地干部“斗智斗勇”。作家韩少功回忆,在湖南插队时,“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的舅舅。”

上海学者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提起这些“业余思想家们”,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于是,在偏僻而闭塞的农村,形成了一块独特的“精神飞地”。

朱学勤说,这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有一个今日专业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而当人们抛弃杂念时,最容易接受,也最容易成功。

徐浩渊去了河南辉县,一处人迹罕至之地。同去者中,有一位知青的父亲是哲学家辛冠杰。他们家书多,当时怕留在北京会出事,就找到许多小木箱把书装好,货运到辉县。徐浩渊和同伴们小心地把小箱子放在吃饭间和睡觉间的隔断上。当地老乡都喜欢端一大碗当街吃饭,边吃边聊;知青们则喜欢坐屋里,围着一张小方桌吃。为防止猪和鸡窜进来,他们就关上门。于是,坊间有了一个传说,“那些北京青年带下来一箱箱的罐头,所以连吃饭都要关门。”

乡下的劳作漫长又疲惫,为了看书提神,一屋子的知青大都学会了抽烟,抽河南最便宜的黄金叶。独徐浩渊例外,她那时候“反对抽烟,坚决不抽”,以至绰号都成了“林则徐”。每次干完活夜里回家,吃完饭,别人都一边拿着油灯看书,一边抽烟提神,而徐浩渊就像只小猪,“嘣地倒在那儿就睡着了”。

近一年过去,1969年,徐浩渊发现“只干活、不看书”的自己“脑子木掉了,根本不转动”。于是她就认真地学习抽烟,不为别的,只为提神。打那以后许多年,她习惯边看书边抽烟了,“管它逆反不逆反”。

“跑书”

这时北京早乱套了,家长去干校培训的培训,抓的抓,干部大院里俨然是年轻人们的天下。书本的流通奉行“拿来主义”,谁家有就贡献出来。

那时候徐浩渊家里的书被抄得差不多了,她看的那些黄皮书、灰皮书,“都是从沙滩北街甲二号中宣部的院儿里拿出来的”。而她最喜欢的斯苔方诺的唱片,也是被歌唱家王昆的儿子王七月拿出来的。

在得天独厚的北京以外,求学青年们为了看书想尽了法子。上海学者朱学勤就曾凭着一张“省军级”的介绍信进入内部书店挑选“禁书”。韩少功甚至不惜偷书——沿着朋友们开凿的贼道,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五颜六色的书海。

今天,很多人在回忆录里缅怀这个阅读的黄金时代。压抑中,更感觉到自由的可贵。

书被传阅着,有时人们用手抄。它们把北京一个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点点串起来,比如地下画家彭刚,诗人依群,歌唱家岳重,以及北岛和芒克⋯⋯一代知识青年因此大开眼界。1978年后,《今天》杂志和星星画派等文艺流派都在这些圈子里诞生。

1970后的两三年,当徐浩渊回北京时,总是骑着她那辆英国进口的黑色自行车,在城里跑得热火。头一天好不容易借来一本厚厚的《凯旋门》,她就通宵坐在屋里坚持看完,第二天再按约定,送到另一个人家里。

久而久之,北京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读书圈子,大家有了“跑书”的习惯,很守规律,有时还交换彼此的习作。但那个年代,无论徐浩渊在哪儿,“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

徐浩渊当年20岁出头,性格强势,跟一群比她小两三岁的孩子在一起,像个“大姐大”。于是,这段历史在很多年后的学者研究里,出现了“徐浩渊地下读书沙龙”一说,她的经历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这让徐浩渊哭笑不得:“大家都没家了,没地儿了,不定在哪个地方弄个小屋子,偷偷开个讨论会,大家都挤在里头,眼泪汪汪地说。”其实就是倾诉。尤其是1970和1971两年,大家插队回来特别严肃,开秘密讨论会都是讨论政治问题,诸如农业学大寨对不对的论题。

“沙龙”里,被抓过一次的徐浩渊已经稍有收敛。不过,在旁人眼里,她的思想仍旧太过先知先觉,比如“中国不发展市场经济,很难实现现代化”——这是她在1969年读《资本论》时下的结论;而读德热拉斯的灰皮书《新阶级》时,联系起她去衡阳流浪的经历,她甚至会觉得,“我恐怕就是书里说的剥削阶级吧”。

那个颇为封闭的年代里,徐浩渊还动了出国的念头。因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她读了这位美国总统的《六次危机》,读得直着急,“我们不小心把毛主席的头像碰到地上都是要抓起来的,但在美国,总统不好也得上法庭,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

在多年后,留美归来的她终于明白了答案。

信息时代

1973年张铁生的故事传遍中国,徐浩渊取得了河南辉县市里工农兵学员考试的第一名——这是她下乡插队的地方。坐着大马车回村子的路上,她听到大喇叭广播她的作文,心情却是灰蒙蒙的。她预感自己“完蛋了”,“张铁生交白卷给录取了,我考了第一名,成坏人了”。

没想到,在那个知识贬值、读书无用的年代,由于她又会打篮球又会打乒乓球,让招生的一位喜欢打篮球的工人挑中了。

她选择了河南医学院,其间不乏“躲进自然科学”的意识。“对文学艺术都没兴趣了,觉得要干实事儿,当医生可以说真话,搞艺术得受管”。

而在北京“跑书”的日子,这个理想就一直潜伏在心底。入学后不久,徐浩渊在医学院听老师讲微生物学。当老师提起“金黄色葡萄球菌”,她就不可挽回地走神了,郭路生的诗从她脑子里冒了出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相信未来。”

1981年,国门开了一条缝,徐浩渊前往美国留学,那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国度。那里,她初尝了不同于集体主义的民主氛围。

1993年徐回国养伤。在徐浩渊的心目中,中国人又到了一个“精神救亡”的节骨眼上,她放弃了赚钱的心血管病理学,改修心理学。如同1906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因担忧民族未来,决定弃医从文。

十年浩劫过去,那单一的英雄主义遭遇铩羽后,沉淀成为更复杂的情感。这里边有牛虻一样被神父欺骗后,受伤的沉默和不依不饶,也有保尔·柯察金的使命感。她回到了祖国,辗转几所大学教书。

徐浩渊今年正值60周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当年那些“跑书”的一代人,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中流砥柱,诗人北岛、芒克,学者徐友渔、朱学勤⋯⋯

思想史上,徐浩渊是一个消失的“六八年人”。但在北京六环外的家里,老太太每天忙得像陀螺。一边准备给学生备课、开课,一边开通网上心理援助热线、帮助蜂拥的心理疾病患者。她最近还在筹划去北川看看。

徐浩渊现在不单看书,也看电视、上互联网,获得信息的渠道像触手一样向四面八方展开。

而在今天,书籍的出版和阅读已经成了流水线。你可以去图书馆,也可以去书店、书市,还包括流行的网络订购。电子阅读器的出现,则让一本“书”的容量增加了无数倍,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其中获取信息。

不过徐浩渊开始担心衣食无忧的孩子们,“书太多了,到底该看什么”?而面对有些鱼龙混杂的读物,经历过“文革”地下精品阅读的她有时会想,现在是不是太自由了? ★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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