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21

周舵
北京独立学者,著有《我是“反革命”》、《渐进民主论集》等

编按:高举“共产主义理想”的时代,本来似乎早已离开中国人,民间已经不再相信这个彼岸目标,当局也缄口不言。但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番“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的讲话,引起多方讨论、争议和疑惑。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议,也再次甚嚣尘上。

面对民间的反弹,《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宣称要《理直气壮地高扬共产主义伟大旗帜》,《环球时报》则以《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的社论,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共产主义理想”引领下才得以实现。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帐号则发表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景临的文章,批驳知名地产商任志强的“反共产主义”言论。

10月10日,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会上,著名汉学家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梦”“不连贯、不广泛,难以与西方抗衡”的批评,被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成麦克法夸尔称“中国梦”是对人类社会的创举,也闹下了不小的国际笑话。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则又在10月19日发表《我们为什么信仰共产主义》,认为“一旦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将迷失”。

热点新闻之后,端传媒认为仍有必要提出重要问题──共产主义是理想,还是幻想?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吗?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怎么办?

端传媒邀请周舵、徐贲、洪振快三位先生,以五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还是宗教?》、《论证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犯了哪些错?》、《苏联与中国,用不同方式证伪共产主义》、《前苏联的三重信仰危机》、《王歧山谈合法性背后的幻象与危机》,从条分缕析共产主义、苏联的信仰危机到重塑合法性等多个角度,谈论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是是非非,以及中国的未知前路。

SUHL, GERMANY - OCTOBER 17: A visitor dressed as an East German NVA army soldier looks at memorabilia of the former communist East Germany (DDR), including the East German flag and portraits of Karl Marx, Vladimir Lenin and Erich Honecker, during an overnight stay in the Bunkermuseum Frauenwald on October 17, 2014 near Suhl, Germany. The bunker was built by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 (Ministry for State Security, or Ministerium fuer Staatssicherheit, also called the Stasi) in the 1970s and was one of at least 15 similar bunkers meant to serve as command and administrative centers in case of war. The bunker could house up to 130 people in its 3600 square meter facility, which had supplies for three weeks and decontamination systems against chemical attack. Today the bunker is a private museum that offers tours and overnight stays in which visitors are given the option of dressing as East German army soldiers for a more authentic experience. Germany is commemorating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which signalled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t East Germany (also called the DDR, or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in 1989, in November of this year. (Photo by Sean Gallup/Getty Images)
2014年10 月17 日,德国,一名打扮成二战德军的市民在博物馆的马克斯挂画前拍照。摄:Sean Gallup/GETTY

共产主义不是共产党人发明的新事物,它是深深嵌入基督教核心的一个西方文明基因。早期基督教在教义上和实践上都曾热烈拥抱过共产主义,虽然后来被主流教义边缘化了,但这个基因从未消失过。

中华文明与此大不相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最类似共产主义的所谓“大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也只不过是远古时代到处盛行过的宗族互助而已,与“共产”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马克思不信基督教,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共产主义教义,并且像最虔诚、最狂热的教徒一样笃信。这就发生了一个严重问题: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是科学?科学和信仰根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西方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现在也没能让两者并行不悖,马克思是如何做到既信仰共产主义而又声称他的理论是科学的呢?

要想真正理解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能不首先破解这个核心秘密。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那么什么才是科学?

科学方法就是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逻辑-数学方法和观察-实验方法三者的结合运用。

“科学”与“民主”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神。不论何处,所有世俗政府(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除外,它们不是世俗政府)如果不以民主和科学相标榜,就无从获取合法性基础。但是,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却人言言殊,歧义纷繁。

为了解答“科学究竟是什么”,自十九世纪末叶逐渐发展出一门哲学分支——科学哲学。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科学哲学不仅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且成为哲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居于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笔者的导师于光远先生是我国最早看到科学哲学重要性的党内思想领袖,六十年代就在“科学方法论”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名目下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遗憾的是,这门学科至今仍然“锁在深闺人未识”,仍然是极少数专家从事的哲学冷门。科学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除去少数极端国粹派,今天恐怕没有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会反对。按理说,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应当是每个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然而事实上,作为基础教育的反倒是十足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伪科学,理由请看后文;这个可悲的现实不改变,“创办一流大学”的宏愿只能是痴人说梦。

科学哲学发展到今天,成果极为丰硕,哪怕只是作最粗浅的介绍,也要写一大本书。但它如此重要,完全不谈又不可能。本文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小部分——“划界”问题,作为本文论述逻辑的方法论基础。

所谓“划界”,是要回答科学和非科学、伪科学以及反科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因为,“科学”或科学理论就是科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的劳动成果:“科学方法”就是他们创造这些成果所使用的工具。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实事求是”的立场和态度——从客观存在的科研活动这一事实出发,总结和概括出其中的普遍规律。相反的研究路径是唯理主义(理性主义):从“科学”的定义出发,作纯逻辑的演绎推理,建构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可以说,科学方法就是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逻辑-数学方法和观察-实验方法三者的结合运用;也就是说,从“问题”出发(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是理论自身的“内部问题”,还是理论和研究主体、或者理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有目的地通过观察和试验搜集相关的经验事实、数据资料,然后,根据前人积累的理论成果,运用归纳法和科学想象力大胆推测,提出理论假设;接下来,运用逻辑演绎和数学演算建构理论体系;最后,根据从理论中推导出的可观察现象和事实作检验,从而得出初步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

特别要注意的是,这“判定”不是一锤定音的,要通过对理论的反复修改、反复检验,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公开发表在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上,供一切有兴趣的科学家严加批判。如果所有这些检验都通过了,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暂时称之为科学真理。“暂时”的意思是,这个检验工作永无尽头,再高明的理论也随时可能被新事实、新发现、新理论所纠正甚至推翻。人世间没有百分之百、永不会错的科学真理,“真理”永远是概率性的,永远只是“在多大的可能性上”为真。

这一套科学家共同遵循的工作方法、程式、规则和职业规范,就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Paradigm)。范式之有无,库恩认为,就是科学和哲学、宗教、前科学以及其它种种非科学学说、理论、主义(比如我们的诸子百家,比如中医)之关键区别,亦即划界的标准。反科学根本反对科学及其范式;伪科学则不遵循该范式,却自我标榜为科学。

波普尔提出“证伪”作为划界标准,以取代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人对波普尔“证伪”标准又做出一个重大改进,从理论自身(理论是否逻辑自洽?是否“符合”事实或可证实可证伪?等等)转向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究竟哪种理论更“真”或更“好”,就要看它们相互竞争和比较之下,哪个更简洁优美、更方便好用、更有解释力、更有预测力,等等。

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科学

马克思主义则一部分是伪科学(不可检验、拒绝检验的部分),一部分是已被证伪的错误理论。

除英国经验主义之外,西方文明当中影响极为深远的另一大流派,是和当代科学方法必不可少的一头一尾——从经验事实开始,以经验检验结束——这个经验主义程序(毛泽东的说法叫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完全对立的。这个流派,就是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经由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传到笛卡尔、黑格尔等人的唯理主义(理性主义)哲学,所谓“欧陆理性主义”。

这套唯理主义哲学和方法论,认为通过观察、感官感知的“经验事实”(“现象”)毫不重要;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虚假的、骗人的、不“真实”的,只有凭借理性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知识,才是真实的“本质”;而逻辑推理,就是以欧氏几何为范本,从无可置疑、理性上不言自明的前提出发,作演绎逻辑的推演,最后建构出一个无逻辑谬误的理论体系。

唯理主义哲学家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把理论的“纯形式”(逻辑—数学)和“经验事实”(现实内容)两者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从经验内容中抽象出来的纯形式成了永不会错的“本质”,经验内容本身反倒成了虚假骗人的“现象”。这个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不了解“逻辑”(和数学)的本质,而这个不了解的原因又是由于不了解欧氏几何的性质。这个错误可就犯得太大了,从中导致了波及人类知识每个重要领域的巨大谬误,以至于帕斯卡老早就讽刺说,“没有任何一种荒谬绝伦的理论,是没有被历来的(西方)思想家提出来过的”——括号中的“西方”两字是我加的,加上这两字才符合事实。

简而言之,这等于是把思维主体、思维对象和思维产品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全部都归结为逻辑了!把这三者都等同于一个逻辑结构,就是我所说的“泛逻辑主义”。我们拿波普尔的“世界1,2,3”,和黑格尔的“辩证理性”作个对比,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科学方法的哲学基础,和黑格尔纯思辨(幻想!)的、完全不顾现实内容的抽象概念的游戏,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不是从经验事实(现实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出发,而是从某个或某些任意选择的纯概念的定义出发,做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由于初始(基本)概念选取的无限多样性,概念定义的多义性、含混性和任意性,以及概念和概念之间意义关联的多义、含混和任意性,于是,表面上看这种逻辑推演是合逻辑的,实际上却不存在任何客观的、学术的或专业的逻辑标准;又由于它们和现实世界完全脱节,也就不具有经验的(“实践的”)可检验性。

于是,检验科学理论之真伪对错的两套标准:理论自身的逻辑自洽性、简洁性……等等“内在标准”,理论与外在现实、经验事实的关系(相关性、解释力、预测力……等等)“外在标准”,对这些“理论”就统统不起作用,而这就意味着它们根本就不是科学理论,而是非科学;如果它们还自称为“科学”,那它们就是伪科学。

举例说,黑格尔哲学是非科学,其“逻辑学”处处违反逻辑;马克思主义则一部分是伪科学(不可检验、拒绝检验的部分),一部分是已被否证的错误理论(其预言被事实批驳了的部分,如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越来越成为两大阶级的斗争、冲突和总决战,无产阶级专政是向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过渡,……等等)。

马克思从不承认“科学共同体规范”

马克思用许多典型的伪科学手法来拒绝、逃避科学检验,其中最有害的一种手法,就是“阶级性”——凡是批评、反对他的理论的,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

西方近代欧陆唯理主义哲学当中,其反经验主义、脱离现实的程度也很不相同,康德就是其中最“亲经验主义”、最富于科学精神的一位,而黑格尔却恰恰是在“科学性”这个方面对康德的大反动、大倒退——向空疏无意义的经院哲学的回归和倒退。非常不幸,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黑格尔的经院哲学式的玄想(幻想)式“方法”之上,这从马克思的成长背景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马克思受教育的环境对于培养科学思惟十分不利——欧陆哲学是反经验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则不但反经验主义,其“辩证法”还从根基上破坏科学方法的逻辑核心,公然主张矛盾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天大的好事——矛盾是宇宙的“本质”、运动变化的根源!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只修了哲学和法律课程,下功夫最多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基本是牛顿机械论、决定论的天下,各门社会科学更是根本还没出世。

塑造了马克思整个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妨说就是黑格尔哲学加法国大革命(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德国头脑加法国心”)——反科学反逻辑,加政治激进主义浪漫主义。马克思虽然是个国际主义者,对德国当年的野蛮落后深恶痛绝,但弥漫在德国学术界的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深层心理仍然深刻影响了马克思:既自卑又傲慢,对西方先进国家的异议、疏离、批判和敌意,一心想要靠一套灵丹妙药后来居上,等等,都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如出一辙。马克思为什么对黑格尔辩证法如获至宝,误以为那是科学方法的顶峰,中国人为什么迷上马克思,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马克思的早年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研究方法、理论建构方法全然不是前面所说的科学方法,而是“头足颠倒”之后的黑格尔主义——不论如何“颠倒”,其方法论的本质丝毫不变——把黑格尔“辩证法”绝对理念演进三段式直接套在历史演化上,搞出一套阶级矛盾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推动“社会基本形态”革命变动的进步主义“历史必然规律”,然后,再用后半生的“经济学研究”往这个黑格尔式理论骨架中填充血肉。这套黑格尔式研究路径,和科学方法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

可不可以按照科学方法的规范,把马克思的学说当作一套假说看待,从而使其变得贴近科学一些呢?很遗憾,这仍然行不通。一则马克思本人从不认为他的学说只是假说假设、其真理性有待事实检验的意思,更致命的是,他还用许多典型的伪科学手法来拒绝、逃避科学检验,其中最有害的一种手法,就是“阶级性”——凡是批评、反对他的理论的,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

马克思不承认有什么可以检验或约束他的“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相反,因为政治上过于激进,他大学毕业后谋教职不成,就不得不选择作为一个学术边缘人自外于整个科学共同体,以极端傲慢的姿态完全拒绝来自主流科学界的任何批评检验。马克思本人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也就因此而自我隔绝于科学主流之外,由于缺乏和一流学者的相互交流、激励和批评讨论,他们的学术水平也就只能是门外汉、自学者和边缘人的水平,甚至更糟。

《资本论》有根本谬误

早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参见庞巴维克),马克思在经济学“边际革命”刚刚出现时,就已经知道他自己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为此大受打击,以至根本写不下去了。

照马克思妄自尊大的自我定义,他的理论由于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完全一致,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革命目标”、和“历史必然规律”、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和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最高真理……根本是一个东西,他马克思又怎么可能错,怎么可能不是最高的真善美的体现?

就这样,马克思成了人间俗世的活上帝,和这个人间上帝作对的——不管是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行动上——所有人,又怎么可能不是全人类的凶恶敌人?十足可悲的是,整个这一大套用辩证法“推论”出的庞大理论,其推理环节没有一处是合乎科学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环节是对的。

《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后,直到1883年死去,整整16年间马克思再也没有继续以后的写作——几乎一字未动。他是把《资本论》当做毕生最重要的著作看待的,怎么可能就这样把它丢到一边去了?身体欠佳?革命工作繁重?难以置信。其实早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参见庞巴维克),马克思在经济学“边际革命”刚刚出现时,就已经知道他自己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为此大受打击,以至根本写不下去了。真正可耻的是,他和恩格斯居然把这件事实完全隐瞒了!

篇幅所限,我这篇短短的小文对马克思的批评只能是挂一漏万,要想全面论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错的,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原因之一在于,不管马克思错得多么厉害,他毕竟是一位思想巨人,其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任何人不花费大半生去精心研究,是不可能窥其堂奥的。历史又是如此吊诡:越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一旦出错,其危害越是巨大。换个通俗说法是,撒谎撒得越大,越能让人信服;如果是弥天大谎,那就足以横行天下了。

有人认为,人类是唯一一种特别愿意相信巨大谎言的动物,这就是为什么邪教、法西斯和各类流行“天王巨星”永远比科学真理更能赢得广大信众狂热追随的原因所在——抱歉,我只是转述,信不信由你,要是信错了,罪不在我。

作为坏宗教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学说体系,都是对基督教的一个崎型、扭曲、颠倒的翻版。

不错,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以马克思为救世主的世俗宗教。马克思和他的忠实信徒列宁虽然都是无神论者,但是,十足吊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学说体系,都是对基督教的一个崎型、扭曲、颠倒的翻版:上帝=历史必然规律,救世主耶稣基督=马克思,《圣经》=《资本论》,教皇=总书记,教士=共产党员,上帝的选民=无产阶级,魔鬼和异教徒=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压迫阶级”,原罪=私有制,末日审判=无产阶级专政,宗教裁判所=克格勃加古拉格,消灭异教徒=阶级斗争,圣战=世界革命,耶路撒冷=莫斯科,天堂=共产主义,地狱=资本主义……每一样要素,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

这套惟妙惟肖的照抄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尽管马克思本人是养育了他的基督教文明的一个自觉的、激烈的、极端的批判者和叛逆,一个如假包换的文明虚无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这是一切革命分子的通病,概莫能外),但是,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他仍然从内心深处浸透着那个文明的精神和本质。

可别小看了这套俗世宗教的伟力。毛泽东(和林彪)都高度重视“精神原子弹”的作用,这正是对共产党成功经验的精彩总结。没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夺取政权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中共的历史经验不支持经济决定论。毛泽东的错误不是什么“唯意志论”,恰恰相反,是教条主义;正是由于他在进城之后越来越深地陷入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之中,越来越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会一错再错。

马克思主义大有助于共产党的成功,这丝毫不能说明它是科学,或它是善的、合乎道德的。宗教可以和科学毫不相干,而实践行为的成功与科学检验虽有关系但根本不能等同。这些重大的认知误区都应当仔细地加以澄清,但本文不能再多谈了,只能就“马克思主义是种坏宗教”再简要谈几句。

首先,好宗教是劝善的,慈悲为怀的,教世人相爱、互助、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完全相反,大肆鼓吹和煽动仇恨(“阶级仇,民族恨”)、斗争,教人相互为敌,专门制造不和谐——直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完全实现之前,仇恨和斗争都是天经地义的最高尚神圣之事,而且,斗得越凶狠,共产主义来得越快——因为矛盾和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和源泉!

其次,好宗教的天堂、天国是完全超越性的,与人的生物性、物质性生命,与现实、现世的俗世生活完全隔开、迥然不同。好宗教根本否认任何“人间天堂”的可能性。你可以坚持说,这无法证明;然而,它也无法否证!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正相反,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间天堂,断言说那是由“历史必然规律”打了百分之百保票的、历史未来的终点(“历史终结”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不是福山先生的发明)——马克思倒是没用过“历史终结”这个词,但除去生产力继续自行进步之外,共产主义实现之后还能有什么新鲜事,相信连全能的上帝也想象不出来——至少,马克思上帝自己就从来未置一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第三,好宗教的神与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无比深广的鸿沟,尽管人的灵魂、理性、精神分享了神性,但是,人仍然永远是认知、道德、行为……每一种能力都极其有限的、速朽的生物,因此,极端乐观主义的人性论,把人尊崇为天使,把某些人(先进阶级、先锋队、伟大领袖,等等)当做全知全能的神来崇拜,乃是人类所犯下的种种大罪中一等一的渎神不敬之罪;而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恰恰就是如此。

第四,好宗教是神权—俗权(教权—政权)二元分离的,也是信仰—科学二元分离的,不主张用世俗政权的强制力一统人们的信仰和思想,保障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反倒是世俗政权的重要职责。马克思主义坏宗教正相反,它是政教合一的;它自命为唯一的最高真理和绝不可能错误的顶尖科学,凡是不相信的人,只能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必须统统消灭干净,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美好前景才不至于被阻挠和破坏。——我不禁要问,既然有“历史必然规律”作担保,谁又能干得成这种破坏捣乱的事,又有什么必要去消灭他呢?假如有人要破坏万有引力定律的实现,你去消灭他岂不是很愚蠢?

第五,好宗教尽管贬低、轻视人的现世生存,但这只是相对于死后天国相比较而言的,好宗教丝毫也不轻视和贬低现实生存中人应尽的职责和必守的道德诫命,因为那都是神的旨意和律令。马克思主义坏宗教则相反,它在“共产主义”之前与之后划下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共产主义之前的全部人类文明史,统统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史前史”,充其量只有历史相对性的价值,从根本上、本质上全都是不合理、不正确、不道德的,一切真正的价值都只能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找,到那时人类的历史才真正开始。这就意味着把整个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踩在脚下了。

如果真有一个共产主义,那还好说,要是根本没有呢?要是共产主义根本就是马克思本人黑格尔式的玄想、幻想,凭空虚构的白日梦呢?那我们整个文明、整个人类不是一无所有,惨到底了吗?萨特等人居然还敢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怎么可能?这样一种把全部人类文明一笔抹煞,连人性(凡人皆有的、人的本质属性)都根本否认,主张可以用一切暴力血腥的手段,把他和其他共产党领袖所界定的整个“敌对阶级”(其数量之庞大,划分标准之模糊,无人知道敌我界线应当定在何处,这就是为什么阶级斗争必定会“扩大化”的底蕴所在)彻底消灭的,空前绝后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学说,竟然可以美其名曰“人道主义”,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思,促人警醒,认认真真地通过剖析西方极左派们的信仰和知识体系、个人和阶级私利乃至深层人格,去寻找西方文明深藏的致命病毒吗?

终生竭尽全力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精髓”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就曾经公然无忌地说,“共产党人唯一的道德,就是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意思是,首先由他,列宁等一小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什么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以及,什么是促进这一利益的适当手段;然后,凡是“服从”这一利益和手段的人及其行为,就统统是最“道德”不过的。

这岂止是“个人崇拜”?这根本就是“领袖即神”!布尔什维克们就是这样彻底解脱了一切人类文明的道德束缚和良心谴责,走向了毫无顾忌的野蛮和残忍,而这不是由于什么人犯了错误或禀性邪恶,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一定会导致的必然结果。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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