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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兰德传》 刘仲敬/商务印书馆/2015-1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安·兰德传记,全面参考了权威资料,清晰扼要地勾勒出安·兰德的生平与思想,全书文笔流畅,要言不烦,史料丰富,立场客观公正,不乏学术性的审视和批判,堪称近年来传记佳作。

安·兰德(Ayn Rand, 1905-1982)是美国当代影响最大的作家、哲学家。她反抗西方传统伦理,力倡个人主义,崇尚尊重个体,提出“自私的美德”,她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和尊严得到最大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公开为市场经济与商业贸易辩护,反对美国大政府的控制。安·兰德认为理性是人类的最高美德。她创立的客观主义哲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风靡美国,影响了几代美国人,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她的影响已遍及世界。

刘仲敬,历史学者,主要译有大卫·休谟著《英国史》(共六卷),19世纪史学大师麦考莱的《英国史》(第一、二卷);著有《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从华夏到中国》。

『永远的试金石』

1905年2月2日,安·兰德(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在圣彼得堡出生。她在俄罗斯犹太社区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在成年以后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模式。安·兰德未能免俗,但历史给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将她和她的事业带到了美国。兰德的大部分著作在美国发表,以美式个人主义为标榜。她本人又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欲望,酷爱党同伐异。即使在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的形象也经常遮蔽了思想家安·兰德的意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她纳入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光谱,放在罗斯巴德的自由意志主义和戈德沃特的保守主义之间,用英美传统解释她的生平和学说。这种做法颇有郢书燕悦的味道。其实,兰德早已在1936年的自传草稿中暴露了自己思想的“非美”性质:“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狂热自由主义者生存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

纳博科夫(临时政府国务秘书的儿子)在《说吧,记忆》中提到,俄国流亡者永恒的话题是:俄国知识分子经过了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正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竟然落到如此下场。他们看到: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国家——美国居然充满了巴比特式市侩精神,年轻人认为读书仅仅是谋取更高薪水的手段;不禁痛心疾首。(赫尔岑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况。)

从精神气质上讲,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二月党人的孩子,无法摆脱追求绝对境界的道德激情。从人员背景上讲,这两个群体都充满了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帝国歧视的各少数民族。犹太人格外地多,占据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位置”。在这个大多数人口由文盲和农民组成的国度,犹太人是城市化水平最高、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尽管俄罗斯帝国法律尽量限制他们受教育;正如明清帝国尽量限制苏州考生,以免他们在公平竞争中将北方考生完全赶出士大夫行列。)于是,反对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斗争变得非常像少数民族大联盟反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斗争。俄罗斯民族主义把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俄罗斯人民联盟是他们的政治组织。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反犹暴行其实是这场斗争的余波。罗森鲍姆一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忽视安·兰德和托洛茨基、曼德尔施塔姆(他们也是犹太人)产生于同一个思想苗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就很难理解她对理想国的热爱、对绝对理性的追求、对传统和宗教的不屑一顾。当然,这不是说兰德是伪自由主义者。恰好相反: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老家没有的东西,才会表现出这样彻底而决绝的热爱。

安·兰德后来描绘自己的早年生活,酷似纳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传》中嘲笑的那位传记作家。他们都一味夸张俄罗斯帝国的封闭、专制、压抑,迎合西方普通民众对俄罗斯的妖魔化想象。她留在苏联的妹妹诺拉对此极为反感,尖刻地指责阿丽萨醉心于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厚颜无耻地篡改历史。兰德甚至说:她厌恶俄罗斯的一切。如前所述,这当然并非事实。她从来没有完全摆脱俄罗斯的精神气质,正如她从来没有丧失对俄国古典音乐的热爱。她少年时的俄罗斯帝国当然不是她笔下的模样。这里没有英美那种正规、合法的政治自由,却有(或者不如说,刺激了)奇特、非法的思想自由。思想激荡的程度无疑远远超过波澜不惊的英美主流社会。正因为法律是专制的;所以社会对违法者格外宽容、甚至同情,意识不到反政府与反社会的差异。正因为思想不可能付诸实施,不可能通过现实后果判断其优劣;所以公众只能根据思想的彻底性、抽象性和逻辑自洽性下结论,政治哲学一再沦为审美偏好的附庸。

这种思想氛围对兰德的认知结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移民美国以后,她都很难改变俄国知识分子的习惯:著书立说,强调理论的彻底和逻辑的正确,攻击其他不够彻底和正确的理论;却不大考虑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最大投入-效用比,后者是美国政治经纪人最关心的问题。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术语说,她缺乏有机性。跟她思想接近的美国人肯定会积极参加社区和教会的活动,自然而然会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最后多半会在政治史上留名;却很可能除了“健全常识”以外,创造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著作或理论。相应地,美国公众对知识分子及其理论也没有多少尊重。这两者受到英雄或先知式的崇拜,总是发生在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可以说,这是自由社会和非自由社会的标志性差异。以下的评价对兰德大概不算不公平:她是热爱自由的思想家,却是民主社会的局外人。她的生活始于俄国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终于美国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很少接触圈外人。两国的主流政治社会对她都仅仅是背景。无论在哪个国家,她都是异乡异客。

阿丽萨(兰德)自幼梦想成为文人,十岁就开始写作;毕生不渝,明显怀有超乎功利的寄托。这种理想在俄罗斯非常典型,因为专制国家的国民更重视崇高的观念、更鄙视市侩的计算。她从来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读者的世界。兰德和纳博科夫从小都在斯托由宁私立学校上学,教员包括文学家吉皮乌斯和哲学家罗斯基。二者都是“白银时代”的名士。学校创始人斯托由宁夫妇是大文豪费奥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朋友,也是俄罗斯自由派的中流砥柱。他的学校水平高,收费贵,思想自由,男女合校,不执行限制犹太人的官方政策,当然也不执行思想审查的官方政策。阿丽萨来到这所学校,就是犹太家庭重视教育的证明。当时的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家庭肯定会认为:女孩子让本村神甫教一点读写算就蛮不错了。京城精英学校的学费足够让他们在老家造房、买地、买马,像老爷一样过好日子。

如果把这些情况翻译成中国人理解的语言,那就会是下面这样。安·兰德从小在蔡元培举办的中(小)学读书,朱自清和俞平伯给她上课,白先勇是她的同学。他们的学校实行男女合校比牛津和哈佛早六十年,英国国教会绝不会允许的各种异端思想都可以畅通无阻。革命后,流亡者兰德向美国听众严厉谴责旧中国的愚昧、野蛮、落后、压抑、背离国际主流文明。她的听众大部分是中西部农民子弟。他们的中小学教师就是本州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牧师。州立大学以本州自豪的农学和工学为主,人文学科几乎是空白。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是正直诚实、读书不多的基督徒,不大能区别达尔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信奉无神论的古罗马皇帝,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些人都不讲道德。他们听完兰德的讲座,深深感到生活在自由文明的美国是多么幸运的事情。老同学白先勇闻讯,笑得满地打滚。

阿丽萨的文学生涯从十岁就开始了。像所有的文学新手一样,她这些小说都有几分自恋的色彩。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小说的主人公是英国人,故事充满了针对英国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伍德豪斯、吉普林和萨基那种近乎玫瑰色的“英格兰品质”崇拜弥漫全书,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能让读者想到作者可能是外国人。这些作品如果放在《海角一乐园》作者的名下,大概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起俄罗斯或犹太人那种挥之不去的阴郁、深邃的背影。即使在日后更加成熟的作品中,兰德这个特点始终不渝。这是一个异乡人的作品,她的家园永远不在她生活的地方。她的认同指向她最缺乏经验认识的地方,因此总有一种强烈的平面感、油墨未干感。她的理想国始终是一个没有阴影、没有纵深的地方,观念的投影多、经验的血肉少。

并不令人意外,童年时代的阿丽萨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思辨型”或“僧侣型”学生。他们成绩畸高、鹤立鸡群,不善交际、形单影只。他们越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笨手笨脚,就越是喜爱抽象思维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所向无敌,以酣畅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现实的挫败感。他们不爱野草丛生的达尔文世界,只爱条理分明的柏拉图世界。他们总想用理想矫正经验,而不是用经验修正理想。典型的青少年激进派就是这种性格类型,而不是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地位。萨文科夫就是从这样的苗圃中产生的,他的英雄人物总是横刀跃马、斩断一切社会羁绊。兰德的个人主义英雄在理论上是萨文科夫的死对头,在气质上却是亲兄弟;他们都非常鄙视社会习俗和感情纽带,坚持用逻辑正确的利剑清除不合理的经验现象。唯一差别在于:兰德斩断的不合理现象是集体主义和庸人对天才的嫉妒。

阿丽萨从小非常喜欢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似乎以某种方式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中国读者不太熟悉本书,因此不妨略加介绍。此书是功利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小册子的文学投影,集中嘲笑三种事物:小布尔乔亚社会的虚伪性、盎格鲁传统的虚伪性、基督教新教传统的虚伪性。主人公自然是一位新兴的医学科研人员,在科学精神和进步信仰的支持下,快乐地享受特立独行的优越感。毫无疑问,这种文学类型就是五四领袖人物的真正偶像。他们的理想一旦实现,就会是费边社的某种修订版:一个家长式管理的吏治国家,只不过统治者由善良的科学家取代。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中,刘易斯、门肯一流人物只是英美社会的边缘人。这个社会的支柱仍然是他们的三大嘲弄对象。只有在这种社会中,进步主义者的德赛两先生和兰德的理性个人主义才能作为点缀而存在。

理性个人主义约翰·高尔特(《阿特拉斯耸肩》)和霍华德·洛克(《源泉》)是骄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视传统、嘲笑庸众,仅仅忠于真理。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们的推理结果跟社会演化(请注意是英美近代社会、并非美丽新世界)相悖(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他们不屑于虚伪的妥协,不惮于危险的对抗,热衷于集结志同道合的优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区。对五四以后的中国读者而言,这样的形象实在谈不上陌生。如果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激进地反对激进派,自己就会成为最合格的激进派。

当然,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每个文学青年和大学生的自我形象都是这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没有任何挫败能动摇他们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融入任何社会,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会。年轻的阿丽萨在斯托由宁学校是这样,年老的兰德在美国也是这样。“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朴茨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个体主义的信徒。不为宗师,便为虚无。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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