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副标题很少不取个高大上的名字,但是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所告诉我们的,确实远远超过“为什么暴力逐渐减少”。平克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最初因《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而广为人知。他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里谈及我们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人类本性是善是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道德进步还是趋于崩溃?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吗?

如果那听起来像是一本你想读的书,请再等等,还有更多。在这本800多页、信息密集的书里,平克讨论了更多的具体问题。例如:启蒙运动究竟对我们有何裨益?人权运动与争取动物权利运动有何联系?为什么美国南方的自杀率要高于北方?好斗的性格是遗传的吗?某些社会里暴力减少是由于人们的基因改变了吗?美国总统的智商高低与战争中的伤亡人数有关系吗?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吗?更聪明的世界是更好的世界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平克汇集了近年来历史学、心理学、认知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也不惮进入深奥的哲学领域,比如理性在道德当中的作用,以及如果撇开宗教来看,为何有些道德观念能归因于理性而其他一些则不能。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认为,与之前的任何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残酷和暴力更少,更加和平。这里所指的暴力不仅是家庭内部、邻里之间,就连部族和国家之间的暴力行为也在减少。现在的人们死于暴力或是遭到他人暴力虐待的可能性比之前任何世纪都小。

平克预见到很多读者对此观点心存怀疑,所以他花了六个章节的篇幅深入阐述。这听起来是部难啃的大部头,但是对于那些想要理解人性的读者来说,书中所引材料非常引人入胜,而且平克知道如何适时用调侃和幽默来减轻阅读困难。

平克首先谈到的是对不同时代、不同人种的死因研究。有些研究来源于考古地点发现的史前人类骨骼遗骸,其中有15%致死原因为他人的暴力行为。而同时期或者更晚一点的渔猎社会研究揭示了惊人的相似结果;另一组对前国家社会、包括一些农耕社会的研究表明,其暴力死亡率甚至更高。相反,在国家社会中,即使是最为暴力的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其暴力死亡率也只有5%。在欧洲,即使在最血腥的时代——17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死于战争的比例也只有3%。这个数字证实了霍布斯的基本论断,即如果没有国家存在,生命将更可能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相反,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平克将之称为“和平化进程”(pacification process)。

长期来看,不仅是死于战争的人数,包括遭谋杀致死的人数也呈下降趋势。即使那些被人类学家称赞为特别“善良”的部落人种,如马来西亚的色苗人(Semai)、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Kung)和北极中部的因纽特人(Inuit),相对于他们的人口来说,其谋杀率也与如今的底特律有一拼。在欧洲,现在人们被谋杀的概率要少于500年前欧洲人的十分之一,在有些国家甚至是十五分之一。美国的谋杀率在过去两三百年里也陡然下降。平克把这一曲线看作“文明进程”(civilizing process)的一部分。“文明进程”由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出,指相对于封建效忠体制,国家体制对权力的强化,以及商业普及所产生的效果。(与此观点向一致,平克认为美国不同地区凶杀率的不同,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南方不太接受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当有人被侮辱或伤害时,人们往往倾向一种源于私法正义以及“荣誉文化”(culture of honor)的惩罚性报复传统。统计数据支持这种观点,美国南方的高凶杀率大多是由口角演变的施暴,而不是武装抢劫致死;而且实验研究揭示,即使现在美国南方人在遭受侮辱时比美国北方人的反应更为强烈。)

在17和18世纪启蒙时期,欧洲以及受欧洲影响的国家,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之前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一些暴力形式:如蓄奴,酷刑,独裁,决斗和极端残酷的惩罚行为。反对虐待动物的声音甚至也出现了。平克将这些称为“人道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

与1815年之后欧洲经历的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相比,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就像突然掉进了史无前例的道德深渊。但是在13世纪,蒙古人入侵欧洲时杀死了大约4000万人,尽管这个数字少于死于二战的5500万人,但那时的人口只有20世纪中叶人口的七分之一。蒙古人将他们的俘虏圈到一起然后毫不留情地杀掉,和纳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纳粹有枪炮和毒气室,而他们只有战斧。回溯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做法并非前无古人。

从1945年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所谓的“长和平”。迄今66年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尚未发生过战争。更晚近一些,在冷战结束之后,一种范围更大的“新和平”出现了。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和平,但是各种有组织的冲突确实减少了,包括内战、种族屠杀,镇压以及恐怖主义。平克承认经常关注新闻的人会很难相信这点,但是像往常一样,他用统计数字来支持他的论断。

平克最后讨论的趋势是“权利革命”(rights revolution)。过去半个世纪,反对向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和动物使用暴力的运动蓬勃发展。平克并不认为这些运动已经达到了它们的目标,但是他提醒我们,不久之前在美国南方私刑还是家常便饭;对家庭暴力的容忍度如此之高,以致于50年代的一则广告表现的是一个丈夫掌掴他妻子的屁股,就因为她买错了咖啡牌子;而彼时的年轻平克在一个动物行为研究室担任一位教授的研究助理,他把一只老鼠虐待致死。(平克称那是他“干过最坏的事情”,但在1975年这种情况很普遍。)

是什么造成这一向好趋势?这个问题对平克来说是个挑战,因为他过去一直反对人类是一张白纸的观点,并坚持否定文化教育塑造了人类或善或恶的天性。而基因演变导致这种变化的观点又缺乏足够的时间支持。(平克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然后又否定掉了。)所以,平克记录的这一趋势正好证明了人类本性更多取决于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这种看法假定了一种简单的先天-后天两分法。在《思维如何工作》(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思维的原料》(The Stuff of Thought)等书中,平克已经讨论过进化如何塑造人类大脑的基本模式,进而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和感情功能。这一过程给了我们暴力的倾向,即“心魔”;也给了我们“善良天使”(亚伯拉罕·林肯语),即和平与合作的倾向。我们的物质环境,以及文化影响,决定了是恶魔还是天使占据上风。

伴随野蛮和暴力不断减少的还有其他大趋势,但是很难简单区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良好的政府,经济繁荣,健康、教育、贸易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到底是暴力减少的原因还是结果?如果我们能知道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可以保留和扩大这个和平美好的世界。所以平克在两章探讨人类心理的章节中,尽其所能阐述是什么束缚了内心的恶魔,又是什么释放了美丽天使,并在最后一章得出了他的结论。

平克最终得出的结论并非如读者所愿。正如前文提到的,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是重要的,商业的扩大也创造了合作的动机和抵抗暴力冲突的可能。平克认为,妇女权利的扩大产生了和平化影响,如果妇女掌管世界,世界将更加和平。他还认为印刷术的发明以及世界性的“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指17和18世纪欧洲和美国的热衷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社团——译者注)在17-18世纪的发展促进了人文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19世纪的一些流行小说,诸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雾都孤儿》,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发展。这些小说使读者可以体验到与其完全不同的命运,从而扩大了我们道德考虑的范围。

熟悉进化心理学文献的读者一定知道,进化心理学并不认为理性在人类行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读者一定会对平克最后的结论感到吃惊:他认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理性。这里他引用了我1981年的书《扩大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里面的一个比喻。为了说明理性可以将我们带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我写了一个“理性升降机”的概念,它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有利的观察点,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相似性,并且我们的利益不比他人利益更能影响世界。平克在书中引用了这个段落,但他比我对此作了更深入的阐释。

平克认为理性是导致他所描述的这一趋势的重要原因,得出这一结论的部分原因是“弗林效应”——哲学家弗林发现,自智商测试诞生后,人类的智商测试成绩越来越好。如果平均智商被定义为100,那么原始成绩就需要重新调整。今天一位平均智商的孩子如果回到1910年进行智商测试,那么他/她的得分可能达到130,比那时候98%的测试者成绩都要好。我们很难把这种情况归因于教育的改善,因为大部分测试并不需要良好的词汇或者数学能力,需要的是抽象推理的能力。有种理论认为智商测试成绩的提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符号化的环境里面,弗林自己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科学推理模式不断推广。

平克认为,理性的加强使我们能够超脱于即时经历以及个人偏狭的视角之上,从而构建更加抽象和普遍的理念框架。这反过来促进了更好的道德原则产生,包括避免暴力,这一切都是因为20世纪理性能力提升的结果。因此他认为20世纪产生了“道德弗林效应,即日益增加的理性让我们远离能够导致暴力的各种冲动行为”,并且这也是“长和平”、“新和平”、以及“权利革命”背后的原因。在众多论据当中,有一则论据非常有趣:自1946年以来,在美国卷入的战争中,士兵死亡人数与总统的智商成反比。

平克还认为,理性使我们远离那些更易导致暴力的道德准则,从而促进道德进步。在没有完全放弃使用暴力的同时,理性把暴力限制在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范围里,比如改变了过去对罪犯进行野蛮惩罚的做法。平克认为理性确实导致一种特别的道德准则。我们希望活着而不是死去,喜欢幸福而不是痛苦,我们明白别人有能力让我们好好活着或者痛苦地死去,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因此我们在告诉其他人不要伤害我们的同时,也就认同了不应伤害他人的理念。这一道德准则是个古老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应当怎样对待别人。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道德思想。但平克说是“理性升降机”让我们如此,这也十分正确。平克指出,正是这种道德思维帮助我们逃脱类似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陷阱,如果世界的命运当时掌握在另外一群领导人之手——他们信奉荣誉和毫不退缩,那么人类的历史可能就到此为止了。所幸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了解这个陷阱的危险性并且做了该做的事情来避免灾难。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能够掌握这么多研究成果,跨越这么多不同的领域,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平克令人信服地向我们展示了暴力行为大幅下降的趋势,其列出的原因也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未来会如何?我们对暴力的了解逐渐增多(平克的著作即是一例明证),这让我们掌握了一个保持和平、减少犯罪的有效工具,但是仍有其他因素作祟。平克是位乐观主义者,但他知道人们无法保证目前的趋势仍将继续。有看法认为,与伊斯兰教的文明冲突、核恐怖主义、与伊朗的战争或者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战争可能会破坏目前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平克给出了几点理由让我们明白还有机会避免这些冲突,但也仅仅是机会而已。如果他能够在此书付梓之前看到《自然》杂志今年8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他可能就不会对大规模气候变化之下的和平那么乐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研究了过去50年内热带地区的数据。他们发现在厄尔尼诺现象肆虐的年份里(气温高而雨水少),国内冲突的风险增加了一倍。如果这一发现是对的,那么正在变暖的世界也许意味着目前相对和平时期的结束。

原载于《纽约时报》2011年10月6日

原译: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24868/283916

校对:三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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