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网络”协调人凯西．麦克恩（CATHY MACCANN）给“中国网络”各笔会的信（2004年7月20日）
亲爱的朋友：
不久前我发出过一封邮件，征求大家对有关成功地用于中国活动策略的主意，虽然回应不多，但你们还是可以发现以下的有用看法：
●一般认为，对中国官方直接游说，就所得到回应而言是无用的（西藏问题例外）。而向媒体公布，则被发现是更成功得多的策略，使中国人权问题得以重视并促成对话。不过，我要补充的是，我们确实通过例如联合国这样的机构，获得中国当局对某些案件的回应。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对他们自己的活动策略做的以下概括将有助于每个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目前的活动策略不是直接游说中国当局，而是向媒体公布有关案例，以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关注，特别是法律专家的注意，以及国际社会（媒体、著名作家学者、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注，从而对中国地方当局以至中央政府处理形成内外压力。”（这句和以下筹款事项都引自我给凯西的一封回信——张裕注）。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也在为那些入狱作家及其家属筹款，以资助他们的法律费、生活费和老幼抚养费，并且提出预算来翻译国际笔会的重要文件。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笔会应该联系该笔会秘书长陈迈平先生或狱中作家委员会负责人张裕博士。我最后有个小要求，希望有人能帮助翻译四首姜维平的诗歌。（此事我已经完成，是国际记者协会请求帮助翻译的——万之注）。
热烈问候
凯西
二，澳洲悉尼笔会会长尼克拉斯．霍塞（NICHOLA JOSE）及其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齐普．拉利（CHIP RALLEY）的信（2004年7月29日）
亲爱的凯西：
我们这里对中国问题有些进一步的意见，愿意与“中国网络”的同仁分享，并且与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和国际笔会理事会一起广泛讨论，包括希利（JIRI，国际笔会现主席）、特瑞（TERRY，国际笔会秘书长）、尤金（EUGENE，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主席）、萨拉（SARA，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项目主任）、下届秘书长候选人乔安娜（JOANNA，美国笔会，我们笔会支持的候选人——万之注）和齐奥其欧（GIORGIO，世界语笔会，匈牙利笔会）、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候选人，以及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我们观点基本上是：对笔会和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其它事情而言，中国的重要性在于我们需要开辟一些稳定而长期的途径，以开展有关中国的工作，在中国内工作，以及与中国一起工作。如果你能散发这份信件，我们将不胜感谢。
你给大家传阅的那些意见，在其有效范围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有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积极参与，不仅在中国国内外公布案例信息方面，而且对受迫害作家及其家属提供实际援助方面，已经使局面大大不同。很可能，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活力，使中国的有关当局也紧张起来了。
但是，我们同时还是可以想到以其他方式与中国一起工作——一种多手并用的途径，既符合中国的规模和多样性，也符合国际笔会的多样性——至少从一个特别的国际笔会前景来看中国、中文作家和中文写作的多样性，以及中国有笔会的复杂历史。据我们所知，中国的笔会1927年成立于上海，并具有国际主义的义务，其创立者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奠基人。笔会在中国有自身的历史，这个历史还分支到了台湾、香港的笔会，以及散居海外的组织，还有一些疑问：新加坡呢？西藏呢？
我们建议，我们根据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用不同方式来让中国参与笔会事务，用一些体现笔会独特性质的方式，具有其广义的国际文学协作与更尖锐的言论自由活动相结合的特征。一种“具有笔会特色的中国途径”？
首先，是使在中国的作家摆脱伤害的方式：这一特殊工作可以得益于国际笔会和相关组织能够发动的世界性舆论。我们认为，这也可得益于不断的“外交”方式，把我们关注的问题加入与中国当局的高层对话，比如，一个访问中国的外交部长可以向其中国同行提出某个案例，或者向一个来访的中国外长表示这类关注。这项工作需要协调，特别是通过那些北京视为友好的驻华使团——挪威？瑞典？德国？日本？——以及非政府组织。就澳洲而言，有一个两年一次与中国的双边人权对话，笔会的关注可以加入其中。
这样一类谨慎的途径，更有效的是基于一个更普遍的参与背景，从而使对话得对象包括中国国内的司法和文化机构：司法部、文化部及其下属的作家协会，即在北京的国家机关，以及各省市特别是上海的地方部门，也许还可包括（中共的）宣传部门。因为中国的真正辩论多数是“知识分子”开展的，这些人一般与大学相关，所以也可以包括这种高等教育部门。当然，还有出版商也很重要，包括报纸和尤其是那些能动的非国有的出版部门。
在最近的国际笔会会议上，有关国际笔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已经有过一些非正式讨论。齐普已经简要地与尤金讨论过，一个狱中作家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笔会代表团访问的讨论。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协调（和激发）这些努力，并有一个更广泛的中国战略来指导。不论是直接地还是提供咨询，悉尼笔会都有兴趣参与构思一个广泛的中国战略，并使到访问中国得以实现。这样的访问任务，也许可以从低层面的事实调查任务开始，可以很得益于请一个了解中国现场情况的外国学者，比如请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来做。
显然这是一项庞杂的工程，总体上对国际笔会是太大的承担，但这样的途径可以打开与作家协会代表的中国笔会（北京、上海和广州笔会）对话的大门。这样的对话还应该包括公开讨论中国作家也认同的笔会类的问题，比如，有关对中国作家的实际状况的理解，被中国作品在国外通过粗糙翻译和国外市场发行来代表的有害方式所扭曲。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办法通过一些笔会活动的不太尖锐的方面（与狱中作家问题分开）使中国写作界参与进来。例如，由中国的非官方出版交易会来组织一个有关全球化环境中写作的论坛，这是今年三月尼克在香港会见香港英语笔会的弗雷德．阿门特鲁特（Fred Armentrout）、吴玲（Merle Linda Wolin）以及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时由他们提出的一个极好设想。此外，澳洲的墨尔本笔会正计划在明年中举行一个“亚太作家网络”论坛，会以某种（多种）形式包括中国和中文作家。
我们悉尼笔会对中国事务有特别兴趣，因为我们中有些人熟悉中国，掌握一定程度的中文。（尼克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刘晓波的老朋友，刘最近在六四事件的十五周年期间一直被警察骚扰。尼克和齐普都定期到中国旅行。）作为第一步，我们认为搜集有关中国作家的情况及作家协会等组织的信息是非常有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我们想到出版一个报告的可能性，由悉尼笔会出资和撰写，并争取获得其他方面的同意和支持。
我们的看法来自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当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显然黑白分明时，也有大量的灰色地带。作为背景介绍，大家也许有兴趣看看《伦敦书评》今年七月八日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是多年为《卫报》报道中国问题的著名记者吉廷斯（John Gittings），评论王超华编辑的《一个中国，多条道路》，另一篇是孙晓东（Anna Xiao Dong Sun）评论旅居伦敦的中文作家马建的新小说。
吉廷斯写道：“今日中国有很多争议和辩论，很多都是对党的教条提出挑战，远远多于西方媒体头条新闻报道的最近对‘异议人士的镇压’所提示的情况。气候常随政治形势……及媒体选择而变化……。在那些被禁止话题背后的问题——民主对党的稳定性，言论自由对党的一言堂——构成了一场活跃辩论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也是过去那个世纪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提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而这场辩论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外界比以往对中国发展的兴趣小的多。”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建设性的方式来深入看待这个问题，使中国跳出这个“太硬的篮子”。也许我们在挪威特隆姆瑟（TROMSO，即今年国际笔会大会会议所在地）可找出时间来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最好的祝愿
齐普．拉利（CHIP RALLEY），澳洲悉尼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尼克拉斯．霍塞（NICHOLA JOSE），澳洲悉尼笔会会长
三，凯西．麦克恩（CATHY MACCANN）给“中国网络”各笔会的信（2004年8月4日）：
亲爱的朋友：
对悉尼笔会的尼克（Nick Jose）和齐普（Chip Rolley）提供的笔会有关中国工作和在中国的工作的策略建议的珍贵反馈，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而且你们中有很多人表示，大家愿意在特隆姆瑟（国际笔会大会）会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写信告知大家，萨拉（Sara Whyatt，国际笔会狱委项目主任）将为此在特隆姆瑟组织一个会议。不巧的是，我不去特隆姆瑟，但真感谢哪位能向我们这个网络中不去那里的人带回有关会议的报告。我将很遗憾错过这些讨论，但我希望有圆满的成果并希望听到并向前推动这些问题。
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