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们指责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为了自己搞个人崇拜，只有我们才能正确对待个人崇拜，这是盲目自信还是自我讽刺?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20大结束时做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当政时期大搞个人崇拜，制造无数冤假错案、践踏民主、滥杀无辜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如同放了一颗原子弹，在全世界引起强烈震撼。
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大多数兄弟党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表示支持，他们由此开始，对一直奉为绝对真理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予以批判和清算。只有两个兄弟党对赫鲁晓夫的做法表示反对，一个是阿尔巴尼亚，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和苏共，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党，在斯大林问题上开始发生严重分歧。刚开始这种分歧还是比较温和、从容的，随着阶级斗争的升温，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尖锐，最终发展成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大论战、大斗争!赫鲁晓夫由此被我们称为世界上危害最大的社会主义叛徒，最坏的修正主义头子，成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头号公敌”!
大约1956年3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和讨论苏共20大和《秘密报告》。中央责成《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苏共20大、对个人迷信、对斯大林的功过、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都作了“精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论”，表明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和观点。
这篇文章于1956年4月5日发表。文章认为，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的遗产，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卫国战争，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当斯大林在国内外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是地位，结果使他在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迷信，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造成了他领导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如在国内肃反中的扩大化、对法西斯发动战争缺乏必要的警惕、对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物质利益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上也作出了不少错误决定，等等，因而使斯大林在工作中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但是，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斯大林要采取保护的态度。
这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共关于斯大林的态度。一些论者认为，在国际上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逆流中，毛泽东以反潮流的姿态，公开起来保护斯大林，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英明正确的决策，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深层分析和阐述了上述观点：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论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毛泽东不仅在讲话中对斯大林作出如此评价，而且还直接与苏共领导人一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956年4月，毛泽东与米高扬和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中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全面估价”;1956年10月23日，毛泽东又同苏联驻华大使说：“斯大林是要批判的，但批判的方法，我们有不同意见。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总之，当时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一种错误主张，而我们一直坚持对斯大林“两分法”：功劳第一，错误第二;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功大于过;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他还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种观点果真是公正、科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对此赞扬了几十年，自豪了几十年，现在依然高调宣扬当时的观点，能在滚滚前行的世界大潮面前站得住脚吗?
笔者以为，就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支援来说，可以用“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中国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打败一切强敌，建立新中国，都离不开斯大林的精心点化。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确立的。我们的党和毛泽东能不感恩戴德?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斯大林有失误;毛泽东去苏联访问时“憋了一肚子气”。这些问题比起斯大林的功劳当然都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对中国来说，称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功劳第一，错误第二”，是符合实际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于苏联人民来说，这种观点就不一定能行得通了。斯大林开创和建设苏联、指挥卫国战争打败希特勒，可谓功高盖世，无与伦比。但是，我们建设和保卫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康和民主自由的生活。假如在你的治下，在和平年景里，亿万人民常年过着饥寒交迫、动辄饿死的日子，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被杀戮、被监禁、被流放，人们常年生活在朝不保夕、惊恐不安的环境里，你那天大的功劳还有何用处?实际上，你那功劳就变成了罪恶!
所以，在苏联人民眼里，斯大林应当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错误第一，功劳第二”，是过大于功。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几乎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不仅没有引起强烈反弹，反而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957年，对赫鲁晓夫做法不满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企图以突然袭击手段搞掉赫鲁晓夫的时候，从全国各地紧急赶来的中央委员以绝对优势支持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22大上，与会的多数代表团吁请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棺材从列宁陵墓中搬出来，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又一次坚定的支持!
从那个时候起，苏联人民已经将斯大林的形象彻底从心里搬出去了!
其实，如何评价斯大林，乌克兰人民最有发言权。他们就不仅仅是像一般苏联人“过大于功”这样泛泛地评论，而是斥之为不可饶恕的罪犯了。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在乌克兰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派人强行从农民家中搜刮粮食，造成两次蔓延全国的大饥荒，先后饿死了近一千万人，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竟然成了饿殍遍野、赤地千里的人间地狱!1937年，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斯大林的极左政策予以纠正，制定了新的农业政策。斯大林闻讯，立即通知乌克兰中央，要求该国政治局委员到莫斯科开会，研究一下农业政策。乌克兰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莫斯科，刚一下车，即遭内务部人员逮捕，第二天，斯大林下令将乌克兰政治局委员统统枪毙!
就此两件事，便足以证明，斯大林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弥天大罪!曾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肯定知道此事。在苏共22大会议上，乌克兰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力主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就完全可以令人理解。苏东剧变到现在，乌克兰人民一直要求彻底清算斯大林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称斯大林犯了“种族灭绝罪”，要求国际法庭予以审判。但是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制造的大饥荒，绝不仅是针对乌克兰一地，苏联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人现象，所以不能叫“种族灭绝”。故而此事至今悬而未决。
所以，那时我们说斯大林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功大于过”，在中国可以随便说，现在还可以这样说，但是这种观点苏联人民不认可，俄罗斯人民不认可，乌克兰人民更是不认可!
手头这本《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在阐释了上述对斯大林的“三七开”之后，开始批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形式上的错误。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既没有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磋商，也没有经苏共中央全会讨论。这种做法不仅使各国共产党感到突然，而且也使苏共中央委员缺少思想准备。在苏共20大前两个月，即1955年12月为纪念斯大林诞生76周年，《消息报》上还刊登了斯大林的大幅照片。就在苏共20大的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赫鲁晓夫在政治报告中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然而没过几天，还是这个会议，赫鲁晓夫却突然做起《秘密报告》，一反常态，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都归咎于斯大林身上。历史证明，是否正确地对待斯大林，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对待苏共历史和苏共领导，关系到是否正确对待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必然是全盘否定苏联共产党。
这些议论，现在看来，有强加于人、干涉别人内政之嫌。共产国际早已解散，各国共产党早已各自为政，斯大林也不是各国的领袖。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最高领袖，决定揭露斯大林在国内滥杀无辜的问题，还需要给世界各国共产党协商吗?还非得召开中央全会吗?不给你协商就是错误吗?不召开中央全会就是程序违法吗?
这使我想起中国粉碎“四人帮”的重大事件。最高领导华国锋要逮捕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起初只是和叶剑英、汪东兴等少数几个人策划与密室，等到把四人帮都抓住了，才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外发布消息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经过一阵宣传造势，获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人民普遍认为华国锋的举措非常英明智慧(当然四人帮肯定认为是非法的)。假如华国锋也按照正常程序，先向世界各共产党予以通报，然后再召开中央全会，决定是否要逮捕四人帮。那恐怕华国锋还未动手，自己就成了阶下囚了!史家普遍认为，假如华国锋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四人帮的去留，四人帮的票数很可能要超过华国锋和叶剑英，“粉碎四人帮”岂不成了泡影!
同样，赫鲁晓夫也知道，要想揭开压制苏联人民30多年的斯大林的盖子，必然阻力重重。一些追随斯大林制造了大量冤案的高级干部为了自保，必然私心作祟，患得患失，极力阻挠揭盖子。所以，赫鲁晓夫在20次代表大会休息室向几位主席团委员表示要公布斯大林罪行材料时，就遭到了伏罗希洛夫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反复耐心做工作，才勉强打通了这些保守派的思想。由此可知，假如他直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揭露斯大林的问题，必然炸了锅，群议汹汹，不可开交，无法定论，造成分裂。而赫鲁晓夫采用由上而下、逐渐下达的办法，终于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到1961年召开党的22大时，全党基本达成了共识。这一点，我们无法指责赫鲁晓夫。
还有，我们指责赫鲁晓夫，在20大的开幕式上悼念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歌颂斯大林，但是没过几天，却做起《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好像是翻云覆雨，如同儿戏。现在仔细想想，赫鲁晓夫这样做并无不当，这恰恰是全面评价斯大林功过的一种策略。前面专意谈斯大林的功劳，歌颂之;后面专意谈斯大林的罪过，批判之;一前一后两篇报告相互映衬，不就正好是对斯大林的“两分法”和全面评价吗?
至于说，后一篇报告影响大，形成了对斯大林全面否定的效果，那是斯大林实际作为形成的客观效应。至于说，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就是全盘否定了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会冷笑道：我否定了我们的党，与你何干?大不了我这第一书记干不成了，真的就干不成了吗?难道只有篡改历史，掩盖真相，埋藏冤案，放过罪犯，才是我们共产党执政的长久之计吗?
我们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个严重分歧，就是对斯大林滥杀无辜、凭空制造无数冤假错案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这仅仅是“肃反扩大化”，是工作方法失误的问题。平平淡淡一句“扩大化”，就把无数的冤案和冤魂掩盖起来了。这既不合法也不合情。别说他冤杀了几百万无辜干部群众，单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00多名中央委员，竟然被他枪毙了80多个，而罪名都是捏造的，程序都是违法的，都是经斯大林批准的。仅此一件事，足可以判定斯大林犯了故意杀人罪!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无论你功劳再大，活着要判以极刑，死了要彻底批判!
我们都知道延安时期的“黄克功事件”。战功赫赫的红军旅长黄克功，因为谈恋爱遭拒，就在延河边杀死了女友，论罪当死。但是一些战士认为，当下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可以让黄克功到战场上戴罪立功。案件报到毛泽东处，毛批示曰：因情杀人，罪不可赦，如果对罪犯不处以极刑，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全体人民!于是黄某当即伏法。这也成就了毛泽东严格执法的一段美谈。
但是，斯大林仅仅是猜忌、怀疑，就凭借捏造的材料杀死了成千上万无辜的干部群众，就因为是最高领袖就可以不受党纪国法的制裁了吗?赫鲁晓夫据此对其予以揭露，予以批判，难道不应该吗?
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拘禁和放逐。”“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者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和刑罚。”还规定，“一个人，当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一个合格国家的政府和法庭应对这种侵害行为作出有效的补救。”斯大林在世时利用权力作了大量违反《人权宣言》的事情，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正是代表国家政府，对斯大林的侵害行为做“有效的补救”。
假如1950年代，我们对联合国的宣言视为“腐朽”，不予理睬的话，那么，中国人都知道“人命关天”“杀人者偿命”的箴言吧?杀了那么多人，怎么能是“一般性失误”呢?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领袖，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时间那么长，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错误，性质是什么呢?是部分的，暂时的，也是可以纠正的。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主流。所以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始终把斯大林的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并列地挂在一起。
这种“错误不可避免”和“错误是次要”的说法，正是对“人命关天”箴言的忽略，是对无数冤魂缺乏同情心的表现，是缺乏法律意识和正义感的表现。何况，斯大林在世时，他的错误谁也不敢“纠正”，一件也未纠正;只有在他去世以后，赫鲁晓夫等人才做了部分纠正，但人死不能复生，脑袋掉了如何“纠正”?
毛泽东还有一段话更让人不可思议：
“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以上引言均出自《毛选》五卷)。
这里的“缺乏革命道德”，可能是你以前拥护，现在反对，那就是出尔反尔，心口不一，道德品质有问题。仔细一想，这种说法不合逻辑。以前不知道内幕，听到的尽是歌功颂德，所以对斯大林表示拥护;后来内幕揭开，发现了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罪行，所以转而反对他。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心理变化，怎么能是“缺乏革命道德”呢?难道以前不明底细拥护他，现在发现他杀人如麻、血债累累后依然拥护他，这种混淆是非、不辨善恶的作派，才是富于“革命道德”的吗?
“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这句话让人奇怪。苏联调查委员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已经将“理由”讲得万分充分了!斯大林制造的无数的冤假错案，一桩桩一件件，冤情似海，铁案如山，辽阔的苏联大地上浸透了无数苏联人的血和泪，这还构不成“转过弯”的理由吗?
但是，我们的理论家开始高调歌颂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思想家，在帝国主义掀起反共高潮，国际共运掀起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他为了各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的宏大的气魄，对国际形势的远见卓识，为各国共产党人所钦佩。他是真正地正确对待斯大林的一位伟人……”这种盲目肉麻地歌颂，放在50年代和文革时期，还情有可原。而作为21世纪的理论家依然如此高调歌颂，就有点愚不可及了!我们一直高调地吹捧斯大林，大反修正主义，导致各兄弟党都与我们翻脸，世界上60多个兄弟党都站在苏共一边，站在中共一边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只有这个被中国人血汗喂熟的小兄弟对我们表示“钦佩”。这也值得骄傲吗?
我们拥护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做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中国的极左思潮开始泛滥。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
“对苏共20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他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20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
他又解释说：“国际上政治风一刮，国内必然有人呼应。所谓‘动摇分子’是有不同情况的。有的人艰苦奋斗了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的不多，在思想方面，立场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在他们中有的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是动摇的人是少数。”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把支持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和中国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了。谁支持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谁就是“动摇分子”，也就是右派分子。此后的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一系列运动，都由此而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指斥彭德怀等人“风一吹就动摇”，“和赫鲁晓夫相呼应”，“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根源就在于此。
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还有一个严重分歧，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问题没有正确地分析，科学地评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自己也陷入了个人崇拜的泥潭。
而我们中共，较好地解决了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为了吸取教训，中共八大，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会议期间，不突出领袖，不突出个人，不挂像，不照像，没有领袖接见，不进行歌功颂德;二、公开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强调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三、反对党内不正之风，进行全党整风运动，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四、党中央机构设立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加强集体领导。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好像我们从斯大林身上吸取了教训，已经杜绝个人崇拜了!但是后来的结果如何呢?
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之初，就个人崇拜问题讲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了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是很感兴趣的。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到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毛泽东这段话，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自己却坚持正确的“个人崇拜”;批评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是为了个人目的，让别人崇拜自己，自己却以列宁语，认为“不如我独裁好”，因为我真理在手!
对于这种明显地导致个人崇拜的错误讲话，我们的理论家也予以高度赞扬。认为毛泽东在讲话中，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的。相反，强调了对真理的崇拜，对权威的崇拜。而他反对的，是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建立个人崇拜的人。譬如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却建立了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在他执政的11年中，一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却把自己筑成个人崇拜的偶像。他怎么能和斯大林相比呢?他在苏共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功勋卓著的领袖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崇拜就没有稳固的基础。他主张用民主的方法选举党的领导人，选不上的下去，结果在1964年10月，被苏共中央用民主的办法赶下了台。这说明他的个人崇拜没有起多大作用。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揭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野心和目的，是十分有远见的。凡是搞阴谋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譬如中共的野心家林彪大搞个人崇拜，结果被历史打得粉碎。
这样的高调赞扬，现在仔细分析，确实让人感到羞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自己也确实搞了个人崇拜，在报刊上有突出宣传自己的嫌疑。但是，赫鲁晓夫在当政的11年里，平反了斯大林制造的无数的冤案，而自己不敢说没有制造冤案，但几乎没有错杀一个人。他也由于政见不合，打倒了几个“反党集团”，而这些反党分子没有一个遭到杀戮，最后都得以善终。就这一点来说，就比斯大林强百倍、千倍!
说赫鲁晓夫不是一个“举足轻重、功勋卓著”的人，也有点不厚道。在开创苏联方面，他当然不如斯大林的功劳大;但是，在斯大林死后，他能顶着压力，平反了近一千万件冤假错案，使一亿多苏联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这方面，他的功劳不亚于甚至大于斯大林。如同中国的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使地富反坏右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所以，现在不少人称胡耀邦是“共产党的良心”，是“第一伟人”，正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尤其要自省的是，我们在反对个人崇拜方面，做得比赫鲁晓夫好吗?在中共八大上，固然制定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措施。但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很快就完全抛弃了八大的规定，在个人崇拜的道路上大步跨越。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这每一场整人斗人、胡乱折腾、祸国殃民的大运动，都是个人崇拜伴随极左思潮推动的产物。
典型的要数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上忧国忧民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就大跃进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大多数与会人员起初对彭德怀的意见是支持的，但是，当毛泽东发表了痛斥彭德怀的讲话后，与会人员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相信毛泽东就是真理，突然一窝蜂地转向，开始猛批彭德怀的“反动罪行”，于是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全国由此开始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各地揪出的右倾分子竟然有350万之众!这真正是地地道道的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们慷慨激昂地发表《九评》，对赫鲁晓夫反对和清算斯大林的“罪行”予以猛烈批判。中共成了斯大林最忠实的维护者，成了最纯洁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而赫鲁晓夫则成了马列主义的头号叛徒，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然而我们一边批判着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一边却在危害严重的极左道路上越滑越远!
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和江青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顶峰，整个国家遭受的十年浩劫也达到了顶峰!冤假错案，遍于国中;祸起萧墙，生灵涂炭;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饥民逃荒，怨声载道 。这一切，皆源于我们自认为能够正确对待的个人崇拜!
我们指责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为了自己搞个人崇拜，只有我们才能正确对待个人崇拜，这是盲目自信还是自我讽刺?
不能正确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对斯大林的错误讳莫如深，百般掩饰，甚至高调歌颂，正是导致我们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