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们指责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为了自己搞个人崇拜,只有我们才能正确对待个人崇拜,这是盲目自信还是自我讽刺?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20大结束时做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当政时期大搞个人崇拜,制造无数冤假错案、践踏民主、滥杀无辜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如同放了一颗原子弹,在全世界引起强烈震撼。

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大多数兄弟党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表示支持,他们由此开始,对一直奉为绝对真理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予以批判和清算。只有两个兄弟党对赫鲁晓夫的做法表示反对,一个是阿尔巴尼亚,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和苏共,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党,在斯大林问题上开始发生严重分歧。刚开始这种分歧还是比较温和、从容的,随着阶级斗争的升温,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尖锐,最终发展成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大论战、大斗争!赫鲁晓夫由此被我们称为世界上危害最大的社会主义叛徒,最坏的修正主义头子,成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头号公敌”!

大约1956年3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和讨论苏共20大和《秘密报告》。中央责成《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苏共20大、对个人迷信、对斯大林的功过、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都作了“精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论”,表明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和观点。

这篇文章于1956年4月5日发表。文章认为,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的遗产,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卫国战争,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当斯大林在国内外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是地位,结果使他在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迷信,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造成了他领导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如在国内肃反中的扩大化、对法西斯发动战争缺乏必要的警惕、对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物质利益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上也作出了不少错误决定,等等,因而使斯大林在工作中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但是,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斯大林要采取保护的态度。

这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共关于斯大林的态度。一些论者认为,在国际上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逆流中,毛泽东以反潮流的姿态,公开起来保护斯大林,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英明正确的决策,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深层分析和阐述了上述观点: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论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毛泽东不仅在讲话中对斯大林作出如此评价,而且还直接与苏共领导人一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956年4月,毛泽东与米高扬和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中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全面估价”;1956年10月23日,毛泽东又同苏联驻华大使说:“斯大林是要批判的,但批判的方法,我们有不同意见。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总之,当时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一种错误主张,而我们一直坚持对斯大林“两分法”:功劳第一,错误第二;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功大于过;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他还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种观点果真是公正、科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对此赞扬了几十年,自豪了几十年,现在依然高调宣扬当时的观点,能在滚滚前行的世界大潮面前站得住脚吗?

笔者以为,就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支援来说,可以用“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中国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打败一切强敌,建立新中国,都离不开斯大林的精心点化。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确立的。我们的党和毛泽东能不感恩戴德?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斯大林有失误;毛泽东去苏联访问时“憋了一肚子气”。这些问题比起斯大林的功劳当然都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对中国来说,称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功劳第一,错误第二”,是符合实际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于苏联人民来说,这种观点就不一定能行得通了。斯大林开创和建设苏联、指挥卫国战争打败希特勒,可谓功高盖世,无与伦比。但是,我们建设和保卫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康和民主自由的生活。假如在你的治下,在和平年景里,亿万人民常年过着饥寒交迫、动辄饿死的日子,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被杀戮、被监禁、被流放,人们常年生活在朝不保夕、惊恐不安的环境里,你那天大的功劳还有何用处?实际上,你那功劳就变成了罪恶!

所以,在苏联人民眼里,斯大林应当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错误第一,功劳第二”,是过大于功。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几乎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不仅没有引起强烈反弹,反而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957年,对赫鲁晓夫做法不满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企图以突然袭击手段搞掉赫鲁晓夫的时候,从全国各地紧急赶来的中央委员以绝对优势支持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22大上,与会的多数代表团吁请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棺材从列宁陵墓中搬出来,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又一次坚定的支持!

从那个时候起,苏联人民已经将斯大林的形象彻底从心里搬出去了!

其实,如何评价斯大林,乌克兰人民最有发言权。他们就不仅仅是像一般苏联人“过大于功”这样泛泛地评论,而是斥之为不可饶恕的罪犯了。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在乌克兰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派人强行从农民家中搜刮粮食,造成两次蔓延全国的大饥荒,先后饿死了近一千万人,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竟然成了饿殍遍野、赤地千里的人间地狱!1937年,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斯大林的极左政策予以纠正,制定了新的农业政策。斯大林闻讯,立即通知乌克兰中央,要求该国政治局委员到莫斯科开会,研究一下农业政策。乌克兰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莫斯科,刚一下车,即遭内务部人员逮捕,第二天,斯大林下令将乌克兰政治局委员统统枪毙!

就此两件事,便足以证明,斯大林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弥天大罪!曾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肯定知道此事。在苏共22大会议上,乌克兰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力主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就完全可以令人理解。苏东剧变到现在,乌克兰人民一直要求彻底清算斯大林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称斯大林犯了“种族灭绝罪”,要求国际法庭予以审判。但是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制造的大饥荒,绝不仅是针对乌克兰一地,苏联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人现象,所以不能叫“种族灭绝”。故而此事至今悬而未决。

所以,那时我们说斯大林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功大于过”,在中国可以随便说,现在还可以这样说,但是这种观点苏联人民不认可,俄罗斯人民不认可,乌克兰人民更是不认可!

手头这本《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在阐释了上述对斯大林的“三七开”之后,开始批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形式上的错误。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既没有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磋商,也没有经苏共中央全会讨论。这种做法不仅使各国共产党感到突然,而且也使苏共中央委员缺少思想准备。在苏共20大前两个月,即1955年12月为纪念斯大林诞生76周年,《消息报》上还刊登了斯大林的大幅照片。就在苏共20大的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赫鲁晓夫在政治报告中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然而没过几天,还是这个会议,赫鲁晓夫却突然做起《秘密报告》,一反常态,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都归咎于斯大林身上。历史证明,是否正确地对待斯大林,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对待苏共历史和苏共领导,关系到是否正确对待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必然是全盘否定苏联共产党。

这些议论,现在看来,有强加于人、干涉别人内政之嫌。共产国际早已解散,各国共产党早已各自为政,斯大林也不是各国的领袖。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最高领袖,决定揭露斯大林在国内滥杀无辜的问题,还需要给世界各国共产党协商吗?还非得召开中央全会吗?不给你协商就是错误吗?不召开中央全会就是程序违法吗?

这使我想起中国粉碎“四人帮”的重大事件。最高领导华国锋要逮捕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起初只是和叶剑英、汪东兴等少数几个人策划与密室,等到把四人帮都抓住了,才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外发布消息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经过一阵宣传造势,获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人民普遍认为华国锋的举措非常英明智慧(当然四人帮肯定认为是非法的)。假如华国锋也按照正常程序,先向世界各共产党予以通报,然后再召开中央全会,决定是否要逮捕四人帮。那恐怕华国锋还未动手,自己就成了阶下囚了!史家普遍认为,假如华国锋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四人帮的去留,四人帮的票数很可能要超过华国锋和叶剑英,“粉碎四人帮”岂不成了泡影!

同样,赫鲁晓夫也知道,要想揭开压制苏联人民30多年的斯大林的盖子,必然阻力重重。一些追随斯大林制造了大量冤案的高级干部为了自保,必然私心作祟,患得患失,极力阻挠揭盖子。所以,赫鲁晓夫在20次代表大会休息室向几位主席团委员表示要公布斯大林罪行材料时,就遭到了伏罗希洛夫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反复耐心做工作,才勉强打通了这些保守派的思想。由此可知,假如他直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揭露斯大林的问题,必然炸了锅,群议汹汹,不可开交,无法定论,造成分裂。而赫鲁晓夫采用由上而下、逐渐下达的办法,终于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到1961年召开党的22大时,全党基本达成了共识。这一点,我们无法指责赫鲁晓夫。

还有,我们指责赫鲁晓夫,在20大的开幕式上悼念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歌颂斯大林,但是没过几天,却做起《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好像是翻云覆雨,如同儿戏。现在仔细想想,赫鲁晓夫这样做并无不当,这恰恰是全面评价斯大林功过的一种策略。前面专意谈斯大林的功劳,歌颂之;后面专意谈斯大林的罪过,批判之;一前一后两篇报告相互映衬,不就正好是对斯大林的“两分法”和全面评价吗?

至于说,后一篇报告影响大,形成了对斯大林全面否定的效果,那是斯大林实际作为形成的客观效应。至于说,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就是全盘否定了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会冷笑道:我否定了我们的党,与你何干?大不了我这第一书记干不成了,真的就干不成了吗?难道只有篡改历史,掩盖真相,埋藏冤案,放过罪犯,才是我们共产党执政的长久之计吗?

我们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个严重分歧,就是对斯大林滥杀无辜、凭空制造无数冤假错案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这仅仅是“肃反扩大化”,是工作方法失误的问题。平平淡淡一句“扩大化”,就把无数的冤案和冤魂掩盖起来了。这既不合法也不合情。别说他冤杀了几百万无辜干部群众,单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00多名中央委员,竟然被他枪毙了80多个,而罪名都是捏造的,程序都是违法的,都是经斯大林批准的。仅此一件事,足可以判定斯大林犯了故意杀人罪!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无论你功劳再大,活着要判以极刑,死了要彻底批判!

我们都知道延安时期的“黄克功事件”。战功赫赫的红军旅长黄克功,因为谈恋爱遭拒,就在延河边杀死了女友,论罪当死。但是一些战士认为,当下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可以让黄克功到战场上戴罪立功。案件报到毛泽东处,毛批示曰:因情杀人,罪不可赦,如果对罪犯不处以极刑,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全体人民!于是黄某当即伏法。这也成就了毛泽东严格执法的一段美谈。

但是,斯大林仅仅是猜忌、怀疑,就凭借捏造的材料杀死了成千上万无辜的干部群众,就因为是最高领袖就可以不受党纪国法的制裁了吗?赫鲁晓夫据此对其予以揭露,予以批判,难道不应该吗?

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拘禁和放逐。”“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者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和刑罚。”还规定,“一个人,当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一个合格国家的政府和法庭应对这种侵害行为作出有效的补救。”斯大林在世时利用权力作了大量违反《人权宣言》的事情,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正是代表国家政府,对斯大林的侵害行为做“有效的补救”。

假如1950年代,我们对联合国的宣言视为“腐朽”,不予理睬的话,那么,中国人都知道“人命关天”“杀人者偿命”的箴言吧?杀了那么多人,怎么能是“一般性失误”呢?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领袖,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时间那么长,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错误,性质是什么呢?是部分的,暂时的,也是可以纠正的。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主流。所以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始终把斯大林的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并列地挂在一起。

这种“错误不可避免”和“错误是次要”的说法,正是对“人命关天”箴言的忽略,是对无数冤魂缺乏同情心的表现,是缺乏法律意识和正义感的表现。何况,斯大林在世时,他的错误谁也不敢“纠正”,一件也未纠正;只有在他去世以后,赫鲁晓夫等人才做了部分纠正,但人死不能复生,脑袋掉了如何“纠正”?

毛泽东还有一段话更让人不可思议:

“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以上引言均出自《毛选》五卷)。

这里的“缺乏革命道德”,可能是你以前拥护,现在反对,那就是出尔反尔,心口不一,道德品质有问题。仔细一想,这种说法不合逻辑。以前不知道内幕,听到的尽是歌功颂德,所以对斯大林表示拥护;后来内幕揭开,发现了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罪行,所以转而反对他。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心理变化,怎么能是“缺乏革命道德”呢?难道以前不明底细拥护他,现在发现他杀人如麻、血债累累后依然拥护他,这种混淆是非、不辨善恶的作派,才是富于“革命道德”的吗?

“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这句话让人奇怪。苏联调查委员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已经将“理由”讲得万分充分了!斯大林制造的无数的冤假错案,一桩桩一件件,冤情似海,铁案如山,辽阔的苏联大地上浸透了无数苏联人的血和泪,这还构不成“转过弯”的理由吗?

但是,我们的理论家开始高调歌颂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思想家,在帝国主义掀起反共高潮,国际共运掀起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他为了各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的宏大的气魄,对国际形势的远见卓识,为各国共产党人所钦佩。他是真正地正确对待斯大林的一位伟人……”这种盲目肉麻地歌颂,放在50年代和文革时期,还情有可原。而作为21世纪的理论家依然如此高调歌颂,就有点愚不可及了!我们一直高调地吹捧斯大林,大反修正主义,导致各兄弟党都与我们翻脸,世界上60多个兄弟党都站在苏共一边,站在中共一边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只有这个被中国人血汗喂熟的小兄弟对我们表示“钦佩”。这也值得骄傲吗?

我们拥护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做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中国的极左思潮开始泛滥。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

“对苏共20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他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20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

他又解释说:“国际上政治风一刮,国内必然有人呼应。所谓‘动摇分子’是有不同情况的。有的人艰苦奋斗了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的不多,在思想方面,立场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在他们中有的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是动摇的人是少数。”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把支持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和中国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了。谁支持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谁就是“动摇分子”,也就是右派分子。此后的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一系列运动,都由此而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指斥彭德怀等人“风一吹就动摇”,“和赫鲁晓夫相呼应”,“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根源就在于此。

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还有一个严重分歧,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问题没有正确地分析,科学地评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自己也陷入了个人崇拜的泥潭。

而我们中共,较好地解决了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为了吸取教训,中共八大,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会议期间,不突出领袖,不突出个人,不挂像,不照像,没有领袖接见,不进行歌功颂德;二、公开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强调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三、反对党内不正之风,进行全党整风运动,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四、党中央机构设立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加强集体领导。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好像我们从斯大林身上吸取了教训,已经杜绝个人崇拜了!但是后来的结果如何呢?

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之初,就个人崇拜问题讲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了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是很感兴趣的。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到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毛泽东这段话,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自己却坚持正确的“个人崇拜”;批评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是为了个人目的,让别人崇拜自己,自己却以列宁语,认为“不如我独裁好”,因为我真理在手!

对于这种明显地导致个人崇拜的错误讲话,我们的理论家也予以高度赞扬。认为毛泽东在讲话中,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的。相反,强调了对真理的崇拜,对权威的崇拜。而他反对的,是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建立个人崇拜的人。譬如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却建立了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在他执政的11年中,一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却把自己筑成个人崇拜的偶像。他怎么能和斯大林相比呢?他在苏共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功勋卓著的领袖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崇拜就没有稳固的基础。他主张用民主的方法选举党的领导人,选不上的下去,结果在1964年10月,被苏共中央用民主的办法赶下了台。这说明他的个人崇拜没有起多大作用。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揭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野心和目的,是十分有远见的。凡是搞阴谋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譬如中共的野心家林彪大搞个人崇拜,结果被历史打得粉碎。

这样的高调赞扬,现在仔细分析,确实让人感到羞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自己也确实搞了个人崇拜,在报刊上有突出宣传自己的嫌疑。但是,赫鲁晓夫在当政的11年里,平反了斯大林制造的无数的冤案,而自己不敢说没有制造冤案,但几乎没有错杀一个人。他也由于政见不合,打倒了几个“反党集团”,而这些反党分子没有一个遭到杀戮,最后都得以善终。就这一点来说,就比斯大林强百倍、千倍!

说赫鲁晓夫不是一个“举足轻重、功勋卓著”的人,也有点不厚道。在开创苏联方面,他当然不如斯大林的功劳大;但是,在斯大林死后,他能顶着压力,平反了近一千万件冤假错案,使一亿多苏联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这方面,他的功劳不亚于甚至大于斯大林。如同中国的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使地富反坏右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所以,现在不少人称胡耀邦是“共产党的良心”,是“第一伟人”,正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尤其要自省的是,我们在反对个人崇拜方面,做得比赫鲁晓夫好吗?在中共八大上,固然制定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措施。但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很快就完全抛弃了八大的规定,在个人崇拜的道路上大步跨越。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这每一场整人斗人、胡乱折腾、祸国殃民的大运动,都是个人崇拜伴随极左思潮推动的产物。

典型的要数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上忧国忧民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就大跃进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大多数与会人员起初对彭德怀的意见是支持的,但是,当毛泽东发表了痛斥彭德怀的讲话后,与会人员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相信毛泽东就是真理,突然一窝蜂地转向,开始猛批彭德怀的“反动罪行”,于是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全国由此开始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各地揪出的右倾分子竟然有350万之众!这真正是地地道道的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们慷慨激昂地发表《九评》,对赫鲁晓夫反对和清算斯大林的“罪行”予以猛烈批判。中共成了斯大林最忠实的维护者,成了最纯洁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而赫鲁晓夫则成了马列主义的头号叛徒,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然而我们一边批判着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一边却在危害严重的极左道路上越滑越远!

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和江青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顶峰,整个国家遭受的十年浩劫也达到了顶峰!冤假错案,遍于国中;祸起萧墙,生灵涂炭;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饥民逃荒,怨声载道 。这一切,皆源于我们自认为能够正确对待的个人崇拜!

我们指责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为了自己搞个人崇拜,只有我们才能正确对待个人崇拜,这是盲目自信还是自我讽刺?

不能正确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对斯大林的错误讳莫如深,百般掩饰,甚至高调歌颂,正是导致我们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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