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伯苓可以说是能屈能伸,当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校长却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陶行知则相对刚烈,在晓庄时明确提出与土豪劣绅斗。在陶行知的身上,反叛的精神几乎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

一、陶行知和张伯苓的直接交往

大量史料表明,陶行知和张伯苓之间的关系在1921年到1927年间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媒介最为亲密,1928年至1940年间尚保持高度信任,此后由于政治立场和见解的不同开始远离。

(一)仲述为媒结同道

现在能查到的张伯苓与陶行知最早的交往应该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与陶行知的交往。在胡适1916年7月5日的留学日记中,夹着一张张彭春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胡适在照片下方附有一行文字:“上图左为歙县陶文濬(知行),右为天津张彭春(仲述)。两君皆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1](P43)。这说明胡适、张彭春与陶行知于19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同时师从杜威,回国以后又都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张彭春比陶行知早一年回国,曾受聘为陶行知任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研究员,任中学课程改造之研究,从事新教育的传播。这张照片对了解包括杜威、张伯苓在内的他们五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价值的。

1923年5月18日,张彭春曾记述:“陶行知评我‘不求近效而求远功’的。他对任之(黄炎培)说:‘若给仲述五年功夫,可以有惊人的结果。’行知是爱我的,也是对我有信心的,所以不当使他失望。”[2](P325)1924年2月26日,已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张彭春则有如下记述:“我也免不了有党见,想联合北大、清华同黄炎培、陶行知等争战。我早看到清华这块肥肉是大家要抢的,毕业生特别是近两三年回国的,合力要占这块地盘。”[3](P342)这样的记述足以说明他们间的关系,也让张彭春被纯清华派联想为他是清华的南开或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言人。

1936年,张彭春受教育部借聘,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在牛津、剑桥等十余所大学作学术讲演。是年8月7日到14日,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五十余国代表前来参加。中国被邀请的代表共3人。陶行知、张彭春、崔载阳(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因事未能出席)。张彭春、陶行知代表中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陶行知介绍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与救亡运动的实况及小先生制。这一年,张彭春在剑桥大学修订完成专著《中国:何来,何去?》,后改名为《中国在十字路口》,交由伦敦伊文思公司出版。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张彭春是陶行知与张伯苓结缘的媒人。从现有的史料看,另一个可以成为张伯苓与陶行知牵线人的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保罗·孟禄教授,他1917年4月18日就致函张伯苓告知该院为张提供奖学金[2](P184),此时陶行知仍在美国且与孟禄来往频繁。1919年4月28日,张伯苓到南京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住南京造币厂花园内,陶行知当晚造访[2](P244),这是有文献依据的张陶第一次见面。

(二)相互启发教学做

1917年8月,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之际,正是张去美国学习之时。张伯苓曾为如何办好南开大学到美国各校参观学习,并到过哥伦比亚大学拜访过杜威,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那次张与陶直接见过面,但依据上文提到的陶行知与张彭春的关系,至少已相互知其名。

1919年2月,陶行知应蒋梦麟之约发表《教学合一》一文,反对传统的教学分离、重教轻学。“五四”运动后,陶行知在排课表时又将此前使用的“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不久为全国教育界所采用。

1925年,陶行知应邀到南开大学作了多场演讲,11月26日对学生讲《大学生应有之精神》,提出大学生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良社会要有美术的精神,处世应变要有大丈夫的精神;11月27日到南开大学理科同乐大会演讲《学术独立在中国之重要》,同日到南开中学作题为《教学合一》的演讲,提出主张“教学合一”的理由是,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不只教学生学,自己也要学。当时主持讲演会的张伯苓即兴发表看法,认为陶的理由不完整。他说,“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是教学生学,更要教学生行”,并建议改为“学做合一”或“做学教合一”。陶行知受张伯苓启发,豁然贯通,于是将“教学合一”扩展为“教学做合一”。但是张伯苓依然认为“教学做”不是他主张的“教学生行”。

12月17日,张伯苓在南开中学高中学生周会上针对陶行知讲的《教学合一》,以《学行合一》为题发表讲话,以孔子的好学“乃学行并重”为依据,明确提出:我所谓的“行”,不是教学生把书本学的知识实地练习一下,而是“行为道德”。他说:现在社会变迁很大,只重物质,不重道德。有人尽管“学富五车”,而行为可以丝毫不顾。我们必须极力矫正,“学行并重”。“‘行’些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这样才算是好的教育[2](P385)。这场争论导致陶行知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教学做合一”成为陶行知创建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起点。

从这场争议可以看出,张、陶二人所讲的内容是交叉的,有所同,有所不同,从中也可看出他俩各自偏向于具象与抽象,思维特点是不相同的。

(三)志趣相同结社团

1919年3月,陶行知同蔡元培、胡适等商定,以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等5个文教团体的名义,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杜威来华讲学成为有志改革中国教育的人凝聚起来的一个契机,不久新教育共进社成立,张伯苓、郭秉文、黄炎培均参与。

1921年7月,在欢送杜威回国之际。陶行知与范源濂、蔡元培、张伯苓、严修、袁希涛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推范源濂为社长,蔡元培为副社长,决定聘请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并讲学,该社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孟禄的实际教育调查。

陶行知陪同孟禄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地调查、讲演,并任口译。张伯苓也与孟禄多次见面或共同参加活动。1921年12月中旬,实际教育调查社邀孟禄博士开讨论会,陶、张均参与其中。16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的当事人都自动要把三个机关合并为一,三社公推陈宝泉、李建勋、马叙伦、朱经农、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章程起草员。21日三社代表联合会讨论,当即通过简章草案。12月19日至26日,实际教育调查社在调查了九省教育之后,邀集各地教育界代表到京开会讨论改进教育方案,并与孟禄交换意见。到会的有奉天、广东、福建、四川、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山西、直隶等省的代表。到会社会团体于12月23日组建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会也是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仁的饯别会。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通过社章,成立董事会,推蔡孑民(元培)、熊希龄、张伯苓、汪兆铭、黄炎培、郭秉文、李建勋、袁希涛和范源濂等九人为董事,杜威、梁启超、严修、孟禄、张骞、张一麟、李石曾为名誉董事,董事长由范源濂担任。公决请董事会聘定主任干事后三社事业即行归并,后董事会决定聘陶行知为主任干事,张伯苓为任期一年的董事[3]。陶行知宣布中华教育改进社诞生并就孟禄所做的科学教育调查发言,提出教育革新运动,须具开辟与试验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人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月进,就须继续不已地去开辟,继续不已地去试验。”

1922年7月范出国考察,董事由梁启超接任,蔡孑民任董事长。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后,张、陶之间的交往就很频繁,如1922年3月26日,陶行知来南开大学开谈话会,晚上在严修寓所与张伯苓、凌冰等用餐,“谈至十时半乃散”;4月1日,张陶二位又在北京前门与胡适、严修等人共进午餐[2](P302-303)。仅在这个四月,张、陶之间有文字记载的相会至少有4次之多。

1923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平民教育大会上,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张、陶同为执行董事,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中华教育改进社也为南开大学提供了人力资源,各位董事和骨干几乎都先后受邀到南开做过演讲。

1927年9月初,第八届远东运动会闭幕后,陶行知与曾在南开任职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凌冰陪同张伯苓、查良钊在西湖游了三天,陶行知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精神格外振作了”[2](P446)。这种心态除了西湖的景致怡人,也说明张、陶之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内的关系融洽。

(四)相扶互助渡难关

1920年1月29日,天津学生前往省公署请愿,为反动当局血腥镇压,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四人被捕,消息传到南京,2月1日,陶行知支持南高师学生约集各校学生分队示威游行,并做反帝演讲。当时的学生代表刘清扬南下发动各地支持天津的学生运动,在南京他拜访了陶行知,留下的印象是“冷静、沉着、诚挚、亲切、正直。他满怀着对青年的真情,并给以正确的指示”[4](P48-49)。1月31日,张伯苓在南开作修身讲话时指出,“若要打算进步,必须改革”[2](P263),首次显现出二人的默契。

1920年11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层干部邹秉文为学校着想,向校方建议将南开学校教员钟心煊(暄)挖过来,得到校长郭秉文的支持。陶行知闻听此事,“仔细思量,颇有不安于心者”,于11月27日致书郭秉文,陈述四点反对意见:“一、吾辈为国家造就人才而办高师,伯苓先生亦为国家造就人才而设南开,同一为国植才,则得于本校而失于南开,故以全国目光观察,此举实属无补。二、个人应顾全友谊,机关亦应顾全友谊,近而金陵以地方关系,远而北大、南开以宗旨关系,其感情皆当维系,而不容丝毫之损伤。三、此数校之教员来去,应由自决,而不由一方面学校发动。四、增加教员,与其攫取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5](P222)后来郭秉文还是听取了陶的意见,钟1922年还是到了厦门大学。举办学校无疑需要相应的师资,但陶行知主张,自己培养所需师资乃为上策,办学治校应注重校际间的合作与情谊,不守规则不讲道德地挖他校的师资乃是损人害己之举,应坚决杜绝(恰巧现今各校完全失去校际伦理)。

据程修兹的外孙胡其伟回忆,1921年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请陶行知介绍一位国文教员,陶推荐程修兹前去任教[6]。程修兹(1869-1953年)早年执教于安徽歙城中西蒙学堂(后名崇一学堂),是陶行知的老师,陶与程修兹保持着终身的生师情谊。程随后又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学堂及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大约1930年前后才退休回家乡徽州,先后任教二中、徽中、徽州女中。由于他在徽州教育界的影响,他与胡适也很熟悉,与胡适关系密切的绩溪北村人章衣萍是程修兹的表侄,胡适曾于1922年3月应张伯苓之约在南开大学讲授了三期的《国语文学小史》,胡适在1922年3月24日记载:“绩溪程修兹(现在南开教国文)来谈。”同年4月2日日记记载:“‘什么’一语,广西太平府作mun—go,广州作meit—yea(乜野),琼州府城作gai—mih或mih—gai(个),琼州的崖县有所谓‘军话’(流徙充军到此的人的话)作mo—nio,吾徽歙县的mo—LL与绩溪的mo—LLe(歙县西乡为shi—moi),皆从mo—ni复出来,休宁为teh—mo,婺源为ho—Li,黟县为ha—Li。此系程修兹君说的。”[7](P295)胡适还将程修兹介绍给赵元任先生,1930年前后,赵元任曾专程来到徽州调查了解徽州一府六县独特的方言状况。胡适专门介绍赵到屯溪珠里村程修兹家中晤见,对各县方言作了详尽的记录和研究。

陶行知向张伯苓推荐程修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他与张伯苓的关系深浅程度,下面以陶与程的交往加以说明。

1930年4月蒋介石下令封闭晓庄,通缉陶行知,陶流亡到上海租界隐居。9月3日程修兹由屯溪赴上海参加其子程万孚与江萱(江彤侯次女)订婚仪式,其间的家信中叙述了他在沪与陶行知相晤情况:“我到上海已经十天了,漱(万孚小名)事(指与江萱订婚)总算定了……行知的地址真秘密,昨夜行知在十时许来‘远东’(程在沪下榻旅馆)看我,到十二时才去,约定今天下午陪我玩玩、谈谈,他四时后即邀我同万孚、萱去看了电影,又请我三人吃晚饭于‘福禄寿’饭店,桃红、小桃已在饭店候我们了。他说明早还要送我上火车,我请他不要送,因他的时间很珍贵,今天昨晚已耗去五六小时,在他已算大牺牲了。行知天性如此敦厚,比之一般已有天渊之别了……九月十三日父字。”[6]在如此特殊时期能如此亲密交往的当不是一般的熟悉,可这次相会也是他俩的最后一见。

陶行知在重庆办育才学校期间曾在给程修兹信中云:“渝地米价飞涨,生为育才师生吃饭问题,终日与米价赛跑,犹瞠乎其后……”程修兹将陶书条幅与该信一同裱好悬于书房。1951年初,军管会一位同志在程宅见到陶行知的信函条幅,了解到程修兹与陶的师生关系,加之程已年逾八旬,不可能参与劳动生产,经军管会研究特批其离开屯溪到南京其子程万孚处生活,最后一次沾了学生陶行知的“光”,享受到如此特殊遇[6]。

陶行知对张伯苓的支持还体现在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任职期间,对南开给予大力支持。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十万五千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这件事是由陶行知直接经手办成的。1925年11月15日,陶行知与钱崇澍(雨农)、祁天锡等人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调查团到南开调查,“张伯苓留该团午餐,理科全体教授作陪”,在1926年3月由陶、钱等人写的调查报告中称南开“为国内办理最有成效之私立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与积学之教授通力合作,精神至佳。校内教学、训育各方面,生活均极健全……本会视察员之意,在私立大学中其应得奖励与补助者,莫南开若。兹提议本会酌量情形予以最高额之补助金,以宏私立大学教育之效益。”[2](P381-390)

1925年12月2日,南开大学组织理科教授饶毓泰、邱宗岳、应尚德到北京各大学理科参观,4日,陶行知专门在《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1期上发表《南开大学教授来京参观感言》,对此举加以赞赏和倡导。1926年10月15日,陶行知到南开,张伯苓派张彭春引导参观,途中遇到严修,做了长久交谈;16日,陶行知有感而发,写信给张伯苓,劝南开大学开办小学[2](P413)。后来南开真的办起小学,发展成包含大中小学的南开学校。

张伯苓在南京“晓庄师范”被蒋介石封闭,陶行知被通缉的时候,仅凭陶行知写给张伯苓的一封信,就免费接受了他的大儿子陶宏到南开中学就读,“可贵的是,陶行知决定把儿子寄托给张伯苓,而张伯苓并不管南京通缉陶行知这个问题,欣然答应,并使陶宏免费入学,也不害怕陶宏把晓庄师范的思想带到南开来。这可以是近代我国教育史上一段佳话!”[8]

直到1937年12月21日,陶行知在国外宣传抗战,还给他的儿子陶晓光和陶城写信,说他们“既到汉口,最好把他(陶城)送到南开(四川)去,托张伯苓先生和他的主持人照应。他们都认得我,不会拒绝的”[9](P458)。至少说明直至此时,他俩心中还没有垒块。

(五)政治歧义隔胸怀

虽然张陶对国民政府委任教育厅长、三青团总干事之类的职务均婉辞谢绝,更心仪于做好实际教育工作,但1938年,张伯苓、陶行知、张彭春、胡适、黄炎培、晏阳初都参加了并非他们创设的社团——国民参政会。张伯苓当选副议长,陶行知、张彭春等为国民参政员。这是一个大家聚会的机会,也是发生纷争的机会。陶因还在国外,没有参加一届一次会议,仅从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在重庆召开的一届二次会议开始参与其中。总起来看张氏每次出席会议,不常发表议论,其力量则在驻会委员和副议长的岗位发挥,陶行知则屡提议案;从目标上看,他俩都认同民主政治,但对路径的看法有明显差异,以至1940年9月国共摩擦加剧后,陶明显亲“共”,张明显亲“国”,直至1942年7月27日公布第三届国民参政员名单,陶行知和吴玉章、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梁漱溟、罗隆基、陈嘉庚等最终被赶出国民参政会,张伯苓依然与蒋介石搭档为正副议长。

1943年12月18日,陶行知还到过一次重庆南开,要南开图书馆传记书目抄本,“藉资参用”[10](P131),这是陶行知在艰难中维系育才的求助,没有张、陶早年的欢宴,也没有亲热会面,仅档案中留下片语只言。从各方面的史料看,此时张伯苓与胡适的距离远比与陶行知近,甚至与晏阳初的距离也比与陶行知近。

1944年月1月,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向他颁发一等景星勋章。同年4月,陶行知为张伯苓祝寿时,引用蒋介石的话写了一首贺诗:“寿伯苓先生七秩大庆:‘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诗后还对“两园桃李一手栽”加注道:“国共两党中皆有先生高足”。不难看出,陶行知把张伯苓的奋斗精神与抗战必胜的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首诗带有较浓的联合战线味道,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却不符合此前有如此深刻交往的人际常情。

更加令后人感到离奇的是,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脑溢血去世,叠加上当时的时局成为全国瞩目的一件大事,却未见张伯苓的悼念文字。

二、近代教育家群体中张伯苓和陶行知的角色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自发形成了一个教育家群体。陶行知、晏阳初、蔡元培、王国维、梅贻琦、胡适、张伯苓、徐特立、黄炎培、陈鹤琴、叶企孙、陈寅恪、梁漱溟、蒋梦麟等14人是由教育史专业人员海选出来的,这个群体本应该还有陈独秀、郭秉文、司徒雷登、李建勋、朱家骅、马寅初等人。但他们或由于从业时间短、或由于有明显的偏向而有失公正、或由于对教育不够专一而难以获得高度一致的公认。

若再进一步考察,杜威在这个群体中发挥了原动作用,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有三位后来影响中国甚大的学生,他们就是胡适、张伯苓和陶行知。他们反对传统的教育理论,1919年的杜威来华讲学成为再次联络起这批教育家的纽带。1920年1月2日晚,杜威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演讲《真假个人主义》,胡适任口译,张伯苓即前往聆听[2](P263)。1921年前后,一批以实验主义为基本理念的教育家群体初步形成,主要成员包括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留学回国的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张彭春、胡适,以及当时在教育界已有一定影响并专门到美国进行教育考察的范源廉、严修、张伯苓等人物,这些人又与袁希涛、蔡元培、黄炎培、熊希龄及其夫人朱其慧等人形成合力,在中国推行新教育运动。

在这些人当中,陶行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无疑是激进的先锋,张伯苓、黄炎培、郭秉文、蒋梦麟、朱其慧、范源廉等人组成强劲的殿军。之所以这样确定角色,具体依据的是言行表现。虽然张伯苓并不十分赞同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而胡适也对张伯苓主张的渐进式的教育改革思想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相互仰慕。张伯苓对蔡元培表示佩服和尊敬,认同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教育家,也认同他主张的“科学和民主”,但在南开,他是反对学生参与这些活动的。

若以年龄论,陶行知、胡适、郭秉文、蒋梦麟等人是新教育的少壮派,蔡元培、陈独秀、黄炎培、袁希涛、张伯苓、朱其慧等人则属老成派,其中一些人属于元老派。1921年底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成立使得他们凝聚为一体,其中的具体和实际策划人、董事、名誉董事恰好形成一个三级梯队,甚至还包括张骞、梁启超等人,发挥了中国教育史上有史以来最为巨大教育家组织的能量。

开展学校调查是推进新教育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重要活动,当时在中央和地方都组织了教育调查会,1922年1月3日至8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举行。改进社学术部内又分研究、调查、编译、推广四科。调查方面有全国教育的调查、地方教育调查等。虽然张伯苓不能进行调查的设计,天津市学校调查会还是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为首,“特约国中教育专家商定办法,以天津市委下手之调查处,克已预备一切,尽先举行”[11]。

纵观那一代教育家,他们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他们勇敢担当起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应对责任,舒缓了中国的时代困境。他们用一生的奋斗和探索回答了中国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首先是中国教育如何回应西方教育的挑战;其次是中国教育如何摆脱因袭传统教育走向新生。他们在自己长期办学实践经验上的,因应时代、融合中西教育理论,创造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教育哲学,如生活教育理论等。

二是开创出多元共生的教育生态。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教会学校与世俗学校、多种教育理念并行、各中学校地位平等是其基本特征。

三是创造出中国现代教育的范型。中国现代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现代还有争议,而那一代教育家已经做出来了,他们所办的一所所学校就是典型的案例,南开、晓庄、育才……事实上只需将那批教育家的做法系统总结就很明晰。

四是推动中国教育全面融入人类教育主流。通过世界教育大会等多个渠道,使中国教育与人类教育的前沿相同步,与世界教育的主流相融合。

五是他们确实是一批真正知中国,诚心服务中国的教育家,反对“拉洋车”式的照搬,对世界教育潮流有深刻的理解,并成功将他们中国化、本土化。张伯苓明确提出“教育宗旨当视本国情而定”,陶行知提出既反传统,又反洋化,都是深刻体验所发出的声音。

六是他们以自己的行为确立了中国本土的现代人格。其基本特征是:人格独立、信仰坚定、勇于批判、平等包容、德业双馨,这一点在经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习惯于做臣民的中国尤其有价值。1934年,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评价较高:“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一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经历近80年后,这段话更如洪亮警钟。

所以,总体上,张、陶那一代教育家担当了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和创新者的角色,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将随历史向前发展而日显高隆。

三、陶行知和张伯苓教育思想和风格的异同

正如人们已经指出陶行知和南开不同,“陶行知公开反对培养‘双料少爷’,但是张伯苓却发给了黎绍基毕业文凭。其实,他并没有入学,只因为他是黎元洪的儿子的缘故”[8]。若将陶行知与张伯苓作比较,可以看出他们的家庭背景、家乡文化背景、童年生活、人生经历、个人性格、行为风格、思想意识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但他俩最终都成为20世纪中国排名前列的教育家,所以也必然有共同的东西,下面择其最主要的略述如下:

(一)共同的信念:教育救国

张、陶都对教育极度感兴趣。说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信徒,是很符合实际的,他办南开的初衷就是育才救国,他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所在后多次对人们说:“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12](P95)

陶行知也是如此看法,但在具体内涵上有差别,他在《共和精义》明确提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以至后来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他更看重的是人民而非国家,并提出“人民第一”。

如果说张伯苓投身教育完全出于偶然,那么陶行知选择教育则完全出于理性和积久的思考。

(二)实干、拓荒与理论精思

张伯苓校长用”Pioneering”(开拓)这个词来概括“南开精神”,他的名言中有:“干——苦干,硬干,穷干,拼命干!咬定牙根努力干!干,就是要奋斗不已,发奋图强,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不灰心,不气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这是他办学理念与治校精神的浓缩。

张伯苓是个实干家,在教育理论上他没有著书立说,不是渊博的学者,而是个实践者、决策者、领导者,但他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他的演说是他执行力的组成部分,他的教育思想受到蔡元培的影响。

陶行知与张伯苓在这方面的鲜明差异是,陶不仅是干、开拓,还进行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创作,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在教育的各个领域也都有较多的理论建树。

举其中的一个例证,1919年4月21日,陶行知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9期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提出三种常见的教育家为:“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提出必定要在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而“一般有志办学的人,也专门在有学校的地方凑热闹,把那边疆和内地的教育,都置之度外……病根就是怕”,他把得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归结于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三)传统与现代的异步

张伯苓与陶行知作为中国近代两大教育家,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并同为杜威、孟禄门下,他们的教育主张不同表现之一,就是陶行知更激进更理念化,张伯苓相对接近传统和经验;陶行知更关注社会底层民众,以乡村教育的手段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让农民成为主人实现社会变革;张伯苓则走的是兴办精英学校的道路,看重培养“首领人才”[13](P68)。

1930年,晓庄被查封后,陶行知受到通缉,陶行知的大儿子陶宏到南开中学免费读书。按说那时能有这样一个上学的机会应该格外珍惜,但陶宏只上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主要原因是他觉得南开中学“受束缚,不自由”。他的这种感觉是与他此前所上的学校相关的,陶宏生于1915年,在陶行知到美国留学半年后出生,1923年至1927年在北京女师大附小和师大附小上小学,这两所小学当时就比较进步,小学生参加抵制日货等一些活动;1927年,他小学毕业考入艺文中学,该校是南开校友崇尚西美教育理念的高仁山所办,是实行道尔顿制进行教学的一所新型学校,强调学生的兴趣,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处于辅导地位,陶宏在这所学校如鱼得水,非常快乐地学习。但该校校长高仁山被杀后,学校停办,于是陶宏到南京晓庄学校学习,该校同样是一种自由、民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教学[14]。这个案例可多少说明陶行知与张伯苓教育风格的差异。

1923年1月,陶行知曾在南开做过一次题为《大学教育的二要素》的演讲,认为一要使学生养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二要先生与学生“彼此应当发生一种优美、高尚、紧密、有生气的关系,去作他们的学问”[15]。

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显然脱胎于《诗经·鲁颂》中的“允文允武”,据孔颖达解释,“允文允武”是“既有文德,又有武功”的意思。陶行知对传统教育的批判要比张伯苓激烈、深刻,他认为旧教育是死的教育,需要造成民主的学校。

(四)理想与现实

陶行知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相对来说,张伯苓要现实得多。陶行知是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者,张伯苓总体上是现实主义者。

论证这点的例证很多,比较突出的有:陶行知将诗当成自己的生命和武器,张伯苓几乎不写诗。

(五)政治的远与近

陶行知一生是积极参与政治的,从早年参与辛亥革命,到参与“好政府”签名,再到主张“天下乌乎定,定于一”,晚年更是全身心投入民主运动。

张伯苓一生经历复杂,“早年受洗皈依基督教,晚年加入国民党;从标榜不问政治,到竞选‘国大’代表,当了三个多月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长。”[16](P4)晚年则有学生辈的吴国桢和周恩来作为两派政治势力的主干人物,极力将他拉入政治。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陶行知是南京地区积极的参与和领导者;而就在5月23日,张伯苓因南开学生执行天津市学生联合会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的决议而“愤而出校”[2](P246)。1920年3月15日,正是各校开学之际,南开中学学生在学校礼堂门前贴出“代表未释,暂不上课”的标语,张伯苓大怒,当即宣布将其开除,并令他“立即把铺盖搬出”,并斥退学生26人[2](P264-268)。此后虽经成立校董会等各种办法调解,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张、陶之间基本政治取向的差异。

张伯苓对政治的参与带有较深的中国传统色彩,比较注重实际。由于张学良办东北大学曾求助于张伯苓,张伯苓派人前往协助,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致信张学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而此时陶行知正积极参与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活动,力促形成联合战线,并出国宣传中国的抗战主张。

(六)反叛与顺应

张伯苓可以说是能屈能伸,当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校长却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陶行知则相对刚烈,在晓庄时明确提出与土豪劣绅斗。在陶行知的身上,反叛的精神几乎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从“知行”到“行知”,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从“教育即生活”到“生活即教育”,从“学校即社会”到“社会即学校”,下面这件与南开相关的事也是他反叛精神的证明。

陶行知应邀到南开大学去演讲,适逢河北省会考,南开考的分数不高,陶行知为此写了篇短文《贺客与吊客》,对一件张伯苓可能感到不光彩的事情加以祝贺,陶先生反倒认定“南开学校在一般学校中是办理的最认真而有精神”的。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以分数代表一切,而注重学生“整个的生活”,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着眼点,这就是陶反叛的依据。

与之相对应是南开曾发生的另一件事,物理老师魏荣爵教学水平高、教学态度严谨,不料遇到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给六十分使这位偏科的学子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并有所建树。按当时南开的校规,主课如有一门不及格,补考仍不及格,不能毕业,只能作为肄业。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学生发挥了正向激励作用,也算是南开校史上的佳话。

相对而言,张伯苓对传统和当时社会既有存在反应得要温和得多。

四、陶行知和张伯苓对当下教育实践的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看张伯苓和陶行知,我们不应仅仅得到抽象的结论,也不应悲观,而应从中得到激奋和启发。

(一)教育家是无私无固的

真正的教育家是无私的,正如张伯苓所说“私立学校并非是私人所有的”,南开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张伯苓曾说教育是自己青年时期的志愿,中年时期的生命,老年时期的安慰。陶行知倡导“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些都是无私的表现。

同时,教育家是多样的,没有一个刻板模式,不是“统一”、千人一面的,张伯苓和陶行知之间有相同之处,都在学校办剧社,自己亲自参演、亲自写剧本;都重视体育与卫生;都重视学生自治和校内民主建设。同时,他俩有较大的差别,并且依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变通,但都被后人公认为教育家,因此,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机构都不能设定一个教育家的模式,要求大家依据这个模式成为教育家。

长期以来,教育上的刻版化、固化的问题比较严重,那些老是要捉摸“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的人,其实是很自私的,也是很古板的,若再加上太多意识形态的定语,就有可能是违背人性和人的天性的,这是中国教育应该记取的一个深刻教训。

(二)人是教育的主人

教师和学生都应是教育的主人,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精神,不能把学生和老师当成打工者,或当成工具。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每个人的私德,在一个私德良好的社会,就能有良好的公德。

长期以来,教育的逻辑颠倒了,以抽象统一的公德要求所有的人,结果每个人都成为这样所谓的“公德”或其他意识形态化概念下的工具或填充物,于是就没有主人意识,没有社会的责任和权利意识,形成了品德沙漠化的社会。

张伯苓痛陈有的中国人常为自己一点小利就能做出不顾大体、祸国害国的事。把公家的事物顺便拿,有机会偷就偷,有机会贪就贪。要以“公”教育大家,要大家知道“公家的”是全体共有的,这样国家才能建设起来。

早在1916年张伯苓就说过,南开办理得小有成果,“精神则在诚字”。所谓诚者,即不欺诈,不做伪,一诺千金,践守诺言。他在修身班上经常以诚信教育学生,说明诚信缺失,不讲信用的危害。他以袁世凯一生的失败为例告诫学生:“以袁世凯之雄,不诚且不能善其后,况不如袁者。”学生行将毕业离校,他谆谆嘱咐,我所望于诸君牢记而守之终身者无他,诚之一字而已。张伯苓把优秀的传统道德与严正的社会规则注入学校文化,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打造社会秩序的终极依托。

南开的“公民”课上有关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陶行知办晓庄是有村民自治的推进行动,这些都是为了培养主人,而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主人的培养,只看考试分数。

(三)教育家是倾尽所能的人

张伯苓四十余年穷尽所能地办中国最好的教育,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培养出一大批栋梁之才,自称“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陶行知在育才遭遇米价危机之时,将“与米价赛跑”当成乐事,当别人说他是背着石头游泳时,他说是“背着爱人过河,而且越游越有劲”。

张伯苓不给孩子们留钱,学校账上也不留钱,认为,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学校经费年终还存在银行里就是守财奴,就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这一点和陶行知极其一致,他常做两个计划,一个是紧的计划,一个是宽的计划,常常是先把事做起来,然后再尽力筹钱。

(四)教育家是厚生生利的

陶行知和张伯苓都主张“厚生”,“厚生”是陶行知提出的“五生”之一,他还专门写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张伯苓以“利用厚生”作为科学的根本目的,使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非但没有停步不前,反而培育出了与众不同的“南开精神”。而如今,教育既不厚生,又是消耗的。结果是学生身心素质受到伤害,还要花巨额的学费和成本,这个包袱后人背起来将会越来越沉重。

(五)教育家在社会中难逃政治外

陶行知明确提出“社会即学校”的命题,张伯苓也强调,要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公德心。南开各学校开设了社会视察课,让学生走入社会调查社会现象,了解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志愿活动,从而唤起社会良知和社会同情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当年参加过南开中学社会调查的叶笃正先生回忆道,南开当时有一门课,别的学校都没有,就是社会调查。

然而社会中必有政治,早年宣称不问政治的张伯苓,晚年涉政较深,1940年,他在病中对南开同仁说:“我个人一生从事教育,此志不渝,虽近因参政会事和政治发生关系,但绝不忘掉本身事业。”陶行知则坦承经由教育实现民主政治,他反对“党化”教育,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前人未能越过的坎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

(六)学校应是多元包容的

张伯苓把1924年底南开大学部师生间矛盾看作,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饭。1940年代,张伯苓对写了《走错了一步棋的张伯苓》一文的15岁学生十分赏识,并说:“不管他说得对不对,才念高一就敢在杂志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他的老校长。这说明他没白念南开,也说明我们南开教育的成功。”

南开的公民教育不搞政治化的说教,学校经常会邀请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南开学生的心中植入了最朴素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

陶行知所办晓庄学校中有多种党派,曲折的经历使陶氏在政治上显得十分成熟又不外露,进步而又不过激,态度鲜明又很宽容,不把自己的态度强加于人,又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在学校中,陶作为无党派,对多党多派兼收并容。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这种人最易遭到攻击和误会。他的理性包容的行事方式首次遇到最激烈的批判,就来自他的那些年轻气盛的激进学生。他们说陶行知是改良主义,并要陶行知由包容转向激进,陶行知告诉他们,你们是园中的菜,我是篱笆,把篱笆拆了牛就会进来吃菜。这个比喻十分生动地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他坚定地保持晓庄各派共存,造成大同与大不同并在,人人都能各得其所,显现各人本来之美的“人园”定位。

然而,这一定位在外部社会依然是专制的大环境中是难以持久的。晓庄的社会改造和试验,自一产生就冒着风险。而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其所奉行的自由主义试验与当时政府强力推行的“党化教育”针锋相对。1928年2月,晓庄招进第三期学生郭凤韶、叶刚、刘焕宗(即刘季平)等30余人,他们中,有的曾在家乡进行反土豪恶霸斗争,有的曾在原校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被学校开除。他们来到晓庄,受到包容大度的陶校长和全体师生的欢迎。但是,也正是他们的激进行为与政府的直接冲突,导致后来晓庄被武装封闭,校长陶行知遭通缉,晓庄学生中14名共产党员被杀。

前人步履声犹在,后人岂能闻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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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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