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贫穷与动乱

中国问题很多,有自然的、有社会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有历史遗留的,也有新产生的;有暂时的,更有根深蒂固的……就总体而言,不仅原有的问题尚未有解决的迹象,而且一切优势资源(条件)正在加速沦为中国发展的重负与障碍。劳动力资源,在中国已经从优势资源演化成为就业压力。再比如,环境资源,受重度污染的环境几乎不再适于人的居住。目前,太湖流域、巢湖流域、以及各城区河流的改造投入巨大,其费用远远多于当初造成污染的工、农业生产而带来的收入。

形势是早已不容乐观了!我们总不能等中国成了问题沼泽才起而拯之吧?若干年前,黄河断流,就已经以自然灾难的形式向中国人敲响了全面社会问题的警钟!而去年长江洪水再一次警告中国人,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社会问题视而不顾,我们必将遭到毁灭性的重创!不管是黄河也好、长江也好,绝不仅仅是自然灾难的问题,它更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综合体现。它主要是黄河、长江资源利用的大官意识作用的结果。比如50年代的大炼钢铁以及以后在大寨“榜样”的政策鼓动下的全流域毁林开荒。再比如黄河拦水蓄电工程一个接着一个建成,最终导致下游水流减缓、蒸发与下渗增大、泥沙堆积更加严重,而黄河库区又增大了蒸发与下渗面积使水蒸与下渗耗失更多,黄河哪有不断流之理?民族生存的命脉之所在被某些人当成试验自己的愚朽与虚荣的场地!

在中国诸多问题之中,有两个问题是根本性的。而且,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我们可以寻找到我国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两个问题是:贫穷与动乱。

说中国目前贫穷现象严重,自然无人否认。但若说贫穷一直是中国的根本性问题,有些人就不愿接受。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为5千年文明古国加上点缀其间的盛世而沾沾自喜。似乎我国百姓过去总生活在安宁、富裕、幸福的环境之中。

我不知道人们对比过古代中国与古代其它文明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没有。而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应该了解的课题。请看底下的七点分析:

(一)据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西方中世纪教会征收“什一税”是最为繁重的税赋了。而事实上我国的税率直到今天仍远远高于“十分之一”的税比。
(二)西方商业、手工业一直比我国发达,直接从事农业的相对人口远少于中国。这一点表明了底下两个事实:西方人享受的物质种类丰富得多;而且西方有足够的剩余粮食产品去维系或腾出劳动力以从事其它方面的劳动。
(三)就历史记载的大规模饥荒发生率相比较而言,中国远大于西方。这表明我们的生存必需品社会利用量相对是少的;
(四)我国官僚体系一直比西方相对庞大而严密,特别是军队,为此而承受的负担应该更不轻松;
(五)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强调“知足常乐”,反证了这是一个饥荒而赤贫的社会:“为富不仁”,成为整个古代社会的最一般流行观念,也证明了这个社会是少有富人的社会;
(六)后文我们还将看到,我国历史上内战、外战频繁,造成大规模的社会财富的破坏,同时战争还直接且时时威胁人们的生活;
(七)加上统治者无限制的剥夺,和为垄断统治而实施短缺式经济政策──这一切的一切很难得出中国人有过富裕而安宁的生活。

战争(动乱),可以说差不多是中国的专利。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发生过动乱,特别是在专制国家。但就战争的频率、规模、破坏程度、时间跨度、地域范围而言,我国古代多到1、2百年、少到几十年、到几年就有一次大战。若以死伤人数相比较,类同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争,中国在每一次改朝换代时都发生过!三国时曹操有诗云:“白骨横于野,万里无鸡鸣”。这绝对不是夸张,而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战争中的某一次的事实而已!拿20世纪在中国大地发生的战争──日本侵华(作为世界大战的一部份)──中的所有战役的总和,就投入的人力、物力而言,在中国绝不是最大的或唯一的。此前有军阀混乱,此后有国、共火拼。中国的最高的统治者在位期间,无一例外的都将其主要精力不投注于社会发展上、而刻意筹划镇压异已,以及过去所谓的皇朝永保和今天所谓的社会稳定上。民间有句俗语形容中国的局势,叫“逢九必乱”,意思是:在公元纪年的尾数有“九”的年份里,中国就有社会动荡的出现。记得地理学家李四光以“七、七七”为中国出现动乱的周期和大周期。这些或是对历史的总结,或是对未来的担忧,或许不足信,但都说明了中国动乱频繁这样的事实。共产党49年执政以来,10年文革已定为“10年动乱”和“法西斯专制”,而50年代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等,每次都造成社会巨大的动荡与不安宁。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二、中国贫穷成因的分析

任何社会的经济都必须建立一整套的动力系统,才可能得到发展。事实上,建立一个恰当的动力系统,是一切经济制度首先应该考虑并需完成的任务。

经济发展的动力显然是多种多样的。从人类历史来看,经济发展的动力无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宗教的、或道德的;一是人的本能需要的(即欲求、或私欲)。

宗教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但就道德而言,它仍需要内化才能产生力量,否则很可能演化成虚伪。而欲求或私欲本身就是人内在的本能,它的力量是持久而永恒的。就社会实践来看,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和中国“一大二公”的失败,已表明道德作为经济动力是无效的。而宗教,由于物质及生存的条件恶劣而以意识对抗本能的结果,因此不仅不构成经济(物质)发展的动力,反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根本上与经济无关的力量。西方中世纪的经济状况就是一个明证,即中世纪社会经济是一种无动力的经济体系(无动力是指没有明确的建立动力体系。而事实上人的生存本能总是或明或暗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

冷战时期苏联经济的繁荣的假像曾迷惑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以为那是共产主义道德的胜利。但事实上那是国家主义或是民族主义道德的胜利。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同时是种生存本能勃发的时候,个体私欲或个体本能就退之其次,道德的或社会的需求就上升到第一位。因此,不管是苏联也好,还是5、60年代的中国也好,制造民族(国家)危机感幻觉是执政者最经常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恰恰使道德作为经济动力成为了可能;而冷战一结束,这种经济体系立刻瓦解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道德只能作为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

而个人需求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即原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生产,正是个人私欲作用的结果。然而,只有在文艺复兴之后,社会才最终把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在个人的私欲的基础上。而此前的社会,只有几个人的私欲在发生作用。而这几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借助的却是道德或宗教。为什么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远甚于过去几千年发展的水平,其中主要原因即在此。如果说这主要是生产力加速度的缘故,那么,比较一下一直把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建立在外部强制和道德(道德本身也是一种外部强制)基础上的中国就不难明白其主要原因何在了。

我一直痛心中国人的缺乏理性与科学:20世纪有多少中国人为探索发展之路献出了生命!然而我们建立起来的制度恰恰重复了几千年来一直重复的低效的经济体制,而且共产党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缺乏动力基础。因为,过去的政权,毕竟还让人们留有实现私欲的可能,尽管并不保证它的最终实现(主要通过国家所有制剥夺)。而毛时代,消灭私欲已经到了消灭肉体的程度了。以这般方式去求经济发展,其反科学已到了何种程度!

三、中国动乱成因的分析

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位时,有一大半时间在强调稳定。我也曾说过,在政权稳定上,他们确确实实最辛苦、也最卖力。然而,想过没有──为什么会不稳定?不稳定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政权不稳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权不稳定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吗?怎样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事实上,政治体制的建立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我以为,政治体制的建立必须寻找到它的平衡点。因此,经济体制在于确立其动力体系,而政治体制则在于寻求社会的平衡体系。

社会的平衡体系是个复杂的系统,但其中必然有一个平衡点,这个点是什么呢?是经济吗?

前些年,邓小平曾说不发展经济就要亡党亡国,似乎把经济搞上去了,社会就必然会稳定下来,共产党就可以照过去的方式永远执政下去。这种把社会平衡点放在经济上是有害的,也是不科学的。经济只是一个参数,或者说只是催化剂、起一个强化作用。就经济状况而言,6、70年代的中国百姓一直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下,特别是那饿死4,000万人的年代,并没有出现要推翻共产党统治的行为;即使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在旧的政治体制下,共产党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我看共产党上层自己目前也忧心忡忡,否则就无需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把社会平衡点放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原因了。而且,这一说法很可能使中共丧失挽救自己的最佳时机。事实上89年它就已经丧失了一次。

从科学角度看,社会平衡点如同经济原动力一样只能从人性中去寻找。理由很简单,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经济是人的活动,而人性才是最内在的东西,因此也是经济与社会最内在的东西。

我们知道人的需求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不仅仅有物质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导致了人对物质不懈的追求),还有其它诸多的需要,譬如说,权力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能因素之一。或者说,人希望在社会中自己掌握自己,同时获得别人的认同与尊敬。人天生就不是奴隶。因此,他总有一天要像人一样生活着。这是任何物质条件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而几千年来的中国,一般人的权力欲望很少得到尊重。即使他已经是一个官了,他仍然要仰人鼻息,在他的上级面前永远只能是低头的奴隶。在这种情形下,一旦他不想做奴隶了,想做一回主子,又恰逢他有这个能力(而事实上,多数人的能力相差并不至于太悬殊),于是洪秀全、李自成、毛泽东们就层出不穷了。而他们的行动又诱发了另一大批想改变命运的人们。中国的社会的“不稳定”怎么可以避免呢?!古代的时候有一个科举制,实际上成为社会能量的发泄口。但这仍是主子对奴隶的挑选。况且总有人不能被挑选上。黄巢们只有揭竿而起了。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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