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国的良心

1979年以後,从漫长苦难中走出来的刘宾雁,从对各种偶然丶零星丶个别形式的案例的观察和思考中,逐渐“悟”到一个巨大的真实:在中共统治下,人民的命运堪忧。

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刘宾雁终於得出了一个苦涩而希望犹存的结论:人民既是中共统治的对象,又是其基础;人民可能发生分化,甚也可能被败坏,败坏的人民还可能恢复其本性中的善和伟大。作家的责任是与中共统治集团争夺人民。

卢卡契在《左拉诞生百年纪念》写道:

左拉的命运是十九世纪文学上的悲剧之一。左拉是那些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们的才能和人格注定了他们要干最伟大的事情,左拉为进步事业而作的坚决斗争,将比他的许多风行一时的小说活得更久,而且将使他在历史上与伏尔泰齐名。像左拉维护过德莱孚斯一样,伏尔泰也维护过凯拉斯。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论述卡斯特利奥的人道献身精神时写道:

读者切勿认为卡斯特利奥抗议审判谋杀米圭尔•塞维特斯可以和更着名的伏尔泰抗议琼•凯拉斯案丶左拉抗议德莱孚斯事件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当然一点也不贬低卡斯特利奥行为上知道德上的崇高。但伏尔泰为凯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

而且,作为一个着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伏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他知道在他为人道的斗争中,他不幸的头脑要重新贯注於他生活着的丶残酷的世纪所有的不人道。

左拉丶伏尔泰丶卡斯特利奥都是历史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过他们为之奋斗丶为之辩护的对像都是个别人物丶个别事件(当然包含了巨大的正义性)。刘宾雁一方面用他的笔同他们一样为一个时代的正义战斗,同时也直接地为具体的不幸和悲剧辩护。1979年他本人的冤案澄清不到半年,他就为成百上千桩冤案奔走,成千上万封“上访”材料丶信件通过各种方式转到他手里,每天还有许多人辗转找到他。这决不只是一些个人不幸的各种冤案,而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苦难史。刘宾雁的许多报告文学直接取材於几万封抗诉材料。刘宾雁的辩护,具有左拉丶伏尔泰丶卡斯特利奥一样的人道主义正义感,而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在刘宾雁本人的处境中,这样做需要付出更大的个人牺牲。

刘宾雁的“人民意识”观念不限於对人民蒙受的不幸和苦难的同情,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在哪些方面以及怎样蒙受不幸和苦难的,这就要求他从一般的丶笼统的同情转向深入的历史分析。不“把被掩盖着的丶因而不能被人直接觉察的现像之间的联系即本赉揭示出来” 对人民命运的同情就失去了现时意义,“对於人民和对於社会有坚定信心的人,是不必回避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矛盾的,······从为人民出发描绘我们的现实,既不会使人高枕无忧丶陶然入睡,也不会使人惊慌,沮丧,反而会使他们振奋丶清醒,以加倍的信心和和勇气投身於现实的改造。”

从“人民意识”出发,刘宾雁对当代中国人作了两大方面的分析。一方面中国人人性历史性的退化,一方面新的人民性开始出现。刘宾雁指出,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不敢独立思考丶不信守诺言丶相互仇恨丶猜疑丶冷酷和仇恨成为时尚,弄虚作假丶嫉妒成性丶告密成风丶刑讯逼供丶野蛮残忍丶没有思想丶健忘丶易满足丶用幻想代替现实,以及“精神平均主义”的庸众哲学。“咱们这个国民性就不承认优秀的杰出的丶天才人物······”,(《艰难的起飞丶序言》) “中国人不承认杰出丶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它承认暴力的豪杰,不承认出类拔萃的天才,不承认有奇特性格的人······”,(1986年11月7日在上海《改革中社会中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为什麽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麽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这难道是一个小问题吗?”直到去世前,刘宾雁还告诫说:不要总把眼光放在中南海,决定性的力量是人民。刘宾雁对8964後中国人在道德上的沉沦和精神上的溃败痛心疾首。他对中国学者丶作家深表失望,近20年间没有写出一本反映中国现实丶揭露黑暗和危机的作品。充斥中国的是各种历史剧,“最大的本事就是含沙射影!”

60多年前,索尔仁尼琴就发现并断言,共产主义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一代人的历史,其他共产党国家也开始了“人民的觉醒”。正在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对邪恶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去一切:工资丶起码的生活条件丶甚至生命。这个过程发展得如此广泛,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苏联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成了笑柄丶人间的耻辱了。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消失,本质上是“人民觉醒”的结果,中国继续被专制腐败的政权统治,本质上则因为人民已被败坏,其中知识界丶文化界难辞其咎,——他们自身已经犬儒化,与权力和财富沆瀣一气。

《第二种忠诚》(《钟山》1985年第1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社会思想的纪念碑式作品,标志着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和精神发展中一种最值得研究的范畴的出现,标志着历经坎坷之後若干新的因素丶可能性丶思想和新的人物的出现,也标志着一种新的人民性的问世。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丶四人帮倒台後,中国文学中出现了在重重苦难中挣扎过来的伤痕累累的幸存者。由於专制蒙昧统治的历史惯性,虚无丶玩世丶市井丶逃避丶矫情······作为专制主义的衍生物也在蔓延。它们继续阻止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很难发展成一种真正强有力的抗议和拒绝,更无力挑战中国的腐朽力量。

《第二种忠诚》已不再停留在软弱苍白的暴露和抱怨上,不作情绪的呻吟,而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面对历史丶面对现实。

1985年,文革结束已近9年,对整个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根本反思的任务不仅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反而不断出现新的倒退,极左势力某种程度的复活和反扑已经直接危及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命脉,不对毛泽东时代的罪错进行公开的剖析和批判,不检讨那个时代骇人听闻的悲剧,不重新找到表现时代精神的真正人物,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随时可能走老路。

正是出於这种对中国人共同命运的关注,《第二种忠诚》在若干年来无人叩问的政治丶国家机器丶历史丶法律丶外交丶道德丶意识形态丶人性等重大问题上,异常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集中地体现出刘宾雁的政治智慧丶历史洞察力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第二种忠诚》在几个方面同时突破了几十年来禁闭的重大禁区,通过两个普通中国人命运打开了一些巨大的历史壑口。这两个真正的“小人物”都“越过了中国公民绝对不准逾越的界限”,给毛泽东写过劝诫他悬崖勒马的“万言书”,突破了对毛泽东评价的垄断。中国读者破天荒读到这种史实:在毛泽东一意孤行丶淫威达於极致的两个关键年代,两名普通士兵,用几乎同样的言辞,恳请毛泽东三思,要求他刹住“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的启动,并誓告他可能出现的可怕前景。

在此之前,中国人只听到最高领袖们的声音。他们解释历史,评判是非,他们公布行为准则,制定国家大法,控制整个社会,一切都天经地义,绝对禁止讨论,遑论不同意见。

刘宾雁的“人民意识”,促使他中止这个巨大的讽刺。在“人民共和国”里,人民才是主体和最高权威。两封“万言书”无畏地“超越”了大人物们的“世袭领地”,像两把利斧劈开中国政治中心的黑箱。哪怕范围仍然有限丶影响被控制在最低程度,两位作者都饱受铁窗之苦;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坚冰已被打破······。

把“万言书”这种行为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多年後去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人们会注意到两个事实,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国最早最大的暴君赢政突然受到充满敬意的“再评论”,这位“蜂丶长目丶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恒而不信人”丶“天性刚戾自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大法家”(用毛泽东的语言应译为“大革命家”丶“厚今薄古派”丶“第一个伟大皇帝”)成为历史进步的像征。这是毛泽东公开重温大帝国梦,向人民公开示威丶全面倒退丶旗帜鲜明的反动呼召。 在《第二种忠诚》披露的“万言书”中,年轻丶天真丶热忱的作者直斥毛泽东:

我认为,中共中央近来在国内外的路线丶方针丶政策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一些属於原则性方向性错误。本来,任何政党和个人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是为怪的,但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麽严重错误······

历史常常以一种诡谲的方式表现自己。从人道主义者的角度看,人世间没有凌驾於生灵之上的偶像,人类精神的自由本质总会找到相应的形式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在中国,既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也就不可能禁止人们永不体现自己的“主人”意识。这种意识要变为历史真实,则取决於复杂的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历史抉择,——这是真正的历史辩证精神,也是刘宾雁新人民意识的历史内核:

谁是永恒的,共产党不是早晚有一天要解散,真正永恒的是人民!

《第二种忠诚》里两封万言书向毛泽东提出尖锐的批评,展开了不曾有过的历史性挑战: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於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什麽南斯拉夫丶苏联丶波兰丶匈牙利丶法国丶意大利丶美国丶印度······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都会犯错误,唯独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1957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麽好的结局呢?

接下来,“万言书”满怀忧虑地预言,迟早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丶周恩来丶朱德丶陈云丶林彪丶邓小平······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丶反革命丶修正主义分子。最後,作者告诫毛泽东“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否则,“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後患无穷,”作者最後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和热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生死观明示,即使在“临刑前,仍要诚恳地告诉”毛泽东:“丘比特,你发怒了,这就证明你错了!”

两封“万言书”意味着人民已开始思考自己的历史处境,退出或让渡历史舞台只能与自己的本质相冲突;意味着中国人已觉悟到,把自己的命运转让给任何一位“伟人”都是有害的;人民在精神上正处於一种全新的“觉醒”过程。他们本能地警觉到“伟人也可能出错”的巨大後患,虽然暂时还无法在“伟人”的精神世界以外去发现真理,但这一进程毕竟开始了:人民与自己的代理人(领袖丶政党)之间并不是永远的统一体。相反,深刻的内在矛盾已经潜在於两者之间。“万言书”乃是这种“新关系”的十分典型的历史性表达。刘宾雁在大段引用“万言书”中加进了几句评论,简洁得异乎寻常:

引文已经很长,但是这才仅仅是陈世忠(主人公之一)写给党中央的几十万上言书的几百分之一。它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时间是中国刚刚经历过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大饥荒之後不久,作者是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之中。陈世忠不可能是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一个年仅26岁的青年他在那种境地中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政见。

历史已将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森严的禁忌。刘宾雁将这一类似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那特定的历史内涵和“人民意识”的新因素,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它是一种发自良知,面对巨大忧患,直接警告丶抗议最高统治者的人民自己的声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独立而非依附丶清醒而非盲从丶从人的本质出发而非无条件地绝对顺从丶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批判的人生观。这里包含着一种新的发人深思的政治概念丶道德标准和价值范畴的萌芽。凡是读过《二忠》的读者都会震慑於作者的胆识,都会为以“第二种忠诚”来概括“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的政治品质而深受启发。

历史首先是生命存在。当“极左”分子仍在理论领域驳斥“人道主义”丶“人性”丶“母爱”时,刘宾雁坚决地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护卫生命,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贬低生命,坚决站在同情人丶怜悯人丶关心人丶为生命无条件地斗争的“勇士”──人道主义者一边。有千百种理论指责人道主义者的天真丶迂阔,但千百种理论也不能越过生命去否定人道主义。对生命的承认和珍视,虽然不是政治家所要时时顾及的问题,却是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一切立法的基础。

刘宾雁痛切地说过:“······刑讯逼供是什麽意思,那是最野蛮的东西。······是对人身权利最严重的侵犯!” 1986年11月,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刘宾雁在谈到人道主义的命运时指出:

人道主义的地位是什麽?它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当时在德国已经被逮捕了的卢森堡,一个女革命家,给列宁写信,写了本小册子,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忠告,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无论革命环境如何的艰苦丶如何的残酷,但是希望你们注意你们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应该是人道主义的······

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历史丶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信是怎麽样被破坏的?头一个就是斯大林的所谓肃反扩大犯,······这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我们扶植起来的。

······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帮’刚刚垮台不久,当时华国锋当政,汪东兴也去过一次柬埔寨吧。这一次流血,这一次屠杀,我们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

《第二种忠诚》对“雷锋精神”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批判。“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其全部哲学意义和政治学概念就是“毛主席怎样说,我就怎样做,”其全部人性概括就是“螺丝钉”精神。当人成为另一个存在(无论是皇帝还是领袖丶伟人)的无数前提之一,成为攀附最高意志的脚手架时,只能称之为“奴隶”丶“物类”。

1985年的中国,危机显露,识时务者们大都噤若寒蝉。《第二种忠诚》立即触怒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统治集团,刘宾雁再次成为大逆不道的挑战者,他的亲友和无数读者乃至整个知识界都为他的处境担忧。

《第二种忠诚》》两封“万言书”就是在人民有权评论任何个人和任何历史,有权过问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切事物这个根本的意义上,体现了“人民意识”的本质。杰斐逊曾写道:我深信,人民之善良丶理智将永远是最可靠的大军。他们有时也会被引入歧途,但将迅速纠正他们自己,人民是其统治者之唯一监督。美国人民得天独厚,专制主义在这里没有土壤。然尔刘宾雁的中国,却是帝王的乐园,奴隶的牢笼。争取自由丶反抗暴政的斗争始终处於遥远路途的开端,刘宾雁希望人民将自由作为精神太阳,这几乎是对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所有暴君宣战。

时下中国,毛泽东借尸还魂,红色帝国大有东山再起之势。毋庸证明,30年前,第一个公开挑战毛泽东,挑战“毛泽东时代”的是刘宾雁,——他仍然站在中国人对抗暴君的行列中,并在人民中间发现对抗暴君的精神。

八,报告文学之父

刘宾雁被称中国天字第一号大记者。其实这个称谓不太准确。19世纪俄国因为沙皇特设“第三厅”,严格钳制思想和新闻,实行书刊检查制度,所以作家承担起反映社会危机和民间疾苦的责任。红色中国跟帝俄一样,不允许新闻自由,刘宾雁独创了“报告文学”,成为新闻界真实反映民意的特殊形式。

人类精神的本质是自由,道德价值有赖自由,批判和反抗的意识达到了与自由的同一,从而使新闻出版业在终极意义上符合人类的精神本质。因而是合理的丶合人性的丶有道德的。汉密尔顿说:新闻自由,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这一自由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断权力的自由。世界新闻史就是这样高举真理的旗帜,声张正义,反抗专制,尊敬自由,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进步丶走向文明。

刘宾雁问道:假定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有权,要对人民负责,当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他的後盾是谁?就是舆论就是新闻。······那些受冤屈的,二十年丶三十年丶四十年的冤案在报纸上登一登有何不可?追究贪官污吏,那些渎职的败类,替老百姓疏口气,人民日报销路不是可以增多一点吗?

事实上,检查制度导致新闻言路封锁,遂将属於新闻领域的社会关怀和操作层面的政治观念驱入比较安全的文学领域,这种现象不独属中国,乃是人类近代社会一种普遍现象。英国思想家柏林虽然没有注意到当代中国以刘宾雁为先驱丶至今层出不穷的报告文学,但是他注意到当年“德国已经有此情况,在俄国规模更大。”他具体描述的俄国十九世纪类似的现象与当代中国毫无二致:当局的镇压,先使作品日趋曲折丶日益词激情切,终则将整个俄国文学变成赫尔岑所谓对俄国生活的“一大张起诉书”。文学从来是苦难的救赎地,如果说赫尔岑是俄国文学起诉尼古拉专制时代的最早发言人,刘宾雁则是共产党红色中国的第一起诉人。他的报告文学,是对中国苦难生活的第一份起诉书。在生活痛失人性丶脱离历史本质的中国,最早接通俄罗斯精神的刘宾雁,始终保有以作家天良承载中国苦难的历史自觉。刘宾雁之所以发明“报告文学”,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共产党深知新闻对於民众意识及其统治安全的重要性,竟然长期不为新闻立法。刘宾雁问道:“报纸不是万能的······报纸在别的国家也不是万能的,但它为什麽会被称为第三势力?仅次於政府和议会;或者叫做第四势力,仅次於政府丶议会和法院。······因为这个社会能自动调整,使矛盾得到自行复现丶自行涌现丶自行通过正常的程序得到调整,得到解决。这是现代社会,也可以叫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机制的一个特点。封建社会没有这个,而在这种机制里面,是什麽东西在起作用呢?很重要一个就是新闻丶报纸,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是怎样在那种机制中起到这种作用的?很简单:新闻自由丶自由传播。新闻工作有它特殊的使命,它应该以它特殊的方式来为社会作特殊的效劳。应不应该要求把报纸办成像政府的公报一样,要求社论像文件一样丶要求记者像宣传干事一样?”

由成千上万记者组成的中国“新闻界”,刘宾雁是最早最老的敢言能言之士。 “人们把新闻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咱们也不要求做无冕之王,咱们不做三孙子行不行?”他引用杰斐逊致卡林顿那封着名的信指出:

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於一切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後者。······我情愿将自己捐献出来,作为一次伟大实验的对像,以证明所谓新闻自由与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这一借口的欺骗性。

今天,几乎人人都知道该信内容,在近30年前的中国,知道并公开引用,那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长期致力於争取新闻自由而拥有的巨大公信力。

刘宾雁没有完全赶上互联网时代,他创造的报告文学,是新闻真实通向网络自由的特殊中介。

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未必都知道刘宾雁,但除开五毛党胡说八道和痞子流氓肆无忌惮外,无数通过互联网揭露真相丶呼吁公义者,都是刘宾雁的同道和继承者。

九,“历史从来不打招呼!”

刘宾雁不是历史学家,但中国最着名的史学家未必具有刘宾雁的历史直觉和历史意识。

刘宾雁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在概述当代中国问题前说:“历史常常以料想不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巨变不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人们的面前。”之所以“料想不到”,之所以“突如其来”,在於“我们是个很健忘的民族,这绝不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刘宾雁的“历史”不是一种概念化丶理论性丶虚幻和臆造的历史。“历史”在刘宾雁那里就是当代中国命运,就是若干重要事件和比重要事件更重要的各种历史人物。

刘宾雁作品的所有人物事件背景细节语言,无一不是直接来自中国现实社会。刘宾雁多次表达了一个观点,由於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历史事实本身极其丰富复杂而又极少被真实地描述过,而这是任何作家想像力都无法企及的,因此,他不相信对这种现实进行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加工能使生活改观,他宁愿服膺生活本身的权威。真正的艺术,其创造活力,其激动人心的能够为人们分享的全部魅力,在当代中国除了现实,没有第二个来源。因此,他拒绝离开现实,尤其拒绝过靠编故事以欺人自娱的文人生活。他警诫自己切莫升到半空忘乎所以,他更乐於挤进生硬的风险难测的现实环节,在那里去寻找激情和诗。

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麽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丶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之後多少年,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麽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麽多鲜血丶生命丶时间丶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丶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这麽大的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在《被遗忘的人和被疏远的文学》中他说:“有哪个人的意志能决定历史的进程呢?没有任何个人。反右派运动恐怕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上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四十多年了,不是还在写吗?但是跟那些东西相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运动,其内容之丰富丶复杂要高出多少倍!但是这些已经被相当一部分作家遗忘了。重大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最惊心触目的现实,是实实在在丶铁一般的丶物质力的”。

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新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编串起来。 “自从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以来,所有这些统一(人类的统一性给人最为深刻的印像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地球,宗教丶思维方式丶工具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往往都是颇为相似的)就在中国最高度地综合在一起了”(卡尔·雅斯贝斯:《论历史的意义》)。中国人的术语称之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把“反右”丶“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很少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丶最不起眼丶最下层的存在物。

1983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

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丶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於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我宁愿选择其生活丶其经历丶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这个任务,从历史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揭示中国当代历史的实况,试图完成一个个人肯定无法完成的任务: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以此恢复历史朴素的直接样式,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在刘宾雁身上,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丶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丶“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毛泽东丶刘少奇丶林彪丶邓小平丶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麽人,为什麽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於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正是由於把人民命运牢牢地放在文学创作的中心,刘宾雁才可能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一系列追踪,获得那麽深广的反响。

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历史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艺术中的‘阴暗面’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於邪恶努力的愤怒,对於斗士的敬慕,对於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於胜利的信心。”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外,全都是极其热烈极其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於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丶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历史本身表明,正是在重大的丶复杂的历史事实中,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成熟得最快。事实上,彻底地进行清算和总结,总是有利人民,而不利於人民的对立面。人民本能地懂得,承受历史中的灾难和不幸本身还可以忍受和理解,不去消除制造和产生灾难丶不幸的社会条件则是难以忍受和理解的。

1986年11月7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丶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丶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丶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这三个问题,正是中国当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呼吁中国人正视自身的历史,他在1985年西德之行回国後,立即发表了一篇纪行文章:《他们不肯遗忘》。介绍德国人对纳粹主义持续不断的研究,德国民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们对自身历史的关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郑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又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明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我们的民族为什麽不善於醒悟?醒悟得这样慢?”

一个真正的文明的丶进步的丶有生命力的民族,总是能够面对当代丶面对现实。尽管一再走入荆棘,但历史毕竟不会停顿下来。“历史真正惊人的方面在它的偶然性”,波普这句名言,刘宾雁用中国老百姓的语言有着相同的理解:历史从来不打招呼。

沉默的中国当代史,一旦受到理性之光的照耀,就会突然全部醒来,这已经部分地在刘宾雁的作品和言论中出现,它的全面真实的“复活”只是时间问题了。

十,批判精神的真谛

1949丶1957丶1966丶1989······中国当代历史的总趋势,不是朝向自由丶民主丶宪政丶文明丶人道的世界潮流,而是内在复辟专制王朝丶外在宗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毁灭之途,以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黄种人红色大帝国,已形成人类文明与全球秩序的最大威胁。中国知识界的责任,对中国现存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一次总批判,从来没有如此严峻丶重大。不仅涉及天下最大生命共同体的命运,而且悠关世界在21世纪的安危祸福。这一批判一直在进行,就批判的独立性丶勇气丶坦率丶深刻而言,刘宾雁是最值得注目的先驱人物之一。

我们不能离开“中国毕竟是中国”这个最大的现实去思考。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丶莱布尼茨丶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合一;在哥白尼丶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丶托尔斯泰丶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自由力量的肯定。最高的独立性必然是面对一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体现出来的。在离开中国流亡美国之前,刘宾雁对当代中国若干问题作出独立的关注丶思考和批判:

一丶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够像样的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丶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丶一种制度丶一种模式”;

二丶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声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⒈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⒊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丶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丶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丶中国的丶掌权的极左;

四丶中国人道德丶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丶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命运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丶“遗忘中国人”的现像;

六丶广义丶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丶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丶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丶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丶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後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丶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丶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几方面,就必须跟综一个问题,研究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以什麽形式继续干扰丶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以至於人们常常困惑於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麽?武器是什麽?方法是什麽?刘宾雁本人究竟属於哪一种思想体系?总之,中国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独立思考加上多年敏锐观察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丶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尤其是一句真理。刘宾雁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於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於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独特的解释权。独立思考丶独立判断丶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人们可以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当代中国有刘宾雁。独立性和勇气是刘宾雁批判精神的特殊禀赋。刘宾雁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现实,更没有使用指桑骂槐丶含沙射影丶借古讽今的“曲笔”,这是他赢得亿万读者丶引发空前回应的不二法门。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史学界还罕见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智慧。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丶论辩的自由丶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丶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丶一个濒於崩溃的经济丶一个人性普遍沦丧丶精神衰蜕的大倒退。

所谓代价,应放到价值论来讨论,有人爱两袖清风,有人唯恐失去乌纱帽;有人最怕小偷撬门,有人认为一切财富都等同於猪栏。价值也有内外之分,内在价值只能由个人决定,外在价值则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刘宾雁在回顾他的右派生涯时,把他在1957年可能走的路分为三条:1,到1966年,新丶老帐总算,没命;2,投靠极左派,关进秦城监狱;3,成为养尊处优的“文化官僚”。结论:当右派是最好的路。刘宾雁1979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你这样批判极左派,当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时,你对於这几年的选择不後悔吗?刘宾雁回答:

我不会後悔,绝不会後悔。我说过,万一中国左派得势(这仅仅是种假设),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运,我活下来了。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

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康德(许多中国人读不懂康德,主要是因为缺少康德那份对人的爱,再加上中国文字的离间性)的自主性原则,在刘宾雁这里已变得这样单纯。1987年1月,刘宾雁30年後再次被开除出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失去的一切,我并不过分看重;得到的,也许更重要。”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丶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在刘宾雁身上,多年未见的在个人内心实现自由的特别稀少特别难能可贵的精神,甚至胜过他的批判成就。它告诉人们:真正的批判者,他的精神是不会失败的,因而是自由的。一切力量,都会转化为批判者的内在审判力,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出唯一的判断。

幸运的是,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识,不相识,底层丶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1987年1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丶困惑丶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丶信函丶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丶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丶二十年丶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於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丶更为深刻而有力。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丶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像,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後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不对,垃圾遍於中国,垃圾也遍布中国人内心。直到今天,中国知识界还在本质性的中国现实外玩弄聪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揭露局部丶零散的个案,但从来不上升到制度与思想体系;指桑骂槐,稽考丶勾沉,借故讽今。这些技巧,对当局几无防碍,倒助长了某种中国人特有的圆滑世故。近70年前,反法西斯游击队员丶南斯拉夫副总统吉拉斯就写下《新阶级》,公开丶直接丶彻底地批判共产主义,为此下狱。刘宾雁没有达到吉拉斯的地位和境界,但他从来没有偏离中国现实。

毕竟,刘宾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丶请求丶沉思丶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丶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年他又告诫国人:虽然毛泽东死丶“四人帮”打倒了,但大大小小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时下盘踞中国的权贵集团不是应验了《人妖之间》吗?1986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这一警示又被天安门悲剧证实。

1987年1月,刘宾雁告诉友人:这次运动,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极少,但影响却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运动。一个月前,他在黑龙江对青年学生说:“千万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种子丶结下的果子,就在我们生活中。说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甚至身受其害。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悲剧,就悲剧本身就是闭幕了,但是余音绕梁啊!”

历史将长久地清算斯大林和毛泽东,原因之一在於,人民天经地义的批判权利在他们那里遭到最严重的侵犯。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於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丶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不仅自私,而且愚蠢。几十年的历史反复显示的道理之一就是,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丶各个击破为什麽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於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丶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於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刘宾雁的出现,是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重大现像”,这一现象随着刘宾雁本人的流亡而在中国成为禁区。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刘宾雁现象的意义在於,在共产党国家开始的人民自我觉醒和对统治者发动的历史审判这一进程中,继毛泽东丶邓小平去世後,必然出现的新的思潮和新的力量以何种方式使中国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正常轨道。

十一,先驱的命运

历史没有剧本。赫尔岑认为,“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於抽象观念”。面对俄国严峻的现实,赫尔岑不仅反对沙皇专制,对新的教条和新的解放者一样深怀疑惧:“社会主义的独断教条,其令人窒息,不下於资本主义的丶中世纪的丶早期基督徒的教条。”刘宾雁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随着据説是它的伟大胜利(中国的解放)而同时淡化和消失”。他“对中国和苏联的教条主义厌恶透了”!他对“制度设计”没有兴趣。总结自己一生志趣时,他说他“始终密切追踪国内和世界的演变,重点放在社会和人。”远离故土,他不懈地了解中国现实,同时广泛閲读欧洲丶美国社会学着作,目标仍然是血肉中国丶现实社会。如何使人摆脱“明於历史而昧於事实”的理性黑暗, “历史必然进步论”这种观点导致的政治末世论(Political eschatology),乃是人类生活的致命教条。英国学者柏林认为,赫尔岑的这一思想 “进入俄国激进主流以後,对於夸张的功利主义,一直有解毒作用”。同样,刘宾雁的怀疑主义立场和匍匐大地的思维方式,对於扭转中国一百多年来以暴易暴丶恶性循环的厄运,防止再度将苦难中挣扎不休的民衆及其生活送上民族丶国家丶正义丶平等丶公正丶幸福的崇高祭坛,再被新一轮极权统治虐杀,不啻一付清醒剂。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把个人的自我意识丶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就需创造出一种全无独立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一种容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 “中国人已经过於驯服丶过於循规蹈矩而缺乏独立精神”。刘宾雁的几十篇报告文学的内容,除了对权力腐败的揭示(《人妖之间》),更多的是对个人自由的标举,对权力丶机构丶説教丶纪律丶官僚丶成见对自由的压抑与摧残的谴责和抗议(《本报内部消息》丶《在桥梁工地上》丶《路漫漫其修远兮》),对独立思想丶创造意识丶活泼气氛丶自由言论丶个人发展的肯定(《关东奇人传》),对个体反抗强权的讴歌(《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丶《第二种忠诚》丶《告诉你一个秘密》),对被强大异化政治力量压制而失去生命力与尊严的个体的哀婉与痛惜(《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什麽人快乐而自由?”——刘宾雁深信人生应当是自由而欢乐的。他“不喜欢这个党对人过於严酷和不必要的压抑”,因爲他早就敏感到“这个党能够使人温饱,却不会给人以欢乐和自由”。刘宾雁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了解到斯大林的暴行时,悲痛得几乎颤抖,如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灵地震。两遍读下来,他“心中的很多事改变了原来的样子。”多年之後,流亡海外的刘宾雁痛苦地回忆道:“‘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的安排’这些口号还要流行几十年,没有多少人怀疑过一个政党有什麽权力向一般公民提出这种狂妄丶蛮横而无耻的要求,少有人识破,这个对於共产党而言是一种僭越丶而对於人民则是一种侵犯丶剥夺和侮辱的口号,竟然毫无阻碍地变成至少是大陆城市居民的道德准则,是一种多麽可怕的现实!”

刘宾雁的意义将跨越他所属的时代,“未来民主中国和世界人们将如同回忆大无畏的勇者和精神激励者一样忆起刘宾雁。他的伟大工作将结出美丽的果实。”(威斯康星大学 爱德华•弗雷德曼教授)

刘宾雁的文字曾经如电流一样,击打过亿万心灵。每有新作问世,必举国轰动,洛阳纸贵。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参与决定过此人的命运。数个省的党政要人试图将他送上法庭。中国作家破例扔掉候选人名单,举起手臂,将他选为他们的领袖。同时传闻四起,不是担心他再次被打倒,就是要求确证他尚未“出事”。他的行踪牵扯各色人等的心,从家门口到报社,他被来访者包围,被天南海北飞至的数万信件埋没。近代世界只有雨果丶托尔斯泰几人生前享有过如此殊荣。但他们没有刘宾雁的特殊待遇:被遗忘的殊荣。刘宾雁逝世次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曾询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是否知道刘宾雁,回答他的是一片愕然。在当代文学史丶新闻史,“刘宾雁”仍是禁忌。《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将这位至今无人超越的中国报告文学之父排除在外,显示了中国仍然是人妖颠倒的时代。中共领袖们惧怕一名身患绝症的八旬老人,如同惧怕雷霆闪电。

波罗的海沿岸托拉维亚海港一个数百年历史的小渔村,海边兀立着高大的花岗岩峭壁。很久很久以前,渔夫们在那上面刻下了一行铭文:“悼念所有死於海上和将要死於海上的人”。赫尔岑及他的思想已经与白银时代的思想“路标”一起,清晰地出现在俄罗斯现实的原野上,而刘宾雁的理想至今没有实现,他的祖国仍在黑暗中。今日中国精神道德的沦丧,反衬出一个苦涩的事实:刘宾雁之死带走了一个时代:一个追求正义丶真理和良知的时代。

刘宾雁还拥有另一种殊荣,被被他唤醒的人们遗忘。刘宾雁在中国知识人中的命运,是高尔基笔下丹柯的中国版:当同胞们在黑暗的林莽沼泽中失去方向和信心的时候,丹柯自剖胸膛,取出并点燃心脏,照亮黑暗,带领人们披荆斩棘,寻找光明。当林莽外眩目的阳光辉耀原野丶河流丶山峦,丹柯心脏燃烧的火光顿时黯澹失色。找到光明的人们加快脚步,踩踏丹柯坠落地上的心脏微火,——他们不屑於丹柯的存在,嫌他的火光过於微弱而只顾向巨大的光明欢呼飞奔。他们在林莽外享受光明,认爲自己的光亮直可与太阳媲美。丹柯的心脏埋入地下,成爲煤矿的坟床。刘宾雁是那面临海而独对天涯的峭壁,那座光荣的坟茔。种种伟大的回忆此刻正在寒冷的暗夜沉没。他是呕血剔心却永远不谙世道的赤子,独自离去的先驱。

道德是文明的基础,是变革社会丶防止历史倒退不可或缺的人性力量。未来若干年,发挥良知勇气,仍然是中国人亟需的首要精神品格。中共统治集团成功地隔绝了刘宾雁,被统治者也遗忘了这名为他们贡献了一切的先驱。但是,一个人伦道丧的中国正是有待拯救的社会,刘宾雁这样曾启导了一个时代的人物,不会长久被遗忘。

十二,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

1878年,雨果在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

伏尔泰不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世纪。他行使过一个职能,他完成过一个使命。伏尔泰,独自一人对这个社会一切丑恶力量的大联合,对这个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他接受战斗。他的武器是什麽?这武器轻如和风,猛如雷电——一支笔。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是思想反对物质的战争,理智反对偏见的战争,正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是仁慈的战争,温柔的战争。

他承受了一切威胁,一切侮辱,一切迫害,污蔑,流亡。他不屈不挠,坚定不移。他以微笑战胜暴力,以嘲笑战胜专制,以讥讽战胜宗教的自以为是,以坚毅战胜顽固,以真理战胜愚昧。

······

他有益於人类的生命在一百年前已经熄灭,但他的作品是不朽的。啊!野蛮还在,好吧,让哲学抗议。刀剑猖狂,让文明愤然而起。让18世纪来帮助19世纪;

我们的先驱哲学家们是真理的倡导者,让我们乞求这些杰出的亡灵;让他们面对策划战争的君主王朝,公开宣布人的生命权,良心的自由权,理性的最高权威,劳动的神圣性,和平的仁慈性。

既然黑夜出自王座,就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

这篇演讲似乎也是为刘宾雁发表的。刘宾雁也是一个时代,是地球上最大生命共同体半个世纪的发言人。从《本报内部消息》到《人妖之间》,从《三十八年是与非》到《第二种忠诚》,刘宾雁曾以其赤金般的纯粹和警钟式的正声震撼过亿万中国人。1949年後,刘宾雁只有九年时间为他的人民服务,远远没有穷尽他的时代的实情和启示,——没有谁能穷尽。但是,他以一生的天真丶激情和勇气,以“亦狂亦侠亦温柔”(龚自珍语)的君子风范,以生命的悲剧性终场,见证并注释了中国这一当代世界之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於西欧,滥觞於俄国,弥漫於东方。自耶酥上十字架并复活,两千年来人类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如何从《共产党宣言》 的恐怖乌托邦翻转到人类自由解放的正道,曾是并继续是我们时代的最大难题。如同地球自转太阳升起时另一半球还陷於黑暗一样,自由在苏俄东欧的降临,反衬出还笼罩在专政长夜里的中国。刘宾雁像所有的历史侯鸟一样,率先鸟瞰到远方地平线隐约出现的微曦,振翮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接处。他的内心我们不能完全感受,我们永远不能确证,究竟是欣慰的希冀还是悲观的绝望进入他那庄严的弥留之际。

刘宾雁已去世十年,世界又经历了许多演变,但他的祖国仍在滑向深渊。有无数双手在拖曳中国,其中有刘宾雁的身影。在中国最终迎来自由光明的时刻,在山呼海啸般的庆典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刘宾雁伟岸的身影和他浑厚的声音;当中国乌云倒卷黑暗复辟的历史大溃退时刻来临,我们也将看到刘宾雁高昂的头和冰锋般的目光。

毛泽东丶邓小平时代将作为20世纪共产红色王朝载入史册,如同秦始皇丶汉高祖丶明太祖时代一样。一旦征战奴役丶党同伐异被宪政自由取而代之,帝王时代就像经过防腐的木乃伊或翻墨泼污的锦灰堆,仅馀考证价值。“刘宾雁时代”不是一个帝国概念,它是帝国的对立面,就像晨曦与黄昏一样,它是帝国终结之前崭露的未来时代的精神雏型,是一柄通向自由中国的路标。

一个也许并非不重要的比较是,刘宾雁与毛泽东丶邓小平的个人归宿。83岁的毛泽东众叛亲离,孤苦伶仃,只能成天苦吟《枯树赋》等死。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盼望老暴君快死,这显然是毛泽东最伤心可耻的结局。众接班人违背“入土为安”的中国古训,效法苏共,把他开膛破肚做成木乃伊,逼使他永远屈居为54岁的列宁的弟子,且始终面临鞭尸之虞。事实上,毛尸骨未寒,他唯一的学生江青就被抓捕,连帝妃殉死的特权都被剥夺。邓小平自知其罪错虽逊於毛泽东,但也作恶多端,尤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屠戮青年学生,後人决不会宽恕,乾脆追随乃兄周恩来灰烬不留,——我死之後,管他洪水滔天。刘宾雁客死他乡遗下大憾,但弥留之际亲朋好友相送,大雪普降,一场全球性祭悼,骨灰归返祖国,并留下遗言,坦然丶浪漫丶壮丽丶圆满:

长眠於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一切伟大思想巨流都穿行於历史河床,并改变和重新疏浚任何坚如磐石的岸壁。跟伏尔泰丶雨果丶托尔斯泰丶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是忠实的时代之子。他从青年时代就弃绝任何类型的投机人生,直到生命结束。他既没有潜入故纸堆,作丧失良知和勇气的无聊考证,也没有廉价地徵引西方学人,显示博学和智力优越感。他只坚定地听从时代律令,深信中国独一无二的苦难和牺牲终能产生烛照未来的希望。

跟伏尔泰丶雨果丶托尔斯泰丶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也是历史之子,自有其局限。他承袭的俄国贵族精神,坠落底层的民粹情怀,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失望,始终未能割除的共产主义的精神脐带······所有这些缺憾,都是刘宾雁时代的典型特徵。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即使这些局限,也远胜那些沽名钓誉丶文过饰非之徒的速朽人品及文字。

不应忘记的是,跟苏联丶东欧一样,“刘宾雁时代”由众多自由心灵共同支撑。林昭丶遇罗克丶陆洪恩丶张志新丶钟海源丶李九莲丶王申酉丶顾准丶李慎之丶何家栋丶许良英丶胡耀邦丶赵紫阳丶胡绩伟丶司马璐丶王若望丶王若水丶方励之丶于浩成丶陈子明丶曹思源······刘宾雁时代将作为中国亘古未有的自由时代,为後人重新铭记。

十年太短,真正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应当以世纪来计算。待到刘宾雁50丶100年祭辰时,中国的心情和仪式将大不一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同伏尔泰到雨果,“刘宾雁时代”也将取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历史有足够耐心。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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