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这就是：“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的利益”(大意如此)。这虽然是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
人类社会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事情，但如果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主要是人之间的“争斗”，人为什么要“争斗”，有什么规律可循呢?要去“探源”，可以去看看“动物世界”，因为人毫无问题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人今天的各种行为都可以在“动物世界”里找到影子。动物界生存斗争是最常见的，但主要是不同物种之间，例如野牛和狮子之间。同类之间的“争斗”主要表现为争取交配权，但这是局部的，而且只限于交配季节。人类之间大大小小的争斗，如战争，一些人对对另一些人的迫害，贯穿了人类发展史。这种现象用简单丛林法则来解释，理由是不充分的，绝大部分的争斗不是为了最后一块“面包”。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因为这个世界缺少几千万人口的粮食吗?人之间“争斗”显然不同于动物世界中的争斗，而是“某方面”发生了突变。在动物世界里可以发现不少动物有炫耀自己的现象，如展示羽毛的美丽，声音的优美等，也就是动物除去直接的“生存斗争”之外，开始有了“精神需求”。人所以脱离动物界而形成“人类”，就是源于生物体简单的精神本能产生了“突变”，最直接明显的是语言的产生，在此基础上“精神需求”也从简单的“炫耀”功能向各方面发展，形成了人类区别于动物最典型的特征，具有了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文化现象就是具体的体现。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绝大部分“争斗”是围绕“文化”现象而发生的，是为了属于精神(文化)上的“炫耀”。古代每次打仗都有所谓的“出师有名”。新王朝第一个争夺皇位的人，是为了得到更多财富和女人吗?非也，而是为了极度的“炫耀”，获得“山呼万岁”才是真目的。所有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无论俗人之间的争吵，还是世界大战，都是从语言开始的，从“精神世界”上的争斗开始。同样，一个语言“概念”的出现，一段话语的流行，很可能并不是真正文化的传播的需要，而是人之间“争斗”的需要。“敌人”正是为了这种需要产生的一个“概念”。
语言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把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纪录下来;二是把人的思考，也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纪录下来。对一个具体词语概念来讲，可能是给现实的“物”或者“现象”命“名”，也就是将“现实”转化为语言;也可能是表明人的一个“态度”，一个“思维”。中国语言中有大量的贬义词和褒义词，里面有不少词语将“实际事物”和“态度”糅合在了一起，构成了词语的“名分”现象，用于辱骂的话语不少就是“名分”混在一起的，如“二流子”、“流氓”等。但这是语言的异化现象，因为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主要是“讲理”，“讲理”就要“事”是“事”，你的“态度”是“态度”，也就是“名”和“分”要分开，这样才可能有讨论的空间。才能发挥语言的真正作用。“敌人”正是这种“名、分”不分的词，“敌人”卷入谈话，还可能谈下去吗?真敌人应该是给我造成实际伤害的人，但如果不同意我看法的人也是“敌人”，这不是乱套了吗?“敌人”这个词语的出现，实质就是不打算“讲理”了，给“不讲理”一个“遮羞布”。个人持有的看问题的方法和观点很可能汇集成社会的思想潮流，从而影响社会的实际进程，应当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每个人的头脑最初都是一张“白纸”，很多人都想去“涂写”，时间长了，“涂写”在上面的内容就会“固化”，很难改写。“敌人”正是写入我们头脑，被固化的概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改革前和延续至今所宣传的内容有一个根本没有发生变化的主体就是“敌人的存在”。只要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对下面一些话语一定是耳熟能详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这些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认知似乎没有人感到它的荒谬，没有人感到这些话语几乎对社会每一个人都造成了伤害，而是认为我们是生活在非“友”即“敌”的社会里，这种认知使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种“敌人的存在”似乎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一些根据，例如你生活中可能被偷，被抢,也有可能遭到欺诈、绑架等等。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并不和我们对社会认识的观点有什么直接联系。其防范主要靠自己，靠社会的法律和公正，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茫茫人海中，不可能去事先识别“坏人”，我们只能认定周围的人也是和我一样生活的普通人。如何能产生“敌人”的概念呢? “绝对敌人的存在”作为看问题的基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是从学习中得来的，是从“舆论”、“教师”的引导下建立起来的。我们注意一下给幼儿编写的童话故事，就可以知道我们成人如何看这个人类社会，又是如何去教育孩子。《黑猫警长》、《葫芦娃》、《喜羊羊和灰太狼》莫不是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好人”与“坏人”(敌人)，但这种认知明显是荒谬的，不可能有“下文”的。它给人们的只是“恐吓”，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惧。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这就是：“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的利益”(大意如此)。这虽然是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人与人发生剧烈冲突才会有“敌、友”的问题，“敌人”和“朋友”都是一种动态的、暂时的。例如发生土匪抢劫，以土匪和他的“线人”为“敌方”;被抢和阻止抢劫的为“我方(友方)”。敌国打进来了，例如抗日战争期间，抵抗和反对入侵的为“友”。这些对具体实际现象分清“敌、友”是简单明了的事情，而且也是暂时性的，冲突一旦解决，敌、友的界限也随之“模糊”或者消失。中美在抗战时是盟友，在朝鲜战争时是敌对的，而今天是相互尊重又有争吵的两个世界上重要国家。今天的人类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和平”时期，一个人需要必须分清“敌我”的时候几乎应当是没有的。“敌人的存在”实在是不存在的问题。
由于人性的弱点，给人们头脑中“植入”“绝对敌人的存在”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只要抛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含含糊糊的“词语”作为“敌人”就可以了，“阶级敌人”就是最典型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后，国人就分成“敌”、“我”两方，大打出手，出现惨烈的三年国内战争后还不休止，人整人的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敌方”的内容不断变化，使得相当多的国人几乎一生都在为站在哪一边，依附于谁而奔波。一个没有说清楚的观点，一个“话语”，在上世纪演出了一幕幕悲剧。这种挑起人之间对立的“观点”至今难以消除，其原因就是相当多的人都接受了“存在敌人”的观点。当时几乎所有国人卷入到了这个人与人相争(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对峙中，站在某一方“摇旗呐喊”过。时间长了，自觉不自觉要为“敌人的存在”辩护，认为这是真理。一张白纸被涂抹成乱七八糟，要清理干净是不容易的。但为了自己能真正站起来，能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真正分清“敌”、“我”，我们必须有澄清历史的勇气，恢复思考能力。
这种“存在敌人”的认知带来了对“暴力强权”的认可，有敌人存在，当然我们就要“强”，否则就会被消灭，这时天下只有一条真理：“胜者为王”。全国大中小城市，凡有点文化气息的地方，赞誉强权代表——“皇帝”(一代天骄)的诗词《沁园春•雪》几乎无处不在，无论是高级饭店，还是经常开政治会议的场所，还是街头卖字画的贫穷小贩都少不了这首词。这种现象已经不仅仅属于美学鉴赏的范畴，这里透出的是对“暴力”的向往、羡慕和依附，是人性中残存兽性的借尸还魂。尤其是一些标榜为“爱国者”的人更是对此赞誉不绝，但从没有想过这首词里最被欣赏的恰是亡中国的“可汗”。一个不讲任何理由，直接领着人马烧杀掠夺的成吉思汗成了人们普遍欣赏的对象，这是一种什么思维呢?是一种什么情感呢?不就是对“野蛮”的肯定吗?不就是对强盗的赞誉吗?无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从欧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都对“暴力”处理社会问题进行了谴责，有了“天之大道”，有了社会的伦理，有了依靠“契约”处理问题的民主方式。今天的蒙古是东北亚最贫穷国家，这是不是成吉思汗留下的真正遗产呢?二战中拥有最强力量的德、日两个强军国家不是都战败了吗?崇尚“强力”的观点对国人精神造成的伤害是严重的，它让人们放弃了思维，成了没有是非观念，依附权势的思想懒汉。在社会出现问题时，只想依附强权，自己不知道如何处理，要则手忙脚乱，错误频出;要则采用“武力”激化矛盾，给社会(包括对自己)造成伤害。“敌人”的存在是崇拜“强权”，为“野蛮”行径寻找到的理由。
“敌人的存在”和“亲情至上”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概念，世上有了“敌人”，最简单区分敌、我的方法就是按亲疏的远近，但这种观念是原始和低级的。人和动物一样，有天生保护后代的本能，这种血缘关系是绝对的，是生物一代代繁衍不息的基础，但这种“亲情”是天然的，随着后代的长大就消失了。实际上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生物界，越是同类所需要的资源就越“一致”，所以争夺越激烈。看动物世界的电视片，讲到鸟类在孵出一窝小鸟之后，常常会有几只弱一点的因抢吃不到食物无法生存，从出生就体会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这夺取它生命的恰恰是“同胞”。我们再看看历史，所有战争不都是人类之间的杀戮吗?相当多是同族、同宗教之间，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为争夺皇位而在兄弟之间，甚至父子之间相残。在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兄弟姊妹们为争“遗产”闹得不亦乐乎，最终诉诸法律的案子不是比比皆是吗?在对国民性的评价中，善于“窝里斗”常常是重要的一条。而且在法律中，多数国家都把没有血缘关系的配偶定为最亲近者。“亲情至上”是缺少逻辑道理支持的。在思维方式上，在判断是非上，人们接受这种理念，可能是无知带来的愚昧，也可能是“懒惰”而不愿意分析思考复杂的现实问题，更多的是由于有了“敌人”存在的潜思维。
我们不能否定，在历史、在现实中，靠亲缘关系凝聚一家人、一个村落、一个部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常见的现象，是社会“群”存在的基础。但这“凝聚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可以说全是为了对资源的争夺，为了物质生存的需求。例如少数人到了“新地方”，需要团结，来适应对各种资源激烈争夺的环境。我们成立国家的目的也是对天然资源的保护和占有。在对物质资源的争斗上，是以个人生存为目的，这是符合生物生存规律的，这种情况没有什么“理”可讲，“胜者为王”。例如中国历史上北患不断，经常发生少数民族南侵。北方气候恶劣，一旦发生饥荒，这些民族部落不可能坐以待毙，南侵和对入侵的反抗都是很可能发生的。但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采用非暴力的方法来解决对资源的争夺，市场经济的建立，法律、契约等文书的签订，都是为了用非暴力的形式来解决资源争夺上的矛盾。“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用于人类社会已经是不符合现实的认知了，很多弱小的国家存在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今后为了自然资源的战争是否会没有，我们不敢轻信，但人们的确是在朝这方面努力，这将是未来社会发展潮流。如果对生存资源不再需要强力争夺，“亲情至上”也就缺少了基础，强调“敌人”的存在也就更不知道去哪里找“敌人”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满足人们需求的基本资源的短缺只是局部的、一时的，但人类之间争斗似乎没有减缓的迹象。这正体现了人类与生物界的不同，支撑人类的是物质和精神两大支柱。对物质资源的争斗可以随生产发展而减弱，但在“精神”上的争斗则未必。甚至可能由于无物质短缺的后顾之忧，而使争斗趋于激烈。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恶劣的政治混乱都有这“精神”上争斗的影子，甚至是主要的。为了海上的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提出不惜任何代价，包括很多人的生命，这是为了争什么呢?说是为了“国家主权”，这“主权”又是什么呢?难道国家已有的实际资产，鲜活的人的生命，不是“国家主权”的内容吗?这就是典型一种“精神世界”上的争夺。“话语”是精神争斗的主要“工具”，“敌人的存在”深入人们的头脑，并不是客观实际在头脑中的反映，而是通过语言的无中生有。
有了“亲情至上”的思维基础，也就有了狭隘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基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看法是典型的。我们在判断一些事件的对、错，判断一些话语的真、伪时，常常不是看具体的“事”，而是看是“谁”做的、说的。就像看体育比赛，不是看这回合是否精彩，而是看是否自己一方获胜。在体育游戏中抱这种态度是无可厚非的，甚至人们发明体育比赛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世界”上获胜感的需求。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冲突不能是“亲情至上”。现实社会对如何处理“冲突”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有所谓的“天之大道”，只有顺应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使冲突缓解，“破坏”得以修复。不是这样，以“敌、我”划线，常常会使我们在具体问题上采取错误行动，结果很可能造成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的实质性伤害。历史上最典型的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盲目的排外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引起外国的入侵，最终是割地赔款了事。这是历史上国民愚昧的一次大暴露，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的一次大发酵，但不是最后一次。今天世界进入了“地球村”的时代，但这种愚昧思想依然在不少人心中起作用。“亲情至上”是以我划线，按亲疏远近来决定解决问题的行动，忽视社会的正义，否定人类社会是有是非曲直的，背后依然是对武力的迷信，找出的理由是“敌人的存在”。
这种“亲情至上”的观点各民族多多少少都是存在的，这就构成了人类社会中的民族矛盾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疆界不停地变化，尤其北部区域民族纠纷不断，很少听到有谈判，签订条约，并能遵守一段时间的历史记载。客观原因可以追溯到地理科技不发达，无法准确记录疆界问题;另一方面是野蛮的“胜者为王”思维的作祟，不相信人们还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今天世界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不少人依然抱残守缺，迷信武力，不仅让国际友人疑惑，也同样造成对本国民众的伤害。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在汉族人和朝鲜族中比较“盛”行，要克服真不是容易的事情。相比较美国由于没有历史负担，本身是外来人组成，在这方面比较淡薄。每次美国与他国发生战争，都有美国人出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这在中国、朝鲜是不可想象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家愿意与美国结盟，甚至将国家安全完全依赖美国，这是一个很值得中国人思考的问题。这里绝不是仅仅因为美国强大，其他国家是为了“抱粗腿”那么简单。最近中国和邻国就海域划界问题成了新闻热点，如果国人坚持民族主义至上，迷信武力，不认为天下还有超民族的“道义”，有国际公法，真不知后果如何。
我们以不合逻辑的观念去看历史，用不讲道理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就会无原则赞扬历史上的暴力行为，歪曲历史真相，其结果就是使民众愚昧，思想陷于迷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这潮流就是人世间的矛盾要靠理智、和平的“天之大道”来解决。在一切观念里，“平等”是最主要的一点，但这一点在中国常被人们忽视，突出的例子是出生在富裕家庭和贫穷家中的孩子能平等吗?这话不假，但正是对“人生而平等”观念的错误认识。人自出生就来到一个“物”的世界和一个“精神”(语言海洋)的世界，正如人们常说的，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就是在“物”的世界里是没有“平等”，没有绝对的“相同”;我们追求的“平等”是“精神”(语言)上的，也就是不能给同样的人贴上不同的“文字标签”。举例来讲，我们说国人一律平等，就不能有谁“更是中国人”的区别，确定城乡户籍政策就是典型的不平等，评优选秀也是在制造不平等。更具体来讲，“人生而平等”就是指人可以从“物”的角度去区分不同，如性别、年龄、身高、体重……，但不能区分你的民族、国籍、哪个地方人、文化程度、城乡、信仰……。就像我们讲各民族一律平等，如果要严格遵守这一律条，当然你的民族是什么就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给民族“命名”就是多余的，户口本就不应该有“民族”这一栏。人具有“炫耀”的本能冲动，而且语言常常作为“炫耀”的主要工具。正常的，正面的“炫耀”对人类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但人类社会的“人”所以能分成“两派”互相争斗，一国人可以分成两派，一个民族可以分成两派，一个宗教可以分为两派，“一些人”去欺凌、压迫、甚至残忍杀害“另一些人”，这些现象所以能发生也是语言的功能，利用的是人“炫耀”的本能，是精神需求的恶性发作，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是“敌人”。
“敌人”这个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人在经历过很多现实，又接受了很多语言的输入，在综合思考后形成的，没有具体现实的“实在”和它能很好对应，是对一个人的思考，也是对“精神”的记录。这个概念也只能用于笼统去谈一些理论问题，去谈人的“情感”，这一点非常重要。“打击敌人”常是宣传口号中的话语，但这是用“虚妄”来号召，缺少具体“事物”的支持，完全类似用“鬼、神”来恐吓，充分利用了人的“无知”和“无耻”。我们需要社会的稳定，民众生活的安定，要靠正义得以伸张，靠法治有序，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对语言文字的把控上，时刻保持理性和思考，不能让根本没有实际内容的话语概念来“忽悠”我们，莫名其妙去“亢奋”，而失去理智。我们需要对“敌人的存在”的认知进行剖析，看清本质和将会对社会带来的危害，防范于未来。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