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发展培养了很多必需的人才。但是，随着改革发展，教育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目前，社会各界都在大声疾呼，高喊教育问题的严重。
这些问题几乎包括教育的每一个方面。宏观的大到教育思想，教育哲学，教育制度；具体的小到教材编辑与发行，语文的教学方式方法；重要的包括一流大学的建设，教育质量的提高；次要的包括小学义务教育的实施，教师道德自律，教师职称评定或教授剽窃。教育的问题可以从报纸和新闻中运用的词语里反映出来：教育腐败，教育沙漠化，教育垄断，教育怪胎等等，这些词语描述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现状。
可以说，中国的富强，中国公民公众事务参与意识和国人道德水准的建立与提高，都有赖教育打基础。没有教育，我们所设想的构建公共参与机制的公民宪政社会就不能实现。因为公民宪政社会，说到底，是一个每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公众事务，都有对公众事务说三道四权利的社会。如果我们不教育具有公民宪政意识的公民，还继续培养对唯权力鼻息是闻，对权势唯唯诺诺的奴才，没有自治自主能力的臣民，即使中国明天宣布公民宪政社会到来，人民也未必能立刻以公民身份参与事务。因为公民，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公民是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农民和民工，每一个工人和职员，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人都需要为公民社会作思想知识和能力准备。
我这点是有感而发的。我遇到过一些在中国名声甚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行动目标就是中国的自由、进步与发展。他们都很关怀平民，都大谈弱势阶层权利等等。可是，当我们谈到具体的事情，比如美国2004年的选举。我记得某个有名望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就对我说，“美国应该只让受过教育的人有选举权，那布什就选不上了。”另外的一个大知识分子在谈到中国电影的时候，对老百姓的趣味嗤之以鼻，好像人民都是低级趣味爱好者。我听这些人常常听得瞠目结舌，原来这些人是看不起没受过教育的人的，连他们的选举权都梦想剥夺。如果让这些大知识分子作宪政代表，公民社会大概离我们还是很远。
我由此想到教育的问题。我们必须为公民参与的社会培养每一个公民，不仅知识分子是公民，每一个有选举权的人（工农商学兵）都是公民。这种教育必须从现在做起，刻不容缓。我记得七十年代末，经济改革开始时，报上普遍讨论教育改革的必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成为当时媒体的最火的用语之一，籍以强调教育改革支撑经济改革的重要和必要。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又来到十字口上。重提这个成语十分必要。因为如果教育不改革，就无法适应新的公民社会和和谐社会的需要。
这么多的教育问题，讨论的时候沸沸扬扬，特别是网络讨论往往群情激昂。可是最终又流于仅限讨论而已，付诸改革实践的只是极个别的方面，比如引进美国原版科学教科书，在十个小学试用等等。教育问题日积月累，究其因，并不比经济改革复杂，那是因为只治表不治本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疗方式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目前教育问题批评形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是极为迫切的，几乎是群情激愤的对教育问题的讨伐与批评；另一方面，看不到真正改革的出路。教育的问题似乎像枝蔓蒶延的杂草，越长越多，有控制不住的趋势，却没有园艺师出来做宏观和具体计划来治理。结果是普遍的无力情绪，无望感弥漫。大家明明都知道如今的教育问题成堆，可是谁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走。一边抱怨，一边随大流，随波逐流。
到底我们该从何做起呢？我们是否在短期内能把教育园地草和树都用推土机一推，把教育体制彻底改变了呢？虽然答案可以是肯定的，但是我想，在没有新的园艺设计之前，我们最好还是从比较实用和易做的事情做起，那就是先让我们用脑子想一想，我们的教育思想到底是什么。如果教育的出发点，教育的目的想清楚了，也就是我们先把园艺设计想清楚，我们就可以改革或修补现存的教育体制。也许不必把教育园里的草和树都推到，我们可以根据院子里现存的状态，也就是历史的遗产和现状，进行设计，改革和提高。也许这样就可以在不进行根本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我们的目的。因为教育体制的根本改革，也有赖于教育思想和哲学的改革。
近六十年的以政治权力为中心教育，是中国传统的上智下愚的愚民教育的继续。我们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这种教育哲学和思想。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教育哲学和思想？教育部应该请大中小学的教育专家和教师，请那些在世界各地学习研究其他国家教育的学者，请各行各业的与教育有关的人士和关心教育的人士来系统分析我们的教育现状，并对教育思想发言。既讨论宏观的、贯穿幼儿到成人的教育哲学，也对具体的教育思想比如幼儿教育目标，小学教育方式，中学、大学的教育思想与操作等等，进行深入探讨。不必统一思想，但要形成某种共识，强调多元和相互尊重。我们就会发展出中国自己的教育思想，不是像五十年代那样照搬苏联的或干脆像全盘西化的，而是在对中国现状具体分析和未来目标设计中产生的教育思想。
我们要系统分析的是现状，要仔细设想的是未来，要改变是那些不合公民宪政社会的教育方针，要改革的是那些莫名其妙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比如只计量不计质的论文发表制度。要制定新的学术道德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民族的思考的头脑里面尽是投机取巧，剽窃抄袭，这个国家似乎也懒贪烂的可以了。
1928到1929年，一批围绕在《新月》杂志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军阀混战结束后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现实，集中探讨中国的问题。1929年讨论的总题目是“中国的现状”。胡适、梁实秋、潘光旦等等都参与了讨论。1930年讨论的题目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胡适在为这个讨论写的引论《我们走哪条路》里说“我们今日要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可不先审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抱着什么态度。这个根本态度的决定，便是我们走的方向的决定。”
时光荏苒，历史似乎是一个具有反讽意义的循环。此刻重温这段史实，在《南方都市报》的此次组织的“再造改革共识讨论”中，重读胡适和其他人就解决中国问题所写的文章，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3/26/2006
文章来源：沈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