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七期:张裕:国际笔会创立史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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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原名Internatioanl PEN)主要创始人是英国小说家、诗人道森-斯科特夫人(Mrs. Dawson-Scott),闺名凯瑟琳·艾米·道森(Catherine Amy Dawson),生前以笔名“萨福太太”(Mrs. Sappho)更为知名,后被称为“笔会之母”。

Dawson-Scott一,笔会之母——萨福太太

凯瑟琳·道森于1865年8月31日诞生在伦敦南郊的达利奇村,父亲埃比尼泽·道森(Ebenezer Dawson)是个制砖商,母亲凯瑟琳·阿姆斯特朗(Catherine Armstrong)是苏格兰后裔。

凯瑟琳·道森18岁从高中毕业,开始自食其力,担任盲人老教授杰宁斯的秘书,包括每天为他朗读数小时。杰宁斯教授特别喜欢她,尤其是她那清悦的声音,不但教她希腊文、逻辑学等大量知识以及不轻信他人的怀疑主义,而且支付她很高的工资,年薪达400镑——当时一个熟练工人或普通职员的年收入还不到100镑,而大学教授的工资加其它津贴也不过700-1000镑。四年后杰宁斯教授去世时,22岁的凯瑟琳已经有了相当积蓄,足够她迁入伦敦城内,租一套住房,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她在报刊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等,也有点稿费收入,不至于坐吃山空。

1888年,凯瑟琳以C.A. 道森的本名出版了第一本书《家常猜字游戏集》(Charades for Home Acting),次年自费出版了首部文学创作——210页的长诗《萨福》(Sappho),得到很好的评价。这部歌颂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萨福的史诗,充分表达了年轻而浪漫的作者追求各种自由的女权思想,因此被朋友和熟人以“萨福”为外号传开。三年后,她的第二部文学作品仍然是诗,更直接了当地命名为《女性田园组诗》(Idylls of Womanhood) ,由此奠定了其女性主义诗人的文名。

1896年,凯瑟琳·道森与来自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英国皇家初级御医霍雷肖·弗朗西斯·尼年·斯科特医生(Dr. Horatio Francis Ninian Scott)结婚,此后相夫教子而无心写作。六年后,斯科特医生说服太太一起离开他日觉厌恶的伦敦,带着三岁的大女儿和一岁的儿子,搬到英国南端的怀特岛北的西考斯镇,在那里开业行医,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在1904年生了小儿子后,道森-斯科特夫人从家务中完全解脱出来,生活日渐轻松安逸,于是又萌写作之意。1906年,41岁的道森-斯科特夫人在文坛沉寂了十四年后,以“萨福太太”的笔名发表了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安娜·毕姆士的故事》(The Story of Anna Beames),两年后出第二本《承担》(The Burden,1908),从此一发不可收,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六年间又出了七本书——五部长篇小说及诗集、散文集各一,还有一些短篇小说。1910年,道森-斯科特夫人全家又搬回伦敦附近,她以老诗人和新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回到伦敦文坛。

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斯科特医生加入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被派到法国前线,留下道森-斯科特夫人一人负担三个上学的子女。也正是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星期,道森-斯科特夫人首次显示了她非凡的组织能力。她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信,建议妇女们组织起来承担一些民间和半军事的工作,以使更多的男人得以参军。全国各地很多人来信响应,并要求她作为创始人,于是在数周内就成立了一个有上千名成员的“妇女国防救援队”,并在各地建立分支。 “妇女国防救援队”的工作非常成功,但她的单纯爱国热情逐渐升华到关注战争危害和世界和平,两年后将该组织交给其他人负责,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写作和作家的问题上来。

道森-斯科特夫人特别关心和善待那些雄心勃勃的青年作家,尤其是当时社会难容的离经叛道者。她为他们写了大量书评,写信邀请那些首次发表长篇小说的作者来访喝茶,邀请那些生活窘迫者到家里就餐,并将一些罐装食品给他们带回家去,由此结交了不少忘年之交,他们都称她为“萨福太太”。她不时介绍这些新人与她那些已成名的老友见面,将可造之才推荐给她熟悉的编辑、文学经纪人和出版商等,并由此产生了建立明天俱乐部的设想——给“明天的作家”提供交流、学习、探讨和发展的环境和机会,将家庭聚会扩大为俱乐部的晚餐会和讲座。

1917年春天,年逾50岁的萨福太太创立了她设想的第二个团体“明天俱乐部”——国际笔会的前身。俱乐部的名称“明天”,取意于俱乐部成员“明天”都是作家,尽管多数在当时的“今天”还只是些文学爱好者,即所谓“文学青年”。萨福太太这位成名作家任命自己为“会务秘书”(Fixtures Secretary),为 “明天的作家”规划和落实每次聚会的题目、演讲人和主持人,使那些文学青年不但可以在聚会中彼此交流、取长补短,而且还可以从她那些成名朋友的演讲甚至闲谈中汲取经验,向他们请教和求助,获得鼓励或批评。萨福太太有时还特地邀请她熟悉的文学经纪人或编辑参加餐会,鼓励“明天的作家”利用今天一起进餐的机会。

明天俱乐部在萨福太太的主持和策划下办得很成功,从1918年起,每周一次晚餐会和讲座就成为惯例。她的第八部长篇小说《威斯特劳尔斯》(Wastralls)也在当年问世,一年出一书的写作状态由此恢复。11月,一战以英国作为胜利者之一而正式结束,战争导致的分离家庭也即将团圆,一切似乎都在走上坦途。

正所谓“福兮祸倚”,乐极生悲,胜利者也难躲过的战争副产——家庭破裂,在萨福太太与丈夫短暂团圆后发生。斯科特医生于1919年从军队复员回到伦敦后不久,就感到太太的冲动情绪和社交热情完全不适合他恢复宁静家庭生活的愿望,尽管萨福太太对丈夫感情颇深,却不可能再回归乡间医生家庭主妇道森-斯科特夫人的角色。结婚20多年的老夫老妻很快就果断地离婚,成为萨福太太一生最大的挫折,令她一直难以释怀,使她在精神上更倾向于当时在文人中颇为流行的心灵学和降灵术,以至在斯科特医生数年后去世还要设法与他的灵魂沟通,成为七年后发表的唯灵论实录《来自四逝者》(From Four Who Are Dead, 1926)的主要部分,十年后——创建国际笔会八年后,又创建了唯灵论组织“生存同盟”(Survival League)。不过,在情感和精神生活之外,离婚对于事实早已做了五年“战时单身母亲”的萨福太太而言,并无生活上的显剧影响和变化。萨福太太每年在伦敦住九个月,以继续她的文学及社交活动,除了每周的明天俱乐部活动,每月一个星期日还在家举行午茶沙龙,在大女儿的帮助下,每次招待20多位与写作有关的客人,有当地文学界的新朋旧友,还不时有些来自其它国家的作家、记者、编辑和出版商,社交圈越来越大。每年夏天,萨福太太则带着孩子们去康沃尔的乡间别墅“莱沃娜”住三个月,也不时邀请一些朋友去那里度假聚会,享受自然风光和农家食品,讨论各人的作品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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