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错位,是指一个人被放在不该放的位置上,硬去做本不该由他或她做的事情。

错位的也可能是群体,比如这个群体不好好做自己的份内事,却偏要跑去干别的行当;比如那个群体没这个群体的本事,却硬要过来越俎代庖,占据这个群体的位置。

错位分两种,一种是被动,被派遣、被任命;另一种是主动,也就是自动自觉地要求,甚至强行占据。无论哪一种,如果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赶紧让贤,立即请辞,也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但假如自以为是、乐此不疲,那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不明白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了。

古往今来,错位的不少,但文革恐怕算是空前,是不是绝后,我不知道。

群体错位,个人错位,在文革中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些还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大错位。

工人大错位

工人本姓工,工厂的工。工人夺权、武斗、打派仗、誓死捍卫,如果将这样的行动都看做是革命的手段,还似有几分道理;推举几个工人进“三结合”领导班子,象征着工人阶级有权了,也多少能自圆其说,但硬将大批大批的工人调离车间、工地,丢掉自己最熟悉的本行,不好好干活儿,跑进大学当校系领导,就太离谱了。不但本职工作荒废了,而且还瞎指挥。

1968年7月,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最激烈的清华大学。让工厂做工的工人去学校制止派性武斗,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得当,但制止武斗的目的没错。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开始错位了。

先是8月25日《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下发;次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中传达了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截至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迅速扩大到全国。

工人阶级领导,并不是文革的新发明,但无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中国文革前,都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体现的,而由一个个工人个体直接进学校具体管理教育,则是文革的一大发明。就好像工人不能去农村管种地、不该去商店管买卖东西、没有能力去财会部门管账一样,让工人去管学校,而且是让工人去管大学,只能是悲剧加闹剧。工人管大学的后果,逼得很多知识分子自杀,是悲剧;闹出无数的笑话,当然就是闹剧,其中的笑料不知可以编出多少相声了。

军人大错位

军人姓军,军是武装部队,用来打仗的。当文革武斗烽火连天时,出动军人制止,算是理所当然,比工人更合适,可事成之后本该立即撤回兵营的,却又被派驻各种行业,时称“军管”,在和平年代,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形下还要逐级实行“军管”,也算文革的发明。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派驻大学、领导大学,在学校里也称呼为军代表。当时的军人可不像现在,现在的军人有不少还读过大学。那时的军人大多不知大学是啥样,小学、初中,甚至小学都没毕业的占多数。

以人民大学为例。

人民大学最高的那位军代表姓杨,个头不高,是个师级干部,而人民大学1966年底去世的校长是吴玉章,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杨代表与吴玉章唯一相同之处就是他也坐上了吴玉章的专用吉姆车,四处开会,每次人家都以为是什么大干部亲临,专门跑下来迎接,一看是他,老大不高兴。杨代表当然不懂怎样管理大学,闹得怨声载道,还有不少笑话,有人编成了一个个段子,流传许久。人民大学各系的军代表都是团级、营级,而过去的系领导则是抗战时期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其实,有的军代表人也挺不错,就是不知道如何管教育、管师生,自己都觉得难受,只能硬撑着,,背后却叫苦不迭。

军宣队进驻人民大学究竟有什么成果呢?我只知道有人被迫自杀,有人选择的自杀方式惨绝人寰,居然用一根捅火炉的通条,烧得发红,硬插进自己的身体。另外就是占房子。那个年代,中国城市自60年代开始基本停止了建设,住房在人们的心里,已经超过了吃饭穿衣。趁着人民大学的老师下放五七干校之机,军代表携带家属纷纷涌进来占据了住房。人民大学在张自忠路三号的教职工宿舍因为坐落在市中心,所以特别抢手,结果,为了这些房子,文革后人民大学与前军代表的家庭,多次闹得不可开交。这些军代表在人民大学大多没留下什么好印象。

军代表进驻人民大学,反倒让人民大学的那些老革命知识分子更糊涂了。他们原本就是新四军、八路军,有的还是红军时代的老共产党员,1949年后转行到大学教书,当上了教育界领导,现在却成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叛徒、特务;可比他们参军晚、没转业的军人就成了军代表,如今来管他们、教育他们、决定他们的命运。早知如此,当初还真不该服从组织分配,继续留在军队有多好,说不定也弄个军代表当当。凭什么晚入伍、不转业的军人,就一定比早入伍、转了业的军人革命?

文革前的法制本来就很弱,公检法部门基本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贯穿一切,这从电影《徐秋影案件》的原型邵玉魁案中就能了解个大概。那个时代还有两个硬道理,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了,一是军人肯定可靠,二是军队与公检法相通,当过军人肯定也能干公检法,而且政治觉悟比公检法人员更高。文革时期,这两条认知更是走向极致,公检法先是被军管,然后检察院取消,都是军人当权,基本合署办公,几个军代表说了算,至于专业,似乎可有可无。当时,除了政治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外,刑事案件里的错抓、胡判也是多如牛毛。这不能不说与法院、公安的专业性极弱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现役军人接管,是林彪事件之前全国的特色,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多半是现役军人,“全国山河一片红”后的各地革委会里现役军人也是主打,从这个思路看,军人接管什么,似乎都属于理所当然。

农民大错位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用现在的术语讲,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一个村里那么多贫下中农,七嘴八舌肯定没法管,究竟谁说了算?事实是,和村里的其他大小事务一样,都是党支书在管。农村党支书或者再加几个支委能管学校吗?我去农村插队时发现,所谓管,也就是安排几个民办教师而已。当时中国农村别看经历了“四清”,又处于文革阶段,但没多大改变,还是宗族、家族势力最大,吃请、送礼才能办事。插队青年里能当小学教师的,不是认支书做干爹的,就是送厚礼的,那时的厚礼是手表,农村干部特喜欢。

在我落户的村子里,一次,好不容易空出一个教师的位置,村里的贫下中农都想我去教他们的孩子,校长也有这个愿望,可谁知,最后选定的是党支部副书记的女儿。后来恢复高考,她考了个零分,我考上了大学。诸位贫下中农感慨万千:怎么让个零蛋教我们的孩子!

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可以说,也是个历史大错位,这个错位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开始,文革达到最高潮,而且成为强迫性的错位,不去也得去!当时知青上山下乡可不是今天的说法,那时没听说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其实,那个年代就有疑问:连自己村子的落后面貌都改变不了的人,如何教育我们?可是,这种疑问没人当真,因为那是个反逻辑的年代。

上山下乡的知青,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老三届”,未成年人占了将近一半。这个时候的青少年最需要什么?除去红色高棉不知道,大概人类多数都明白:一是知识教育、二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里最重要的就是公德了。

可那时的中国农村有什么知识?种地,这种“出大力、流大汗”活儿,被戏称为修理地球,全国人民多数都会,可见一点都不难,所以,去农村显然学不到什么有益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知识。

公德来自于生人社会,那个年月里,城市已经回到了熟人社会,人人都被安排在单位里生活,吃喝拉撒睡,一概由单位负责;但农村的熟人社会程度比城市更高,根本不能迁徙,外出都很难,家族、宗族、邻里的固化多达几十年,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培育公德?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被取消,高度控制下的中国农村进入自由状态,个人利益下最能显示道德底色,结果什么都暴露无遗。如今,回过头去想,当年在农村插队的青少年,在那样的环境中,失去最多的大概就是道德教育了;而那个时代更多的农村青少年,道德教育与城市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道德培育,家庭和周围长辈的言谈举止是关键,久而久之,他们身上的德行自然又传给了下一代。

当你感叹为老不尊时,当你抱怨农副产品有害、造假、催熟、注水时,当你指责世风日下时,当你每每看到中国游客缺少公德时,你不妨先回顾这几代人受教育的年代、受教育的家庭、受教育的环境,他们的道德水准能高到哪里去?

知识分子大错位

知识分子当清洁工、上“五七干校”,更是错位。他们的专长是教书、研究、编写,这个最难,并且最缺,相反,打扫卫生、去干农活,是最简单的劳动,全国多半人当时都干这个活儿,不缺人手。可偏偏却让知识分子去扫卫生、去从事农业劳动。

硬让大量城市人口转往农村,恰恰是加重了农业人口的负担。那时的农业人口已经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而且正以每年平均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耕地则以每年近600万亩的速度递减。我们在农村插队时就感觉到,农民并不欢迎我们。

放在世界大环境下,我国当时的城市经济依然非常落后,飞快发展的第三产业在我们这里基本处于空白,连听都没听说过呢,而亚洲经济“四小龙”正迅速崛起。将城市经济和农业经济整体颠倒,人口反向流动,可以说,是一种指导思想的大错位。

硬逼知识分子整体错位,来自于当时正盛行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如果放在今天,近似于歪理邪说。

那时认定知识分子最愚蠢、心灵最肮脏、思想最丑恶。于是,一方面无限拔高体力劳动,赞誉体力劳动者最光荣、最聪明,夸耀体力劳动是战天斗地,一方面又将体力劳动当做对人的严酷惩罚,把干体力劳动的人看作为劳动中的低贱行为。为了惩罚知识分子,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的本质,所以,非要强迫他们从事体力劳动,让他们尝尝低贱劳动的滋味。

其实,知识分子整体错位的结果,恰恰证明了歪理邪说的彻底破产。原来,知识分子打扫的厕所最干净、清扫的街道最整洁;在“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养的猪最肥,喂的鸡鸭最好,打的粮食最多。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设在江西余江刘家站,当“五七干校”准备撤离时,教师们盖得房子在当地特别抢手,因为老俵都夸房子盖得结实。我父亲种的南瓜超好,老俵们都来参观,追问是怎么种的,我父亲回答:看书呗。和父亲一起劳动的冯其庸先生告诉我,他的老家就在农村,少年时代,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灯读书。像冯其庸这样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那个年代非常多,因为我们一直是个农业社会,耕读是传统,多数知识分子原本就来自农村,在家种地的也不在少数。

那个时代还咬定,知识分子“五谷不分”,不懂得如何劳动。我一开始也挺信服这个说法,但去南北方农村劳动、去工厂学工,才发现这个说法尤其荒谬。北方的农民实际也不会南方的农活儿,南方的农民在北方农村也要从头学起,工厂的工人去农村干活儿依然是啥也不懂,让工农去教书、编辑、研究,他们照样也不明白,隔行如隔山,都要学习,人人如此,和阶级没啥关系。这几年,我遇见那些从农村来的青少年,一问,原来都没干过农活儿,五谷也不分,于是,我不无自豪地告诉他们,我这个城里人,南北方农活儿还都会。

文史哲大错位

工农兵中间出几个诗人,很正常;经过努力学习,懂得了哲学、历史,或有独到发现,也没什么可奇怪的。现在回忆起来,文革期间写出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和诗歌的还都是青年工人,例如《出身论》的作者,例如《扬眉剑出鞘》的作者。因为那时的年轻一代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大家都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

但是,非要工农兵集体写诗歌、学哲学、讲历史,凑在一起写“评法批儒”的文章,就很离谱,说好听点,是强人所难,说难听的,几近瞎胡闹。而这种闹着玩,在文革中却很畅行,并且无阻。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每遇大事,工农兵都会被出来说话,报纸上还会专门辟出版面,介绍工农兵的大批判。如果是帝修反、是些政治人物,也就凑合了,毕竟还能和自己拉扯上点关系。可是,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札记》、批判《燕山夜话》,就错位了,因为这是文化批评,需要基本的功底。

1966年4月12 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一组工农兵批判吴晗、批判《海瑞罢官》的言论:

上海松江县城关公社社员唐祖江说:

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当戏院里在唱《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戏的时候,有个富农就到处宣传海“清官”,宣扬他的敢“骂”精神。他大讲海瑞的故事,借海瑞之口为自家“鸣冤”“叫苦”。请看,吴晗同志大讲“平冤狱”,同这个富农分子的“翻案”活动脚碰脚了。

上海国棉六厂工人蔡凤英说:

吴晗在《海瑞罢官》中,讲海瑞为了替百姓伸冤,连官也可以不做。这是鬼话。封建社会的官,是皇帝封的奴才,如果他不为皇帝着想而替劳动人民讲话,皇帝不杀他的头才怪呢?我就要拆穿他的谎话。我自己家里,父亲是被地主迫得没有办法才逃到上海来的;我祖母带了孩子逃到镇江给一家地主帮佣,有天做生活时竹枝刺进眼睛,连眼珠也给挑了出来。地主不但不替她医治,反而立时把她赶了出来,祖母就此瞎了一只眼睛,在旧社会里有谁替她说话讲理?

解放军某部五好战士余章松说:

我看了吴晗同志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以后,感到非常气愤。吴晗同志在描写海瑞的幌子下,大肆攻击和辱骂我们敬爱的党中央,站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给右倾机会主义和国内的一切牛鬼蛇神辩护,把一个封建官吏海瑞说成是“人民的救星”和“英雄”。既然说他是“人民的救星”,为什么海瑞又受到地主阶级的颂扬呢?常言说: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你颠倒历史黑白,用骗人的手法妄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海瑞罢官》是一出戏,作为观众,工农兵错位说说也就罢了,可是,随着文革的深入,错位更大胆,批判孔子、评法批儒,工农兵不但要在报刊上发言,还要为古人的文章做注释,写序言。那个时代,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就是工农兵批注的儒家、法家著述,再加浩然的《艳阳天》,整个中国历史被划为儒家和法家,儒家肯定反动,法家必定进步。

工农兵怎么批孔呢?

1974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第2版的报道《“大老粗”能批倒孔老二》有这样一段描绘:

辽宁七四一七厂老工人朱庆龙说,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孔子也不例外。他的那一套“之乎者也”,表面上看很深奥,挺吓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不外乎是那些专替奴隶主贵族讲话的“吃人”道理。只是由于历代的反动派不断地给他搽脂抹粉,才把孔子一直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孔学名高实秕糠。要讲学问和知识,他更是一个腹内空空的纸老虎。“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而这两门知识,孔子一窍不通。

1974年9月11日新华社的通稿《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我国南方早稻喜获丰收》里面是这样说的:

今年早稻产区自然灾害较多,早稻育秧期间普遍遇到霜冻和春寒,插秧期间不少地区出现了干旱,插秧以后又长期低温或阴雨。在自然灾害面前,广大干部和社员深入批判孔老二的“天命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干旱,防霜冻,战低温,排洪涝,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早稻丰收。

文革期间,工农兵纷纷成立大批判写作组、理论学习组,而且踊跃上阵,在各种场合发表文章。除了理论外,还要一起写诗、评小说、批“封资修”艺术。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风展红旗》和《阳光灿烂照征途》收集了工农兵诗作共一百首,据介绍:

《庐山颂》歌唱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庐山脚下,有多少苍蝇碰壁,有多少贼船撞翻”。这首礼赞“革命的山!战斗的山!胜利的山”的诗作,响着革命群众的心声。《毛主席领咱朝前走》,抒写了钢铁工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爱。在喜迎国庆的日子,“冲天炉喷吐火舌,舞起飞天红绸;鼓风机鼓起嘴巴,吹热满杯美酒”,“打开炉门放焰火呵,闪光的誓言传宇宙”。新金县大田公社文艺创作组写的《咱们的“红花”》,刻划出一个令人尊敬的赤脚医生形象。她尝草、试针,不畏艰险,“痛在一身,利在千家”。这首公社社员的集体创作,诗句亲切,韵律活泼,是短篇叙事诗的佳作。《油丫头》写得有神气有特色。“看星星之火已燎原,恨不能再浇上一壶油”,小中见大,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容量,并显示了人物性格的特征。战士李钧的《早操》,言简意明,铿锵有力,具有革命军人的气派。《特号鞋》以乡亲趁战士帮群众挑水,量脚印做鞋相赠的细节,动人地表现了拥军爱民的阶级情谊。

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在文革期间以诗歌著称,被树为典型。据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一百零一户的大队就写出了一千多首战斗的诗歌。在小靳庄,人人挥笔作诗,还遍有一本《小靳庄诗歌选》。小靳庄的诗歌什么模样呢?在人民日报1975年1月1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内有这样的描写:

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党支部的变化,看到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的丰硕成果,心潮翻滚,激动万分,在一次大队赛诗会上,带头朗诵了他的诗歌:“批林批孔结硕果,满车小麦满车歌”,“满怀深情望北京,给毛主席唱支丰收歌!”民兵连长王杜,在批林批孔中,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第一次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他满怀革命激情唱道:“多少年美好的愿望,多少回幸福的梦境,多少次仰望北斗,心中亮起天安门的红灯。”小靳庄贫下中农在赛诗会上还激动地歌唱:“天比党恩天亦小,党比娘亲党更亲”,“千言万语从哪讲,泪花闪闪含深情——幸福全靠毛主席,咱永远跟党干革命!” 年青的生产队副队长王新民满怀阶级的深仇大恨,挥笔作诗,一口气写成了《批判会上一只斗》这首诗: 斗啊,斗! 血盆大嘴赛虎口— 一斗麦子千斗泪, 旧社会泪河滚滚流。流的地主肥又胖, 流的穷人剩骨头。 …… 老队长声音似雷吼, 社员怒火满心头: “林彪他要搞复辟, 妄想还用这只斗, 叫咱们再受二茬罪, 咱坚决跟他斗!斗!斗!”在《不信“天命”干革命》这首诗中,贫下中农写道:“不信‘天命’干革命,挥动巨手天地变。革命路上迈大步,步步斗争永向前!”

无论工农兵学理论、学文学、评历史,被当时的舆论估计得有多高,事实是,这些10多年中写出的成千上万的东西,早已无声无息,沦为历史的笑柄。

个人被任性错位

说到文革中间的个人错位,更是五花八门、多姿多彩。这些错位,毁了个人、误了国家、害了行业。文革后对这种错位的通行说法是“坐火箭上来的干部”“火箭式干部”。说实话,“火箭”不“火箭”,并没什么,关键在于位置是否恰当,而且要人尽其才。

现在有不少文章都在为江青,这位文革名人辩白,称她如何有才气,如何有水平,抓文艺如何有成果,说得对不对呢?

这些说法多半并没错,江青原本就是上海滩著名的电影工作者,还是个抗战前入党的老干部,人很聪明,字写得好,摄影也有水准,样板戏与她的指导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连程砚秋都称赞她“懂戏”。但这样一位出色的文艺工作者适合不适合当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局委员呢?从历史结果看,显然是非常不适合的。她如果继续当她的电影处处长,或者以后出任电影局长,凭她的资历,再升为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我以为,都很胜任,无非是审片审戏时左了点,神经质,爱折腾,但还有别人可以制约她。可文革的大错位,却让她坐上了一个特别不适合她的位置,于是,历史悲剧产生了。对她个人是悲剧,对别人、对国家、对中共,更是悲剧。

江青的错位,来自于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形成的一个不良传统:夫妻老婆店,或者叫“家天下”,这个不良传统传到了文革,更是走向顶峰。文革前到文革期间,很多领导的夫人与领导本人就同在一个部门,有的居然任副职,有的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有的干脆就是领导的大秘书,或者称办公室主任。中共九大政治局,只有两个女委员,一位统帅夫人、一位副统帅夫人,而十大就剩下一个。正所谓“妇以夫贵”。“妇以夫贵”害了江青!

王洪文,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东北人、在上海工作,外貌挺英俊,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工农兵都干过,以他的手腕和资历,如果没有指挥武斗的“罪状”,其实后来混个国营企业厂长或老总,或是当上省市总工会主席,直至上北京来个总工会的领导,都不成问题。假如有民主选举的话,我估计凭他的本事,选票也不会少。可他偏偏一步登上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宝座,还管起了军队,有望成为接班人。只是,这种扶摇直上过于错位,完全不是那块料,进错了庙门、摆错了地方,最后连毛主席自己都感觉不满意了。

张春桥呢,要理论有理论,要文笔有文笔,著述等身,论资历,也是个延安时期入党的干部。人民日报文艺部老主任、作家袁鹰曾讲过一件往事。50年代,他和张春桥同在一个代表团,一同赴苏联访问,看到《真理报》有个小品文部,而张春桥的小品文也写得不错,当时人民日报领导邓拓,也是张春桥在晋察冀日报的老搭档,就曾有意请张来人民日报办个小品文部,发挥他的特长,但此事最终搁浅。袁鹰说,否则,张的历史也该改写了。遗憾,张春桥的历史没有改写,他在文革期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当了常委、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可谓党政军一把抓,这在当时,只有邓小平才有这个地位。但张春桥可不是邓小平,他是错位。假如不错位,我想,以张春桥自己的能力和资历,假如不发生文革,平平稳稳,十几年后进京主管意识形态,不是没有可能。

姚文元,当上政治局委员简直就是个非常错位。明明是笔杆子,资历又浅,假如只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文化局、党校里转悠,最后出任个主要负责人,或者专门负责起草文件、给领导攒个讲话,管管写作班子,依我看,比现在的很多人不知强多少倍。至于他写的那么多大批判文章,批这批那,也不能全怪他,放谁身上恐怕都躲不开。谁不写啊,说不定比他更来劲呢!

再说说著名的永贵大叔吧。陈永贵,一身的质朴形象,一脸的岁月刻痕,其历史问题,我觉得对这个老农来说,可以不论。早在文革前,他就因带领大寨社员自力更生、改造河山而闻名。以他的干劲来说,按照文革前后的惯例,以后当个公社领导,再一直做个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最多干个省人大副主任,都不算错位,但进京担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就是赶鸭子上架了。与他同类的还有吴桂贤、李素文等等,真不如在家乡当个劳模,充其量做个厂长、经理,最高了,副局长、副市长,足矣,可硬被错位调来当什么副总理、副委员长,实在有点乱来。那时还有一个副总理孙健,还有一位副委员长姚连蔚,以他们的能量,如果不错位,文革后能做到哪一步,也很难说,但在当时,根本就是扒拉扒拉算一个。

文革期间个人的错位,好像都特别着急,只要反潮流、只要是个血缘关系、只要刚刚当上英雄,就流星赶月般地抓紧提拔,多等几年都不行。孙玉国、毛远新、林立果、张铁生、李庆霖、刘庆棠、钱浩亮等等,无不如此。

孙玉国是珍宝岛战斗英雄,仅凭这一点,熬个20多年,升个大军区正或副职,也没什么不可能,可不足4年就当上副军,5年就是大军区副职,6年就是全国人大常委。这算什么提拔法?林立果,以他显赫的红二代身份,50多岁之后再被授个上将,我看也没多大问题。可他22岁入伍,24岁就成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如此急速错位,无非就是林公子,结果,升的快、送命也快,26岁,风华正茂,葬身异国他乡,可惜了。毛远新,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聪明人,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也有干大事的基因,但大学毕业才3年,就一步跨上执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沈阳军区的宝座,过了几年,又位居政治中枢之上,可以居高临下,对众多元老新贵传达最高指示。对他而言,可谓,成也如此,败也如此。张铁生,那么多年不读书、只干活,所以连工农兵上大学的考试都考不好,应该说很正常,在考试卷子上发发牢骚,泄泄怨气,也不算错,其中还不乏道理。糟糕就糟糕在阴差阳错,居然被看中,一夜之间成为“反潮流”的英雄,反反潮流,其实也无所谓对错,被树立典型,也不是他的本意。按他那股不甘人后的架势,以后无论混进仕途,做做领导,还是驰骋在生意场上,当个企业家,都不会无所作为,以后的历史证明,他也有这个能耐。可他偏偏被火速提拔为铁岭农学院领导,再加个全国人大常委,结果,蹲了10几年大牢。李庆霖更倒霉,明明是个右派,50年代初就当过校长,改革开放以后,按照历史的发展思路,改正右派,当个特级教师,或者恢复校长职务,再升任县教育局长,直至负责文教的副县长,极其正常。千百万知青更应该感激他,有了他告御状,知青的困境得以暴露,在农村的处境有所改善。谁知,他也被戴了一顶“反潮流”的高帽,立马出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谈反潮流》的文章,以致命运大逆转,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捕入狱,1979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一生完全错了位。刘庆棠,从芭蕾王子到革命样板戏男主角;钱浩亮,出身京剧世家,功底扎实,凭这两位的出色表演和能耐,历练多年后出任个艺术院团领导,或者艺术局副局长、协会副主席、艺术学院副院长之类,都不算错位,可却一步就登上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结果,部长当得不怎么样,自己也成了悲剧人物。

陈永贵、孙玉国、刘庆棠等人是错位,尽管他们担任的那些要职和下地、冲锋陷阵、上舞台跳舞仍存在很大的距离,但陈永贵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孙玉国仍在军队当司令、刘庆棠好歹还在文化部当副部长,毕竟与他们的本行沾点边。可迟群、谢静宜的错位,就是错到了荒唐的地步。一个部队宣传科副科长、一个机要员,高中以下学历,掌握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北大,还兼管全国的教育科技、负责北京市,无非就因为他们都是近侍。这样的错位恐怕只能证明,那时真拿学府没当学府,从心底里轻视、蔑视,不然,起码也该找个徐景贤一类的人吧。

若说错位,林彪、陈伯达、关锋何尝不是。擅长军事,你就当个国防部长;喜欢舞文弄墨,你就在文献、党史、党刊里面当个一把手;古典哲学研究方面学有专长,又有革命资历,你就去哲学所任个所长,再升任社科院领导,比后来的许多人高明多了。结果呢,硬被错位,坐上了不该坐的位置,尽管有的荣登“亲密战友、接班人”,有的位极人臣,高得不能再高了,可最后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怪谁呢?

为什么会大规模错位

文革期间的大错位,用现在流行的语言“任性”来形容,大概最恰当不过,提拔、废黜的任性来自于完全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既没有制度下的选拔,也没有制度下的考核和监督,连个小集体约束都没有,个人专断,无所顾忌。任免权力,可谓有史以来高度集中,又高度随意,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文革期间的大错位,是思想简单、机械的产物,以为既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应该由现在的工农兵出来执政,连过去的工农兵都不算数。其实,工人、农民中间不乏能者,没学历也并不证明没能力。没学历的人出任要职、工农出来做做官,古往今来不计其数,优秀者也不计其数,有的还远胜于高学历者,1949年以后担任各级领导职位的很多人,实际上过去就是工农兵。但什么人适合在什么位置上,却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机械论,正在种地的不一定可以主管农业、正在做工的不一定有本事管工业、正在站柜台卖东西的不一定就熟悉商业、打仗英勇的也未必就是一块当司令的料。

文革期间的大错位,源于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我过去一直信以为真,好像工人肯定会替工人说话,农民必然会代表农民,工农做官就意味着工农利益有了保障。这种认识至今仍很普遍,似乎天经地义。事实呢?农民打下了天下,并没有为农民着想;而当了代表的工人农民,有没有为工农争权益?你再往四周看看,平时生活里最不尊重清洁工、服务员劳动的,大多是劳动人民自己,或是劳动人民出身的人。相反,百多年来知识分子替工农说话的却不在少数,比如中共一大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其中还有大知识分子、著名知识分子。

文革,这个大错位的年代留下的诸多教训,沉重且深刻,足以警示永远!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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