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文革，一个大错位的年代

农民大错位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用现在的术语讲，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一个村里那么多贫下中农，七嘴八舌肯定没法管，究竟谁说了算?事实是，和村里的其他大小事务一样，都是党支书在管。农村党支书或者再加几个支委能管学校吗?我去农村插队时发现，所谓管，也就是安排几个民办教师而已。当时中国农村别看经历了“四清”，又处于文革阶段，但没多大改变，还是宗族、家族势力最大，吃请、送礼才能办事。插队青年里能当小学教师的，不是认支书做干爹的，就是送厚礼的，那时的厚礼是手表，农村干部特喜欢。

在我落户的村子里，一次，好不容易空出一个教师的位置，村里的贫下中农都想我去教他们的孩子，校长也有这个愿望，可谁知，最后选定的是党支部副书记的女儿。后来恢复高考，她考了个零分，我考上了大学。诸位贫下中农感慨万千：怎么让个零蛋教我们的孩子!

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可以说，也是个历史大错位，这个错位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开始，文革达到最高潮，而且成为强迫性的错位，不去也得去!当时知青上山下乡可不是今天的说法，那时没听说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其实，那个年代就有疑问：连自己村子的落后面貌都改变不了的人，如何教育我们?可是，这种疑问没人当真，因为那是个反逻辑的年代。

上山下乡的知青，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老三届”，未成年人占了将近一半。这个时候的青少年最需要什么?除去红色高棉不知道，大概人类多数都明白：一是知识教育、二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里最重要的就是公德了。

可那时的中国农村有什么知识?种地，这种“出大力、流大汗”活儿，被戏称为修理地球，全国人民多数都会，可见一点都不难，所以，去农村显然学不到什么有益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知识。

公德来自于生人社会，那个年月里，城市已经回到了熟人社会，人人都被安排在单位里生活，吃喝拉撒睡，一概由单位负责;但农村的熟人社会程度比城市更高，根本不能迁徙，外出都很难，家族、宗族、邻里的固化多达几十年，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培育公德?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被取消，高度控制下的中国农村进入自由状态，个人利益下最能显示道德底色，结果什么都暴露无遗。如今，回过头去想，当年在农村插队的青少年，在那样的环境中，失去最多的大概就是道德教育了;而那个时代更多的农村青少年，道德教育与城市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道德培育，家庭和周围长辈的言谈举止是关键，久而久之，他们身上的德行自然又传给了下一代。

当你感叹为老不尊时，当你抱怨农副产品有害、造假、催熟、注水时，当你指责世风日下时，当你每每看到中国游客缺少公德时，你不妨先回顾这几代人受教育的年代、受教育的家庭、受教育的环境，他们的道德水准能高到哪里去?

知识分子大错位

知识分子当清洁工、上“五七干校”，更是错位。他们的专长是教书、研究、编写，这个最难，并且最缺，相反，打扫卫生、去干农活，是最简单的劳动，全国多半人当时都干这个活儿，不缺人手。可偏偏却让知识分子去扫卫生、去从事农业劳动。

硬让大量城市人口转往农村，恰恰是加重了农业人口的负担。那时的农业人口已经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而且正以每年平均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耕地则以每年近600万亩的速度递减。我们在农村插队时就感觉到，农民并不欢迎我们。

放在世界大环境下，我国当时的城市经济依然非常落后，飞快发展的第三产业在我们这里基本处于空白，连听都没听说过呢，而亚洲经济“四小龙”正迅速崛起。将城市经济和农业经济整体颠倒，人口反向流动，可以说，是一种指导思想的大错位。

硬逼知识分子整体错位，来自于当时正盛行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如果放在今天，近似于歪理邪说。

那时认定知识分子最愚蠢、心灵最肮脏、思想最丑恶。于是，一方面无限拔高体力劳动，赞誉体力劳动者最光荣、最聪明，夸耀体力劳动是战天斗地，一方面又将体力劳动当做对人的严酷惩罚，把干体力劳动的人看作为劳动中的低贱行为。为了惩罚知识分子，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的本质，所以，非要强迫他们从事体力劳动，让他们尝尝低贱劳动的滋味。

其实，知识分子整体错位的结果，恰恰证明了歪理邪说的彻底破产。原来，知识分子打扫的厕所最干净、清扫的街道最整洁;在“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养的猪最肥，喂的鸡鸭最好，打的粮食最多。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设在江西余江刘家站，当“五七干校”准备撤离时，教师们盖得房子在当地特别抢手，因为老俵都夸房子盖得结实。我父亲种的南瓜超好，老俵们都来参观，追问是怎么种的，我父亲回答：看书呗。和父亲一起劳动的冯其庸先生告诉我，他的老家就在农村，少年时代，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灯读书。像冯其庸这样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那个年代非常多，因为我们一直是个农业社会，耕读是传统，多数知识分子原本就来自农村，在家种地的也不在少数。

那个时代还咬定，知识分子“五谷不分”，不懂得如何劳动。我一开始也挺信服这个说法，但去南北方农村劳动、去工厂学工，才发现这个说法尤其荒谬。北方的农民实际也不会南方的农活儿，南方的农民在北方农村也要从头学起，工厂的工人去农村干活儿依然是啥也不懂，让工农去教书、编辑、研究，他们照样也不明白，隔行如隔山，都要学习，人人如此，和阶级没啥关系。这几年，我遇见那些从农村来的青少年，一问，原来都没干过农活儿，五谷也不分，于是，我不无自豪地告诉他们，我这个城里人，南北方农活儿还都会。

文史哲大错位

工农兵中间出几个诗人，很正常;经过努力学习，懂得了哲学、历史，或有独到发现，也没什么可奇怪的。现在回忆起来，文革期间写出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和诗歌的还都是青年工人，例如《出身论》的作者，例如《扬眉剑出鞘》的作者。因为那时的年轻一代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大家都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

但是，非要工农兵集体写诗歌、学哲学、讲历史，凑在一起写“评法批儒”的文章，就很离谱，说好听点，是强人所难，说难听的，几近瞎胡闹。而这种闹着玩，在文革中却很畅行，并且无阻。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每遇大事，工农兵都会被出来说话，报纸上还会专门辟出版面，介绍工农兵的大批判。如果是帝修反、是些政治人物，也就凑合了，毕竟还能和自己拉扯上点关系。可是，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札记》、批判《燕山夜话》，就错位了，因为这是文化批评，需要基本的功底。

1966年4月12 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一组工农兵批判吴晗、批判《海瑞罢官》的言论：

上海松江县城关公社社员唐祖江说：

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当戏院里在唱《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戏的时候，有个富农就到处宣传海“清官”，宣扬他的敢“骂”精神。他大讲海瑞的故事，借海瑞之口为自家“鸣冤”“叫苦”。请看，吴晗同志大讲“平冤狱”，同这个富农分子的“翻案”活动脚碰脚了。

上海国棉六厂工人蔡凤英说：

吴晗在《海瑞罢官》中，讲海瑞为了替百姓伸冤，连官也可以不做。这是鬼话。封建社会的官，是皇帝封的奴才，如果他不为皇帝着想而替劳动人民讲话，皇帝不杀他的头才怪呢?我就要拆穿他的谎话。我自己家里，父亲是被地主迫得没有办法才逃到上海来的;我祖母带了孩子逃到镇江给一家地主帮佣，有天做生活时竹枝刺进眼睛，连眼珠也给挑了出来。地主不但不替她医治，反而立时把她赶了出来，祖母就此瞎了一只眼睛，在旧社会里有谁替她说话讲理?

解放军某部五好战士余章松说：

我看了吴晗同志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以后，感到非常气愤。吴晗同志在描写海瑞的幌子下，大肆攻击和辱骂我们敬爱的党中央，站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给右倾机会主义和国内的一切牛鬼蛇神辩护，把一个封建官吏海瑞说成是“人民的救星”和“英雄”。既然说他是“人民的救星”，为什么海瑞又受到地主阶级的颂扬呢?常言说：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你颠倒历史黑白，用骗人的手法妄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海瑞罢官》是一出戏，作为观众，工农兵错位说说也就罢了，可是，随着文革的深入，错位更大胆，批判孔子、评法批儒，工农兵不但要在报刊上发言，还要为古人的文章做注释，写序言。那个时代，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就是工农兵批注的儒家、法家著述，再加浩然的《艳阳天》，整个中国历史被划为儒家和法家，儒家肯定反动，法家必定进步。

工农兵怎么批孔呢?

1974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第2版的报道《“大老粗”能批倒孔老二》有这样一段描绘：

辽宁七四一七厂老工人朱庆龙说，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孔子也不例外。他的那一套“之乎者也”，表面上看很深奥，挺吓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不外乎是那些专替奴隶主贵族讲话的“吃人”道理。只是由于历代的反动派不断地给他搽脂抹粉，才把孔子一直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孔学名高实秕糠。要讲学问和知识，他更是一个腹内空空的纸老虎。“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而这两门知识，孔子一窍不通。

1974年9月11日新华社的通稿《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我国南方早稻喜获丰收》里面是这样说的：

今年早稻产区自然灾害较多，早稻育秧期间普遍遇到霜冻和春寒，插秧期间不少地区出现了干旱，插秧以后又长期低温或阴雨。在自然灾害面前，广大干部和社员深入批判孔老二的“天命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干旱，防霜冻，战低温，排洪涝，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早稻丰收。

文革期间，工农兵纷纷成立大批判写作组、理论学习组，而且踊跃上阵，在各种场合发表文章。除了理论外，还要一起写诗、评小说、批“封资修”艺术。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风展红旗》和《阳光灿烂照征途》收集了工农兵诗作共一百首，据介绍：

《庐山颂》歌唱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庐山脚下，有多少苍蝇碰壁，有多少贼船撞翻”。这首礼赞“革命的山!战斗的山!胜利的山”的诗作，响着革命群众的心声。《毛主席领咱朝前走》，抒写了钢铁工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爱。在喜迎国庆的日子，“冲天炉喷吐火舌，舞起飞天红绸;鼓风机鼓起嘴巴，吹热满杯美酒”，“打开炉门放焰火呵，闪光的誓言传宇宙”。新金县大田公社文艺创作组写的《咱们的“红花”》，刻划出一个令人尊敬的赤脚医生形象。她尝草、试针，不畏艰险，“痛在一身，利在千家”。这首公社社员的集体创作，诗句亲切，韵律活泼，是短篇叙事诗的佳作。《油丫头》写得有神气有特色。“看星星之火已燎原，恨不能再浇上一壶油”，小中见大，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容量，并显示了人物性格的特征。战士李钧的《早操》，言简意明，铿锵有力，具有革命军人的气派。《特号鞋》以乡亲趁战士帮群众挑水，量脚印做鞋相赠的细节，动人地表现了拥军爱民的阶级情谊。

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在文革期间以诗歌著称，被树为典型。据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一百零一户的大队就写出了一千多首战斗的诗歌。在小靳庄，人人挥笔作诗，还遍有一本《小靳庄诗歌选》。小靳庄的诗歌什么模样呢?在人民日报1975年1月1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内有这样的描写：

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党支部的变化，看到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的丰硕成果，心潮翻滚，激动万分，在一次大队赛诗会上，带头朗诵了他的诗歌：“批林批孔结硕果，满车小麦满车歌”，“满怀深情望北京，给毛主席唱支丰收歌!”民兵连长王杜，在批林批孔中，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第一次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他满怀革命激情唱道：“多少年美好的愿望，多少回幸福的梦境，多少次仰望北斗，心中亮起天安门的红灯。”小靳庄贫下中农在赛诗会上还激动地歌唱：“天比党恩天亦小，党比娘亲党更亲”，“千言万语从哪讲，泪花闪闪含深情——幸福全靠毛主席，咱永远跟党干革命!” 年青的生产队副队长王新民满怀阶级的深仇大恨，挥笔作诗，一口气写成了《批判会上一只斗》这首诗： 斗啊，斗! 血盆大嘴赛虎口— 一斗麦子千斗泪， 旧社会泪河滚滚流。流的地主肥又胖， 流的穷人剩骨头。 …… 老队长声音似雷吼， 社员怒火满心头： “林彪他要搞复辟， 妄想还用这只斗， 叫咱们再受二茬罪， 咱坚决跟他斗!斗!斗!”在《不信“天命”干革命》这首诗中，贫下中农写道：“不信‘天命’干革命，挥动巨手天地变。革命路上迈大步，步步斗争永向前!”

无论工农兵学理论、学文学、评历史，被当时的舆论估计得有多高，事实是，这些10多年中写出的成千上万的东西，早已无声无息，沦为历史的笑柄。

个人被任性错位

说到文革中间的个人错位，更是五花八门、多姿多彩。这些错位，毁了个人、误了国家、害了行业。文革后对这种错位的通行说法是“坐火箭上来的干部”“火箭式干部”。说实话，“火箭”不“火箭”，并没什么，关键在于位置是否恰当，而且要人尽其才。

现在有不少文章都在为江青，这位文革名人辩白，称她如何有才气，如何有水平，抓文艺如何有成果，说得对不对呢?

这些说法多半并没错，江青原本就是上海滩著名的电影工作者，还是个抗战前入党的老干部，人很聪明，字写得好，摄影也有水准，样板戏与她的指导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连程砚秋都称赞她“懂戏”。但这样一位出色的文艺工作者适合不适合当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局委员呢?从历史结果看，显然是非常不适合的。她如果继续当她的电影处处长，或者以后出任电影局长，凭她的资历，再升为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我以为，都很胜任，无非是审片审戏时左了点，神经质，爱折腾，但还有别人可以制约她。可文革的大错位，却让她坐上了一个特别不适合她的位置，于是，历史悲剧产生了。对她个人是悲剧，对别人、对国家、对中共，更是悲剧。

江青的错位，来自于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形成的一个不良传统：夫妻老婆店，或者叫“家天下”，这个不良传统传到了文革，更是走向顶峰。文革前到文革期间，很多领导的夫人与领导本人就同在一个部门，有的居然任副职，有的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有的干脆就是领导的大秘书，或者称办公室主任。中共九大政治局，只有两个女委员，一位统帅夫人、一位副统帅夫人，而十大就剩下一个。正所谓“妇以夫贵”。“妇以夫贵”害了江青!

王洪文，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东北人、在上海工作，外貌挺英俊，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工农兵都干过，以他的手腕和资历，如果没有指挥武斗的“罪状”，其实后来混个国营企业厂长或老总，或是当上省市总工会主席，直至上北京来个总工会的领导，都不成问题。假如有民主选举的话，我估计凭他的本事，选票也不会少。可他偏偏一步登上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宝座，还管起了军队，有望成为接班人。只是，这种扶摇直上过于错位，完全不是那块料，进错了庙门、摆错了地方，最后连毛主席自己都感觉不满意了。

张春桥呢，要理论有理论，要文笔有文笔，著述等身，论资历，也是个延安时期入党的干部。人民日报文艺部老主任、作家袁鹰曾讲过一件往事。50年代，他和张春桥同在一个代表团，一同赴苏联访问，看到《真理报》有个小品文部，而张春桥的小品文也写得不错，当时人民日报领导邓拓，也是张春桥在晋察冀日报的老搭档，就曾有意请张来人民日报办个小品文部，发挥他的特长，但此事最终搁浅。袁鹰说，否则，张的历史也该改写了。遗憾，张春桥的历史没有改写，他在文革期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当了常委、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可谓党政军一把抓，这在当时，只有邓小平才有这个地位。但张春桥可不是邓小平，他是错位。假如不错位，我想，以张春桥自己的能力和资历，假如不发生文革，平平稳稳，十几年后进京主管意识形态，不是没有可能。

姚文元，当上政治局委员简直就是个非常错位。明明是笔杆子，资历又浅，假如只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文化局、党校里转悠，最后出任个主要负责人，或者专门负责起草文件、给领导攒个讲话，管管写作班子，依我看，比现在的很多人不知强多少倍。至于他写的那么多大批判文章，批这批那，也不能全怪他，放谁身上恐怕都躲不开。谁不写啊，说不定比他更来劲呢!

再说说著名的永贵大叔吧。陈永贵，一身的质朴形象，一脸的岁月刻痕，其历史问题，我觉得对这个老农来说，可以不论。早在文革前，他就因带领大寨社员自力更生、改造河山而闻名。以他的干劲来说，按照文革前后的惯例，以后当个公社领导，再一直做个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最多干个省人大副主任，都不算错位，但进京担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就是赶鸭子上架了。与他同类的还有吴桂贤、李素文等等，真不如在家乡当个劳模，充其量做个厂长、经理，最高了，副局长、副市长，足矣，可硬被错位调来当什么副总理、副委员长，实在有点乱来。那时还有一个副总理孙健，还有一位副委员长姚连蔚，以他们的能量，如果不错位，文革后能做到哪一步，也很难说，但在当时，根本就是扒拉扒拉算一个。

文革期间个人的错位，好像都特别着急，只要反潮流、只要是个血缘关系、只要刚刚当上英雄，就流星赶月般地抓紧提拔，多等几年都不行。孙玉国、毛远新、林立果、张铁生、李庆霖、刘庆棠、钱浩亮等等，无不如此。

孙玉国是珍宝岛战斗英雄，仅凭这一点，熬个20多年，升个大军区正或副职，也没什么不可能，可不足4年就当上副军，5年就是大军区副职，6年就是全国人大常委。这算什么提拔法?林立果，以他显赫的红二代身份，50多岁之后再被授个上将，我看也没多大问题。可他22岁入伍，24岁就成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如此急速错位，无非就是林公子，结果，升的快、送命也快，26岁，风华正茂，葬身异国他乡，可惜了。毛远新，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聪明人，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也有干大事的基因，但大学毕业才3年，就一步跨上执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沈阳军区的宝座，过了几年，又位居政治中枢之上，可以居高临下，对众多元老新贵传达最高指示。对他而言，可谓，成也如此，败也如此。张铁生，那么多年不读书、只干活，所以连工农兵上大学的考试都考不好，应该说很正常，在考试卷子上发发牢骚，泄泄怨气，也不算错，其中还不乏道理。糟糕就糟糕在阴差阳错，居然被看中，一夜之间成为“反潮流”的英雄，反反潮流，其实也无所谓对错，被树立典型，也不是他的本意。按他那股不甘人后的架势，以后无论混进仕途，做做领导，还是驰骋在生意场上，当个企业家，都不会无所作为，以后的历史证明，他也有这个能耐。可他偏偏被火速提拔为铁岭农学院领导，再加个全国人大常委，结果，蹲了10几年大牢。李庆霖更倒霉，明明是个右派，50年代初就当过校长，改革开放以后，按照历史的发展思路，改正右派，当个特级教师，或者恢复校长职务，再升任县教育局长，直至负责文教的副县长，极其正常。千百万知青更应该感激他，有了他告御状，知青的困境得以暴露，在农村的处境有所改善。谁知，他也被戴了一顶“反潮流”的高帽，立马出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谈反潮流》的文章，以致命运大逆转，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捕入狱，1979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一生完全错了位。刘庆棠，从芭蕾王子到革命样板戏男主角;钱浩亮，出身京剧世家，功底扎实，凭这两位的出色表演和能耐，历练多年后出任个艺术院团领导，或者艺术局副局长、协会副主席、艺术学院副院长之类，都不算错位，可却一步就登上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结果，部长当得不怎么样，自己也成了悲剧人物。

陈永贵、孙玉国、刘庆棠等人是错位，尽管他们担任的那些要职和下地、冲锋陷阵、上舞台跳舞仍存在很大的距离，但陈永贵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孙玉国仍在军队当司令、刘庆棠好歹还在文化部当副部长，毕竟与他们的本行沾点边。可迟群、谢静宜的错位，就是错到了荒唐的地步。一个部队宣传科副科长、一个机要员，高中以下学历，掌握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北大，还兼管全国的教育科技、负责北京市，无非就因为他们都是近侍。这样的错位恐怕只能证明，那时真拿学府没当学府，从心底里轻视、蔑视，不然，起码也该找个徐景贤一类的人吧。

若说错位，林彪、陈伯达、关锋何尝不是。擅长军事，你就当个国防部长;喜欢舞文弄墨，你就在文献、党史、党刊里面当个一把手；古典哲学研究方面学有专长，又有革命资历，你就去哲学所任个所长，再升任社科院领导，比后来的许多人高明多了。结果呢，硬被错位，坐上了不该坐的位置，尽管有的荣登“亲密战友、接班人”，有的位极人臣，高得不能再高了，可最后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怪谁呢?

为什么会大规模错位

文革期间的大错位，用现在流行的语言“任性”来形容，大概最恰当不过，提拔、废黜的任性来自于完全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既没有制度下的选拔，也没有制度下的考核和监督，连个小集体约束都没有，个人专断，无所顾忌。任免权力，可谓有史以来高度集中，又高度随意，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文革期间的大错位，是思想简单、机械的产物，以为既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应该由现在的工农兵出来执政，连过去的工农兵都不算数。其实，工人、农民中间不乏能者，没学历也并不证明没能力。没学历的人出任要职、工农出来做做官，古往今来不计其数，优秀者也不计其数，有的还远胜于高学历者，1949年以后担任各级领导职位的很多人，实际上过去就是工农兵。但什么人适合在什么位置上，却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机械论，正在种地的不一定可以主管农业、正在做工的不一定有本事管工业、正在站柜台卖东西的不一定就熟悉商业、打仗英勇的也未必就是一块当司令的料。

文革期间的大错位，源于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我过去一直信以为真，好像工人肯定会替工人说话，农民必然会代表农民，工农做官就意味着工农利益有了保障。这种认识至今仍很普遍，似乎天经地义。事实呢?农民打下了天下，并没有为农民着想;而当了代表的工人农民，有没有为工农争权益?你再往四周看看，平时生活里最不尊重清洁工、服务员劳动的，大多是劳动人民自己，或是劳动人民出身的人。相反，百多年来知识分子替工农说话的却不在少数，比如中共一大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其中还有大知识分子、著名知识分子。

文革，这个大错位的年代留下的诸多教训，沉重且深刻，足以警示永远!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