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公共秩序滞后,企业家随时有风险

一旦进入市场秩序,公共服务就非常有活力

  
《中国慈善家》:你曾考察过兰州企业家贺虎创办的私立学校和私人博物馆,它们运营得不错。贺虎原来是一家公立学校的校长,为什么他离开体制后,以企业化的方式来运作学校效果会更好?

毛寿龙:贺虎想帮助落榜生复读,但他的职位不允许他这么做,他自己是特级教师,又找了两个同是特级教师的朋友,搞了个专门的复读学校。实际上,是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不行的时候,新成立一个民办学校的治理结构来解决问题。它是现有的高考结构、政府管理模式失灵带来的机会。但它是公共服务,这跟市场服务不太一样。至于私人博物馆,也完全是免费的,那纯粹是一个意外的教学实验得到的收获。这说明,个人办公共服务,经常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这在缺乏教育自由的体制里无法想象。

《中国慈善家》:一般而言,公共服务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政府部门的运作时常出现各种问题,比如低效、腐败、垄断等等。美国长期推崇私人市场,警惕公权力,戴维•奥斯本在他的《改革政府》一书中,介绍了美国政府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实践。你认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可否企业化?

毛寿龙:戴维•奥斯本讲的一些公共服务都比较低端,只是在产品领域。德国有个市长曾经出售市长的身份跟老百姓套近乎,在市政厅给市民主持婚礼,并且收费。因为市长没有那么忙,利用这个时间,政府也可以搞点收入。这有一定争议,就是政府部门、作为公共企业家的政府官员,要不要利用公共资源去赚钱?公共部门的市场化、企业化还是有边界的。我个人更关注它到底是封闭的秩序还是开放的秩序。

在开放秩序条件下,市场是一种公共秩序。一般来讲,进入市场、进入开放秩序的事物价值高。我曾经比较过三个家庭,一个家庭生了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当将军、当团长、当连长,现在裁军,转业了,没有替代的技术,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出来以后就不值钱了;另一个家庭的三个孩子,当官、当学者、当医生,平时都很忙,年纪很大了才生孩子,过年过节也顾不上回家,留下两个空巢老人;还有一个家庭,生了五个农民工,出去做快递做不好,回家做互联网,开着宝马、奔驰,现在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这三个家庭,应该说孩子们都很有出息,但为什么第三个家庭更有家庭味道?他们之间的差距在哪儿?差距在于前两个家庭处在封闭秩序,第三个家庭进入了公共秩序,扩展的市场秩序。这说明,即使学习成绩好,即使级别高,但不进入扩展的秩序,同样会遇到很多问题。公共服务也一样,军队的公共服务都是封闭的,高成本的。政府的公共服务相对开放,但在官僚等级里也被管得死死的,有很多问题。而一旦进入市场秩序,公共服务就非常有活力。世界上,私立医院、私立学校、私立大学、私立研究所,都是最有活力的。

《中国慈善家》:中国现在的公共秩序,存在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毛寿龙:我们现在的公共秩序,首先体现为国家秩序,这是很封闭的,比如刚才说的军人的例子。第二,公共秩序官僚化很严重。体制内这么多官员,一大堆行政人员,怎么养?而且他们那么多地产,很多值钱的地产都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学术、教育也没有好好发展,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贵了肯定不难,看病又贵又难,这不是市场原因,是行政化的结构导致的,院长更多的是想着提升自己的级别和如何听政府的话,医生也是忙着创收。所以,事业单位去行政化,重新变成公共秩序当中的机构非常重要。

公共部门改革比国企改革还难

《中国慈善家》:在你的逻辑中,公共部门改革能否找到可靠路径?

毛寿龙:有很大难度。第一,去行政化可能会让目前的品质降低。公共服务市场化以后,也会出现很多乱象,引起公共腐败,比如高校自主招生就出现很多腐败。国企改革非常难,公共部门、事业单位改革比国企改革还要难。国企碰上非常大的问题,比如不去产能就纯粹是浪费,所以钢铁企业改革势在必行,国家宁可花钱、宁可让大家承担苦难也要改,不改更苦难。公共部门就没有这个必要性,你不改,它也能凑合着活下去,不改革还能有垄断收入。

我觉得有几种路径可以考虑。一是自身改革,这有一定困难,也会碰到很多问题,但要敢于迎难而上,哪怕是出现腐败也要改;二是增量变革,比如鼓励民间办校、鼓励互联网金融;第三,发展差不多了就“并轨”,完全按照抽象规则来做,没有公立和私立的区别。

《中国慈善家》:当前,这三条路径哪条可行度更高?

毛寿龙:三种都可以。改革即使不开始也要准备好,而且必须推进。

《中国慈善家》:有人认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政府的自身改革,你怎么评价这个观点?

毛寿龙:非常重要。我觉得,政府的改革目前力度已经非常大,但你会发现很多配套跟不上。比如说“法无禁止即可为”,这个在小区治理中就很明显,法律规定你必须要由业主大会来产生业主委员会,没有规定你可以成立小区理事会。业主大会太大,缺乏执行力;业委会太小,执行力太强,容易导致腐败、利益偏颇。但是法律没有禁止你成立理事会,你自己可以搞的,但是没有人敢去做,怕违法。所以,培养社会的自主治理能力非常重要,要有一个议事会制度,公共部门、公共服务领域一定要有议事能力。

尤其是德高望重的强人,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要插手公共领域具体的决策,要去当主持人,维护规则,治理结构完善就好办了。否则强人一插手,大家不用议事了。英国国王在议会当中不说话,美国的议长不说话,没有投票权。国际上都是斗争出来的。什么叫德高望重?就是公共规则可以在你身上得到维护,所以最高的领导,首先是要去维护宪法,支撑法治,不是去干预日常的经济和社会决策。

《中国慈善家》:就是说,在公共治理秩序中,强人的“强”应该体现在维护公共规则,而不是干涉具体的执行?

毛寿龙:对。这个可以交给没那么德高望重,但是能平衡各方利益的人。国家治理、公共领域治理,一个是规则的治理,一个是具体的行政治理,还有就是专业的执行。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公共部门的改革之难,主要出于什么原因?

毛寿龙:跟治理结构没有形成关系很大。比如学校里面可能有一个强人,大家就听他的,校长听他的,会计出纳也听他的,规则要不要遵守都听他的,他治别人的时候要遵守规则,治他自己的时候又不遵守规则。

在《饥饿游戏》的规则里,所以选手必须相互猎杀,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游戏才可以结束

《中国慈善家》:小说《饥饿游戏》里写,新政权管辖下的十二个地区,每年必须选出二十四个男女到首都参加“饥饿游戏”,选手要在比赛中相互厮杀,最后只能存活一个人。

毛寿龙:对,饥饿游戏的规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规则。这些人很反对那个国王,但那个国王确定规则了以后,把人圈进去,其他人必须遵守那个规则,在游戏场相互猎杀,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这样的国王最后肯定是要被推翻的,因为他支持的规则,不是公共规则。真正的公共规则,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规则。

《中国慈善家》:怎么改变这样的游戏规则?

毛寿龙:不是改的问题,如果要改的话,很多传统的规则很难改。规则的形成,需要一个演进的过程。规则的处理都是事后来做的,事中的只是主持局面。公共议事能力、维护规则的能力,以及做事情的能力,这是公共领域要区分清楚的。目前,中国要形成公共规则,市场化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人和财产的价值提升之后,权利的重要性会凸显,权力的重要性会普遍下降。在这个基础上,大人物需要出来主持局面,一般的人要去发展议事能力,专业的人要去发展执行的能力。这样,公共秩序就会形成。

拓展的市场秩序倒逼改革

《中国慈善家》:过去十几年,中国政府也在探索公共治理的创新。在你的观察中,是否有可取的经验和模式?

毛寿龙:全国有很多模式,其中一种是党政力量扶持起来的模式。党政部门需要在社会领域使力,但不能使太多力,一定要尊重产权、尊重规则、尊重人权。我觉得,治理模式最核心的还是发现和建立抽象规则的能力。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这会对公共秩序带来哪些影响?

毛寿龙: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说,政府原来控制产品,现在是没有意义的。他原来控制玉米,现在不想控制了,农业也逐渐放开。原始的封闭秩序认为,中国少几亿人,人均资源会多很多。但实际情况是,在扩展秩序里面,人减少了,财富也跟着减少。扩展了市场秩序以后,全世界都在给我们种玉米,全世界都给我们养猪,它有一个国际市场结构来支撑你,我们就是要靠市场融到国际秩序里面去。你看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即使原来敌对的关系,现在都好了。我们跟俄罗斯的市场不太好,没有什么市场,所以中俄关系即使是战略伙伴关系,也没那么好。相反,中美之间市场关系好,即使外交上往往公开反对,但中美关系肯定差不了,市场秩序对中美关系有很大价值。

扩展的市场秩序,对中国政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政府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推动金融市场进步,在证券市场开始引入注册制。从审批制到注册制,虽然老推不动,但总是想着要推。只要在推,未来总是有实现的一天。

市场还潜移默化地影响党,最简单的,“文革”时那种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在没有了。现在的政治制度运作是定期的,每年的“两会”必须开,每开一次会就相当于国家要整合一回。它不会像过去那样,皇上四五十年不开会,要开就开御前会议。现在还有离任制,五年一小离,十年一大离。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政治相对来讲越来越不太重要,过去的封闭的秩序,也越来越没那么重要。开放秩序正在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

《中国慈善家》:你的意思是,只要继续扩大市场化,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毛寿龙:不是说都可以解决,但是规则意识越来越强,很多细节在改善,法律也越来越得到尊重,国家权力的运作还比较有规则。

企业家要防范秩序滞后的风险

《中国慈善家》:你刚才说的这些是积极影响,之前你也在文章中提到对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忧虑,你认为要通过推进公共治理秩序的进步,来降低治理意义上的风险。

毛寿龙:当时主要针对企业家。有一类企业家,纯粹靠市场、靠自己成长起来,以及重视新的公共规则,尤其是企业越来越大之后,需要站在公共立场为行业建立一些规则。比如说,P2P要不要做资金池。政府说不做资金池,那企业家至少要搞清楚,你不是在政府的规则下来做互联网金融。因为互联网金融本身是突破政府政策的。P2P过去是可以做资金池的,为什么不做呢?你不做资金池,你拿什么担保?融资就是一对一的,那这个市场就没有发展起来。既然是互联网金融,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个平台公司,否则,它就不是金融公司。

这个时候,企业家如果不去关注治理模式,只是自己在市场中拼搏,就会有一定的治理风险,搞不好,就被抓到牢里去了。企业家必须关注法律里的“口袋罪”,这在比较法治化的美国是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美国的政治家一直在对大公司动手,动不动起诉其垄断、内幕交易。现在慢慢在变好,这和企业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还不够。比如很多国家,金融管制很多,这就让世界上几个小岛成了金融的避风港。中国则是让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了,互联网成了中国金融的避风港。现在政府又要监管了,正在通缉很多互联网“骗子”。这说明,缺乏公共治理的秩序,企业家是多么的危险。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可以在建立公共规则中做些什么?

毛寿龙: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大企业家出来主持局面,协调大家讨论公共议题。比如说手机市场的标准统一问题、相互之间的兼容问题、相互之间的文件发放问题,这就是公共规则。互联网金融也是如此,企业家要自己研究公共规则,在市场中自己开发标准。如果等着政府来做,它往往不符合市场的精神,而比较符合权力运作的规则。

《中国慈善家》:在重塑公共规则的阶段,企业家阶层处于什么位置?

毛寿龙:随时处于一个风险状态,而且他大量精力被自己的企业所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光靠自身力量是比较麻烦的。企业家的身份也是流动的,今天你有钱,你是企业家,明天没钱了,谁都不理你。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治理都应该跟市场联系在一起,企业家要跟官员、跟学者交朋友。我看很多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院,它可以做市场研究,也可以研究一些公共问题,这是很好的趋势。

《中国慈善家》:还可以委托给专门的学术机构。

毛寿龙:对,像天则经济研究所就是一个公共企业家机构,它不是维权,没有帮企业家讨回公道的意思,它只是找一些人来说说道理,试图从中发现一些规则,比如说小额贷款是不是非法集资。孙大午案、曾成杰案、吴英案他们都开会了,以案说理。这些机构不见得说的都对,天则请学者说,请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来判断,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声音。包括今年某个企业家的事情一出,很多人有意见和想法,但是都删了,那就形成不了一个规则,大家搞不清楚哪个是可以说的,哪个是不能说的。企业家在商言商是本分,但是为什么不能说点别的?实际上,在商言商同样要说商业的公共规则。否则企业家是失职的,也是缺乏远见的。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的前景?

毛寿龙:传统乡土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原始秩序的价值观越来越被冲淡,但越是在扩展社会,原始的价值越能够得到实现,开宗亲会、家族会的越来越多,这是社会重新发展的过程。微信朋友圈也是社会再造的过程,刚开始大家都骂人,现在越来越文明礼貌。

很多人对政治改革失去信心,但我觉得这些人随时随地都在失去信心。中国改革才多少年?跟过去比已经好多了,至少一直处于和平时期,每个人可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更注重抽象的规则。

《中国慈善家》:你刚才提到,传统的秩序正在回归。未来,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公共秩序?

毛寿龙:未来真正的核心,就是中国的议事能力。这个最重要。抽象规则和议事能力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其他基本上都好办。未来的公共秩序,国家秩序、官僚秩序是服务性秩序,不是主导型秩序,市场秩序才是主导秩序。在公共领域,则是议事能力作为主导秩序。它意味着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公共秩序。

来源:《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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