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作者译稿 作者:卡米拉·帕格利亚 著 吴万伟 译

摘要

学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大学管理者必须停止像父母或细致入微的治疗师语一样呵护学生。任何一所大学的终极价值应该是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当今有关校园言论自由的争议事实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爆发在90年代中期消退的文化战争的第二波战场。其中断可能归咎于因特网的出现,它成为传播观点的规模庞大的新论坛。网络的开放性散播并部分消解了在主流媒体集聚和强化的民怨,他们表现出对近10年来政治正确的愤怒和厌恶。但是,那些问题依然顽固地重复出现,因为自始自终都没有被大学当局或教师们充分和诚实地对待过。20世纪90年代后产生的新一代大学生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有关言论自由的公开辩论,他们对这场冲突有着自己的假设和期待。

作为几乎一直在在大学艺术学院教书40多年的老兵,我的主要失望落在美国教授们身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一开始就没有承认政治正确作为学术问题的严重性,被动消极地听任校园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大学管理机构因为干涉性的联邦管理而拥有庞大权力,篡夺了教师的历史责任、确定教育使命的特权和保护观点自由传播的使命。我相信,最后的结果是师生的言论自由悉数遭到破坏。

什么是政治正确?在我看来,它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现代革命的生命循环的可预期特征。这场革命是受到之前10年美国革命的激发,只不过变得更加暴力而已。第一代勇敢的反抗者推翻了僵化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让整个战场沦为废墟。在后革命时代,反抗者开始在自己人中作战,这可能导致迫害和暗杀。取得胜利的幸存者像之前被推翻的独裁者一样实行统治。这是政治正确阶段—创始革命的活力已经消失,革命原则已经变成空洞的口号,变成由官僚统治机器(党棍)强制推行的话语公式,所有伟大观点都被党的功能性机构和行政管理者的体制化过程而遭扼杀。

我刚刚简要概述的是过去45年美国大学生活的政治心理学传记。我的前提基于自己在反文化初期的大学体验,那是在1964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的激进言论自由运动,当时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上大学第一学期。伯克利抗议运动是纽约出生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带领下,他在此前一年的夏天为在密西西比州被剥夺公民权的非洲裔美国人做选民登记工作,当时他和两位同事因为参加政治活动遭到袭击。当萨维奥在伯克利试图为民权运动的著名单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筹款时,大学阻止了他,因为官方禁止在大学校园举办政治活动。

伯克利的反抗在萨维奥在史布罗大厅(Sproul Hall)台阶上发表的激烈演讲而达到高潮。他在那里谴责大学管理当局。史布罗广场的四千名抗议者中有800人被警方逮捕。那次示威抗议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积极行动主义的本质:它挑战、驳斥、限制权威,追求自由和平等;完全不同于当今常常看到的情况,要求当局扩权,创立为某些弱势群体提供特殊保护的机构,或者创造缓冲垫以防敏感脆弱的年轻人的情受到冲击。1960年代的进步人士希望监督和家长制保护更少而不是更多,他们断言咄咄逼人的个人主义和摆脱社会控制而获得解放天然愿望。

二战后美国几十年的整个政治和文化演变轨迹是逐渐摆脱与苏联冷战和僵持中实施的种种压制的过程。当时,美国众议院非美运动委员会在美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搜查任何有关共产党颠覆活动的迹象。一个惹人注目的目标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那里许多自由派的确在1930年代受到共产党的吸引,当时斯大林政权的很多暴行还不为世人所知。为了进一步防范联邦调查,主要电影公司制作了包括演员、编剧、导演等在内的黑名单,其中有些是我最喜欢的导演,如约瑟夫·洛塞(Joseph Losey)就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找工作。根源于1930年代阿巴拉契亚山脉煤矿工人社会积极行动主义的政治化民间音乐运动的领袖皮特·西格尔(Pete Seeger)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禁止在美国电视网演出。

在文学领域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取得过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零散胜利。1957年,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的经理和老板,垮掉派诗人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出售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史诗性抗议诗歌《嚎叫》,当地警察认为它是下流书籍,因而袭击书店,逮捕老板。经过了公众高度关注的长期审判之后,《嚎叫》被宣布为非下流作品,该指控被取消。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拥有的格罗夫出版社在反对美国审查的斗争中充当了英雄。1953年,格罗夫出版社开始出版启蒙末期有关性和社会方面的主要思想家萨德侯爵的众多便宜的、通俗易懂的简装本禁书。1959年,格罗夫出版社版本的劳伦斯1928年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遭禁,美国邮局认定其有伤风化而没收。罗塞特起诉并在联邦上诉法院赢得胜利。1961年,格拉夫出版社出版的另外一本禁书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934年的小说《北回归线》在美国引起60场是否认定为淫秽作品的审判,直到1964年才被宣布并不属于淫秽作品从而允许出版。

争取言论自由的新好战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之一是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他和莫特·萨尔(Mort Sahl)把站着看的喜剧从无伤大雅的杂耍变成发表社会和政治评论的媒体。布鲁斯在即兴表演行为中炫耀脏话和粪便导致他在1961年在旧金山、1962年在芝加哥和1964年在纽约因淫秽下流而被捕。他和格林威治村咖啡馆(Au Go Go)的老板霍华德·所罗门(Howard Solomon)因为有伤风化罪被捕入狱。两年后,他的定罪仍然在上诉中,布鲁斯因为吸毒过量在40岁时死去。

这种稳步走向自由的趋势因为1959年首批避孕药丸上市而引发的性革命而得到极大推动。在好莱坞,1930年代早期因为像全国道德联盟(the Legion of Decency)和美国天主教会议等保守派群体施压而采用的清教徒式电影拍摄规范渐渐崩溃,到1960年代后期最终被放弃。性表现的新标准由欧洲艺术电影定义,里面有非常复杂的脚本和公然的裸体。流行音乐则一再扩宽社会规范的放松。1956年,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摇摆屁股旋转的画面被电视台掐掉,在当时还属于国家机构的艾德苏利文剧场(the Ed Sullivan Show)看来过于性感了。就在1967年,艾德苏利文剧场还试图审查如大门乐队(the Doors)和滚石(the Rolling Stones)等主要乐队的抒情歌曲,他们模仿乡村和城市黑人布鲁斯的性明晰做法。滚石乐队屈服了苏利文剧场,但大门乐队进行反击,因而再没有被邀请在此演出)。19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包括妇女开始随意使用四字母禁忌词汇,这些词除了1920年代流行的轻佻女郎的短暂时刻外,在正式场合很少听见。1970年代初期,妇女第一次大胆进入放映色情表演的剧场,帮助色情电影如《深喉》、《无边春色绿门后》和《琼斯小姐内心的魔鬼》取得巨大成功。

简而言之,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无论多么令人震惊和感到冒犯,都是1960年代文化革命的核心。言论自由是左派反对右派的道德主义和因循守旧的武器。我们必须询问的是,美国的校园左派如何发生了改变?现在反而鼓励、认可甚至赞美对包括那些质疑现有议程和正统思想的观点在内的观点进行压制。

我的结论基于我本人作为学界中人的观察。虽然保守派长期以来声称“拥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在70年代称霸大学,但我认为除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主席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进入大学并取得成功之外,里面并没有真正的60年代激进分子。如果他们有幸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大部分也没完成学业。况且,读研究生本身就被视为一种背叛。比如,在1968年我上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在四方院的喷泉边遭遇校园激进分子领袖,他指责我去耶鲁研究生院读书的打算。他充满鄙夷地告诉我“研究生院不是好地方。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去布法罗!”后来,我的确申请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而且被录取了。我本可以在那里愉快地和心理分析批评家诺曼·何兰德(Norman Holland)和著名左派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一起工作,他在1960年引起争议的代表作《美国小说的爱情和死亡》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菲德勒在此前一年已经是反文化运动的民间英雄,警察袭击了他在布法罗的家,以拥有毒品的罪名逮捕了他。他在1969年的书《被捕》中记录了这一灾难。但最终我因为研究迫切需要的伟大图书馆而选择了耶鲁,同学的警告令我感到痛苦和吃惊。

毫无疑问,那个时期像常青藤联盟那样的名牌大学迫切需要改革。其占支配地位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风格对包括犹太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并不友好。当我1968年进入耶鲁时,英语文学研究生仍然必须修一年级的课程“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英语系的确清除了同性恋男教授—有谣言说他们往北迁移到马萨诸塞西部的女子学院—斯密斯学院。英语系只有一个女老师,是非常保守的中世纪专家。虽然女生被允许进入研究生院已经一个世纪,耶鲁学院本科生仍然全是男生,我到了那里后才变成男女混合—这是令人欣慰的事,因为我讨厌在进入斯特林图书馆庞大的阅览室时被当作外来入侵者一样盯着看。有一天在我的盎格鲁撒克逊课堂上,本来非常和蔼可亲的年轻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教授说出了粗鲁的性别歧视言论,而且使用民族性言论诋毁工人阶级意大利裔美国人,过了这么多年后我仍然感到震惊和厌恶。我们一年级学生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当时还没有批判或抱怨的理论框架。

要理解政治正确后来如何能够像瘟疫一样横扫美国人文院系,就必须强调英国和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文学研究途径。自1940年代以来一直是新批评理论,其焦点集中在文本探索上,把历史和心理学最小化或彻底排除在外。布法罗的莱斯利·菲德勒把文学建立在历史和心理学基础上,包括了性的内容。当他在耶鲁做报告时,英语系没有一个教授参加,我当时在场。菲德勒受到的侮辱性排斥再明显不过。虽然很难相信,我的博士论文《性角色:从埃及艳后纳芙蒂蒂到艾米丽·狄金森的艺术与颓废》是当时耶鲁研究生院唯一一篇关于性的论文。提出有关性和性别的问题就被认为很糟糕。因为我对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浓厚兴趣(被认为轻浮),使得我在寻找教书工作的过程变得复杂,甚至差一点彻底泡汤。

1960年代文化革命之后,非常清楚的是,人文学科已经变得保守,远离社会关心的问题,不得不重新捡起更具历史性的视角。当今感兴趣的领域有很多添加到新课程表—性与性别、电影、黑人研究和土著人研究等。但是整个人文课程迫切需要重新思考。真正激进的解决办法可能是打破人为区分的院系结构,如英语系、法语系、德语系。将所有文学集中起来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灵活的模式,鼓励学科间探索,如文学与视觉艺术和音乐的异花受粉(cross-fertilization)。而且,我渴望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一种确认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成就的课程设置,但同时向全球扩展,包括其他主要文明,它们都应该按时间顺序展开依次学习。虽然是无神论者,但我一直觉得比较宗教学是讲授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实现世界相互理解的最佳方式,研究历史上世界伟大宗教,包括其艺术、建筑、礼仪、神圣文献等各个方面。佛教禅宗在1960年代是作为战后垮掉一代运动的遗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印度教通过伦敦场景进入反文化领域,部分因为印度传统音乐作曲家和锡塔尔琴(sitar)大师拉维·香卡(Ravi Shankar),他曾在1967年在加州蒙特利音乐节上表演。

但是,不幸的是,这些打破边界的扩张不是1970年代美国学界采取的路线。相反,新的高度政治化的院系和课程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积累性的基础和超级结构建设没有被纳入到现代英语系的长期发展规划中。结果是大学结构的进一步巴尔干化,每个领域都是高度自治的小王国,拥有该单位成立时固定下来的意识形态话语。管理者渴望这些项目并稳定下来,以展示机构的“相关性”并抵挡可能影响学院招生和经济收入的外部批判或抗议。一般来说,管理者给这些课程撒钱,让他们自寻出路。普林斯顿大学或许是常青藤联盟中最与世隔绝、最歧视女性的大学,当它在1969年经过200年只有男生的历史实施男女同校后的确需要一些女性教师装点门面。所以迅速招聘女教师,主要安置在二级学校的英语系,把她们纳入董事会,基本上让她们做任何事,没有特别的设计。(她们是女人,当然可进行女性研究了)。

从我当时吃惊的观察,我认为这些新添加的课程很少是建立在真正的学术原则基础上;它们不过是旨在压制对其偏执过去的批评的公共关系姿态而已。在设置女性研究项目时,对学生的一个基本要求当然是至少上一门基础生物学课程,这样可以调查人类成长中荷尔蒙的角色,必要的时候,可以拒绝。但是,女性研究和后来的性别研究根本不涉及科学,因而确保其意识形态仍然是有偏见的和单维度的,强调性别的社会构建。任何其他观点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事实上从来没有呈现给学生,哪怕是作为替代性的假设。

今天的校园政治正确最终可以被追溯到包括黑人研究和美国土著人研究在内的新项目,它们在1970年代被迅速创建起来。那是一个不仅专业培训打了折扣而且在自己的世界也被孤立起来的过程,最终削弱了它们广泛的文化影响力。我相信学界改革的更好选择是将牛津剑桥传统形成的英国体制去中心化,提供庞大的学科领域,让学生能够独立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无论如何,美国课程设置表上每添加新项目或院系,就应该有一个共享的核心培训路径,引导学生进入建立在逻辑和推理基础上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研究方法,并严格根据证据检验其结论。忽略那个关键培训就意味着太多大学老师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缺乏对自己假设和偏见的最起码认识。在大学里只与观点相似的人一起工作,他们把不同意见当作严重的冒犯,必须受到压制,因为这威胁到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和世界观。这些新项目和院系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受害者情结上,自1970年代以来很少变化。这是经典案例,说明曾经具有革命性的观点如何一步步制度化和僵化并最终死亡。

请让我举一个美国校园女性研究中政治正确的例子。1991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斯古吉尔(Schuylkill)校区英语和女性研究高级讲师反对在她的教室里挂上18世纪末期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著名绘画《裸体玛雅》(Naked Maja)。这部作品传统上与阿尔巴女伯爵(the Duchess of Alba)联系起来,她在1958年的电影《风流女伯爵》由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扮演,一直受到质疑,但是毫无疑问这部如今属于马德里的普拉多(the Prado in Madrid)的绘画是裸体艺术史上的里程碑,是19世纪主要作品如马奈Manet的《奥林匹亚》的先驱。

这位老师将反对意见提交给大学女性委员会,该会支持她,还为她配备了一个成员作为助手。学院平权行动官员向她传达了这种观念,即那是基于联邦管理规定中“不友好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作为对投诉的回应,大学提出为老师换教室,但她拒绝了。她也拒绝把绘画移到教室不太显眼的位置或在她上课时遮盖起来。不,她坚持裸体妇女的形象必须永远不要出现在教室里,这当然破坏了古希腊以来的西方艺术的精髓。

最后,《裸体的玛雅》连同其他四幅古典艺术绘画被清除教室,移到学生活动中心的电视室,那里张贴了警告,提醒路过者艺术品还在—这是后果自负的警告。大学采取的这个行动似乎被广泛认为是谨慎的妥协,而非对政治正确的可耻屈从。主流媒体上出现了让人感到高兴的争吵,著名记者如纳特·赫恩托夫(Nat Hentoff言论自由斗士)和《时代周刊》TIME 艺术批评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都顺带发表了批评意见。但是,教育界内部的反应虚弱和有限,令人失望。这是一个时刻,美国学界任何地点的独立思想家都谴责这位文学老师让自己成为视角艺术独裁者的霸道行径,她似乎对艺术领域极端无知。她拥有的不过是被诸如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反色情狂热分子灌输的意识形态。德沃金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禁止色情作品(包括主流的男性杂志)销售的努力在1984年联邦区法院中败诉,被认定为违宪,是对言论自由权利的侵犯。这位教师宣称她是在保护未来的女学生免受《裸体的玛雅》造成的“寒冷气候”影响。在后来发表的有关这场争议的文章中,她透露她本人在画作面前感到不舒服。她写道:“我感觉到自己就像裸体站在那里一样,一丝不挂,很容忍受到伤害。”对此,我觉得遗憾,但我们不能允许无知的神经过敏者为美国的艺术教育设定议程。

这里我们来到身份认同政治中最恶劣的部分,因为它重塑了美国大学—-将教学与社会工作混为一谈。在教室里不适当的鼓吹政治议题是学界从来没有充分对待的问题。教学和科研必须竭力保持客观性,并与政治把保持距离。作为个体公民的老师或许和应该在课堂之外有强烈的政治观念和活动,但在教室里,他或她应该不采取特定意识形态立场,除非坦率承认这是自己的观点,强调学生完全可以就任何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多么对立,如堕胎、同性恋、全球变暖或上帝存在与否或者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等。不幸的是,因为美国大学在校园里寻求和支持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努力失败,人文院系趋向自由民主派(我是其中之一),因而常常幼稚地相信其他观念都不可能或不可靠。

1960年代后期耶鲁研究生院的老派教授或许古板和学究,但他们是真正的学者,热情投身于学习和研究中。他们相信有道德义务去追求真理,并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它。我记得有人说过,一个学者的职业生涯可能因为拼凑的脚注而被毁掉。人文学科中身份认同政治时代的悲剧结果是严格的学术标准崩塌以及曾经赋予学问的高尚价值终结,因为学问渊博不再是大学求职者应该拥有的宝贵和值得向往的品质了。

1970年代学界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文学科的工作岗位减少,当时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刚刚从欧洲传入。解构主义思潮开始于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转到耶鲁,并开始把雅各·德里达从法国邀请到美国访问。德里达和拉康的时髦潮流之后是米歇尔·福柯,他仍然被人文学科奉为神明,但是我认为他是从属性的游戏玩家,其理论认为启蒙之前任何时期的东西都是荒谬的。我第一次见证大陆理论家和耶鲁教授们的交流,我恼怒地对一个学生说,“他们就像高贵的牧师在相互窃窃私语。”非常荒谬的是,明显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理论风格却被视为左派而且至今仍然如此,那些理论中充斥晦涩难懂的扭曲的术语,而真正的左派理论是带有民粹色彩的,言论中明显直截了当。

在确认语言构成现实的后结构主义是对1960年代真正的革命精神的反对派颠覆,艺术转向了身体的激进解放和对感官领域的重新卷入。把语言当作世界的确定性力量,这是很容易被我的课堂上舞蹈、音乐、视角艺术专业学生驳斥的愚蠢观念—后结构主义确定了当今大学校园死胡同的基础,冒犯性的言论和物质伤害合并起来,据说拥有了创造现实的神秘魔力。因此,后结构主义把历史当作虚假的叙述,鼓励任意性的、碎片化的、印象式的途径,它们给予学生花哨的技巧但很少关于历史本身的实际知识。

人文学科研究质量的可悲下降在我为我的艺术著作《闪烁的形象》进行的五年研究中变得非常明显。那是在4年前发布的。我选择了从古代埃及以来超过3000年的作品中选择了29个形象,阅读了从19世纪开始持续到现在有关每个绘画、雕塑、建筑或电影作品的主要学术文献。在德国语文学的伟大时代,有关艺术的写作拥有众多概念和细节。语文学的影响甚至在20世纪还能感受到,如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如匈牙利人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的著作中,他在1951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艺术社会史》对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影响很大。有关艺术的写作到了1960年代依然很强,但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因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而开始变弱。从1980年代起,我对质量的急速下降感到震惊。是的,偶尔有专家的著作有说服力也可靠,但再也没有像20世纪初期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艺术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那样知识渊博视野广阔的人了。更糟糕的是,过去20年的人文书籍的参考书目显著减少,年轻学者暴露出他们很少查阅1980年代之前出版的著作。

政治正确的问题是人文学院甚至历史院系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现代主义”(presentism)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即热衷于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甚至文艺复兴也被重新定义:它被笨拙地称为“现代早期”,在我看来这是不准确的。现代主义甚至影响主要博物馆,它们维修或过分修复古代物品以至于看起来完全是崭新的。几年前,为了配合了解冰河时期末期美国土著文化的研究工程,我参观了美洲印第安国家博物馆,那是在华盛顿特区大建筑群中的一个漂亮的现代建筑。我曾经充满了很高的期待,但是看到展品的枯燥乏味和缺乏学术性而感到吃惊和恐怖。整个博物馆看起来就像华丽的礼品店,堆满了闪亮的赝品、海报板展览、声光表演、令人厌烦的大声喧哗。经过长期查找,我最终发现了一些古老和真实的东西—-小的、令人伤心的图画框架展出的少数真正的箭头和华盛顿时期并不显眼的石头工具。就在宾夕法尼亚东南被犁过的田地我发现了好得多的手工艺品。政治正确的最糟糕罪行是它让现有意识形态阻碍我们认识过去,把历史变成充满煽动性痛苦和愤怒的枯燥陈述。

为打破僵局和重新确立校园里的言论自由,教育者必须首先摆脱像自助餐式菜单一样过分专业化的越来越多的选修课,转而回归那些建立在世界史和文化基础上的广泛概论课程,从古代到现代的编年史研究。学生迫切需要用以理解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框架。

第二,大学应该主办关于重大话题的公共讨论会,充分讨论敏感的、热门的争议性话题的各方理由。对这种论坛上言论自由的任何破坏都应遭到学界的同声谴责。

第三,我的立场源于1960年终结校园学院生活准则的性革命,大学必须彻底避免干预学生的私生活和社交生活。在此领域,美国大学的干涉性家长制作风是对学生权利的侵犯,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校园里发生犯罪行为,必须向警方汇报。真实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安全区域”这回事。风险和危险是人类生存的内在本质。

随着大学学费在过去25年大幅度飙升,美国大学已经转变为消费模式,现在已经变得更像购物商场而不是教育机构,大学不愿意得罪花钱的消费者。但是,整个大学体验应该建立在遭遇新的、颠覆性观点的基础之上。学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大学管理者必须停止像父母或细致入微的治疗师语一样呵护学生。任何一所大学的终极价值应该是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Camille Paglia

作者简介:

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费城艺术大学人文与媒体研究教授,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该校任教。1968年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学士,1971年和1974年分别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性角色:从埃及艳后纳芙蒂蒂到艾米丽·狄金森的艺术与颓废》(Sexual Personae: Art and Decadence from Nefertiti to Emily Dickinson (1990)、《性、艺术和美国文化》(1992)、《尤物与淫妇:新随笔》(1994)、《鸟:大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研究》1998年英国电影学院作为电影经典系列出版(Alfred Hitchcock)、《碎、吹、烧:卡米拉·帕格利亚朗读43首最佳诗歌》(Break, Blow, Burn (2005)和《闪烁的形象:从埃及到星际大战的艺术之旅》 (2012)。万神殿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已经签订了出版其30部随笔集的合同。

译自:Free Speech & the Modern Campus By Camille Paglia

Free Speech & the Modern Campus

本文是作者2016年4月21日在大学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举办的“《时髦者》论坛: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发表的演讲的修订版。该论坛由潘诺尼荣誉学院(the Pennoni Honors College)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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