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当代中国史学者杨奎松先生出版了新著《“边缘人”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讲述了的8个小人物在非常年代里的故事。他们中有因为隐瞒个人历史经历而饱受怀疑者,有因为上交日记而被发现了反动言论者,有因海外关系而成为现行反革命者……在新政权的雷霆万钧之下,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都身不由己,沦落为彻头彻尾的“边缘人”。

杨奎松先生所谓的“边缘人”,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意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如果我们将此概念具体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语境,则可以将其与那些因为各种政治运动被清扫出来的“牛鬼蛇神”划上等号。这些“牛鬼蛇神”的名称五花八门,如“地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富农”“坏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右派”这些“边缘人”不仅生活状况非常悲惨,而且政治权益处于被剥夺状态。其具体行状,在《“边缘人”纪事》里有生动展现,此处不赘言。

我读此书,心生好奇的是:在那个非常年代里,我们究竟制造了多少“边缘人”?这很可能是一个无法彻底搞清楚的问题了。因为“前三十年”里,各种政治运动几乎没有停息,每一次都有新的斗争目标,每一次也都会捕获新的“敌人”。日积月累下来,“边缘人”数量之庞大,情况之复杂,已是难以想象。仅以“地富反坏右”而言,据李若建先生的推算,中国就曾经存在过超过2000万名四类分子,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开放时代》杂志2006年5月)。

这其中,“受牵连”三个字读起来是轻飘飘的,但深究下去,会倍感沉痛。改革开放之后,类似于“地富反坏右”这样的“政治贱民”陆续摘帽、平反,但“受牵连”的影响挥之不去。我的祖父母是所谓的“地主”中的一员。在他们去世后,我发现了几份当初他们写下的思想汇报的草稿,记载了他们连夜收割水稻、挑灯学习毛著、反省自己反动思想的经历。对于他们的子女,我的父母这一辈而言,因为“受牵连”不仅丧失了接受文化教育的资格,而且被整个村子里的人歧视。这种歧视像烙印一般难以去除,在时过境迁几十年后,在与村民的口角中,仍会有人用“地主狗崽子”之类的语言来辱骂他们。林贤治先生编著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即指出,那些“政治贱民”的儿女“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

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会将同胞打为异类,制造这么多边缘人?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笼统地回答,这其中既有因为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缘故,也有冷战格局下大国角力,建立稳定的政治环境的现实考量,更甚至是路线斗争带来的意外之物。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造成了某种“替罪羊”的效应,使得“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纺锤型结构。

当前,对于那个非常年代里的边缘人,除了一些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录,或者文学作品以外,像《“边缘人”纪事》这样,以个人档案为基础,梳理传主在新政权下的人生际遇,仍然较为匮乏。至于进一步追溯这些边缘人精神世界、历史记忆的研究则更少。“前三十年”早已过去,时间在流逝,许多历史记忆就悄无声息地湮没了。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如何面对那段历史,既是挑战,也是责任。

(刊于2016.5.11《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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