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恐怖,充满日常的恐怖,是这一政权统治民众的终极工具,通过这种半公开的秘密方式,它将恐怖散布到人民的心里,只要恐怖扎下根来,那么服从便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

原题为:当恐怖成为日常——老大哥在看着你

栗树荫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乔治·奥威尔《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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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双眼睛无处不在,无时不刻地在看着你,它也许长在不同的脸上,有着不同的形状、颜色、神情,但它确实在看着你,并且把它所看到的一切,以及在视网膜后面的脑皮层里所想象出的一切,都传达给那躲在幕后的最终的那双眼睛。这双眼睛,就像奥威尔小说里所描述的“老大哥”那样:威严、仁慈,但毫无疑问,当这双眼睛透过那成千上万双眼睛在人群中发现你时,你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自由的个人,而是这个庞大的由无数双眼睛组成的监视器下一个丧失一切隐私的标本,你无法再信任任何人,因为他们可能都在监视你、出卖你、背叛你;那些关切的、微笑的、热情的、冷漠的、怀疑的眼神里所共同折射出来的都是虚假的光芒。你的选择只剩下两种,或者在聚焦的目光下自我毁灭,或者假装这一切不存在,安于这种监视下的生活,甚至让自己的眼睛成为“老大哥”众多眼睛中的一双。

眼睛:发现档案

这听起来像是某本拙劣的歹托邦小说里的情节,但它却是毋庸置疑的现实存在,尽管很多时候它会进行一系列的伪装,让那些不谙世事的人难以觉察。1980年4月15日这天,这样一双眼睛就将它的目光聚焦在一位名叫蒂莫西·加顿艾什的青年身上,对这名青年人来说,这双眼睛是好奇的、温和的、它属于一位六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在加顿艾什17年后出版的回忆《档案:一部个人史》里,她被称为“R太太”,“她充满了好奇,说话风趣而有内容,判断更是精确敏锐,毫不犹疑地以实事求是的语气,从她略带鼻音的声调中吐露心声”。这位青年很快与这位老太太成为了朋友,多年以后,他仍然能回忆起他是多么喜欢到她安静的公寓里,在镶花地板与木制书架的环绕中,与她共进晚餐,倾听她絮絮讲述她的丈夫是如何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在集中营里所受的苦难,他们是如何想办法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主德国在那里安家生子,他们的长子和儿媳又是如何在那堵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分隔开来的柏林墙筑起之前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逃亡西方的。尽管如此多的个人悲剧都因共产党的统治而起,但当她表示自己依然相信“共产主义将带来终极正义和伟大”时,她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一种安静而哀愁的热诚”。

但也恰恰是这双眼睛,一直秘密不断地将加顿艾什的一举一动记录下来,报告给她的上级,一个被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另一个更著名的名字,是“斯塔西”。这个机构自1950年成立以来,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权力和最具神秘性的情报机构之一,它至少拥有近9.7万名正式雇员,以及两倍于此的非正式情报线民,但被纳入这一机构体系中的人数恐怕远远高于上述两者之和,保守估计有超过50万人或多或少成为过这一机构雇佣或具有某种“合作关系”的线民。这意味着在这个仅有1700万人的国家里,每30人中就有一个人与斯塔西有关。而正是这些成千上万窥视的眼睛,让“斯塔西”老大哥可以将他的眼睛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件事情做得如此隐秘,以至于多年以后,当加顿艾什发现真相时感到“万分悲伤”。加顿艾什之所以能得知真相有很多原因,大部分是出于巧合,其中最大的一个巧合是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在民众的怒吼声中坍塌,而仅仅在几个月前,斯塔西的领导人埃里希·米尔克还相信那些起而反抗的民众不过是一群暴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几辆坦克和几挺机枪就足以让他们噤声,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米尔克本人在结结巴巴地向愤怒的人民表达了“我是爱你们”后不久,就在东德政权垮台的次日被送进了监狱。

第二个巧合也随之而来,就像所有自觉大限将至的罪犯一样,群龙无首的斯塔西特工们立刻进入手忙脚乱地工作状态,惊慌失措地销毁那些曾经被视为工作业绩的机密档案。因为“斯塔西”从来没有相信到这一天真的会到来,也因为600万份档案显然不是个小数目,所以除了极少数档案消失在锅炉房劣质炉膛的火焰中外,绝大部分都被冲进斯塔西总部大楼的民众缴获。这些档案后来被归入一个名叫“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联邦授权记录局”的机构里,这个机构因为其管理者约希姆·高克牧师也被称为“高克机构”。加顿艾什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这份关于他的档案,也正是在这份档案里,加顿艾什发现被他“同情、景仰、视为朋友”的“R太太”是一位被列为斯塔西的一名线民,被用来“渗透、监视文化生活、大学、宗教和他们所谓的‘政治地下运动’”。

加顿艾什并非是民主德国的公民,而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访问学者,对这位生活在视个人隐私和个体自由为天赋人权的社会里的人来说,斯塔西对个人如此严密的监视显得尤为令人惊诧。只要想象自己的每一次举手投足都在别人的目光注视下,就令人不寒而栗。但那些曾经的温情和友谊难道只是逢场作戏?那些善意和问候究竟何者是真,何者是假?难道斯塔西真的具有如此魔力,将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它操控下的傀儡演员,难道奥威尔笔下那个永远在看着你的老大哥真的可以在现实中存在?

档案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档案背后的那些人又该如何解释?他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是什么使他们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庞大的监视帝国,充当老大哥的耳目?当加顿艾什带着所有这些疑问去寻访档案上出现的这些负责监视他的老大哥的“眼睛”们,重新认识那些他昔日的朋友、导师、同行和房东时,他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他曾经踏足却从未涉身其中的恐怖领域——当他对那些监视一无所知时,他最多只是对危险的气息潜嗅辄止,而当他重返故地时,却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重的黑暗。这种黑暗只有身陷其中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当加顿艾什在15年后,询问“已经非常老,不过仍然与往日一般敏锐”的“R太太”为何要成为斯塔西的线民监视他时,他发现那段属于一个已经死亡的政权的往事,仍然在困扰着她的眼睛:

“噢,那我该怎么办?从窗户跳出去?”

话语:日常的恐怖

窗外还是朦胧的晨光,但电话声却响了起来,一个“友好温和的”声音会询问接电话的人是否愿意到一幢什么样什么样的大楼“去一趟”。打电话的人会安慰他,只是“谈次话”,不必担心,车已经等在外面,他只需要好好准备一下儿就是了。

然后,这个人会立刻起床,将“睡衣、睡裤、干净的衬衫、换洗的内衣、剃须用品和最重要牙膏”收拾整理成一个小包,而他的妻子则会在一旁准备咖啡和面包卷。尽管整个过程中,夫妻两个人都缄默不语,只是忙着事务性的琐事,但这两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去,也许再也见不到对方,有很多朋友和熟人,就是被叫出去“谈次话”后,就从此消失无踪。

在苏联帝国坍塌之前,每天早晨,同样的戏码都会在苏联境内及其势力所及的之处上演,尽管有时细节会有些许的调整,在民主德国,斯塔西的突袭队会伪装成水暖工或是邮差上门,把房主连哄带骗地拉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在捷克斯洛伐克可能会温和一些,用打电话的方式请猎物去某幢丑陋的大楼里自投罗网;而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手段可能更加野蛮,时间也扩大为午夜到次日的凌晨,一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汽车会停在楼下,皮靴踩在楼梯上的声音和被逮捕者的喊叫声会把睡得最沉的邻居吵醒,但契卡-格别乌们并不在乎有人发现他们的行动,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邻居最多只会躲在门后偷听,不会有人愚蠢到把门打开一条缝询问究竟,因为他们深知,答案只有一个词,那就是恐怖。等到白天到来时,一切都会恢复平静,人们若无其事地起床、问候,上班,而被逮捕的那个人则被有意识的遗忘,就像从来不存在这个人一样。

恐怖,充满日常的恐怖,是这一政权统治民众的终极工具,通过这种半公开的秘密方式,它将恐怖散布到人民的心里,只要恐怖扎下根来,那么服从便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当“R太太”对加顿艾什的问题做出“那我该怎么办?从窗户跳出去?”的回答时,多少回应了这种恐怖。当斯塔西找上门来,要求她去监视一个从西方资产阶级大本营来的陌生青年时,她能做出何种选择?她的丈夫就是这样被逮到集中营里,并且从此再没有从集中营的苦痛中恢复过来。往事的阴影使她必须在洁身自好和出卖一个陌生人之间做出抉择,那么合理的选择当然是后者。至少这可以保住自己不至于步那些消失的邻居的后尘。

加顿埃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局外人,他也许可以理解“R太太”向斯塔西报告他的原因,但就像大多数将这些极权政体作为标本研究的西方学者一样,他恐怕很难点透这种恐怖的本质。很多人将斯塔西这样极权政体下的监控工具看作是神秘的,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间谍小说一样,需要对蛛丝马迹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才能发现踪迹。但对一个生活在极权政体之下的人来说,她们也许不会同意这一点:如果恐怖的目的是隐藏自己,让人不易察觉,那么恐怖也就无法发挥其效力,真正的恐怖就像那个“吊灯上巨蟒”的比喻一样,它盘旋在你的头顶上,你能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但你不知它何时会垂下头来撕咬你,所以你不得不每时每刻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某一个禁忌的动作招致巨蟒的注意。

恐怖必须是可见的、蓄势待发的,才能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而它的不可预测性则强化了恐怖深入人心的力量。人们惧怕它,但是知道他们的存在,知道他们可能在哪面墙壁的后面,知道他们可能是谁,它们是在明处、看得见的、真实存在的恐怖。斯塔西显然谙熟这种恐怖的制造秘诀,它的喜怒不常使人人在恐怖即将来临的危机中又能产生一种变态的希望,希望可以通过参与其中的方式暂时幸免于难。不少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决定成为斯塔西的合作者,用自己的妥协和屈从来换取一线似有似无的暂离恐惧的希望。

“是的,当然,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对加顿艾什监视最孜孜不倦、最富传奇色彩的线人“米夏拉”的这句简单的读白,是对这种日常恐怖的一种最好的概括,因为内心里每个人都感到恐惧,所以大家都想要设法解除体制对自己的怀疑,因此,成为这一体制的帮凶反而成了一种对自己的最佳保护方式。

与“R太太”是在恐怖下被迫的合作者不同,“米夏拉”甚至很有些享受这种“日常的恐怖”,比起那种单纯的免于恐惧的胁迫,“米夏拉”与斯塔西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风险交易:她提供情报,而对方给予奖励。在最开始时,她也许真的出于恐惧不得不参与其中,但很快,她就发现这种告发可以给她带来物质上的利益,她甚至相信自己可以“利用”斯塔西,来为自己在东德这个冰冷的官僚机器中牟取超出常人的优越地位和特权。这些特权使她可以有一个在画廊里的好工作、可以访问瑞士,这个对大部分东德普通人来说只能在梦中成行的地方;这种奖励随着她越来越深入地扮演(或是投身于)线民这个角色而越发丰厚,1982年,她甚至因为自己卓越的线民工作而获得了“功在祖国银质勋章”和组织送给她的50马克礼物,只不过就像所有斯塔西的工作人员和同路人一样,这枚勋章不能光荣地别在胸前展示罢了。

“米夏拉”与斯塔西的“如此甜蜜合作”看起来似乎多少可以消解这种日常的恐怖,它意味着如果成为这一组织的同路人,乃是一件富有前景的光荣事业,前提是这个组织已经诞育这个组织的政权不会瓦解。在“米夏拉”逐渐将自己的热情倾泻到线民事业时,后者看起来几乎是一个神话,民主德国稳如泰山,斯塔西也大权在握,投入它的怀抱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这似乎也印证了民主德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反复宣传的口号:“将个人奉献给集体是光荣而且值得的”。

但这恰恰是这种日常的恐惧中隐藏最深、也最令人骨战之处,通过威胁恫吓所制造的恐怖只能使人貌恭而心不服,而这种鼓励和支持的手段则可以将另一种恐怖深深地扎入民众的心灵当中,这种恐怖的特点是害怕失去,因为他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由这个体制所提供的,这个体制已经掌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除了它能给予这些特权和利益之外,别无他人。因此,一旦违背他们的意旨,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是失去现有的一切,被突然打入地狱比本身已经生活在地狱更令人恐怖。

于是,“米夏拉”们为了保有他们所得到的一切,便更加紧密地拥抱这个使他们感到恐怖的体制,所以,在阅读这些斯塔西的档案时,时时让人发出某种荒谬的骇笑,就像加顿艾什对照自己的记忆和日记所发现的那样,这些职业线民时常会故意篡改甚至编造一些不存在的细节,竭力揣测组织的意图以提供吻合的情报和分析,从而在每一次微小的奖励中麻痹自己的良知,直到成为这种日常恐怖的志愿帮凶。

加顿艾什在书里似乎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只是发现了“米夏拉”言辞的前后矛盾之处,并且将其解释为了自尊而进行的自我欺骗,但他肯定感受到了这种日常的恐怖所具有的强大魔力。甚至在那个诞育它的政权已经崩溃多年以后,恐怖的余威仍然久久不散。以至于当他从“米夏拉”那里出来,回到旅馆中坐下,经过半个小时终于提起笔时,“发现自己的手仍在发抖”。

个人:反抗“平庸之恶”?

帕维尔·李维诺夫在发抖,被单悉索作声,他的母亲走了进来,在这个冬夜的房间里,她发现自己十二岁的儿子正躲在被子里哭泣,在黑暗里,可以看到他的脸上闪着泪水划过的光痕,他的呼吸也带着哽咽。好奇的母亲几次询问自己儿子的哭泣原因,但得到的答案却是“他们说不可以告诉你,我向他们发过誓了,这是秘密”。

母亲开始感到迷惑,而且有些愤怒,在多次的催促下,帕维尔终于告诉了母亲一切,他加入了一个名为“布尔什维克少年军”的组织,这个组织要遵从党的指示,狩猎“人民的敌人”,而这些“敌人”“到处都是,也包括在自己的家里”,因此,组织让他监视自己的父母,随时向他们报告父母的一举一动。

母亲愤怒了,这是1952年,斯大林时代的长夜即将到达尽头,但黑夜也愈发浓重,她抱紧自己的儿子,一字一句地告诉他这个简单的真理:“决不能背叛父母,哪怕书上这么说也不行,小孩子决不能这样做。”

“即使父母是坏人,也不能背叛他们吗?”

“对,即使他们是坏人!”

多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帕维尔承认,正是来自父母的这些引导,使他抵御了邪恶的诱惑,直面恐惧,成为了一名坚毅的反抗者。但在那个年头,更多的人却像“R太太”、“米夏拉”那样选择了与组织合作,他们屈服于这种日常的恐怖,甚至成为这种恐怖的志愿告密者。直到这个政权结束,他们仍然以“迫不得已”、“被迫胁从”或者“作为那个政权的公民,这是必须的义务”以及“命令就是命令”来为自己开脱。这些行为和自我解释,很容易被归纳合并在一起,打包装进一个名为“平庸之恶”的箱子里。自从汉娜·阿伦特在那场著名的对前纳粹屠犹刽子手艾希曼的审判报道中使用了这个词以后,“平庸之恶”就成了一幅万灵标签,用来贴在每一个类似的事件当中,“作恶者经常都是普通人”这句对“平庸之恶”的经典解释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口头常谈。这个词语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更深奥、更玄秘的心理学的领域,使人们陷入对人性善恶和道德的论争之中乐此不疲。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平庸之恶”是如此盛行,以至于加顿艾什在书中也没有抵制住这种诱惑而使用这个词语,但很多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词的含义,阿伦特实际上并没有将“平庸之恶”当成是人性的一部分,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为了实践“能赋予自己生命以意义的理想”而不惜牺牲道德信念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人像英雄般义无反顾地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

但反观加顿艾什书中的那些胁迫或志愿的告密线民们,却毫无疑问并不存在这种“平庸之恶”的特质。但对那些喜欢使用这个词语来作为终极答案的人来说,他们是平凡人,也是作恶者,具有这两个特点,就足够贴上“平庸之恶”的标签了。是他们放纵自己人性中的恶念,服从和支持体制的意旨,从而使口号中的邪恶通过他们之手成为恐怖的现实。是民众的冷漠和顺从,才造就了这种“平庸之恶”。

这种说法似乎颇为顺理成章,也得到加顿艾什书中那些关于死不悔改的“浮士德”们的描述的支持,但问题在于,这种观点将主要问题归咎于人,却忽视了这些平庸的恶人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比起这些所谓的“作恶者”,追究为何会产生这种邪恶似乎才是更接近本质的问题。

答案或许让很多人感到失望,那就是“意识形态”,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个老生常谈的词语背后所蕴含的巨大力量。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想象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里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具有支配整个社会资源的强大力量。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从小便受到意识形态全方位的灌输,就像一本儿童教育手册中所写到的那样“孩子像蜡一样,可塑性很大……我们必须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响……孩子必须国有化”。

个体从小就被从家庭中抽离出来,加入到被精心设计的集体之中,在这里,他们被教导存在“好人”和“坏人”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而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最大的义务就是揪出这些“坏人”,那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手段自然就是必须的,一如一名列宁格勒的女学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需要任何战略或阴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同志之间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以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们可能会向老师告发”。在苏联及其盟国的学校里,张贴在教室中的众多宣传画中有一幅就是表现少先队员应当积极告发那些违反纪律的行为。

告密经过培训可以成为一种本能,在意识形态的驯化下植入人们的脑髓之中。而适当的奖励和惩戒更可以强化这一点,即使是出于最功利的趋利避害的原因,也可以通过上面提到的那种“日常的恐怖”来成批的培养告密者。在这个社会中,体制掌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只有那些最服从、最听话的人才能获得地位、特权和金钱,既然如此,那为何不拥抱体制的强大势力呢?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与其说是“平庸之恶”,倒毋宁说是使恶变得平庸。在这种社会下,善恶之间的道德观被扭曲了,以至于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检举告发别人是一种恶,而是在完成一项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更何况,它是有利可图的。

因此,在加顿艾什的书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反抗这种邪恶的例证,即使很多人在事后辩称自己只是把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交给斯塔西作为报告,但这不过是政权倒塌后道德复归的自我辩护而已,真正的情况恐怕仍然是人们胁迫或志愿地加入到这场散布恐惧的恶的合唱当中。

在这种集体作恶的情况下,个人的反抗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反抗这种邪恶所付出的代价极大,少数心怀良知者一旦踏上反抗之路,等在前面的往往是最残酷的结局。对斯塔西监控下的东德人来说,反抗之路的终点就是莱比锡市南郊的安特大街48号,民主德国的中央行刑地。那些胆敢反抗这一政权的人不是在监狱里等待死亡,就是被送往死亡的路上。

通往行刑地的模式是一样的,一辆东德街头最常见的白色Barkas1000型小面包车停在面前,戴着手铐的死刑犯被押上车,在暮色垂下时被送往这座方块石建起的大楼后门,到达目的地后,两个警察会把犯人架下车,送进一间小囚室里,在这里,他可以满足最后的愿望,一顿不超过10马克的最后晚餐,接着,他们被蒙住眼睛,带到一个小房间里,行刑者悠闲地吸着烟,只等时间一到,便将一颗子弹射进囚犯的后脑勺,然后再在心脏上补上一枪,尽管这不过是例行公事,但却可以在之后开具的死亡证明“死因”一栏里玩世不恭地写上“心肌梗死”。

这些以人民之名执行的死刑,人民一无所知,家属自然也不会得到遗体,尸体会被火化,这些灰白的粉末被撒在周围的建筑垃圾里,那些体型标致的尸体则被送往医学院的解剖室,以便让这些反抗体制的“罪犯”为他们对伟大祖国犯下的重罪进行一点有价值的弥补。

加顿艾什的书里没有这些牺牲者的身影,在常规的叙事中,这些牺牲者,连同那些因为跨越柏林墙而被击毙的人一起,被列入不绝如缕的抗争系谱当中,他们被视为1989年11月10日走上街头那10万东柏林人的前辈,正是他们的抗争精神最终获得了胜利。就像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所写到的那样:“11月9日夜间突破大墙的力量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东柏林人,除了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纪律以及人多势众之外,别无他物”。

但这恐怕是历史学家制造出的另一个反抗的神话——人民的神话。就像帕维尔之所以能抵制告密的邪恶诱惑那样,并不仅仅是个人良知的发现,也不仅仅是母亲的告诫使他警醒,而是因为他出身的李维诺夫家乃是斯大林时代权高势重的苏联高官家庭,他的父母可以动用权势保护自己的儿子不陷入那种导入邪道的意识形态之中,实际上,最初的反抗者也往往出自这样的家庭;而1989年广场上的一幕,如果苏联的武装力量一如既往地像33年前它在波兰、在匈牙利所做的那样,那么柏林墙也许还耸立早那里,只不过是莱比锡南郊的垃圾场上又多了几把白灰而已。

真正改变的是这个政权,当权者已经日薄西山,他昔日的靠山苏联如今已经陷入危机之中,自顾不暇,“老大哥”无法再像以往那样给予他亲密的“小兄弟”强大的后盾支持了。斯塔西虽然仍然在负隅顽抗,用大棒和枪托来代替谈话,但却发现自己在失去了靠山之后独木难支。只有当确信监狱和子弹开始失去它们的威力时,民众的声音才会响起来,这种声音才会带领人们驱散日常的恐怖,对抗他们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邪恶。

时间是最终的裁决者,多年以后,恐怖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消散,邪恶也已成为历史,但记忆还在徘徊不去,它们藏在成千上万的档案中,不断提示人们过去的那些时日真切的存在,而且时间似乎在磨蚀那些旧日痕迹的同时,让那些被掩藏的真相更加清晰,从而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当加顿艾什在高克机构里打开属于自己的那份档案时,他打开的是一段熟悉而又陌生的记忆,他试图通过这些记忆去拼接一个在对与错、善与恶的绝对标准下严格审视的过去,但当他将这份档案封存时,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承认他完成了这个目的。是的,他揭开了那个恐怖时代邪恶的一角,但从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一个人们难以回避的现实——陷入邪恶是多么的容易。

但记忆毕竟是记忆,有时它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抵制邪恶对它的破坏。当塑造这段恐怖的记忆的政权崩溃之际,德累斯顿的一名微不足道的克格勃特工正在执行上级的任务,配合他的斯塔西同行将那些浸透了记忆的档案塞进焚烧炉里打算销毁这些未来的罪证,但因为塞得太多,炉子爆炸了。档案生存了下来,特工也是。这名克格勃特工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普京。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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