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及说明

北京的春天,一点儿也不明媚,每年几乎都要刮那么一场或两场黄沙风,没有亲身经历过黄沙风的人们,简直难以想像刮起黄沙风的时候是何种“壮观”的景象。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刚刚脱去了厚厚的棉袄,换上轻便的毛衣的季节,还没等寒冬里的人们喘过一口气,那天便黄云蔽日地来了场黄沙风,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一转眼就像谁在天幕下面扯了一块黑黄色的纱巾一样,到处又黑又暗。

那天是个星期日,不用上学,一九五七年因戴了右派帽子而被驱赶到乡下去的父亲正值回京探亲,也在家里。院子里叮铃铃一阵自行车响声,我喜出望外地往外跑:

“二姐回来了!”

二姐是北京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平日住校,星期天才回家,不过,这一年来,她连每周的星期天似乎也没空回来了,就算回来,也是躲进她的小屋看书,对我们不理不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倒好象我们大家得罪了她一样。

二姐把车放在窗沿下便进屋了,一看爸爸坐在堂屋,先是一怔,然后像是睹气似的小声地叫了地声:

“爸爸!”

回转身,背着那个硕大、沈重的军绿色帆布书包,三步并作两步地进了她的小屋。

“这孩子,每次回来都好像生了谁的气似的,”母亲在堂屋里抱怨着,“自从上了大学,话也不愿跟我说了,就像很讨厌我们似的。”

父亲没说什么,走到小几前,扭开了收音机,喇叭传出女高音尖着嗓子唱出的歌剧《江姐》插曲。父亲笑着对妈说:

“哈哈,收音机里天天这么唱,江姐的儿子听了怎么想?”

母亲赶快用眼扫了一下二姐的房门:

“你小声点,让她听见可不得了!”

“我的女儿我还要怕呀?五七年我是右派,后来六二年的时候,人家把帽子给我摘掉了,我现在跟你们一样……”

“嘘。”母亲低声说,“你这个人真是牛皮糊的灯笼,不点不明白,你确是摘了帽子,但你还是摘了帽子的右派。”

父亲听到此,不吭声了,但脸上仍不服气。

那时,中共已展开了对“三家村”的批判,所谓“三家村”,即邓拓、吴晗、廖沫沙联写的《三家村札记》,文笔生动、针砭时弊,却被当局认为是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吴晗后来写了一份自我批评,各单位的干部将此当作文件材料,派发给所有人。

父亲问:

“你看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了吗?”

“没有,发了两份了,塞在抽屉里,没看。”母亲一面织着毛衣一面答道。

“他可不是真心作自我批评,看吧,不知又要给他扣什么帽子了。”

“你就少说两句好不好?”母亲嗔怪地望了一眼父亲,“那些文化界的问题,我们又不瞭解,乱讲什么呀。我就从来不讲,开会讨论,不得不讲,再讲几句别人都讲过的。”

二姐“砰”一声推开她那间小屋的门,一步跨入堂屋,脸色通红地嚷着:

“你们太过分了。”

父亲母亲被她这名突如其来的话吓了一跳,母亲很快恢复了神态,冲着父亲说:

“我都说不让你乱讲话了,你偏……”

话未说完,被二姐打断:

“你跟他一样,根本就没有接受改造的意思,你(指父亲)刚才讲江姐的那些话我全听见了!江姐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烈,怎能允许你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去设想烈士的后代?

我本来就不想回家,一回到家就遇到这些事,真让人烦死了。以后,没什么特殊的事,我就不回家了,真不愿回这个家!“

二姐一面说着一面又背起了她那又大、又重的军绿色帆布书包。

“哎,你不在家吃完饭再走吗?”母亲想輓留二姐,“我还买了鱼呢!”

“别想用物质来拉拢我。”

“什么?你说什么?”母亲有些耳聋,听不见。

二姐已走到院子,扶起她那辆落满了黄尘的自行车,拍拍车座子,推车向大门口。

“二姐,你真的要走?一星期才一次……”我素来崇拜二姐的智商,她的思维能力之强,数理化、文史哲没有一样难得了她,在许多事情的决断上面,我很重视她的意见。

二姐很郑重地说:

“我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谁让我们出身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我们要革命,要不愧为中国的新一代,就必须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我宁可住到学校去,也不愿再回我的这个家。”

说完,二姐飞身上车,走了。饭也没吃,从她的学校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车才到家,只是听了父母的一段对话,就气得饿着肚子回学校,我佩服她的勇气。

母亲安慰着父亲:

“这孩子从小惯坏了,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哪有这样跟爸爸说话的。别理她,由她去好了。”

话虽这样说,母亲仍难掩心中的烦乱,一起身,正在织着的毛衣的毛线团滚了一地,沾着从外面吹进来的黄土面儿。

父亲紧闭着嘴一名话也不说,眼怔怔地望着院子那两棵孤清清的苹果树,五月了,不知怎么还没有长出叶子,只有几个嫩苞,鼓鼓地――春天近了吗?

文章来源:开放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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