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父亲是医生,祖父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已故去,遗下五子一女,祖母好赌,余下的钱几乎全让她老人家花在牌桌上了,父亲行四,五叔是遗腹子,两兄弟自幼生活清苦,但却聪敏过人,学业很有成就。

后来,父亲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考进了广州的一所医学院,叔父则靠着自身的努力,考上北京的燕京大学,四十年代去了美国,在联合国作中文翻译的工作。

父亲大学刚毕业,遇上中日战争,作为一名热血的爱国青年,父亲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队伍,他当时已是医生,便组织了一个医疗抢救小组,开了一辆救护车,深入中国腹地的大后方,抢救战场上受伤的伤员。

谁叫他做这些事的?没有人命令他去做,惟有一股爱国、救国的热情支持着他。

三十年代末,父亲与母亲婚后去了上海定居。当时,肺结核(肺痨)是一种如同今日的癌症一样的恶疾,不论谁人一旦患上,便喻示着已离天堂不远了。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没有特效药医生也束手无策。

父亲决心向肺结核病“进攻”,当他在四十年代中,研究此症初露头角的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医学教授,在上海发现了这位奋发的青年,与他攀谈一番之后,决定送他去美国进修。

三年后,父亲在哥大的学习成绩斐然,校方欢天喜地的要留下这位胸怀大志的青年,然而,就在那时,遥远的东方传来瞭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四百万雄师过大江,共产党即将一扫国民党史的颓丧、腐败,而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父亲婉言谢绝了校方盛情的輓留,提着为上海肺病医院购置的X光机——那是诊断肺病不可缺少的,还有先进的血压计、血沈计等化验用的仪器,只带了一小包为子女买的玩具,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赶回了上海。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父亲庆幸着自己那么适时地回来,终于亲耳听到了这句令人热泪也滚下来的话语。他想起从美国回上海的途中,路经香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年迈的母亲一再叫他留下:

“你看我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趁我还没全瘫在床上,你就回来香港吧,叫家嫂带孩子们也过来,一家团圆,多好!共产党啊,唉,靠不住啊……。”

“不,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怎么可以在这里住下去?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要回去作一名新中国的医生。等我回去安顿好,把你接过去住几年也不错嘛。”

祖母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啊,从小就这个脾气,想好的事,十匹马也拉不回你,也许……。”话未说完,祖母呛咳起来,一阵紧似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父亲轻捶着她的背,忽然祖母吐出一口带血丝的痰来。

肺痨?

刚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的父亲,对肺病了如指掌,马上意识到祖母患了什么病。但行期日近,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就等于永远也走不出香港,见不到新中国的成立了。

父亲叫来他的兄弟,匆匆忙忙嘱咐了几句如何应付祖母的病,便背着行李上路了。新中国在向他召唤,新中国在等着他,新中国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

新的国家、新的责任、新的人民,父亲的热血沸腾着,为了支援解放后人才缺乏的北京,竟将全家从温暖的南方迁到当年飞沙走石的首都。

“北京那里虽然破旧,但她却是新中国的首都,想到此,我便激动万分。”父亲后来这样跟我们说。

新中国成立第四年,一九五三年,上级说要搞“三反运动”,“三反”即反贪污、反官僚、反浪费。有天医院党委的同志找父亲谈话:

“有人揭发你,说你有贪污行为,你看你怎么解释?”

“我?贪污?”父亲睁着茫然的眼睛,讲不出一句话。

“你还想狡赖?人家都把你供出来了,想抵赖也不容易。”那位同志似乎认定父亲一定是犯了贪污罪,口气颇为强硬。

原来,那是父亲曾工作过的上海某医院的一名会计,因“三反”运动逼得太急,胡乱点了几个人,说是贪污,这其中不幸地包括了父亲。

“我愿当面对质,以洗清白。”父亲惟有这样表示。

几天以后,父亲手镣脚铐地被推上火车,座椅没有他的位置——贪污犯哪能那么舒服,他只能蜷屈在火车通道上,四个押解“贪污犯”的男人,抽着烟,吊着脚,围坐在一处打扑克。冬夜,在荒野奔驰的火车厢中,不时地传来他们开怀的笑声与叫牌声。

对质倒也简单,不必去法院,也不必有法院派出的公证人,找来那位会计,再有几位干部同志,就在党委小小的办公室开始了。

会计哆哆嗦嗦地说了实话:

“运动一来,叫我交待谁贪污,交待不出就过不了关,我就把他供出来了,其实他没有贪污,是我冤枉他……”会计说着说着竟声泪俱下。

“我是医生,从不做这种事!”父亲以为从此可以一洗冤屈。“我离开这家医院去北京的时候,还曾捐赠了一批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医疗仪器,怎么会……。”

三天后,那押解父亲的四个男人,像拥了老朋友似的把父亲送回北京:

“行啦,你没事儿了。”

父亲以为这种搞错的冤案难免,既然调查过后没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三反运动始于初冬,结束时,寒冬尚未离去。一天父亲刚刚处理完院务,那个医院党委的同志穿着臃肿的棉制服,门都不敲一下,走进来了:

“喂,你明天不用在这儿办公了。”口气像块冷硬的石头,且不容人置辩,接着,递给父亲一个牛皮纸的信封,走出去了。

父亲打开信封,上面伶仃写了几行小字,大意是撤销父亲医院院长职务,并从同年同月起降薪降职。

父亲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忙推门追上那位党委同志:

“为什么要这样?可不可以解释?”

这党委同志十分雍容地转动着他那裹着棉制服的身躯,在暗黑的走廊里,向着父亲,几乎是宽容地一笑:

“你还不知道吗?前些日子的事,今儿就全忘啦?”

“不,那是搞错的,已经去调查过的了。”父亲辩道。

“对,对,但那也是接受审查呀,你看我们医院,接受审查的有几个人?我们的院长,能让一名接受过审查的人作吗?知识分子,可不作兴翘尾巴哟。”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暗黑的走廊中发出空洞的声响。

父亲无话可说了,呆在那里,目送着倒背着手、越走越远的棉制服,心中一片空白。

四年后,又一场政治运动悄然掩至,叫做“大鸣大放”——请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

这时的父亲,已成为一名针灸医生。留学美国的西医,怎么变成针灸医生呢?这是只有中国大陆才能发生的怪事。

一九五三年三反运动后,父亲被无端撤去了院长职务,甚至连胸外科医生也不准他做——据说怕他实行阶级报复,持手术刀杀人。

医院的针灸科前,挤着一大群男女老少病人,候诊椅坐不下那么多人,许多人就那么站着等,更有些是担架抬来的瘫痪病人。

“这杨大夫可真不得了,一针下去就见好。”

“可不是,人家是喝过洋水的西医呀。”

“哎吔,怎么西医变成了针灸大夫了?”

“这杨大夫原来是胸外科的,后来……”那病人尽量放低了声音,俯在旁边一个病人的耳朵旁说道。

“我才不管什么审查不审查的,当大夫的,能给人看好了病,就是好人,对不对?”

候诊室的病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时钟指向六点——该下班了,可是候诊室的病人仍未散去,父亲笑咪咪地跟这个说说话,跟那个问问病情,全然不知道了下班时间。

“喂,下了班别走,要开会啊!”一个人事科的干事门也不敲,便走进来扔下这一句话,不等父亲回答,就转身走了。

父亲想起今天是女儿的生日,但……机械地看了一眼手錶,无奈地叹了口气。

当父亲踏入会议室的时候,已坐满了一屋子的人,没有人说笑,香烟雾弥漫了整个空间,党委同志正在和颜悦色地作报告:

“今天,我们把大家请来,是想请大家,为我们党提意见,大家,啊,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最懂道理,最瞭解党的政策,为了,啊,帮助党整风,所以啊,请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向党提意见。不要有顾虑哟,也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哟。”

屋子里静得能听到吸烟人吸烟的声音,空气像是凝住了,内科主任方大夫,靠在椅背上,双目微闭;麻醉科教授傅玉平,眼睛越过窗外,紧抿着厚嘴唇;小儿科专家梁淑真神经质地折着一张纸头,展开,又折起。

“杨大夫,刚下班啊?”党委同志不知怎地,一眼便“看”上了父亲。“五三年搞运动时,组织上处理得不太好,听说你有些怨气,是不是?讲出来嘛,我刚才都说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嘛,帮助咱们党整风,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哟。”

父亲虽走进这间会议室,但他一直沈浸在刚才他那些病人的病历之中——王大勇的神经衰弱症,先要解决他的失眠;黎若微的耳聋症是神经性而非器质性,针刺应可治愈……。

听了党委同志这一番“启发”,父亲感到有些迷茫,四年前的事,已经慢慢淡忘,不作胸外科医生,作针炙科大夫一样为病人解除痛苦,父亲每日都为治愈一个病人而兴奋,他用他西医的诊断学为病人断症,用西方的解剖学寻找人体的穴位,他这些年来,简直就是沈浸在中西医结合医治病人的快乐之中,却没什么时间去想四年前的冤案。

看父亲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党委同志又再“启发”了:

“现在有人说三反弄得一团糟,你说是不是啊?”

父亲不知就里,附和着: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那时候,把我打成贪污犯,除没强奸妇女外,什么罪状都有了,把我囚进牢中一个多月,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说话,一天只给两个窝头吃,只准大便两次。唉,真是有苦难说呀。”

党委同志脸不变色,继续和蔼地说:

“是啊,有人说共产党残酷,你说是不是啊?”他显然在搞“引蛇出洞”的一套。

“残酷?我不知道,但有些人比国民党不不如,我在看病的时候,见过好多个因为运动而患精神病的,怎么可以对人民这样呢?”父亲越说越愤激起来,甚至指责院方不应派不懂医务的党官,指挥医生的业务,“外行怎么能领导内行?”

父亲说到这里,屋子里的空气开始活跃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些年来见到的怪现象,内科主任方大夫也说了他遇到的因受运动所逼而自杀的病人:

“我那个病人跟了我好几年,人非常正直,是个会计师,上海圣约翰毕业的,结果三反一来,他就成了单位的靶子,他怎么辩解也没用,人家就指着他说:

“你这个旧社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当会计是沾钱的事儿,怎么可能不贪污,就算没查出来,那说明你藏得好。”

我这病人跟我说了好几次,说他连续一个星期失眠,怎么也洗不清自己,后来就把我给他的安眠药集在一起,全呑下去,他老婆发现了,连忙把他送到我这儿来,又洗胃又洗肠,可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却说:让我死吧,乾嘛救我?

我给他一些镇静药,就下班回家了,结果第二天上班时,护士告诉我,昨天晚上这病人爬上六楼,然后推开窗子,跳下去。

护士告诉我,他躺在那硬冷的地上时,眼睛竟比平时睁得还大,全身一点血也没出,那是内伤致死的。“

方大夫讲完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后,党委同志脸上不自然地抽搐了几下,依然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

“我看,今天的会开得不错,谢谢大家为我们的党提了那么多宝贵意见,啊,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吧。”

父亲回到家兴奋地对母亲说:

“共产党真不错,还叫我们提意见呢,国民党也没有这样过呀,看来,共产党还是有希望。”四年前的那场冤案,似乎被父亲忘掉了。

母亲忧郁地答道:

“我们小儿科今天也开了会,我没吭声,谁知道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你呀,还是小心点儿,少说两句。”

“你这人真是,人家共产党知错必改嘛,你又疑神疑鬼起来……。”

母亲不说话,走到房间里去。

一个月后医院党委召开全院职工大会,还是那位党委同志,以极严肃的神情宣布:

“杨子忠恶毒攻击共产党,后果极其严重,现经本院党委批准,杨子忠被划为极右分子,并撤销其所有职务,停薪停职,到河北接受劳动改造!”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站起来喊道:

“打倒极右分子杨子忠!”

“不准极右分子散布反动言论!”

“不准恶毒攻击共产党!”

那天在一个屋子里开会的方大夫、麻醉科的傅玉平、小儿科的梁淑真,都举起了自己的拳头,跟着那年轻人大声地呼着口号,会场上群情激昂。

父亲仿佛在做梦。

文章来源:开放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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